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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写过的一篇论文，你看着删改。

浅析洋务运动与中国近代化

摘要：

在中国近代化的进程中，在向西方学习的过程中，一直存在着这样的一个矛盾，即如何让各阶层所做出的种种努力（包括改良、改革、革命等方式）适应中国的国情，并且推动着这个庞大的国家机器良好运转，这一直是摆在统治者和其他有志之士面前的巨大问题。而对于西方先进文明的态度，中方则表现出两种倾向：一、承认并接受西方的先进文明，但是有限制的引进和学习，在政治上选择了极其保守甚至是否定的太虚，如洋务运动；二、不顾中国现阶段的国情，而盲目地把西方的先进文明全套应用于中国，从而结果适得其反，如维新变法和辛亥革命。而国家和民族也是在不断地探索之中慢慢发展的。而洋务运动作为中国近代史上一次极其重大的近代化运动。其在中国的近代化过程中扮演着十分重要的地位。范文澜和胡绳试图以阶级分析方法来确定洋务运动的性质为一场反动活动，笔者认为这样一概而论的说法是十分不科学，缺乏客观性和公正性的。在此笔者试以阐述洋务运动和中国近代化的联系，并对洋务运动的历史地位做一个客观的评定。

关键词： 洋务运动 近代化 资本主义 中体西用

德国人贡德•弗兰克说直到十九世纪之前，“作为中央之国的中国，不仅是东亚纳贡贸易体系的中心，而且在整个世界经济中即便不是中心，也占据支配其地位”。而在十八世纪末，中国在世界制造业总产量的所占份额超过整个欧洲五个百分点，大约相当于英国的八倍，俄国的六倍，日本的九倍。中国何其繁华！而如此的泱泱大国在世界资本主义经济兴起与发展的大潮涌来的时候，却选择了闭关锁国。从而中国与这世界逐渐脱节落伍了。当第一次和第二次鸦片战争继而打响的时候，清朝统治者才从这天朝上国的梦境中醒过来，才寻求变更之道，谋求壮大之法。而在此之前林则徐、魏源、徐继畲等先进的封建地主阶级知识分子已经著书立说或者翻译西方的某些著作，开始把西方先进的文明传播到中国，他们是“开眼看世界”的先路人物。如林则徐组织翻译的《四洲志》和魏源的《海国图志》，徐继畲的《瀛环志略》为国人了解西方和对西方文明的传播均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理性的初步觉醒，对西方的现代化的认识，它所带来的必然是对西方文明的更深层次的思索和探索，对传统文明更深层次的批判和扬弃。
1861年，冯桂芬提出“以中国之伦常名教为原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术”的主张，可以说是“中体西用”的思想的滥觞。而在此后，早期改良派的代表人物王韬、薛福成、郑观应等人进一步阐述了这一主张。张之洞向光绪帝进呈了《劝学篇》，重申了“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从理论上概括了洋务运动的指导思想。这里的“中学”即是以孔孟之道为中心的封建文化和伦理道德，“西学”就是西艺和西政。张之洞认为，旧学为立国之根本，新学为巩固根本的权宜手段。张之洞的观点表明他在学习西学的过程中是比较开明的具有改革倾向的地主阶级知识分子。而“中体西用”论在维护封建旧学的同时，也促进了西学的传播。对其简单的全部否定也是不公平的。我们不能忽略这样的事实：西方资本主义近代文明价值体系虽然在一定程度上被当权者歪曲和割裂，但是它还是被封建文明适度地接受，并在当时的政治历史环境下衍生出一种合理的相对可行的模式。
