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 舍 的 一 生
老舍(1899～1966)， 现代小说家、剧作家。原名舒庆春，字舍予。老舍是他最常用的笔名。他是满族，正红旗人。
生平经历和创作道路 老舍，1899年2月3日出生于北京一个贫民家庭。父亲是名守卫皇城的护军，1900年在抗击八国联军入侵的巷战中阵亡。从此，全家依靠母亲给人缝洗衣服和充当杂役的微薄收入为生。老舍在大杂院里度过艰难的幼年和少年时代。大杂院的日常生活，使他从小就熟悉车夫、手工业工人、小商贩、下等艺人、娼妓等挣扎在社会底层的城市贫民，深知他们的喜怒哀乐。大杂院的艺术熏陶，使他从小就喜爱流传于市井巷里的传统艺术（如曲艺、戏剧），为它们的魅力所吸引。他从这样的环境中，接受了与现代中国大多数作家不同的生活教育和艺术启蒙。这些，都对他有极大的影响并在他的创作中留下鲜明的印记。
1906年，在别人的资助下，老舍进私塾读书；三年后，转入新式学堂。1912年，小学毕业后，他在普通中学读了半年；翌年，考入学杂膳宿费用都由国家供给的北京师范学校。1918年，老舍以优异成绩毕业后，任北京公立第十七高等小学校兼国民学校校长。1920年 9月，提升为郊外北区劝学员，还陆续兼任私立小学教师、国语补习会经理等职。
老舍就任小学校长的第二年,爆发了五四运动。他自称只是"看见了五四运动,而没在这个运动里面,……对于这个大运动是个旁观者"(《我怎样写〈赵子曰〉》)。这确实使他在一段时期里,对于青年学生及其活动,有些隔膜和误解。但"五四"时期兴起的新的时代潮流，包括文学革命在内，仍然冲击着他的心灵。本来，军阀政府基层机构的腐败，混迹其间的卫道者们的虚伪，在这个刚刚来自社会底层的年轻人的眼中，无处不是破绽和丑态，难以与他们安然相处。当"五四"民主科学、个性解放的呼声，把他从"兢兢业业地办小学，恭恭顺顺地侍奉老母，规规矩矩地结婚生子，如是而已"的人生信条中惊醒（《"五四"给了我什么》），他作出了新的抉择。1922年9月,老舍辞去所有职务，到以开明新派著称的天津南开学校中学部任国文教员，在那里写下了第一篇新文学习作《小铃儿》。在这以前，还坚决退掉母亲包办的婚约。次年回到北京，任顾孟余主持的北京教育会的文书，同时在第一中学兼课，业余时间到燕京大学旁听英文。一度还信仰过基督教。虽然道路不无曲折，但"五四"推动他进一步挣脱了封建的、世俗的羁绊，去寻求一种比他已经得到的更有意义的生活。
1924年，老舍去英国，任伦敦大学东方学院的汉语讲师。为了提高英文水平，阅读了大量英文作品。生活和书本都向他打开一个比原先见到的更为宽广多彩的世界。阅读作品进一步激发了他的文学兴趣。客居异国的寂寞和日益浓烈的乡思，又需要寄托和发泄。几种因素交织在一起，促使他把见到过的人和事用文艺的形式写下来。1926年写成的长篇小说《老张的哲学》，取材于当年在教育界任职时的见闻。接着又写下了长篇《赵子曰》(1926)和《二马》(1929)。三部作品陆续在文学研究会的刊物《小说月报》上连载，立刻以文笔轻松酣畅，富有北京的地方色彩，善于刻画市民生活和心理，引起读者的注意。他的创作从一开始就显现出现实主义的特点，并且从语言、笔调到内容、主题，都具有鲜明的艺术个性。1926年，老舍加入文学研究会。他终于在文学事业中找到了值得为之献身的工作和充实的生活。
老舍旅居英国 5年。1929年夏取道法、德、意等国回国。途中因为筹措旅费，在新加坡的一所华侨中学任教半年。在英国时，他为国内的北伐战争的进军感到兴奋。到了新加坡，从青年学生的革命热情中感受到了民族解放运动的高潮。他因此中断了一部描写男女青年爱情的小说的写作，另写了反映被压迫民族觉醒的中篇童话《小坡的生日》）(1930)。
