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东晋郗鉴有几个儿子,都叫什么名字? 2.东晋时人们对男子的审美观 3.郗鉴为何会与王导交好?

Answer 1

　　东晋郗鉴有两个儿子

　　郗愔、郗昙。

　　读晋朝历史，有时会让人感慨现在的流行风尚，往往也是“古已有之”，绝不像新新人类自以为的那样完全割断传统、自创天地。

　　比如晋代就有超级偶像。现代的刘德华、古巨基之流的帅哥走到大街上，就能聚拢一帮人围观，站在台上就能引起小姑娘一片尖叫。在晋朝，这样的偶像巨星也不乏其人。

　　比如西晋有名的才子潘岳，我们在《如何过日子是更重要的问题》一章里引用过他的一份奏折。他不仅能用优美文体撰写奏章辞赋，更兼生就了一副好皮囊。他容貌俊美、身姿修长，有玉树临风之态、飘逸飒爽之姿。洛阳城里的女士虽然未必会仔细阅读他的华丽文字，但看其曼妙风姿，就毫不犹豫地将他视为偶像巨星。当潘岳手持弹弓，周游于洛阳城中的时候，女士们往往蜂拥而至，而且见到偶像后情绪非常激动，手拉着手把这个帅小伙围在中间，向他温柔地抛掷新鲜水果。潘岳此时的神态想来和戴个墨镜被粉丝们团团围住的明星相仿：几分矜持，几分自豪，又兼有少许紧张。不要再迷信什么古代女人都为礼法所拘，洛阳城的女士们偏不信邪，她们大大方方地向自己的偶像投掷水果示爱。她们的情郎、丈夫，想来也和现在的男人想法接近：反正这些偶像高高在上，你再喜欢人家也够不着，不至于有出轨之虞，自可大度地容忍。

　　潘岳出门，往往满载新鲜水果而归。洛阳城中的另一位才子左思看潘岳如此受女人青睐，非常羡慕，他也打点成潘岳的模样，夹了个弹弓出游。但是左思很不幸，他长了个猪头。他固然也很有才华，写出来的文章不比潘岳差，但对于一个丑八怪来说，文笔好实在算不得什么。洛阳城中的女士们并没有贪图他的心灵美，看到这个丑八怪居然模仿潘岳，纷纷怒火中烧。更有一群坏老太太一边喊着“长得丑不是你的错！但出来吓人就是你的不对了！”一边冲上去啐他。左思“委顿而返”。

　　这些偶像很能反映社会的审美趋向。比如20世纪80年代的时候中国年轻人把高仓健当成偶像，流行装酷，一个个沉默寡言，一脸坚毅状，大家看了都说好，帅呆了，但这样的人在晋朝可是吃不开的。晋朝流行的偶像普遍女性化，容貌秀丽，按照现在的说法是比较奶油相。而且这些偶像一般都比较嘴碎，爱说话，最喜爱的娱乐就是聊天。沉默寡言的黑脸汉子在晋朝不受欢迎。

　　过去评书里称赞人的相貌往往说：“眼见此人天庭饱满，地角方圆，四方阔口，豹眼圆睁，鼻如悬胆，目似朗星。端的一个好相貌！”但对晋朝大众偶像这么说就不客观了，应该改成：“眼见此人肤如凝脂，唇赛点朱，面似月下白玉，腰如风中杨柳，口嘘兰麝，体溢芳香，端的一个好皮囊！”这话用在貂禅身上，固然恰当，用在魏晋男偶像身上，也无不妥。

　　我这么说绝不是胡编乱造，空穴来风。晋张翰曾作过一首《周小史》，如此赞美一个美丽少年：“翩翩周生，婉娈幼童。年十有五，如日在东。香肤柔泽，素质参红。团辅圆颐，菡萏芙蓉。尔形既淑，尔服亦鲜。轻车随风，飞雾流烟。转侧绮靡，顾盼便妍。和颜善笑，美口善言。”这是一个相当女性化的形象。这个周小史未必存在，很有可能是张翰按照自己的理想杜撰出的美少年。

　　如果我们看看现在的电影电视，这样“香肤柔泽，素质参红”风格的帅哥也大有人在。周小史倘若活到现在，估计也能混进娱乐圈，当个偶像明星。这充分说明一千多年来，人们审美眼光的变化不像我们想象的那么大。

