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永
白衣卿相柳永(987年—1053年),崇安(今属福建)人。北宋词人。原名三变,字景庄。后改名永,字耆卿。排行第七,又称柳七。宋仁宗朝进士,官至屯田员外郎,故世称柳屯田。由于仕途坎坷、生活潦倒,他由追求功名转而厌倦官场,耽溺于旖旎繁华的都市生活,在“倚红偎翠”、“浅斟低唱”中寻找寄托。作为北宋第一个专力作词的词人,他不仅开拓了词的题材内容,而且制作了大量的慢词,发展了铺叙手法,促进了词的通俗化、口语化,在词史上产生了较大的影响。
柳词内容有三类:
描写城市的繁荣景象和市民的生活风尚,《望海潮》最为有名。这是一首最早出现的,由文人创作的长调慢词,它形象地描绘出钱塘江的秀美景色和繁华富庶。
描写男女情爱。这类词中有表现下层人民不幸以及作者对他们的深切同情的,如《定风波》,有写妓女悲苦和她们对轻薄男子怨恨的,如《少年游》,有写妓女渴望自由、渴望真正爱情生活的,如《迷仙引》。
江湖落拓的感慨是他词作的另一重要内容。
生平
柳永的父亲、叔叔、哥哥三接、三复都是进士,连儿子、侄子都是。柳永本人却仕途坎坷,景佑元年(1034年),才赐进士出身,是时已是年近半百。曾授屯田员外郎,又称柳屯田。词作极佳,流传甚广。其作品仅《乐章集》一卷流传至今。描写羁旅穷愁的,如《雨霖铃》、《八声甘州》,以严肃的态度,唱出不忍的离别,难收的归思,极富感染力。
柳永一生都在烟花柳巷里亲热唱和,大部分的词诞生在笙歌艳舞、锦榻绣被之中,当时歌妓们的心声是:“不愿君王召,愿得柳七叫;不愿千黄金,愿得柳七心;不愿神仙见,愿识柳七面。”柳永晚年穷愁潦倒,死时一贫如洗,是他的歌妓姐妹们集资营葬。死后亦无亲族祭奠,每年清明节,歌妓都相约赴其坟地祭扫,并相沿成习,称之“吊柳七”或“吊柳会”。
轶事
奉旨填词柳三变:柳永《鹤冲天》中有“忍把浮名,换了浅斟低唱”句,北宋仁宗曾批评他:“此人好去‘浅斟低唱’,何要‘浮名’?且填词去。”,将名字抹去。柳永自称:“奉旨填词。”
三秋桂子,十里荷花:据说完颜亮读罢柳永的《望海潮》一词,称赞杭州之美:“东南形胜,三吴都会,钱塘自古繁华……有三秋桂子,十里荷花”,“遂起投鞭渡江、立马吴山之志”,隔年以六十万大军南下攻宋。(罗大经《鹤林玉露》卷一)
凡有井水处,即能歌柳词:宋叶梦得《避暑录话》记载:“柳永为举子时,多游狭邪,善为歌辞。教坊乐工每得新腔,必求永为辞,始行于世,于是声传一时。余仕丹徒,尝见一西夏归朝官云:‘凡有井水处,即能歌柳词。’” 并且柳词可分俚、雅两派。
风流才子柳永的沉沦
评说柳永,不管你怎样看待,也得承认他是中国文学史上首屈一指的风流才子。李白有才气,苏轼也风流。若要也才子,也风流,且把才气与风流玩得出云入画,游刃有余。恐怕李白与苏轼是难以望及柳永的项背。
柳永不仅是个风流才子,还是个屡试不中的补习生,常喝常醉的酒鬼,出没秦楼楚馆的浪子,仕途坎坷的小官,“奉旨填词”的专业词人,浪迹江湖的游客,自命不凡的“白衣卿相”,歌楼妓女的铁哥,放荡不羁的花花公子,市井街头的自由撰稿人,惹怒皇帝的笨蛋,不修边幅的小丑,敢恨敢爱的汉子,无室无妻的光棍,创新发展宋词的巨匠。
