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合《高老头》和《欧也妮•葛朗台》谈谈巴尔扎克表现资本主义经济关系时的特点。

Question

希望不要给我一大堆分散的资料，还有，注意是特点

Answer 1

黑格尔所理解的Weltgeist [世界精神]，历史的伟大运动，就是资本主义资产阶级的兴起。巴尔扎克却将它描写为解体的蛛丝马迹。在他的小说中，资产阶级在经济上的兴起为传统秩序造成的创伤痕迹乃是一种先兆，预示着无情的未来。未来将会因这个新阶级从它所推翻的那个阶级继承下来并使之变本加厉的不公正而给它施以报复。正是这一点使得《人间喜剧》既已过时又历久弥新。它的锐气，它的充满动力的品质，也是经济上升期的新鲜而年轻的一股锐气。正是繁荣让那种循环有了某种交响乐意味的暂停。《人间喜剧》之所以拒绝党派政治也是因为经济繁荣。德·柯斯特尔（De Coster）和巴尔扎克有许多共同的特征（尽管柯斯特尔的那种腻味人的肯定形式败坏了这些共有特征）。他有本书的副标题是《一本充满死亡与泪水但却欢乐的书》，这完全可以用作巴尔扎克某部作品的副标题。巴尔扎克也是《笑林故事》的作者。《人间喜剧》整篇所反映的整体社会进步的轨迹与个人生活的轨迹并不一致。作品为阴谋陷阱的受害者投上了熠熠光彩，但是如果受害者是作为失足者突然闯入叙事之中的，就不可能被投上这层光彩了，即便他们再怎么幸运。《人间喜剧》整体上呈现了一种拱形结构，仿佛是每个受苦受难的个体头顶上的彩虹一样，它暗中允诺了公证的裁决，正是这一点决定了读巴尔扎克时的那种青春期快感。写吕邦泼雷的两部小说的基点，都隐伏在关于大卫•赛夏的发明的故事[24]里。外省的骗子欺骗了他，占有了他的发明成果。但是，发明本身是成功的，而且尽管赛夏经历了灾难，而他，这个体面人毕竟通过遗产继承而获得了适度的财富。死于迫害和梅毒的乌尔利希·冯·胡腾曾喊出活着是件乐事的话，这个生活在前资本主义世界的人，就像是巴尔扎克笔下人物的原型。这位小说家站在山峰之巅向下望去，辨认出了那个前资本主义世界的峭壁和岩石上的裂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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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西安•吕邦泼雷曾是一个希望在文学界大展身手的雄心勃勃的青年。巴尔扎克对这个青年的才华是不太信任的，因为吕西安的初次登场就充满了歌唱花草的十四行诗和司各特畅销小说里惯有的那种想象。但是，他柔弱，易受伤害，用后来的话说，风雅而内向。不管怎么说，他完全有能力创造出一种新的弗耶式的戏剧批评方式。然而他蜕变成了一个吃软饭的，变成了那个救了他，后来又被他背叛的罪犯的同谋。和思想打交道的、双手干干净净的单纯的人——这个世界上有很多事情是他所不知道的，以前也没有人教给他——被宠坏了。他拒绝将欢乐和工作分离开来。甚至在工作过程中，在为了工作而付出努力的过程中，他也不愿意做一些玷污自己的事情，但是人如果想要为自己捞点东西是必须在这些事情上做出让步的。市场极其精确地区分了与它不和的理智自我满足和理智所珍视的东西；区分了与市场本质相冲突的社会效用与生产这种效用的精神；在交易中牺牲掉精神将会获得报偿。对这种牺牲没有做好准备的人毕竟也想舒舒服服地过日子；这就使他特别容易受伤。纯洁和自私的性格结构使得世界成了这个人的主宰，但他对此还懵懂无知。由于他就是不听命于资产阶级，那个世界便把他打入一个资产者阶层之下的阶层；便使这个波希米亚人堕落为可耻的雇佣文人，堕落成无赖。和那些毫无意识的人比起来，他更容易堕落。那个世界认为这是加重惩罚的理由。轻信的吕西安落入了关系网中，即使是老谋深算的人对那些关系也只是半通。