　　魏晋人士非常看重人的相貌和风度，翻翻《晋书》，凡是提到名流，很少不提两句这人的容貌风采的。按照当时的评价标准，帅哥首先要白，最好比女的还白。比如王导的皮肤就非常白皙，手拿白玉柄麈尾，手和玉浑然一体，大家看了都很羡慕。称赞起男人，也往往用“玉人”表扬其白皙。许多玉人或者想当玉人的男人，就坚持在脸上抹粉，前面说的何晏，就是一个典型。抹粉的风气相当流行，按照当时的说法是这些男人“胡粉饰貌，搔头弄姿”。

　　有点体香也不错。前面提到的韩寿，就拿着情人馈赠的香料猛用，周身香喷喷的，觉得很潇洒。像韩寿这样的香男子绝非少数，比如指挥淝水之战的大将军谢玄，年轻的时候也特别喜欢香料，天天手里拿个香囊。后来还是他叔叔谢安有些看不惯，但又不想当面训斥他，怕伤了他的自尊心，就和他赌博，把香囊给赢了过来，然后一把火烧了。看来代沟问题在晋朝就已存在，而谢安的处理办法确实也比现在一般长辈做得好，否则一通猛训，谢玄就此成了一个问题青年也说不定。这些长辈年轻的时候也未必没荒唐过，谢玄的从伯父谢尚年轻时就特别喜欢穿花裤子，招摇过市，以为自己的样子酷毙了。就像谢玄一样，谢尚也是被叔伯们一顿纠正，才放弃了自己的嗜好。由此可见，自古以来，年轻人都是这么从荒唐中过来的。

　　如果能再柔弱几分，那就更妙了。晋朝人觉得男子如果慵软无力，就能平添三分优美，“弱不胜衣”并非为女子所独擅，它也是帅哥的美德。

　　卫就是这样一个柔弱的美男子，在他身上集中了晋代美男偶像的一切重要特征：美貌、白皙、优雅的谈吐以及淡淡的冷漠与哀伤。卫又在最灿烂的年华里死去，这使他在人们心目中逃脱了岁月的罗网，永远是那个清秀俊美的青年。死得适逢其时实在也是一种资本，倘若卫两鬓斑白、偻腰躬背之时才溘然辞世，他的形象也就会大打折扣。

　　卫被晋朝人视为偶像的极致，直到多年以后，人们称赞人秀美的时候还以他为标准。很多年后，出过另外一个小帅哥杜又，此人“面如凝脂，眼如点漆”，也是神仙中人，飘逸洒脱那是不消说了。但是评价者说：“嘁，他怎么配和卫相比?！根本不是一个档次上的！”

　　卫出身于名门世家。祖父卫乃是西晋权臣，还因为曾斩杀邓艾，在《三国演义》里亮过相。卫还是个小孩子的时候，就已经出落得秀美动人。这个小少爷坐着敞篷车到洛阳市区闲逛时，看见他的人都感叹这孩子真是“玉人”，招呼亲朋好友来夹道观摩，据《晋史》说：“观之者倾都。”成人以后，更是饱受夸奖，有人说他像玉一样圆润，又有人说跟他走在一起，仿佛身边有一颗明珠，把自己映衬得像个猪头。

　　光是俊美，还不足以构成一个偶像巨星。现在小帅哥要想成为大众偶像，总要会唱两嗓子才好，晋朝人不像现代人那样迷恋流行歌曲，他们更喜欢凑在一起聊天，所以晋朝的偶像一定要会夸夸其谈。卫就很会谈天，说得非常动听，而且似乎有和别人畅谈人生哲理的瘾。但他身体非常虚弱，是古代病才子的典型，话说多了都能病倒。他母亲为他的身体担忧，不许他和人随便聊天。碰到特别隆重的日子，大家凑在一起，恭请他破例发言，他俯顺众情，当当当一通说，听众无不欢喜赞叹，歌迷们听刘德华现场演唱《忘情水》，其喜悦之情也无以逾之。名士琅邪王澄，也是个谈玄说道的高手，听到卫一通侃侃而谈，就当场“叹息绝倒”。