想起柳永,自然会想起那流传千古的佳句:“多情自古伤离别,更那堪冷落清秋节!今宵酒醒何处?杨柳岸晓风残月。……”仿佛看到江南秋色如染,烟柳画桥下水天一色。风帘翠幕里十万人家。重湖映青山,有三秋桂子,十里荷花。云树绕堤沙,有兰舟催发。斜阳里,寒蝉凄切。满腔离愁的柳永正对着前来送行的两三个姑娘惜惜话别。泪眼看着泪眼,柳永低吟长诉:“断续残阳里。对晚景,伤怀念远,新愁旧恨相继。脉脉人千里。念两处风情,万重烟水。雨歇天高,望断翠峰十二。尽无言,谁会凭高意?纵写地离肠万种,奈归云谁寄?……”
写得漂亮极致,情抒得极致漂亮。柳永的笔头流淌着阳光、春雨、丹青。他描绘的江南有声有色,有情有韵有味,让身处江南的才子也心驰神往。柳永的心头有天真稚气,柔情似水,激情似火。平仄声里,如杜鹃啼血,如秋雨打萍,溅得宋词好婉约。
也许是应了“文章憎命达”的条律,柳永的一生太倒霉。第一次赴京赶考,落榜了。第二次又落榜。按说,补习补习,完全可以东山再起。可不服输的柳永就是沉不住气,由着性子写了首牢骚极盛而不知天高地厚的《鹤冲天》:
黄金榜上,偶失龙头望。明代暂遗贤,如何向?未遂风云便,争不姿狂荡?何须论得丧。才子词人,自是白衣卿相。
烟花巷陌,依约丹青屏障。幸有意中人,堪寻访。且恁偎红翠,风流事,平生畅。青春都一饷。忍把浮名,换了浅斟低唱。
落榜了,不好好反思自己,却要说皇帝没有发现自己,政府遗漏了贤才。明明是一介布衣,偏偏要说自己是才子词人,是没有穿官袍的高官。特别让当局难以容忍的是结尾的一句话:“忍把浮名,换了浅斟低唱。”年轻人真有些狂。自己落了榜,不知丢人伤面子,还故作清高,换什么“浅斟低唱”。
发牢骚的柳永只图一时痛快,压根没有想到就是那首《鹤冲天》铸就了他一生辛酸。落榜后的后生写了几句调皮的诗句本没有什么。问题是你不是一般的后生,你是柳永,你柳永的词凡是有井水的地方,就有人歌,就有人吟。柳永不知自己的名字和词作已经覆盖了远近的市井巷陌,楼堂馆所;不知道那带有磁性的词句和清新的韵律已经征服了天下的歌迷和追星族。更不知道,在某些阴暗的角落,有人在窥视他的行迹,有人在分拆他词作中的不安定因素。
几本关于柳词的书
没有几天,柳永的《鹤冲天》就到了宋仁宗手中。仁宗反复看者,吟着,越读越不是滋味,越读越恼火。特别是那句“忍把浮名。换了浅斟低唱。”真是 刺到了宋仁宗的痛点上。三年后,柳永又一次参加考试,好不容易过了几关,只等皇帝朱笔圈点放榜。谁知,当仁宗皇帝在名册薄上看到“柳永”二字时,龙颜大怒,恶恨恨抹去了柳永的名字,在旁批到:“且去浅斟低唱,何要浮名?”
对手太强大了。被除名的柳永咽泪装欢,玩世不恭地扛着“奉旨填词”的御批招牌,浪迹江湖。深入歌楼舞场,堂而皇之地贯彻落实仁宗的圣旨,夜以继日地“浅斟低唱”。这一招,也够毒。他玩得皇帝羞辱难堪,喘不过气。
“奉旨填词”的柳永,玩着御批的“浅斟低唱”,竟反打正着的玩成了走红的大腕级巨星,玩出了响当当的名牌效应。最难得的是,歌舞场的辛酸和旅途的风雨成就了柳永的不朽和宋词的辉煌,奠基了他独树一帜的悲壮人生。这是柳永的大幸,更是中国文学的大幸。
秦楼楚馆,舞女歌伎,是个很资深又很敏感的话题。达官显贵,正人君子们凭着权势纸醉金迷在秦楼楚馆,醉生梦死在舞女歌伎群中。因为权力,这一切都是合法的,应该的。可转过身,回到殿堂、公馆,穿上官袍,带上乌纱,他们又以传统道德守护者的身份,污蔑,漫骂自己曾经作践过、蹂躏过的舞女歌伎,以显自己的文明儒雅,正人君子。柳永不同,也可能惟有柳永不同。他以善良、真挚的同情心体察那些生活在最底层的妇女,他放下傲视权贵的“白衣卿相”的架子,以心换心,和舞女歌伎做朋友,以满腔的真情温暖那些冷冰冰的心、滴血的灵魂。在世人泼满污水的地方,柳永看到了大宋王朝骨子里的污浊,看到崇高掩盖下的卑鄙。最肮脏,最卑鄙的地方,不是秦楼楚馆,而是富丽堂皇的宫殿。