1930年 3月，老舍回到祖国。同年 7月，到济南齐鲁大学任教。翌年夏，与后来成为国画家的胡□青结婚。1934年，改任青岛山东大学教授。他在这两所大学，先后开设过《文学概论》、《欧洲文艺思潮》、《外国文学史》以及写作方面的课程。课余继续长篇小说的创作。《猫城记》(1932)以寓言的形式揭露旧中国的腐败，针砭保守愚昧的民族习性和畏惧洋人的奴才心理。同时流露出对于国事的悲观和对于革命的误解，是一部瑕瑜互见、颇多争议的作品。《离婚》(1933)描写一群公务员的庸碌生活，对此作了嘲弄和揶揄，充分表现出他作为北京市民社会的表现者和批判者、作为幽默作家的特点，是一部很能代表老舍风格的作品。《牛天赐传》(1934)和中篇《月牙儿》(1935)、《我这一辈子》(1937)，都从街头巷尾摄下市井细民的生活场景。前者是对于世俗生活和市民心理的嘲讽，充满笑料；后两者是对于人间不平的抨击，饱含着愤懑和哀悼，作品的笔调也随之变得沉重。
回国不久，老舍开始写作短篇小说，作品大多收入《赶集》（1934）、《樱海集》（1935）、《蛤藻集》(1936)中。最初几篇，留有"随便写笑话"（《我怎样写短篇小说》）的倾向，有的是近乎逗人一笑的幽默小品，不久就增多了含意严肃、富有社会意义的篇章。他为林语堂主编的《论语》撰写幽默诗文，是该刊的重要撰稿人之一，他也在《申报•自由谈》上发表杂文。这些诗文，以轻快嬉笑的文字，透露出作家对于日本侵略阴谋下祖国命运的关切和焦虑，一部分收入《老舍幽默诗文集》(1934)。从1935年起，还著文回顾总结自己的创作经历，后来将这些文章集成《老牛破车》(1937)一书。30年代中期，老舍写了大量多种体裁的作品，风格也日趋成熟。这些作品发表在不同倾向的报刊上，他成为文坛上一位活跃的作家。
这个时期最重要的成果，是1936年 9月起在《宇宙风》上连载的长篇小说《骆驼祥子》。小说叙述了一名年轻好强、充满生命活力的人力车夫，希望以个人的奋斗改变自己卑贱地位的故事。他全力以赴,几经挣扎,得到的却是失败和打击。随着幻想的破灭，他对于生活的信念和追求也都丧失殆尽。作家以严峻的现实主义方法，写出了他从自重自信到自甘堕落，也就是他为生活所毁灭的过程——祥子个人的不幸命运，是个意义深广的社会悲剧。小说突出地表现了作家对于城市贫民的真挚同情和深刻理解，成为老舍的主要代表作。《骆驼祥子》是30年代中国最优秀的作品之一，也是现代中国一部杰出的长篇小说；它奠定了老舍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重要地位。40年代译成英文以后，也赢得了外国读者的喜爱。
抗日战争把老舍卷进了时代的漩涡。1937年10月，重新回到齐鲁大学任教的老舍，在济南行将沦陷的前夕，只身奔赴武汉。1938年 3月，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在武汉成立,他被选为理事兼总务部主任,主管协会的日常事务,成为这个团体实际上的主要负责人。1939年6月，他参加全国慰劳总会北路慰问团，慰问抗战军民。近半年之中，行程两万余里，历经川、鄂、豫、陕、宁、青、甘、绥八省，包括延安和陕甘宁抗日民主根据地。这些，都开阔了他的视野，丰富了他的生活。过去由于与革命力量革命运动有些隔膜，产生过误解，这时通过接触和共同工作，增进了了解，他的政治态度明显地激进起来。1944年，茅盾曾经指出："如果没有老舍先生的任劳任怨,这一件大事——抗战的文艺家的大团结,恐怕不能那样顺利迅速地完成，而且恐怕也不能艰难困苦地支撑到今天了。"(《光辉工作二十年的老舍先生》)为了在文艺界贯彻中国共产党提出的抗日统一战线政策，排除国民党顽固派的破坏干扰，为了保障作家的正当权益，他都做了不少工作。抗战后期，他又投身日渐高涨的民主运动之中。1944年 4月，重庆等地的各界人士举行老舍创作生活20周年的纪念活动，从不同的方面对他作出了高度评价。老舍不再是一个单纯埋头写作的作家，他成了文艺界的组织者和社会活动家，成了抗日和争取民主的战士。抗战使老舍的思想和行动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