　　但卫的命运却也充满坎坷，小小年纪就感受过生死变幻。由于祖父卫卷入宫廷纷争，被楚王带军杀入府中，男子被尽数诛戮。卫和一个哥哥当时凑巧住在大夫家，才幸免于难。两天后楚王又被杀，卫一家又被平反，但这已经挽回不了卫父兄的生命。卫喜怒不形于色，也许就源于一夜之间与亲人阴阳永隔的经历，那是一种落落寡合的孤傲。

　　后来西晋沦亡，中原大地成了尸山血海,卫和母亲避难南下，经过一番辗转，来到了建康城。这一下建康可轰动了。这还了得？卫来了！就是那个帅得没法说、说起话来勾人魂魄的卫啊！建康城的“粉丝”集体出动，把卫围了个水泄不通。卫就在那里不断地向大家挥挥手，讲两句，场景酷似现在的演唱会。大家都知道，一场演唱会下来，偶像的体力消耗很大，所以在举办演唱会之前，往往要提前好几周做体能训练，怕到时候吃不消。如今卫这个男版林黛玉平日就病歪歪的，连谈天都得限制，又如何架得住这众多“粉丝”的围堵追捧？当即一病不起，撒手人寰。当时人都说卫是被“粉丝”们活活看死的，芳龄只有二十八岁。

　　晋朝人的审美观在我们看来可能太过文弱委靡，但是如果反观自己的时代，我们会发现，在现代，审美的中性化也无处不存。美国粗犷的“牛仔”形象在中国一向不大吃香，有人说这是中国“尚文轻武”的结果。也许是这样，但这种审美的中性化并非一无足取。如果我们不断强调男子的强壮有力、女子的温柔娇美，本身就是对男女的一种僵化的社会定位，不但对人的自由天性是一种束缚，而且容易将女性置于一种从属的地位。

　　郗鉴为何会与王导交好?
　　这个要明白 郗鉴 陶侃 王导 之间的关系

　　郗鉴在陶、王矛盾和庾、王矛盾中的作用

　　晋书》卷七三《庾亮传》：“时（案在咸康中）王导辅政，主幼时艰，务存大纲，不拘细目。委任赵胤、贾宁等诸将，并不奉法，大臣患之。陶侃尝欲起兵废导，而郗鉴不从，乃止。至是，亮又欲率众黜导，又以咨鉴，而鉴又不许。”郗鉴两次不同意藩镇起兵废黜王导之谋，是这一阶段东晋政局得以相对稳定，内战未再发生的关键所在。

　　王导为政“务存大纲，不拘细目”，是他一贯作风，晚年更是如此。《世说新语?政事》：“丞相末年略不复省事，正封箓诺之，自叹曰：‘人言我愦愦，后人当思此愦愦。’”“丞相末年”就是指咸康中，也就是庾、王对峙最为紧张的时候。王导愦愦为政，主要目的是和辑士族，求得彼此利益的均衡，特别是使庾、王之间相安无事。

　　王导在建康执政，必须有相当的武力留在身边以为支持，因而不得不罗致武将赵胤、贾宁辈。《晋书》卷五七《赵诱传》，谓赵胤父赵诱“淮南人也，世以将显”，父子历事王敦、王导，为琅邪王氏故旧。《晋书》卷七八《孔愉传》，王导“将以赵胤为护军，愉谓导曰：‘中兴以来，处此官者周伯仁（�）、应思远（詹）耳。今诚乏才，岂宜以赵胤居之邪？’导不从。”贾宁事迹见《世说新语?赏誉》“何次道尝送东人”条注引《晋阳秋》及《魏书》卷九六《司马睿传》。贾为长乐人，初自结于王敦所属王应、诸葛瑶，后投苏峻为其谋主，又降王导。看来贾宁也是琅邪王氏故旧，他虽曾与人共劝苏峻杀王导等诸大臣，但降王导后仍被重用。王导所保全的降将，还有路永、匡术、匡孝等人。温峤曾反对王导褒显降人之事，见《温峤传》。王导欲引用匡孝，《王蒙传》谓王蒙致笺王导曰：“开国承家，小人勿用”，不可“令泾渭混流，亏清穆之风。”会稽孔愉与从子孔群本与匡术有隙，王导为了保全匡术，令匡术于座劝孔群酒以释孔氏之嫌。凡此诸事，都说明王导兄弟辈死亡既尽，实力已衰，不得不蓄意庇护武人、降将，以供驱使，虽受到士族名士的强烈反对亦在所不顾。这些人客观上都起了支持琅邪王氏家族地位的作用。其中的路永投降石虎，但那是王导死后的事。

