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记》对于中国古代史学的贡献，我觉得可以分两方面：其一是司马迁第一次为我们比较系统地整理了秦朝统一以前乃至远古传说的历史，把杂乱无章、断简残篇的先秦资料理出了头绪，从而使中国先秦古史的框架从此定型。他确定了中国人都是黄帝子孙的这一说法，并相当冷静客观地评价了秦王朝与秦始皇。尽管《史记》中的战国史至今仍存有很多问题，但司马迁的首次整理之功无人企及。其二是司马迁参照《楚汉春秋》并亲自动手搜集整理材料，写出了秦朝以来，尤其可贵的是他冲破一切艰难险阻，写出了刘邦建汉以来，直到他自己所处的汉武帝时期的当代史。他既给后人提供了研究汉代社会的珍贵的第一手资料，同时又突出表现了他作为一个伟大史学家的卓越品质与勇敢无畏精神。而所谓“不虚美，不隐恶”，所谓“史家之绝唱”云云，我觉得主要是指后一方面而言。试想，司马迁对殷纣王，或是对秦始皇能够有所暴露，那有什么困难，有什么值得一提呢？司马迁写《史记》之难，不就难在把他看到、认识到的汉朝当代的现实写进历史吗？写现当代也可以不难，那就是努力为统治者歌功颂德，像当时的司马相如一样。但司马迁偏偏又不是这样，他是要尽量“客观”，是要坚持写出他所看到的、所厌恶、痛恨的上层社会的那些坏人坏事，那些腐朽、阴私的黑暗面。但这是统治者所不能允许的，而司马迁则坚持非要干，于是灾难就发生了。司马迁为写现当代而倒了霉，但事实上却又是因此出了名，得到了后人的称赞，使他的著作不朽。
司马迁喜爱文学，他的《史记》是直接继承了《左传》既注意历史的真实，又讲究文章的艺术，在生动、活泼地叙述故事的过程中满含劝诫、奖惩这种传统的。《史记》中的文章一百三十篇，其约占五分之三的篇幅是既有重要、真实的历史人物、历史事件，又有生动活泼的文章艺术，如《项羽本纪》、《高祖本纪》、《留侯世家》、《淮阴侯列传》、《外戚世家》、《孙子吴起列传》等。这些篇章的人物描写、故事叙述中有许多动人的细节，有些细节显然是带有作者想象、虚构的成分，而且流露着爱憎分明的立场，有时让人产生一种像是读小说的感觉。但读过之后是令人感到更真实，而不是削弱历史人物的真实性，这是由于司马迁准确地掌握了理性与感情二者统一的尺度，做到了真实性与艺术性的完美结合。《史记》之所以能被人称做“不虚美，不隐恶”，是“史家之绝唱”的同时，又能被称做是“史诗”、是“文学名著”的原因就在于这其中的约占五分之三的杰出篇章。一位大历史家、大文学家，凭他们的经验、阅历，给历史的细部作出某种合乎逻辑的推衍、虚构，这不仅不会影响历史的“真实”，反而会使历史的本质现象表现得更鲜明、更突出。历史的“本质真实”，与文学的“典型化”理论本来就是相通的。
《史记》中还有约三分之一的篇幅具有很好的历史价值，但没有多少文学性，如五帝、夏、商、周、秦“本纪”
，十表、八书，以及春秋、战国时代的一部分诸侯“世家”，和一些刘邦手下的功臣“列传”。喜好文学的读者不会喜欢这些篇章，但这些篇章对于研究历史的人是非读不可的。《史记》中还有少数的一些作品，如《伯夷列传》、《滑稽列传》、《循吏列传》等，这些篇章所涉及的人物、故事没有多少历史的真实性，但这些作品的思想意义与文学性却又不能否定，并对研究司马迁的思想有很重要的意义。
司马迁的史学理论与《史记》其书的规模体例，给后世开拓了局面，树立了典范，从精神到物质，深刻地影响了中国后世两千多年的历史领域，以至于人们认为，中国“史圣”的地位非司马迁莫属；又由于《史记》高度的文学成就、高度成功的写人艺术，给后世展现了一道栩栩如生的悲剧英雄人物画廊，并对我国古代小说、古代传记产生了深远影响，因此司马迁作为一位卓越的文学家也是少有其比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