尽管洋务运动并没有也不会去对传统文明进行批判和扬弃，但是洋务派的产生和洋务运动的兴起也是顺应着历史发展的整体趋势的。只是在这个多事之秋，清政府的统治阶层启用洋务派，“中兴”才有了更多的可能。如果放在康乾，把这样的一套模式应用于这个王朝，无异于是天方夜谭。所以说是列强的侵凌为洋务派在近代中国政治舞台的上演提供了更多的可能性的条件。中国近代化并非是中国自然演进的结果，而是在严重的民族危机和急迫的救国救民的任务的逼迫下，近代中国人只好以最快的速度采借西方文明，试图借用西方的近代化的成果，作为救国救民的工具。而农民阶级没有先进的纲领知道和组织领导没有能力建立新社会，而资产阶级还没有诞生的情况下，洋务运动的勃兴便也是自然而然的了。
而中国近代化有着其显著的特点：
一、中国近代化的动机，并非来自于自身这个社会结果的内部，而是源自于巨大的外部压力。在西方列强侵扰我疆土的情况下，清政府才选择了这样的一种方式，所以说这种方式有着其自身太多的被动性。近代化的阶级基础、物质基础等仍然是十分的薄弱，甚至是缺失的，但是在比较困难的情况下依然发挥了其某些比较积极的作用。
二、中国近代化的方式是从经济领域中的军事工业起步的，继而发展采矿、冶炼、通讯和纺织等基础性轻工业。这固然与中国当时的政治环境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只有优先发展军事力量，才能逐步达到“自强”的目的。而表现在其他的方面，如在科技领域，先是有应用科学的出现，继而才有基础科学的出现。这反映出这样的一个现实问题，中国近代化在发展程序上是颠倒的。这势必导致近代化各方面的基础的绝对薄弱。
三、我们可以看出中国近代化是由清政府中的某些具有一定的近代化的权利精英发起和主持的，这与西方自下而上的运动方式是恰好相反的。而这也是由于中国当时特殊的国情决定的，只有采取这样的方式，当时的中国才能最快速度地启动近代化。而由于这些掌握着近代化进程的权力精英们带有浓重的旧时代的色彩，他们的思想脱离封建烙印，他们由他们这样的一类人所主持的中国近代化运动从领导阶层及发展走向来说，都是不健康的。势必会走上早亡的宿命。
“洋务”，顾名思义，即是与洋人交往之事务。对于洋务运动的成果，我们从现代化理论中的三层次来逐一的说明：
一、器物层次的近代化，主要表现为工业化。社会经济由农业为主转变为以工业为主，这是一个国家近代化的基本标志。洋务运动打着“自强”“求富”的旗号，冲破层层阻力，从西方引进了现代大机器生产，同时引进的还有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初步奠定了中国近代化的物质基础。真正意义上的近代军事工业是从1865年曾国藩、李鸿章在丁日昌的提议下，在上海创办江南制造总局开始的。当时规模较大的军工局厂有江南制造总局、金陵制造局、福州船政局、天津机械局、湖北枪炮厂。由于这些军事工业的建设，在一定程度上增强了清军的战斗力，特别是为维护清朝的封建统治，剿灭太平军和捻军发挥了十分重大的作用。这些军事工业的建立除了增强了清政府的军事实力和国防力量，而且对之后的民用工业的发挥起到了一种引领和指导的作用。轮船航运、电线电报、纺织工业煤铁开采和铁路建设，是洋务派开创的民用工业代表。民族资本的注入，为近代经济的运作提供了更多的合作方式，这些带有民族资本主义性质的近代经济在全国做到了遍地开花。而到之后的20世纪初年，清政府终于放弃了重农抑商的经济立场，开始出台一系列的近代经济政策，这也说明近代经济已经开始成体制地向前发展，这就为整个社会的近代化提供了基础。