直面生活,柳永毫不掩饰自己的感情,口无遮拦地唱出了自己的心声。在《昼夜乐》中写到:
一场寂寞凭谁诉?算前言,总轻负。早知凭地难拼,悔不当时留住。其奈风流端正外,更别有系人心处。一日不思量,也攒眉千度。
《御街行》有句:朦胧暗想如花面,欲梦还惊断。和衣拥被不成眠,一枕万回千转。唯有画梁,新来双燕,彻曙闻长叹。
《凤梧桐》写到:独倚危楼风细细,望及离愁,黯黯生无际。草色山光残照里,无会得凭栏意,也拟疏狂图一醉,对酒当歌,强饮还无味。衣带渐宽终不悔,况伊销得人憔悴。
……
真情,真爱,真词,真男人。
敢写,敢唱,敢为,敢叛逆。
堂堂正正,坦坦荡荡,甜甜蜜蜜切切绵绵,难得的真情,传奇般的故事。在那充满着污浊,虚伪,欺骗,残暴的社会里,莫要说柳永为舞女歌伎们写词写曲,他们就是热烈地拥抱,疯狂地相爱,也是崇高的,清洁的,灿烂的。要说这就是柳永的沉沦,那么,这种沉沦太美了,太精彩了。它足使天下那些在权势和金钱的床单上进行的男欢女爱黯然失色。
“正人君子”们骂柳永沉沦,是因为柳永爱烟花巷。那么“正人君子”们真的就没有去过烟花巷吗?他们又是何等的德行,何等的禽兽。确实也有没去过烟花巷的正人君子。那么,他们在烟花巷之外就没有干过烟花巷的事吗?或者说,他们灵魂深处就没有对烟花巷的向往吗?有几个“正人君子”敢说不。
是清是浊,是黑是白,问题不在事情的本身,关键是要看是谁所为。权势,是权势者的魔杖,它可指鹿为马,可化腐朽为神奇。它对绝大多数的男人和女人都有着强大的诱惑力。凭柳永的智慧和才华,完全可以为自己争得一些权势和名利。可犯傻的柳永就是不开窍,偏偏背离权势而亲近下层的歌女舞伎。
藐视权贵的大诗人李白,灵魂深处太想当官了。在《与韩荆州书》中肉麻地写到:“生不用封万户侯,但愿一识韩荆州。”拍马拍到如此精湛和富有艺术色彩,真是非李白莫属了。后来跟着永王邻起事,差点丢了诗人的命。诗圣杜甫,看起来老实巴交,心里也非常想当官。冒着安史之乱的枪林弹雨,穿着麻鞋,跋涉几百里,追赶逃难的唐玄宗,其忠实,其理想可见一斑。就是高傲的王维先生,虽栖身终南山,心却在长安城中,时刻窥视着吏部的动静。创造性地走出了一条曲线的官场捷径。也清高,也实惠,也不用行贿。牛耳级的诗人,文人,端着酒杯,挥起笔墨,慷慨激昂地蔑视权贵,骄傲清高得像云中的白鹤,把世人玩的高山仰之,眼花缭乱,称仙称圣。压根看不到仙们圣们六根未净,抵不住权势名利的诱惑,砸不烂世俗红尘的枷锁,割舍不了长在自己心头角落里的毒瘤赘疣。铿锵而清高的言词下潜藏着比普通老百姓更大的官瘾和对权势的贪婪。
应该承认,屡试屡败的柳永也无法结扎了自己对仕途的向往之情。然而,与李白、杜甫的执着卖力,完全彻底地愿意搭着性命而献身官场的状态相比,柳永本能的“向往之情”也就微不足道了。在名利的试金石前、李白、杜甫、王维、韩愈等一流的,口碑很好的大师、大家们绝对输给了沉沦者——柳永。
对官场自作多情,千方百计想挤进官场的文人,若不脱胎换骨地去无耻,去污浊,是很难与官人为伍的,也很难登上自己的理想之舟。一厢情愿地想当官的李白,官没当上,反而被流放夜郎。人死后,身边连一个处理后事的人都没有,够凄凉,够惨。终生效忠于朝廷,任劳任怨的杜甫最后竟死在一叶小船上,够可怜,够悲。而远离官场的柳永,虽无儿无女,却死在市民百姓和歌女们断肠的哭声中。歌女们把柳永的丧事办得很隆重,也很气派。为了纪念柳永,每年逢柳永的忌日,歌女们还要集中在一起召开“吊柳会”。柳永的死,虽没有人说他重如泰山,却是难得的幸福和温馨。风流才子,生生死死都风流。
