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非典时期的小故事

Answer 1

非典时期的非常故事

有信心，我们定会成功

四月一日晚上，伴随着张国荣自杀的消息，我开始莫名的恐慌起来，我不是为他的死而恐慌，而是在当时并没有引起太多人重视的SARS。我至今也不明白为什么我会在那个时候就开始恐慌了，可能是一种不详的预感吧。半个月之后，当我的心情已经渐渐平静下来时，北京却开始陷入了真正的所谓恐慌之中。想到二月时在电视上看到广东省发现了这种莫名其妙的病毒时，心里还觉得它离我们很遥远，可现在…

突然之间，世界好像一下子变了。平时大大咧咧的我们说话也忌讳了起来，我们不愿再提到死亡，我们想捂起耳朵不听到“非典”这两个字，可我们控制不住自己不去提它。但是这时的我是真正平静的，看着周围的同学，我知道他们正处于我半个月前的那种心理状态，我很想帮助他们，可是在SARS面前，我又显得那么渺小…

四月中旬的一天，我像往常一样在食堂匆匆吃过晚饭就回宿舍了，SARS让我不敢再四处乱走。当我推开寝室的门，发现宿舍的姐妹们大家都一脸的凝重，然后坐在上铺的她就哭了。我第一直觉就联想到了发生了什么事，可我不敢多想。我只能尽量很轻松的问她到底怎么了？旁边的一个室友小声对我说：“她发烧了。”我的心觉得很重很重，我想她现在一定很难过，我要做的就是不能伤害她，绝对不能！于是我又问：“多少度啊？”“三十八度多。”然后我像往常一样用很轻很快的语气对她说：“发烧是很正常的事情，别害怕，吃过退烧药睡一觉就没事了。有可能是太紧张了也会引起发热的。”突然她哽咽地对我们说了一句话：“如果我真的得了非典，我也不是故意的，请你们不要怪我…”听了她这句话我心里酸酸的，那个时候我真的好恨非典，我不是恨它会传染，而是恨它对人心理造成的伤害。也许再过许多年，当人们都遗忘了非典时，她再想起这件事来还会是一种伤害。

也许不管我们有多么不想伤害她，那时的一些举动还是刺痛了她。因为我们都迅速的把这个消息告诉了最亲密的人，毕竟在我们心底还是很怕、很怕。

整个晚上我都没有睡好，我听得到大家睡得都不是很踏实。我一直在想一件事，就是明天要不要陪她去医院。医院，在这个非常时期是一个人人避之不及的地方，而让她一个人去，我想她一定很怕。我不知道我还能帮她什么，除了陪着她，化解她的恐惧，用实际行动给她鼓励之外我不知道我还能做什么！

辗转了一晚，第二天，她的烧还没有完全退，我决定陪她去医院。

至今为止我仍不知道自己做得是对还是错，因为后来不是下令绝对不许陪发烧患者去医院吗，保护好自己就是保护大家。我这样做也许会给大家带来更大的危险。可是我当时所能想到的，就是用自己的信心为别人竖立信心。SARS并不可怕，即使得了大不了就住院治疗，我们还年轻，有什么抵抗不了的呢！如果终日活在对SARS的恐惧之中，我们才真正被它打倒了！
SARS的战争还在继续，我的坚持也依然继续，我相信在人类与“非典”的这场战役中，人类绝对会是胜利者