二、制度层次的近代化，其主要标志是民主型的政治机构及制度的建立。洋务运动虽然没有直接触及到封建制度的统治核心，但是洋务运动在经济领域的发展却间接地促使了中国政治制度的改革。虽然清王朝从本质上是绝对不希望有什么政治改革，洋务运动的兴起的目的正是为了维护和巩固清王朝的封建统治。但是清王朝力图控制洋务运动不涉及到政治，可是却改变不了奔腾而下的世界经济发展潮流。从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关系来讲，经济和政治的相互影响的关系在洋务运动中并不能得到最大程度的彰显。因为在此无论经济，还是政治其自身的发展都是不完善的，都没有得到自由的发展。生产力的发展要适应生产关系的发展，这是经济发展所要必须遵循的客观规律。如果脱离生产关系去盲目地追求生产力，这无异于是玩火自焚。而洋务运动的失败也是在于它没有触动到清政府所坚守的政治体制，洋务运动后期分离出一批新兴的民族资产阶级，但是此时的民族资产阶级作为一种新生的阶级力量显得仍然是如此的单薄，他们具有自身的软弱性和妥协性。一方面想摆脱封建因素的束缚，另一方面却又依赖这些封建势力。此时的民族资产阶级显然担负不起救亡图存的民族大任，也不能寄希望他们推翻以强大的封建小农经济为经济基础的清王朝。中国人在十九世纪七八世纪
三、思想文化层次的近代化，即社会的文化信仰系统和人文价值体系以及社会风俗等方面的人的内在素质的提高。洋务运动文化教育的涉及面是比较广泛的，它培养了包括翻译、外交、科学技术、企业管理、机械制造、电报、矿务、水陆军事等多方面的专门人才。翻译人才还把西方的先进的知识和思想文化著作翻译到中国来，让已近窒息的中国接触到了些许新鲜的空气，可怎奈这些许的努力也改变不了清政府的颓势。而大兴洋务教育也是洋务运动的运行和实践过程中意识到了人才的重要性而逐渐举办的，是为洋务运动的进一步开展所服务的。人才的培养和引进，让更多的人意识到了自身的缺陷比比皆是，唯有自我发愤图强才能改变这样的落后现状。洋务教育的意义还在于西方新式的教育观念和教育价值体系已经逐渐地渗透到原本的封建教育之中，而教育的内容也更加的宽泛。越来越多的人发现并意识到那些封建的典籍只能当做一种处于封建小农经济时期的民风教化的媒介，其并不能转化为生产力创造财富。更多的中国人（此时主要是封建地主阶级中的先进知识分子）热衷于对新知识的追求和对新思想新学说的引进和实践，他们已经开始逐渐从皇权的束缚之中走出来，开始思索这个国家和民族的走向。学西夷之长，兴洋务之业，日益成为社会的共识。“逮其久，风气渐开，凡人心智慧不同，且将自发其复，臣料数十年之后，中国富商大贾必有仿照洋机器制作以自求利益者”，其后的历史证实了李鸿章这一洋务运动代表人物的预测。
旧的封建政治经济体系已经走向了崩溃的边缘，而新的政治经济体系已经开始萌生并在之后的历史时期中开始发挥作用。“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这一洋务思想体系，曾在中国近代化进程中起过巨大的推动作用，但在十九世纪八九十年代以后，这个思想体系便成为了社会发展的桎梏。而在中法战争后社会上已经逐渐形成了一股要求改革封建政治、经济、文化的新思潮。而在甲午中日战争中清朝海陆军的惨败，意味着洋务运动的破产，随之而来的是维新变法运动的高涨，洋务运动就被新的历史潮流所淹没了。由于洋务运动的刺激，一部分激进分子对于西方民主政治和自由经济更加的欣羡，并且落实到行动之中。梁启超、康有为式的“维新”和孙中山、黄兴式的“革命”，便是其政治表现。
而随着洋务运动的开展，也诞生了我国最早的一批民族资产阶级。近代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是在十九世纪的七八十年代才开始与买办资本、官僚资本逐渐分离而形成的，近代中国无产阶级则是在之前已经诞生了。毛泽东在《丢掉幻想，准备斗争》一文中这样说：“帝国主义的侵略刺激了中国的社会经济，使它发生了变化，造成了帝国主义的对立物——造成了中国的民族工业，造成了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而特别是造成了在帝国主义直接经营的企业中、在官僚资本的企业中、在民族资产阶级的企业中做工的中国无产阶级。”而洋务运动的如火如荼的进行，也推动和促使了这个中国历史上最革命的阶级的壮大。而在十九世纪八十年代，新生的中国工人阶级便开始了反剥削反压迫的斗争记录。例如开平矿务局煤矿工人为提高工资而罢工。而到1919年之后，中国无产阶级才作为一个独立的阶级走上革命舞台，并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成为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的领导阶级。