以上变化也鲜明地反映在他的创作中。战争一爆发，他立刻放弃已经写了几万字的两部长篇小说，而成为通俗文艺最热心的鼓吹者和实践者。他先后在济南、武汉、重庆等地，与演唱曲艺的艺人讨论编写抗战鼓词的问题，自己也利用各种旧形式写了不少宣传抗战的通俗作品，包括京剧、鼓词、相声、数来宝、坠子等，供艺人演出。这些作品，一部分收入《三四一》（1938）中。在文艺界关于"民族形式"的讨论中，他写作了"新旧相融"（《我怎样写〈剑北篇〉》）的长诗《剑北篇》（1940～1942，未完）。随后，又开始创作话剧，或者个人编写或者与别人合作，连续写了《残雾》(1939)、《国家至上》(1940)等十几个剧本：有的号召民族团结，有的歌颂爱国将领，有的揭露"大后方"的霉烂堕落，抗战救国是这些作品的共同主题。他后来总结说："我不明白舞台的诀窍，所以总耍不来那些戏剧的花样"，"我老是以小说的方法去述说"（《闲话我的七个话剧》），这些剧本在话剧艺术上确实存在明显的弱点。但通过这些努力，为他50年代的剧作作了很好的准备。1944年初，老舍开始创作长篇小说《四世同堂》。全书分《惶惑》、《偷生》、《饥荒》三部，共百万言，描写北平沦陷后各阶层人民的苦难和抗争。老舍熟悉故都却缺少这段生活的体验。刚从北平来到重庆的夫人胡□青，向他提供了敌伪统治下故乡人民的苦难和抗争的大量素材，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这种缺陷。虽然书中抗日斗争的线索仍然显得有些单薄和比较模糊，但以浓烈的油彩涂抹出在民族存亡关头这座古老城市的众生相，细致刻画了深受传统观念束缚的中下层居民的内心冲突和由此萌发的觉醒，蕴含着对于他们的鞭挞和期待，在他关于北京市民的众多描绘中增添了不少丰富多彩并有一定思想深度的画幅。
抗日战争胜利后，1946年 3月，应美国国务院邀请，老舍赴美讲学。一年期满后，继续旅居美国，写完《四世同堂》，创作了另一部长篇《鼓书艺人》，还协助别人将这两部小说译成英文。《鼓书艺人》叙述的是抗战风暴中旧式艺人追求新生活的故事，出现了革命者的真实形象，呼唤新中国的到来。1949年10月 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3日，老舍即启程回国，途经日本、菲律宾等地，于12月 9日抵达天津。"离开华北已是十四年，忽然看到冰雪，与河岸上的黄土地，我的泪就不能不在眼中转了"（《从三藩市到天津》）。这个出生于北京、一向以描绘北京著称的作家，从1924年离家以后，一直到这时，才在自己热爱的故乡重新定居下来。
新中国欣欣向荣的气象，立即激起老舍新的创作热情。1950年 1月，回国不到一个月，就发表了第一篇歌颂新中国的作品——大鼓书《过新年》。他再次以巨大的热诚，从事传统艺术的改革，包括改造旧式艺人的工作。话剧《方珍珠》(1950)就以解放前后的艺人经历为题材，前半部分内容与《鼓书艺人》有些相似。一年以后，话剧《龙须沟》上演，引起文艺界和社会的强烈反响。剧本取材于解放初期,百废待兴,人民政府首先大力改善贫民窟生活条件的真实事迹。老舍把对于北京和城市贫民的熟悉和热爱，同对于他们获得新生的兴奋和喜悦结合在一起，写出了古老的北京和备尝艰辛的城市贫民正在发生的深刻变化。这是献给新北京新中国的一曲颂歌。一个来自旧中国的老作家能在短促的时间里，写出这样一部歌颂新中国的优秀作品，它的成功引起普遍的赞叹，老舍因此被授予"人民艺术家"的称号。