千百年来,敢如此沉沦的惟有柳永,沉沦到如此精彩的也只有柳永。
孟浩然
孟浩然(689~740) 唐代诗人。襄州襄阳(今湖北襄樊)人,世称孟襄阳。因他未曾入仕,又称之为孟山人。曾隐居鹿门山。40岁时,游长安,应进士举不第。曾在太学赋诗,名动公卿,一座倾服,为之搁笔。他和王维交谊甚笃。传说王维曾私邀入内署,适逢玄宗至,浩然惊避床下。王维不敢隐瞒,据实奏闻,玄宗命出见。浩然自诵其诗,至"不才明主弃"之句,玄宗不悦,说:"卿不求仕,而朕未尝弃卿,奈何诬我!"放归襄阳。后漫游吴越,穷极山水之胜。开元二十二年(734),韩朝宗为襄州刺史,约孟浩然一同到长安,为他延誉。但他不慕荣名,至期竟失约不赴,终于无成。开元二十五年,张九龄为荆州长史,招致幕府。不久,仍返故居。开元二十八年,王昌龄游襄阳,访孟浩然,相见甚欢。适浩然病疹发背,医治将愈,因纵情宴饮,食鲜疾发逝世。
孟浩然生当盛唐,早年有用世之志,但政治上困顿失意,以隐士终身。他是个洁身自好的人,不乐于趋承逢迎。他耿介不随的性格和清白高尚的情操,为同时和后世所倾慕。李白称赞他"红颜弃轩冕,白首卧松云",赞叹说:"高山安可仰,徒此揖清芬"(《赠孟浩然》)。王士源在《孟浩然集序》里,说他"骨貌淑清,风神散朗;救患释纷,以立义表;灌蔬艺竹,以全高尚"。王维曾画他的像于郢州亭子里,题曰:"浩然亭"。后人因尊崇他,不愿直呼其名,改作"孟亭",成为当地的名胜古迹。可见他在古代诗人中的盛名。
孟浩然的一生经历比较简单,他诗歌创作的题材也很狭隘。孟诗绝大部分为五言短篇,多写山水田园和隐居的逸兴以及羁旅行役的心情。其中虽不无愤世嫉俗之词,而更多属于诗人的自我表现。他和王维并称,虽远不如王诗境界广阔,但在艺术上有独特的造诣。
孟诗不事雕饰,伫兴造思,富有超妙自得之趣,而不流于寒俭枯瘠。他善于发掘自然和生活之美,即景会心,写出一时真切的感受。如《秋登万山寄张五》、《夏日南亭怀辛大》、《过故人庄》、《春晓》、《宿建德江》、《夜归鹿门歌》等篇,自然浑成,而意境清迥,韵致流溢。杜甫说他、"清诗句句尽堪传"(《解闷》),又赞叹他"赋诗何必多,往往凌鲍谢"(《遣兴》)。皮日休则称:"先生之作遇景入咏,不拘奇抉异,令龌龊束人口者,涵涵然有干霄之兴,若公输氏当巧而不巧者也。北齐美萧悫'芙蓉露下落,杨柳月中疏';先生则有'微云澹河汉,疏雨滴梧桐'。乐府美王融'日霁沙屿明,风动甘泉浊';先生则有'气蒸云梦泽,波撼岳阳城'。谢眺之诗句精者有'露湿寒塘草,月映清淮流';先生则有'荷风送香气,竹露滴清响'。此与古人争胜于毫厘也。"(《郢州孟亭记》)其抒情之作,如《岁暮归南山》、 《早寒江上有怀》、 《与诸子登岘山》、《晚泊浔阳望庐山》、《万山潭作》等篇,往往点染空灵,笔意在若有若无之间,而蕴藉深微,挹之不尽。严羽以禅喻诗,谓浩然之诗"一味妙悟而已"(《沧浪诗话·诗辨》)。清代王士碌推衍严氏绪论,标举"神韵说",宗尚王孟,曾举浩然《晚泊浔阳望庐山》一诗作为范本,说:"诗至此,色相俱空,政如羚羊挂角,无迹可求,画家所谓逸品是也。"(《分甘馀话》) 盛唐田园山水诗,在继承陶、谢的基础上,有着新的发展,形成了一个诗派。其代表作家中以孟浩然年辈最长,开风气之先,对当时和后世都有很大的影响。他的诗以清旷冲澹为基调,但"冲澹中有壮逸之气"(《唐音癸签》引《吟谱》语)。如"气蒸云梦泽,波撼岳阳城"(《望洞庭湖赠张丞相》)一联,与杜甫的"吴楚东南坼,乾坤日夜浮"(《登岳阳楼》)并列,成为摹写洞庭壮观的名句。