　　王导虽以武人、降将为爪牙，但是在战略上所依恃的，却是以京口为屯兵之所的郗鉴。陶侃、庾亮欲起兵废黜王导，都要咨之于郗鉴，而郗鉴则具有举足轻重的否决之权。陶侃、庾亮如果逆郗鉴之意而勉强行事，势必形成内战，当权之辈饱受王敦、苏峻之祸，是不敢贸然一试的。

　　陶侃、庾亮起兵废黜王导之谋，其情况分别如下：

　　关于陶侃起兵之谋《庾亮传》亮与郗鉴笺曰：“昔于芜湖反覆，谓彼（案指王导）罪虽重，而时弊国危，且令方岳道胜，亦足有所镇压，故共隐忍，解释陶公。自兹迄今，曾无悛改。”案庾亮以咸和四年（329年）镇芜湖，至咸和九年陶侃死，始并有陶侃的荆、江之地而改镇武昌。“芜湖反覆”云云，自指庾亮于其旧治与郗鉴往复商酌陶侃欲废王导之事。庾、郗终于以“时弊国危”为词，劝阻陶侃；又以“方岳道胜”相约，即方镇联合，以制中枢。当其任的方镇，当然是指居武昌的荆州刺史陶侃，居芜湖的豫州刺史庾亮，居京口的徐州刺史都鉴。这次废王导之谋，是陶侃发动，郗鉴反对，庾亮居中斡旋。

　　此事具体时间，当在咸和五年（330年），即庾亮居芜湖的次年，也就是郭默擅杀江州刺史刘胤，王导循势以郭默为江州刺史的时候。据《陶侃传》，陶侃致书王导曰：“郭默杀方州，即用为方州；害宰相，便为宰相乎？”陶侃居然以“害宰相”为喻，杀气腾腾。王导仍曲为解释说：“默居上流之势，加有船舰成资，故苞含隐忍，使其有地。一月潜严，足下军到，是以得风化相赴，岂非遵养时晦以定大事者耶？”陶省书笑曰：“是乃遵养时贼也。”陶侃遂自起兵斩郭默，兼领荆、江。陶侃既不惜与中枢相抗而弄兵，估计有可能以攻郭默之师顺流下都。下都必经豫州庾亮地界，故有庾、郗“芜湖反覆”之事。庾亮与郗鉴笺续谓“主上自八九岁以及成人”云云。案陶侃杀郭默之年，即咸和五年，成帝正九岁，这是陶侃谋废王导在咸和五年的旁证。而所谓“以及成人”的时候，则是庾亮谋废王导之年，即咸康四至五年，时成帝十七岁至十八岁。

　　陶侃之谋未遂，郗鉴坚持反对当然是主要原因。庾亮不充分支持陶侃之谋，不给予充分合作，也是原因之一。庾、陶二人在苏峻乱前本不协调，积怨颇深，赖温峤弥合其间，始得共平苏峻。苏峻乱平后，庾、陶在共抗王导的问题上形成了某种共同利益，但庾、陶之间的矛盾依然存在。陶侃居上游所形成的军事压力，既然可以压王导，自然也可以压庾亮。而且由于庾亮的豫州毗邻江、荆，所感压力比扬州更甚。《陶侃传》侃“潜有窥箭之志”，如果此志得酬，庾亮未必能保全自己。可以说，庾亮无宁是为了自保，才不得不对陶侃废黜王导之谋采取比较现实的态度。

　　庾亮虽对陶侃“外事推崇”，但陶侃毕竟“望非世族”，自知东晋门阀政治樊篱不是他所能突破的，所以“季年怀止足之分，不与朝权”，曾请逊位还长沙国，死前又要求归葬长沙，并移寻阳父母墓于封国之内，以示谦退。但是陶侃死后，庾亮终于蓄意消灭陶氏后人，咸康五年又杀陶侃子陶称。《真诰》卷一六《阐幽微第二》原注：庾亮咸康六年于镇病亡，“未病时乃独见陶侃乘舆来让之，于此得病而亡。”颜之推《还冤记》：“晋时庾亮诛陶称后，咸康五年冬节会，文武数十人忽然悉起，向阶拜揖。庾惊问故，并云陶公来。陶公是称父侃也。庾亦起迎陶公扶（此字疑衍）。两人悉是旧怨。传诏左右数十人皆操伏戈。陶公谓庾曰：‘老仆举君自代，不图此恩，反戮其孤，故来相问陶称何罪，身已得诉于帝矣。’庾不得一言，遂寝疾，八（六）年〔正月〕一日死。”《真诰》与《还冤记》中神怪情节自不足信，但是其中反映庾、陶宿怨以及陶侃季年希图弥合并荐庾亮代镇荆、江之事，当是可信的，可以补充正史。