从50年代初起，老舍陆续担任政务院文教委员会委员、北京市人民委员会委员、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副主席、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及书记处书记、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副理事长（副主席）、中国戏剧家协会和中国曲艺工作者协会理事、北京市文联主席等职务，兼管少数民族文学工作，注意青年文学工作者的培养辅导；多次当选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等；先后访问过朝鲜、苏联、印度、捷克斯洛伐克、日本等国。他以较之抗战时期更多的时间和精力从事政治、社会、文化和对外友好交流等活动;他也更加勤奋地写作,不断有新作问世。正如他说的,"我注视着社会,时刻想叫我的笔追上眼前的奔流"(《十年笔墨》)，他努力了解、体验新的生活，并且反映在作品中。自然，并不是每个尝试都取得成功。象描写中国人民志愿军战斗业绩的小说《无名高地有了名》(1954)，歌颂建筑工人劳动竞赛的话剧《青年突击队》(1955)等，由于生活实感不足而缺少艺术力量。写得好的，是表现北京市民生活悲欢离合的作品，如话剧《女店员》(1958)、《全家福》(1959)等。它们都可以看作是《龙须沟》的续编：描绘了古老的北京和经受过苦难的、守旧的市民如何走向新的生活。作家熟悉这些人物及其变化,他含着泪与笑,通过解放前后的对比，写出了历史的跃进，使人在欢笑之中悟出一点生活的真谛。话剧《西望长安》(1956)，根据震动全国的李万铭案件写成。李万铭能够到处招摇撞骗，暴露出某些干部严重的官僚主义和不正之风，剧作对此作了揭露和嘲讽。如何写好新社会的讽刺作品，是个议论不少、实践不多的课题。以幽默讽刺著称的老舍的这个尝试，也就分外引人注目。
在后期创作中，最为成功的是话剧《茶馆》(1957)和小说《正红旗下》（1961～1962，未完）。前者以北京一座茶馆作为舞台，利用"一个大茶馆就是一个小社会"的特点，展开了清末戊戌维新失败以后、民国初年北洋军阀盘据时期和国民党政府崩溃前夕三个不同时代的生活场景和历史动向，前后半个世纪。上场人物60多个，全剧没有中心的故事线索，各幕之间缺少前后呼应的情节联系，却能结构严密，一气呵成，再现了尖锐的矛盾冲突和丰富的社会生活，并且通过旧中国的日趋衰微，穷途末路，揭示出必须寻找别的出路的真理。后者带有自传的性质，却写出了大清帝国行将灭亡时五光十色的社会风貌，特别是作为清朝统治的特殊支柱的旗人社会在大动荡中的分化和没落。两部作品都充分发挥了老舍作为北京风俗世态画家的特长。《正红旗下》涉笔成趣，再次显示出幽默的风格，嬉笑怒骂，都能耐人咀嚼，说明他的幽默变得深沉和含蓄了。它们描写的虽然都是旧中国，《茶馆》还有浓厚的悲剧意味，却都跳跃着时代的脉搏,显示出人民的力量和历史前进的趋势,具有一种内在的历史乐观主义精神。这标志了作家的思想和现实主义创作方法又有了重要发展。《茶馆》是当代中国话剧舞台上最优秀的剧目之一，在西欧一些国家演出时，被誉为"东方舞台上的奇迹"。（见彩图老舍剧作《茶馆》剧照（北京人民艺术剧院演出））
30年代中期是老舍创作的第一个高峰，50至60年代是第二个高峰，作品众多，思想上艺术上也都有新的进展。20、30年代开始写作的作家，到了50、60年代依然保持旺盛的艺术创造力，并且不断取得新的成果的，老舍是突出的一个。唯其如此，1966年8月24日,他在"文化大革命"初期不幸去世，格外令人感到惋惜。