在封建制度濒于死亡，中国历史面临空前变动的时代，封建顽固派坚持固有的旧的秩序，而不懂得变通，这充分暴露出了封建政治模式之下的顽固派的愚昧无知。洋务运动的成功之处则在于它把那个时代先进的文明引进到国内，促使了更多的人“睁眼看世界”，让更多的士大夫走出书斋，让更多的国民惊醒。看到与列强的差距，萌生出更浓重的危机感和忧患意识，从而深化了“落后就要挨打”的意识。洋务运动在中国近代史上无疑是一件里程碑式的重大事件。虽然它有着这样那样的不完善，但是它把中国带向了一个谋求自我发展的轨道。如后来的戊戌变法和辛亥革命以及张謇等人的创办大批实业以期救国都是受此影响。我也觉得洋务运动是中国近代史上一次赶超列强的一次大好时机，它获得了当权者的支持，自上而下得到了比较良好的贯彻和实施。只是无论是从这次运动的领导者还是当时的历史政治环境都决定了这次运动只能在某些领域做一些基本的调整，而做不到强有力的彻底的变革。
而洋务运动的失败表明：只搞经济体制改革，不搞政治体制改革，往往最后经济体制的改革的成果也会失去保障。而洋务运动作为一场快捷而不深入的近代化运动，封建势力和封建思想依然是最大的制约因素。经济的近代化固然重要，而人的近代化，思想的变革才是真正的近代化。洋务运动的失败也直接地说明着这样的一个道理，欲救亡图存，就得从根本上去改变这个国家的政治制度。有了国家机器的有力保障，各项变革才会有条不紊地得到强有力的实施，从而发挥出最大的成效。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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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帝国改革往事》 杜文清著 中国青年出版社 2009年1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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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中国走向近代化的里程碑》 汪林茂编著 重庆出版社 1998年8月版
7、《历史不忍细读》之《停滞的帝国》 百家讲坛编著 凤凰出版社 2009年4月版
8、《中国改革史》 漆侠主编 河北教育出版社 1997年11月版
9、《甲午战争前后的晚清政局》 石泉著 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 1997年11月版
10、《中国近现代政治思想史》 刘健清 李振亚 主编 南开大学出版社 1993年12月版
11、《知识分子与中国现代化》 何晓明著 东方出版中心 2007年8月第2版
8、《丢掉幻想，准备斗争》 （《毛泽东选集》第四卷） 人民出版社 1964年版
9、《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 （《毛泽东选集》第二卷） 人民出版社 1964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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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代袅雄