Answer 2

这是在非典时期的爱情连线。 电话的这一头，是上海石化的解俊，电话的那一头，是身在北京小汤山医院当护士的未婚妻。 现在，对解俊来说，每天晚上的那一个电话，已经成为生命中最重要的事情。 未婚妻值班的时间并不固定，三四个班头要轮换。因此这个电话也要随时改变。“如果她是早上8点到下午1点，或者下午1点到晚上6点的班。那么，我就晚上7点到8点给她打电话。如果她上的班是晚上6点到凌晨1点的话，那我就等到凌晨1点给她打电话。”解俊对记者说。 在这个京沪连线的背后，是一段动人的故事。 今年“五一”，对于石化企业发展公司职工解俊来说，是终身难忘的。原来，小解与在河南某解放军医院当护士长的未婚妻在经过爱情长跑后，决定在5月1日举行婚礼。喜帖早已发出，喜庆典礼正在操办，然而，突如其来的非典，使小解的未婚妻一时陷入了两难境地：是去北京参加抗非战役，还是到上海举行婚礼？几经商量，小解和未婚妻毅然推迟了婚事。小解对未婚妻说，军人的天职是服从。放心吧，我等你回来。4月底，小解的未婚妻登上了赴京的专机。 从这一刻起，他每天多了一份心思，也多了一项功课：通过电话关心未婚妻的情况，鼓励未婚妻出色完成组织交给的光荣任务。当得知小解居住的集体宿舍电话线路不够畅通后，小解所在单位领导立即联系电话局予以解决，并赠送电话卡，希望通过小解转达石化人对“石化媳妇”的敬意和祝福：用鲜花和美酒，用真情和敬意，办一个“迟到”的婚礼，“等你回来做新娘”。
5月17日晴 在医院派往武警医院的医疗队中，刘晋浩医生结婚还不到一个月，新婚的妻子和甜蜜的蜜月都使他格外地留恋。但当他听说医院即将组建抗非典医疗队时，他立即和妻子商量，要求报名参加。妻子舍不得他离开，也担忧他的健康，可他耐心地做通了妻子的工作，加入到了医疗队中，把妻子独自留在家中。 进入“红区”以后，为了不让妻子担心，他每次给家里打电话都对工作轻描淡写，故意装作很轻松。其实，他一工作起来，眼里只有病人，完全忘了自己的安危。 今天正好是他当班，他心里清楚，由于病人大量使用激素，有的表现得非常狂躁，因此，他在查房时格外留心每个病人的情绪变化。就在他查房时，一个男病人突然发作，表现得非常暴躁，值班护士根本就按不住他，马上就要从床上掉下来了。刘晋浩看见以后，马上一个箭步抢上前去，先是伸出双手托住了病人，然后干脆把病人揽在了怀里与他零距离接触。最后，刘晋浩终于安抚了病人，把他扶回了床上，并下医嘱让病人服药。 非典病毒的传播途径大家都清楚，这样近距离的接触病人是非常危险的。事后，一位同事问他：“你怕不怕被传染上？”他笑了笑，淡淡地说道：“来到病区以后，病人的遭遇让我非常同情，尽早治好他们是我最大的心愿，至于传染不传染，当时已经顾不上了。” “红区”里像这样的事情还有很多很多，件件都是那么感人。因为，这些医护人员个个都是英雄，每个人都在这个特殊时期展现了自己无尽的风采，既没有刻意的修饰，也不是故意的装模作样，一切都是那么自然，那么真真切切。 天津市第二医院李平 徐杨整理
今年春节以来，一场血与火的考验、生与死的抉择摆在广州市第八人民医院的医务人员面前，他们日以继夜坚守病房，与危害人民健康的顽凶━━非典型肺炎，进行着一场殊死的大搏斗，用生命和热血，奏响了一曲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凯歌。 疫情就是命令 2002年大年三十，广州市各医疗单位接到了收治非典型肺炎的紧急通知。疫情就是命令，市八医院立即召开会议，研究分析疫情，并对医院如何收治突发传染病做了研究，成立了抢救突发性疾病领导小组和医疗小组。院党委召开各支部干部会议，对救治非典型肺炎病人工作进行了动员，要求每一个共产党员在工作里发挥先锋模范作用，并要求全院干部、职工停止休假，全力以赴做好病人的收治工作。书记杨湛年逾八旬的父母亲，从安徽来到广州过春节，她未能陪上他们一天，日夜坚守在病房。院长唐小平的弟弟因患病要做开颅手术，根本无法去照顾，只是到了手术后第三天才去瞧了一眼。放射科主任刘晋新，父亲病危已上了呼吸机，当得知疫情，放下电话二话没说，垂泪告别了父亲，连旅行包都未放回家，就赶到了病房。曹秀芳纪检书记、杜伟国副院长深入到医院后勤各班组，作好大量收治病人的物资准备。 病房就是战场 市八医院救治非典患者的工作在紧张而有序地进行着。感染科一病区一天危重病人最多达19人，11台呼吸机连轴转。为了保证病人的救治工作，不少医务人员日夜坚守在病房。连续10多天没有回家的医师施海燕，特别想念不满2岁的儿子。一天深夜，当电话里传来儿子亲亲妈妈的声音时，她再也忍不住了，一个人躲进一间小房里痛哭了起来。护士胡嘉茜、郑淑芳、护士长农菲、医师何凯茵由于加班过度疲劳，累得晕倒在病房，醒过来后又投入了紧张的工作。其实，苦点累点对医务人员来说算不了什么，最大的威胁是此病具有传染性，收不收治这类病人，到不到这些科室工作，对每个医务人员都是一次生与死考验，但医务人员毫不犹豫的抛弃个人安危，选择了收治，没有一个人退缩，没有一个人请假离开。2月8日，医院再增开一个新病区，需要20多个医务人员，报名者竟超过了50名。 防非典传染最有效的方法之一，是与病人保持一定的距离，而支纤镜检查与病人是“零距离接触”，陈劲锋主治医师似乎根本没考虑这些，为了得到第一手资料，他给病人检查一做就是10多个，最后自己被传染了。省专家组成员感染科主任蔡卫平经常在病人床边检查诊治病人，很多操作都亲自做，疲惫的身体难以抵抗烈性传染病的入侵，2月13日他开始发烧，被确诊为非典型肺炎后才依依不舍地离开他的工作岗位。由于过度劳累，加上病房病人多，空气中病菌的浓度高，医院里相继有20多名医务人员被感染病倒。但一个病倒了，另一个又毅然顶上去。 党员就是旗帜 在同非典战斗的过程中，在最困难的时刻，在最危险的地方，处处可以看到医院共产党员的身影，他们把危险带给了自己，把安全留给了别人，他们用自己的实际行动，诠释了新的历史时期共产党员实践“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与时俱进的情操。在这个没有硝烟的战场上，他们是一面迎风招展的旗帜。当疫情出现，感染科护士长农菲特地把自己的母亲接来照顾自己年仅8岁的儿子，而她自己则日夜工作在病房里，有时甚至一天工作近15个小时，最终累倒在病房里。医院党委书记杨湛作为从事传染病工作多年的专家，从年三十起和其他院领导一起，天天与医务人员一道战斗在临床第一线。医院党委委员、院长唐小平，作为专家组成员，既当指挥员，又当战斗员，他经常与医护人员一起查房，探视危重病人。已使多位医护人员感染的周某入院后，他多次到病床前探视，他希望以自己的行为为广大的医务人员树立起了榜样和旗帜：面对死神，绝不能有半点退缩。在党员这一面旗帜的影响下，广大医务人员经受住了严峻考验，向广大市民交了一份满意的答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