文学业绩 老舍先以长篇小说著称。当他开始创作时，新文学作家中还很少有人撰写长篇，他是中国现代长篇小说最早的作者之一，为开拓这种体裁作出了贡献。后来，他又以剧作闻名,作品数量众多,而且成为50、60年代最重要的剧作家之一。他的短篇小说为数不多，却也不乏绰约多姿、意味深长的优秀之作，如《断魂枪》、《上任》、《柳家大院》等篇，都写得各有特色。他的短篇，在艺术构思的精致和题材的宽广方面，往往胜过长篇作品。他写了不少富有情趣和机智的散文小品，还有一些新旧体诗歌。老舍的小说，包括长篇、中篇、短篇和小小说,还有童话、寓言体作品。在戏剧创作中,除了话剧，另有儿童剧、童话剧、歌剧、话剧歌舞混合剧等。和"五四"以后的绝大部分作家不同，他还利用多种传统形式，写下了大量体裁各异的通俗作品，包括不同的传统剧种之间移植改编的戏曲。老舍是现代中国作家中作品形式体裁最为丰富多样的一个，而且在不少领域中都取得出色的成绩。
这除了作家的勤奋和善于同时从中国传统的和外国的文学汲取营养以外，还有思想上艺术上更为深刻的原因。抗战爆发时，老舍已经是著名的小说家了，鉴于迫切需要以人民群众理解和喜爱的文艺形式进行抗战鼓动，他中断小说创作,全力探索通俗文艺的利用改造,并且身体力行地"大胆去试验(通俗)文艺的多种体裁"（《三年写作自述》）。随后，又出于"抗战需要戏剧，戏剧必须抗战"的考虑（《抗战戏剧的发展与困难》），转向戏剧创作。中华人民共和国一成立，自己又刚刚回国，写作《龙须沟》时，他深知从旧中国的批判者到新中国的歌颂者，意味着多么艰巨的变化："在我的二十多年的写作经验中,写《龙须沟》是个最大的冒险";"我的感激政府的热诚使我敢去冒险"（《〈龙须沟〉写作经过》）。他以自己的创作实践回答了时代提出的崭新课题。在他取得话剧创作的成功以后，仍然继续进行"新的尝试，没完全叫老套子捆住"（《答复有关〈茶馆〉的几个问题》），向强调时间、地点、人物线索和情节都需要高度集中的传统的戏剧规律挑战，写出了别具一格、被人称为"画卷戏"的《茶馆》。在老舍身上,"不但表现了一个艺术家最可宝贵的政治热情，而且也表现了同样可宝贵的艺术家的真正的勇气"（周扬《从〈龙须沟〉学习什么？》），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艺术创新精神，使他孜孜不倦地涉猎文学创作的各个领域，也使他永不满足已经取得的任何成就，在40多年的创作生涯中能够不断取得重要的进展和突破。
老舍开始创作时，抱有"不管是谁与什么吧，反正要写得好笑好玩"，"立意要幽默"（《我怎样写〈赵子曰〉》）的态度。他的作品从一开始就具有鲜明的幽默讽刺的笔调。他是现代文学史上为数不多的幽默作家之一，一度还有"幽默大师"、"笑匠"之称。他的早期作品中夹杂一些纯粹为了逗笑、缺少思想意义的穿插。他那"我要笑骂，而又不赶尽杀绝"（《我怎样写〈老张的哲学〉》）的性格，使他的讽刺，缺乏鲁迅的冷峻和锋利，更多一些温情和轻松，由此形成他的独特的幽默风格。从30年代中期起随着对于国家的灾难和生活的严酷有了更多的体验,老舍的笔调变得激愤严肃起来,幽默不再是他大部分作品的基调，为人称道的也不再都是幽默作品，但在他的绝大多数作品中，仍然经常出现机智俏皮的语言，将嬉笑怒骂融合在一起的笔墨，使人发笑或者哭笑不得,有时还会催人泪下,或者发人深思。后期作品中，作家让不少人物笑着向昨天告别。所有这些，都具有一种内在的妙趣——升华了的幽默。