——曹操
现代人大多数都说曹操是奸雄，但宋朝以前写他是英雄的居多。曹操，字孟德，一名吉利，小字阿瞒，是中国东汉末年著名的军事家、政治家和诗人。东汉末年，各地出现许多割据一方的军阀，他们之间长期混战，有不少地方百里无人烟。这时曹操实力不断壮大，渐渐也就成了三国时代魏国的奠基人和主要缔造者，后为魏王。他的儿子曹丕称帝后，追尊为魏武帝。
曹操一生征战，为全国尽快统一，在北方广泛屯田，兴修水利，对当时的农业生产恢复有一定作用；其次，他用人唯才，打破世族门第观念，抑制豪强，所统治的地区社会经济得到恢复和发展，推动了历史的发展。此外，他还精于兵法，著《孙子略解》、《兵书接要》《孟德新书》等书。作为一代枭雄，他精通音律，善作诗歌，抒发政治抱负，并反映汉末人民苦难生活，慷慨悲凉，他在政治上的功绩亦是不凡的。
曹操统一北方的积极作用。前已叙及，东汉王朝后期，由于政治黑暗，社会生产遭到严重破坏，人民无法生活，终于爆发了轰轰烈烈的黄巾大起义。但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农民起义不可能取得最终的胜利，继之而来的是东汉王朝的解体和军阀混战。在混战中，不仅董卓、李傕等凉州军阀到处屠杀人民、抢劫财物，就是打着勤王旗号的东方将领也“纵兵钞掠”。因而普遍出现了“民人相食，州里萧条”的荒凉景象。这种情况的造成，除了应当归罪于东汉王朝的反动统治外，镇压农民起义和破坏社会生产的军阀，自然也是不可饶恕的罪首。但相对的说，各军阀之间，毕竟还是有所差别的。拿曹操来说，他虽然镇压过农民起义和滥杀过无辜人民，但从他在政治、军事、经济各方面的表现来看，他比被他消灭的那些军阀还是胜过一筹的。比如他推行屯田，兴修水利，实行盐铁官卖制度，对社会经济的恢复和经济的整顿起了积极作用。
曹操算得上一个标新立异的改革派，但他所采取的手段和措施又是非法理性的独断专制残酷无情。他虽"挟天子以令诸侯"感震天下，却又始终小心奕奕保护着苟延残喘的旧势力的代表刘汉王朝，至死不渝，抛弃了从内容到形式的彻底革命，堕入了半途而废的结局。
曹操广屯田，修水利，倡节俭，轻徭薄赋，抑制豪强，为天下老百姓做了不少好事。但无休止的争权夺利，无意义的军阀倾轧又惨杀了大批降卒和劳力，更深地加重了百姓的痛苦，阻滞了社会的进步。伸出去力图改革的大棒打在了自己的脑袋上，田野里只有多些白骨，多些流民，多些啼饥号寒的哭声而已。
曹操渴仰贤才，广纳善良，不止一次地下过招贤令、求言令，确实给当时人妖莫辨的污浊社会吹进一股清新之风，让有报复于天下的能人才俊看到了一线希望。但他对网罗来的人才首先一条要求是他们必须无条件地为曹氏集团服务，俯首帖耳地听命于他一个人，任由他私欲野心的驱使。否则，稍有不苟，必遭惩罚。这种手段和心胸又极大地摧残了天才们才华的发扬光大。孔融、杨修、荀彧、华佗这些世上少有的奇才惨死于他的手中，就彻底撕毁了他伪善的面皮。
因此我认为曹操弊大于利，而且曹操是一个新的历史时期的先头兵，他应该有一个辉煌的结果。无论是内容和形式都应该是充实的圆满的。但他矛盾的本性决定了他在关键问题上决断的底气不足。《魏氏春秋》中记夏侯敦曾极力劝操应天顺民立魏去汉。曹操却答说："若天命在吾，吾当为周文王矣。"在重要的历史转折关头，他用小小的自我满足打了个回旋，狠狠地拉了历史老人的后腿。
当时的天下大势，的确需要曹操来作一个果决地亮像，倘若果真如此，后来的历史必然是另一番景象了。但曹操却没有这一点真勇敢，他是牢牢立足于旧基础上的花朵，徒有灿烂之色，根子却是腐朽的。
所以，曹操的鞭挞宇内只不过是清扫历史殿堂的必然行为，他本人充其量不过是个尽责的佣人，一个新旧时期转换过程中接力长跑持第二棒的中间先手而已。这正如鲁迅先生所说的，曹操是个很有本事的人，至少是个英雄，但也仅仅如此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