　　陶侃废王导之谋，王导自然知情，所以他除了依靠京口郗鉴之助以外，还力图加强自己在建康的实力，以备不虞。这又是王导重用降将的背景。

　　咸和九年（334年）六月，陶侃死，庾亮加督江、荆等州，自芜湖移镇武昌。庾亮离芜湖，建康暂释重负，王导获得部署力量的机会。咸康元年（335年）四月，发生了石虎寇历阳之事。此事疑点甚多，实际内容当是王导利用时机，制造口实，以便进行军事调遣，加强自己在建康的地位。

　　《晋书》卷七《成帝记》于石虎入寇下记：“加司徒王导大司马，假黄钺，都督征讨诸军事以御之。……遣将军刘仕救历阳，平西将军赵胤屯慈湖，龙骤将军路永戍牛诸，建武将军工允之戍芜湖。”案此诸人，赵胤为王导亲信，路永为降将，刘仕亦武将为王导所信者，王允之则为王舒之子、王导之侄。他们各自率军，同时溯流而上，把庾亮豫州治所附近要地夺取到手。更值得注意的是《成帝纪》续云：“司空郗鉴使广陵相陈光帅众卫京师。”陈光其它事迹，尚见于《晋书》卷七七《蔡谟传》，曰：蔡谟代郗鉴刺徐州镇京口，“时左卫将军陈光上疏请伐胡，诏令攻寿阳。谟上疏曰：‘……今征军五千，皆王都精锐之众。又光为左卫，远近闻之，名为殿中之军……。’”陈光，《晋书》只此二见。他本为郗鉴部属，奉派入卫建康，王导不疑而用之，遂成为殿中精锐之师，没有再回归郗鉴徐州建制。由此可见，王导利用时机以加强自己的军事实力，得到郗鉴的大力支持。

　　关于庾亮起兵之谋《庾亮传》庾亮致郗鉴笺云：“主上自八九岁以及成人，入则在宫人之手，出则唯武官小人，读书无从受音句（疑章句之误），顾问未尝遇君子……。主之少也，不登进贤哲以辅导圣躬；春秋既盛，宜复子明辟，不稽首归政。甫居师傅之尊，成人之主，方受师臣之悖。主上知君臣之道不可以然，而不得不行殊礼之事……。”案：“武官小人”，指赵胤、贾宁、匡孝之辈，已见前。“春秋既盛，宜复子明辟，不稽首归政”云云，指咸康元年（335年）成帝加元服后王导犹不归政于成帝。“师傅之尊”，指咸康四年五月王导为太傅事。“行殊礼”，则成帝一朝多有。排比上述诸事年月，知庾亮所谋废黜王导之事，当在咸康四年五月王导为太傅至咸康五年七月王导死前。

　　庾亮致郗鉴笺，《通鉴》系于咸康四年六月，是由于此月王导拜丞相，故以王导它事连类及之。我认为庾亮谋废王导，事体甚大，当有某种机遇可以利用或有某种行动为之准备，像陶侃发兵诛郭默而有顺流以废王导之谋一样。而咸康四年史籍所载，上下游之间并无特殊情况发生。第二年，即咸康五年，庾亮突然从梁州魏兴撤出其弟庾怿所部，千里疾行，远屯江州之半洲，增强了庾氏对建康的顺流之势。这一异常事态，疑与庾亮废王导之谋有关。所以系庾亮此谋于咸康五年，似更近实。