老舍的作品大多取材于市民生活。他善于描绘城市贫民的生活和命运，尤其擅长刻画浸透了封建宗法观念的保守落后的中下层市民,在民族矛盾和阶级搏斗中,在新的历史潮流冲击下,惶惑、犹豫、寂寞的矛盾心理,和进退维谷、不知所措的可笑行径。他喜欢通过日常平凡的场景反映普遍的社会冲突，笔触往往延伸到民族精神的挖掘或者民族命运的思考，让人从轻快诙谐之中品味出生活的严峻和沉重。关于自然风光的色彩鲜艳的渲染和关于习俗人情的细致入微的描摹，增添了作品的生活气息和情趣。在现代文学史上，老舍的名字总是与市民题材、北京题材密切联系在一起的。他是现代中国文坛上杰出的风俗、世态(尤其是北京的风土人情)画家。作为一位大家，他所反映的社会现实可能不够辽阔，但在他所描绘的范围之内，却把历史和现实，从一年四季的自然景色、不同时代的社会气氛、风俗习惯，一直到三教九流各种人等的喜怒哀乐、微妙心态都结合浓缩在一起,有声有色、生动活泼,自成一个完整丰满、"京味"十足的世界。这是老舍在现代文学史上作出的特殊贡献。
老舍的作品的另一个特点，是表现出鲜明的反帝爱国的题旨。反帝反封建本是"五四"以来整个新文学的基本主题。但除了特定时期（比如五卅运动期间,"九•一八"事变以后、抗日战争时期）以外，在一般作家的创作中，反帝的主题和内容不多。老舍的作品则常有明显表现。他的第一篇习作《小铃儿》，通过小学生带有稚气的行动，表达了反抗外国侵略者的民族意识。茅盾从老舍最早的作品中深切地感受到"对于祖国的挚爱和热望"（《光辉工作二十年的老舍先生》）。在这以后，老舍写了不少直接揭露帝国主义侵略罪行的作品，还有从不同侧面描写它们的经济、文化、宗教渗透和种族歧视所给予中国人民种种伤害的作品。他表现民族觉醒、表彰民族气节，同时抨击在这些侵略和渗透面前卑躬屈节、为虎作伥的洋奴汉□。写于60年代初的话剧《神拳》（又名《义和团》），再现北京居民抗击八国联军的壮烈情景。后期作品强烈地表现了中国人民当家作主、自立自强于世界的喜悦和自豪。对于社会主义祖国的热爱，使他的爱国主义增添了新的内容和光彩，达到新的思想高度。强烈的民族自尊感和炽热的爱国主义，是老舍的高贵品格，也是他作品中宝贵的精神遗产。
"五四"以后的新文学作家，废弃了封建士大夫笔下的文言，也没有采用话本小说、戏曲说白中的近代白话，而是从现代口语中创造便于反映现代生活、表达现代人心理活动的现代白话，作为新的文学语言——老舍对此作出了卓越的成绩。他是北京人，能说一口标准的普通话；更重要的是努力从人民群众的口头语言中汲取和提炼文学语言。注意汲取，避免了生造硬凑和过于欧化的学生腔的毛病；讲究提炼，能够脱离粗糙的自然形态，克服照搬滥用方言土语的弱点。他所使用的是一种真正艺术化了的活的语言。老舍的小说和散文，都可以琅琅上口，话剧的对白，更是活泼传神；作品中许多人物的语言，具有各自的性格特点。他很好地解决了语文脱节的问题。在语言的准确生动，富有表现力和艺术性方面，在创造新的文学语言方面,他在现代作家中,是十分突出的。老舍认为作家的风格首先体现在语言上，他的语言的确成为表现艺术风格的重要手段。连他的理论文章的语言都是很有个性特征的。他在这方面的贡献，还超出了文学创作的范围。早在30年代，就有人主张以他的作品作为"宣传纯正国语的教本"（《老舍致赵家璧信》），他的文字一直是现代汉语教科书中经常引用的范例。
老舍的创作，带有英国狄更斯、康拉德等人的影响，与中国传统的、主要是流行于民间的文艺更有深切的联系。这使他的作品具有大众化、 通俗性、 民族色彩浓厚等特点，从形式到内容都能够雅俗共赏。因此较早地突破了新文学只在学生和知识青年中间流传的狭小圈子，为广泛的读者所喜爱。后来又以真实生动地描绘了现代中国的社会风貌和民情心理，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再加上规范的现代汉语，而受到国外的重视。这些，都扩大了中国现代文学的影响。他取材于北京胡同里小人物的日常生活，和娴熟地运用"京味"十足的文学语言等特点，受到一些后起者的仿效。
