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饮食文化与外国的饮食文化有什么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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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西文化的差异是多方面的，很复杂的。要说起文化的差异，我觉得应该先从饮食文化说起，因为“民以食为天”，它能够反映不同民族生活习惯和文化思维方面的差异。世界上有三大美食：中国、法国和意大利，我们看看这些美食方面最基本的差异。在饮食方面，中国人很注重形式，讲究“色、香、味”，所以中国烹调里，菜的样式千变万化，具体到每一道菜又非常讲究色香味的搭配。而欧洲人很讲实际，在菜的花色变化上从不下什么工夫，更讲究其营养搭配和保护，注重菜的内在质量。这是中餐和西餐的主要差异。中国人吃饭每次都上很多菜，可都长得很瘦，西方人每次菜很少，但都比中国人长得结识。再看看餐具的差别:刀叉和筷子，不仅带来了进食习惯的差异，进而影响了东西方人生活观念。刀叉必然带来分食制，而筷子肯定与家庭成员围坐桌边共同进餐相配。西方一开始就分吃，由此衍生出西方人讲究独立，子女长大后就独立闯世界的想法和习惯。而筷子带来的合餐制，突出了老老少少坐一起的家庭单元，从而让东方人拥有了比较牢固的家庭观念。不同的颜色在不同的国家和民族所代表的意义完全不同，对不同颜色的喜好从整体上可以反映一个民族或者国家的审美情趣与好恶倾向。在中国的文化背景里，红色代表着幸运、财富和吉祥喜庆，而在西方人的观念里，红色是血的颜色，表示冲动、挑衅和动乱，我们看到西班牙斗牛士拿着红布就是向牛挑战，红色可以激怒斗牛，所以，中国人在喜庆的节日里喜欢穿红色的衣服，而西方人一般选择蓝色，因为他们觉得蓝色代表冷静和沉着。在思维方式上的差别是：中国人思维比较抽象，西方人比较具体。在生活态度上的差别是：中国人偏重精神感受，西方人注重实用。在绘画和雕刻艺术上，中国画是泼墨写意，西方的油画讲究人体比例和光学原理。比如：中国人为了表现神仙可以飞行就在仙女的脚下加上几朵白云，体现飞的意境。西方人就不能理解我们这种抽象的艺术表现手法，在西方的经典的宗教题材画作中，为了说明天使在飞，就得给那些可爱的小精灵们加上一双翅膀。因为他们只有想到翅膀会飞。在雕刻作品中，中国人更注重想象力和意境，比如一个猴子蹲在马背上，它们的比例相差无几，只是表现了一种意境：马上封侯。而西方的雕刻作品讲求写实和细腻，绝不会出项这种比例失调的艺术作品。中国人在介绍来宾时，喜欢用褒扬的话语言辞，会加上很多主观评论。但西方人认为，介绍客人时不必评头论足，凡是主观性的评论都有强加的感觉，介绍主要突出被介绍人的身份、学历、职务等，而不应该附加外貌和抽象的评论。中国亲朋好友和同事之间的串门很随便，邀请别人来访无需为对方确定时间，自己去探访别人无需郑重其事征得同意。美国人则没有串门的习惯。平时如果有事上门，事先要确切地预约时间。没有得到对方的应允，随时随地随便上门时不礼貌的行为。无事打电话闲聊也是美国人视为打乱别人私人时间和活动安排的行为。中国人缺少拥抱，缺少肌肤之亲。我们不善于用肢体动作来表达人与人之间的友好和亲近，这是一个很大的遗憾。 心理学研究表明，那些经常被触摸和拥抱的小孩的心理素质要比缺乏被触摸和拥抱的健康得多。成人也是如此。人需要触摸。中国小孩远远比美国小孩受到拥抱和亲吻得少，到了十岁左右，就很少有人拥抱和吻你了，包括你的父母亲人。除了握手，我们要到谈恋爱时才会和另外一个有身体接触。也就是说，我们通常在十来年或更长的时间里，没有身体的亲密接触。在西方文化里，父母和儿女、兄弟姐妹之间、好友之间，从小到大没有间断过拥抱和亲吻。