清代潘德舆曾指出:"襄阳诗如'东旭早光芒,浦禽已惊聒。卧闻鱼浦口,桡声暗相拨,日出气象分,始知江湖阔'、'太虚生月晕,舟子知天风。挂席候明发,渺漫平湖中。中流见匡阜,势压九江雄。香炉初上日,瀑布喷成虹',精力浑健,俯视一切,正不可徒以清言目之。"(《养一斋诗话》)然而这在孟诗中毕竟不多见,不能代表其风格的主要方面。总的说来,孟诗内容单薄,不免窘于篇幅。苏轼说他"韵高而才短,如造内法酒手而无材料"(陈师道《后山诗话》引),是颇为中肯的。
孟襄阳虽为唐山水诗之始作俑者,然其成就却居王维下,何也?一 因其才气不殆,二因其诗意常未若王维高远。孟浩然一生不仕,心有不 甘,此情多发之于诗,令其诗每有寒俭处。而王摩诘一生出仕入仕,几 经周折,于世情之变体味颇深,此情发之于诗,则往往意趣清远,无迹 可寻。
虽则,孟诗亦自有其过人处。其诗之淡远处,既上继陶潜余绪,又 不减王维。如"木落雁南渡,北风江上寒"、"风鸣两岸叶,月照一孤 舟"等句,真可谓"清空自在,淡然有余",不愧山水诗中之佳制也。
天宝四载(745)宜城王士源辑录孟浩然诗,得218首,其书已佚。现在通行的《孟浩然集》,收诗263首,较王本多45首,其中窜入有别人的作品。事迹见新、旧《唐书》本传。
李商隐
李商隐(约812年或813年—约858年),字义山,号玉溪生、樊南生。晚唐诗人。原籍怀州河内(今河南沁阳),祖辈迁荥阳(今属河南)。诗作文学价值很高,他和杜牧合称“小李杜”,与温庭筠合称为“温李”,与同时期的段成式、温庭筠风格相近,且都在家族里排行16,故并称为三十六体。在《唐诗三百首》中,李商隐的诗作有22首被收录,位列第4。
生平
李商隐唐文宗开成二年(公元847年)进士及第。曾任弘农尉、佐幕府、东川节度使判官等职。早期,李商隐因文才而深得牛党要员令狐楚的赏识,后李党的王梦元爱其才将女儿嫁给他,他因此而遭到牛党的排斥。从此,李商隐便在牛李党争的夹缝中求生存,辗转于各藩镇幕僚当幕僚,郁郁不得志,潦倒终身。晚唐唐诗在前辈的光芒照耀下大有山穷水尽的下滑趋势,而李商隐又将唐诗推向了又一次高峰,是晚唐最著名的诗人,杜牧与他齐名。
家世
李商隐曾自称与唐朝的皇族同宗。经张采田考证,确认他是唐代皇族的远房宗室。但是没有官方的属籍文件证明此事,因而可以认为李商隐和唐朝皇室的这种血缘关系已经相当遥远了。李商隐数次在诗歌和文章中申明自己的皇族宗室身份。不过,这并没有给他带来任何的现实的利益。
李商隐的家世,有记载的可以追溯到他的高祖李涉。李涉曾担任过最高级的行政职位是美原县令;曾祖李叔恒(一作叔洪),曾任安阳县尉;祖父李俌,曾任邢州录事参军;父亲李嗣,曾任殿中侍御史,在李商隐出生的时候,李嗣任获嘉县(今河南获嘉县)令。
早年
在李商隐10岁前后,他的父亲在浙江幕府去世,他和母亲、弟妹们回到了河南故乡,生活贫困,要靠亲戚接济。在家中李商隐是长子,因此也就同时背负上了撑持门户的责任。后来,他在文章中提到自己在少年时期曾“佣书贩舂”,即为别人抄书挣钱,贴补家用。
李商隐早年的贫苦生活对他性格和观念的形成影响很大。一方面,他渴望早日做官,以光宗耀祖。事实上,他也确实努力承担起家族的责任。成年后,李商隐曾利用为母亲守孝的时间,将寄葬在各地的亲属灵柩迁葬到荥阳。陈贻焮认为这是除了受宗法思想支配外,还由于从小孤贫,家道衰微,因此更加看重骨肉之情。另一方面,早年的经历使他养成犹豫、敏感、清高的性格,这些特征既大量地从他的诗文中流露出来,也表现在他曲折坎坷的仕途生涯。