　　庾、王矛盾，风传甚广。《王导传》：“于时庾亮以望重地逼，出镇于外。南蛮校尉陶称间说亮当举兵内向。或劝导密为之防。导曰：‘吾与元规休戚是同，悠悠之谈，宜绝智者之口。则如君言，元规若来，吾便角巾还第，复何惧哉！’又与称书，以为‘庾公帝之元舅，宜善事之。’于是谗间始息。时亮虽居外镇，而执朝廷之权，既据上流，拥强兵，趋向者多归之，导内不能平。常遇西风尘起，举扇自蔽，徐曰：‘元规尘污人’”。《世说新语?雅量》“有往来者云”条记此事，注引《中兴书》曰：“于是风尘自消，内外缉穆”；《王导传》亦有“于是谗间始息”之说。这些断语，虽不甚符合历史实际，但庾、王矛盾转缓则是事实。

　　庾亮废王导之谋不遂，如《庾亮传》之说，也是郗鉴起了决定作用。郗鉴以外，还有不赞同的人士，甚至庾亮征西府内，也有反对意见。征西长史孙盛曾密谏庾亮。《晋书》卷八二《孙盛传》：“时丞相王导执政，亮以元舅居外，南蛮校尉陶称谗构其间，导、亮颇怀疑贰。盛密谏亮曰：‘王公神清朗达，常有世外之怀，岂肯为凡人事耶？此必佞邪之徒，欲间内外耳。’亮纳之。”孙盛所谓王导不肯为“凡人事”，当是庾亮以王导有篡晋之举为起兵口实，而孙盛为之剖辩，庾亮因而纳之。由此推测，庾亮致郗鉴笺谓“彼（王导）罪虽重”之语，除隐寓王导曾助长王敦乱事以外，似尚特有所指。此外，王导在庾亮自芜湖移镇武昌后，已经不失时机地加强了建康上游的防御力量，也使庾亮未得轻举妄动。

　　庾、王交恶，当时人所共知。王导老谋深算，不事声张，并图杜绝“悠悠之口”，这是王导“善处兴废”的一种表现。但是只靠王导的政治才能并不足以息庾亮之谋。郗鉴拥兵京口，力拒庾亮而助王导，才使咸康政局未生大变，使琅邪王氏地位不坠。《庾亮传》史臣曰：“……向使郗鉴协从，必且戎车犯顺，则〔庾亮〕与夫台、产、安、桀，亦何以异哉！”咸康五年七月至咸康六年一月，王导、郗鉴、庾亮相继死亡，倾轧始告结束。

　　论述郗鉴、王导关系时，不能不注意郗鉴在护卫王导之外，还有规王导所短的事实。唐写本《世说新语?规箴》：郗鉴“以王丞相未年多可恨，每见必欲苦相规诫。王公知其意，每引作它言。临当还镇，故命驾诣丞相，翘鬓厉色，上坐便言：‘方当永别，必欲言其所见。’意满口重，辞殊不溜。王公摄其次曰：‘后面未期，亦欲尽所怀，愿公勿复谈。’郗遂大瞋，冰矜（矜）而出，不得一言。”王导末年愦愦，颇有乱政，郗鉴厉色进言，必有纠其愦愦之政的具体意见。这正是郗鉴不在其位，旁观者清以及郗鉴处乱世而有其方的表现，是王导所不能及的。

　　东晋初年政局，三五年一大变，变则干戈扰攘，台城丘墟。社会的重心在门阀士族，一族强则思压倒它族，遂成乱阶。本非门阀士族的流民帅，亦思凭借际遇，起兵谋利。螳螂在前，黄雀随后，胜利者要想稳操政柄，是十分困难的。长此以往，江左抗胡政权，势必在内乱中冰消瓦解。所以郗鉴引流民帅以平王敦，助王导以抗衡陶侃、庾亮，得利者不仅在司马家及琅邪王氏而已。苏峻乱平后，江左相对安定，无内战七十年，遂得以拒胡族于淮汉，息斯民于江左，郗鉴所起的积极作用，是巨大的。

　　王夫之《读通鉴论》卷十三曰：“东晋之臣，可胜大臣之任者，其为郗公乎！”大臣之任，不重在操持庶政，而重在执道经邦，东晋皇权不振，大臣更应如此。郗鉴南来后，最重要的邦国大计，莫过于协调当权诸门阀士族之间的关系，杜绝觊觎，以稳定一个抗胡政权，使人民得以生存。郗鉴在这方面的作为，与其它门阀士族之居位者相比较，可称述者较多，可指责者较少。王夫之所论，是有道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