他的自恋使他从当上可被替换的小角色起就意识到爱与成功对他个人来说至关重要。接受现实并未控制并泯灭他对幸福的渴求。尽管有那么多的禁忌和藩篱向他表明要满足这种渴求就得以毁灭理智生存——自由——为代价，可他的渴求还是蔑视那些禁忌和藩篱的。他身上那种毁灭一切精神的寄生倾向在他的意识中逐渐占据了上风：从资产阶级所谓的理想主义来看，这种寄生倾向仅仅只是通向工资奴役的第一步，这个被工资奴役束缚的人也许是正确的，但他太善良了，以致于无法通过资产者的劳动来维持生计，他只能盲目地依赖于他避之唯恐不及的事物。甚至在他看来，被允许的事情和构成了背叛的事情之间的分界线已经模糊不清了。能够加强对这个分界线的意识的唯一事物，就是他在自己心底发现的那种激动不安。吕西安无法在堕落和他对柯拉莉疯狂的爱之间做出区分。这个天真的人过于无保留地和突然地陷入堕落和这种爱之中，所以其结果注定失败；他的捷径成了一种犯罪，受到了惩罚。因为恰恰是这条捷径天真无知地，如果可以这么说的话，供出了通向资产阶级平等的林中路里潜藏着的那些事情。资产阶级世界不是在平静之中发展着的，其发展却如湍急的河流，如果天才敢于不顾一切地跳入这河流，刽子手的绞索就会向他示意。安东尼奥已经变成了伏脱冷，变成了玩世不恭的道德家。他启蒙了年轻的失败者。后者不仅将要失掉他的梦想，而且会成为一个令人憎恶的人。他原来那些梦想使他对令人憎恶的人没有什么正确的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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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和他所写的东西之间的非同一性是文人巴尔扎克的发现之一。自基尔凯郭尔以来，对这种非同一性的批判就一直是存在主义详细说明的论题之一。巴尔扎克做的比存在主义好。他并没有将作者树立成评判他所写的东西的标准。他的天才完全体现在技巧之中，这位作家很透彻地了解到，写作并非完全就是所谓直接自我的纯粹表现，对他来说，作者和德尔菲神谕之间并无不同（尽管有些时代错乱），神谕的声音只有借助它自己内在的灵感才能再次响起。天主教徒巴尔扎克摆脱了性别偏见和任何形式的清教主义，也摆脱了意识形态性的关于作者的陈腐观点——后来他用同一种观点来对抗整个文学界。巴尔扎克理所当然地把思想变成了这样一种奢侈品，它之所以“奢侈”，是因为它将思考它的人统统抛在后面。毋宁说，他的小说遵循着歌德《威廉•迈斯特》小说中迷娘这个走钢丝者掌握之中的女孩说过的话——“So lasst mich scheinen, bis ich werde[让我显示出未来的模样]”[25]。整部《人间喜剧》构成了一座庞大的幻景，它的形而上学就是幻象的形而上学。恰在巴黎成为ville lumiere[光芒之都]的当儿，它也成为了一座别的星球上的都市。正是其社会状况使它成了这样一个都市。那些社会状况使得精神高高在上，与拥有精神的人的偶然性和易错性形成鲜明对比；精神生产力，也因劳动分工——这恰恰是存在主义者们所忽视的——而成倍增长。天才的吕西安一度大红大紫，尽管那种发迹与他之所是和他的理想相矛盾。被激怒的顽固市民们认为，文人总是无行、文人总是不负责任。仅就这一点而言，吕西安的确当了几个月真真正正的作家。精神与精神持有者之间的非同一性，既是精神的前提条件也是其缺欠。这种非同一性表明，精神代表了这样一种东西，它总与生存相异化，它总使自身离开生存本身；精神和生存相异化，仅仅因为这样，它才败坏生存。在劳动分工之中，精神既充当被规划好了的乌托邦表征，又在市场上高声叫卖乌托邦，使之成为生存的等价物。精神太生存化了，但物极必反，过犹不及。

赵文 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