凡是正常的人都会有体会，任何言语表达不能代替肢体的表达。社会学和心理学教科书都有“身体语言”这个术语。中国文化缺少丰富的身体语言来表达人之间的感情和分享。东方人喜欢把问题复杂化，而西方人则喜欢简单，不愿使自己活得太累。许多中国人觉得西方人单纯，简直有点傻，或者说像小孩，童心重。西方本质上是一个道德至上的社会，也是一个契约社会，就是我们追求的"和谐社会",契约社会讲究“先说好后不乱”，它可以是口头的，也可以是书面的人与人之间的契约关系，有些时候要用法律文本的形式明确当事双方的责权利。即是对自己权利的保护，对他***利的尊重.中国文化讲仁爱，重义气。在西方,儿女成人后，父母没有再抚养他们的义务，回家吃饭一分一毛也要计算清楚。中国人的思想原本是极其活跃的。三教九流，书生拜孔孟，道士跪李耳，都是再正常不过的。应该庆幸中国没有过早地形成所谓的封建“神学”，也才会出现战国时期百家争鸣的大好局面。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社会性的人生大讨论，他将中国人的思想解放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儒、道、墨、法、兵……虽然立场不同，却不曾相互诋毁和排斥，每个学派各抒己见，一时间繁花似锦，硕果累累。而后呢？随着中国进入漫长的封建时代，当雄才伟略的秦始皇意识到这种思想“混乱”的局面即将对他的统治产生威胁的时候，他便急需在这众多学派中扶持一个来巩固自己的王朝。他选择了韩非，然后是李斯。接着便焚书坑儒了。一个时代的菁华被付之一炬，是历史的遗憾。再后来，一个叫刘彻的年轻天子被一个叫做董仲舒的鸿儒博士所折服，从他下达“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旨令的那一刻起，中国的封建“神学”也终于形成。从此，一根无形的绳缚牢了中国人探索的手脚，思维的空间也变得越来越狭小。较之中国，西方的宗教信仰则显得单一。除了上帝和耶稣，他们似乎再没有其他的神明偶像，因而思想也较为集中与固定。就好比是一片漆黑寂静的天空，虽然偶有亚里士多德、苏格拉底这样的巨星闪耀，但却是难以与中国诸子的全面繁荣同日而语。基督教义开始是比较宽松的。《圣经》的第一篇，名为“创世纪”，就坚决地承认这种创造的伟大。可到了中世纪中晚期，西方的封建神学也逐渐走向反动的极端，苛刻地禁锢人们的思想。这时候，一位波兰学者挺身而出，拿着他的“日心说”的观点，敲响了旧时代的丧钟。开普勒在教会的监狱里演算着行星椭圆形的运行轨迹，布鲁诺站在熊熊烈火之中诉说着宇宙的无限……几代英杰前赴后继，无情地将愚昧的教义撕得粉碎，新思想在教会的废墟上诞生，前途又重新变得光明。可在中国，当西方的启蒙思想家们拿着他们的著作到处宣扬人权的时候，中国却始终无法形成一股足以革旧立新的大风气。王阳明将早已变了味的儒学恶化成了心学。那时的中国正是在这样思想引导下死气沉沉。士大夫们言必称孔孟，乾嘉才子龚自珍无可奈何地慨叹“万马齐喑”，这本应是出现在中世纪的欧洲啊！可这却现实地存在于华夏的九州土地上。无可否认，在浩瀚的历史长河中，绝大多数时间内，中国是领先于西方的。并不是产业革命使得西方飞越了中国，其实在更早的时候，就是那位诗人在油灯下创作着他的《神曲》的时候，西方就已经迎头赶上。而古老的中国，先进文明前进的步伐却消失在了无休止的宫廷争斗与愈演愈烈的文字狱里了。再一次说起那句名言，“越是民族的，就越是世界的”，一个国家或者一个民族想要孤立的存在于这个世界，这将是不可能实现的。进步需要汲取，发展需要交流，我们欣赏着其中的差异，但只有兼收并蓄，这些差异才会展现它们的另一番美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