李商隐的启蒙教育可能来自他的父亲,对他影响最大的老师,则是他回到故乡后遇到的一位同族叔父。这位堂叔父曾上过太学,但没有做过官,终身隐居。据李商隐回忆,这位叔父在经学、小学、古文、书法方面均有造诣,而且对李商隐非常器重。受他的影响,李商隐“能为古文,不喜偶对”。大约在他16岁时,写出了两篇优秀的文章(《才论》、《圣论》,今不存),获得一些士大夫的赞赏。这些士大夫中,就包括时任天平军节度使的令狐楚。
令狐楚是李商隐求学生涯中又一位重要的人物,他本人是骈体文的专家,对李商隐的才华非常欣赏,不仅教授他骈体文的写作技巧,而且还资助他的家庭生活,鼓励他与自己的子弟交游。在令狐楚的帮助下,李商隐的骈体文写作进步非常迅速,由此他获得极大的信心,希望可以凭借这种能力展开他的仕途。在这一时期(太和四年,830)的《谢书》中,李商隐表达了对令狐楚的感激之情以及本人的踌躇满志:“微意何曾有一毫,空携笔砚奉龙韬。自蒙夜半传书后,不羡王祥有佩刀。”
仕途
在唐代,缺乏门第背景的知识分子希望在仕途有所发展,主要的入口有两个:科举和幕府。前者被认为是进入官场的资格,是官方对其行政能力的认可;后者是一些有势力的官僚自己培养的政治团队,如果表现出色,也往往可以通过这些官僚的举荐成为朝廷正式的官员。中晚唐时期,很多官员都既考取科举的资格,也有作为幕僚的经历。
李商隐青年时期得到令狐楚的赏识,并有机会跟随他学习“四六文”(骈体文),从而自然而然地成为令狐楚的幕僚。但也正是由于这一段经历,使得他一生都被牵累在牛李党争的政治漩涡中。
牛李党争源于唐宪宗元和三年(808)一次科举考试。时任宰相的李吉甫对应试举子牛僧孺、李宗闵进行打击,因为他们在试卷中严厉地批评了他。由此,李吉甫与牛僧孺、李宗闵等人结怨,这笔恩怨后来被李吉甫的儿子李德裕继承了下来。以牛僧孺、李宗闵为领袖的“牛党”和以李德裕为领袖的“李党”在数十年中互相攻讦,争斗不休,成为晚唐政治的一大矛盾。
李商隐最初的府主令狐楚属于“牛党”,在他的帮助下,李商隐步入政坛。唐文宗开成二年(837年),令狐楚之子令狐绹协助李商隐中了进士。在令狐楚去世后,李商隐成为泾原节度使王茂元的幕僚并受到其赏识,娶了他的女儿为妻。王茂元与李德裕交好,被视为“李党”成员。这桩婚姻使他被牛党视为李党中人。但李商隐本人可能原想置身于牛李党争之外,他的交往有牛有李,诗文中对两方都有所肯定,也都有所批评。然而,在政治斗争中想要保持中立,显然只能是一厢情愿。结果是李商隐两边不讨好,令狐绹尤其厌恶他,认为他忘恩负义。在令狐绹官居高位后,李商隐曾多次尝试补救,包括写了一些诗给令狐绹(如《寄令狐郎中》),希望他顾念旧情,但令狐绹始终不理睬他。
在这种情况下,李商隐的仕途显然无法顺利,他曾于唐文宗开成四年(839)、唐武宗会昌五年(845)两入秘书省,但只是短期地担任过低级官职。李商隐也在基层政府做过小官(开成四年-五年:弘农县尉;大中二年-三年:盩厔尉),同样短暂和坎坷。他一生的大部分时间都在一些外派官员的幕下供职。事实上,无论是“牛党”还是“李党”得势,李商隐从来没有机会晋升。他的政治生涯结束于唐宣宗大中十二年(856),其时他追随盐铁转运使柳仲郢,担任盐铁推官,当柳被调任兵部尚书时,他也随即失去工作。在回到家乡后不久即病故。
其晚年的丧偶和官场失意时他笃信起佛教。
温馨提示:内容为网友见解,仅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