著作的出版和版本 老舍是位多产作家，一生写作了1000多篇(部)作品，字数达700万至800万。除了前面提到的，生前出版的作品主要还有长篇小说《文博士》(又名《选民》，1936～1937)、《火葬》(1943～1944)，短篇小说集《火车集》（1939）、《贫血集》(1944)等；戏剧《张自忠》(1941)、《面子问题》(1941)、《大地龙蛇》(1942)、 《归去来兮》(1942)、 《谁先到了重庆》(1942)、《柳树井》(曲剧，1952)、《春华秋实》（1953）、《十五贯》（根据十五贯传奇改编的京剧，1956）、《红大院》(1958)等；杂文和文艺短论集《福星集》（1958）、《小花朵集》(1963)、《出口成章》(1964)等。另外，从30年代到50年代，有作家自选的和别人编选的选集多种，主要收录短篇、中篇小说和剧作。他翻译的萧伯纳的剧作《苹果车》，收入《萧伯纳戏剧集》(1956)。
老舍生前没有随时将作品结集出版。散佚的篇章为数较多。30、40年代，出现过不少未经作家本人同意的盗版书，内中错误颇多，间或夹杂别人的作品。50年代前半期，作家对有些作品(如《骆驼祥子》、《离婚》)，作了修改，形成不同的版本。从70年代末期起，搜集整理老舍作品的工作,引起普遍注意,陆续出版了《老舍诗选》(1980)、《老舍小说集外集》(1982)、《老舍论创作》(1980)、《老舍论剧》(1981)、《老舍曲艺文选》(1982)以及《老舍文艺评论集》(1982)等等，所收的大多是散见于报刊的篇什。人民文学出版社于1980年开始编辑出版的《老舍文集》，收录了作家1925至1966年的文学著述，按文学体裁分类和写作年代编次，并且根据初版本或者其他版本作了校勘，加上简单的注释，是迄今为止老舍著作比较完整准确的汇编。
关于老舍及其作品的评论研究文字，20年代末期开始出现，30年代中期起逐渐增多,到了50、60年代,老舍每有新作问世，都立即引起评论界的广泛讨论。李长之、朱自清、王淑明、赵少侯、叶圣陶、巴人、常风、许杰、以群、田仲济、吴组缃、周扬、焦菊隐、光未然、李健吾、梅阡、张庚、凤子等人，都先后写过评论。从70年代末期开始,报刊发表许多回忆老舍的文章,系统全面的研究也日益开展,除了继续分析评价老舍的代表作品,对于他的创作道路、艺术风格、在文学史上的地位等，都分别作了综合的探讨。
国外关于老舍作品的翻译出版和研究，都较活跃。日本的伊藤敬一、法国的保尔•巴迪、波兰的日比格涅夫•斯乌普斯基、美国的兰比尔•沃勒等，都写有老舍研究的论文或著作。
老舍(1899～1966)， 现代小说家、剧作家。原名舒庆春，字舍予。老舍是他最常用的笔名。他是满族，正红旗人。
生平经历和创作道路 老舍，1899年2月3日出生于北京一个贫民家庭。父亲是名守卫皇城的护军，1900年在抗击八国联军入侵的巷战中阵亡。从此，全家依靠母亲给人缝洗衣服和充当杂役的微薄收入为生。老舍在大杂院里度过艰难的幼年和少年时代。大杂院的日常生活，使他从小就熟悉车夫、手工业工人、小商贩、下等艺人、娼妓等挣扎在社会底层的城市贫民，深知他们的喜怒哀乐。大杂院的艺术熏陶，使他从小就喜爱流传于市井巷里的传统艺术（如曲艺、戏剧），为它们的魅力所吸引。他从这样的环境中，接受了与现代中国大多数作家不同的生活教育和艺术启蒙。这些，都对他有极大的影响并在他的创作中留下鲜明的印记。
1906年，在别人的资助下，老舍进私塾读书；三年后，转入新式学堂。1912年，小学毕业后，他在普通中学读了半年；翌年，考入学杂膳宿费用都由国家供给的北京师范学校。1918年，老舍以优异成绩毕业后，任北京公立第十七高等小学校兼国民学校校长。1920年 9月，提升为郊外北区劝学员，还陆续兼任私立小学教师、国语补习会经理等职。
老舍就任小学校长的第二年,爆发了五四运动。他自称只是"看见了五四运动,而没在这个运动里面,……对于这个大运动是个旁观者"(《我怎样写〈赵子曰〉》)。这确实使他在一段时期里,对于青年学生及其活动,有些隔膜和误解。但"五四"时期兴起的新的时代潮流，包括文学革命在内，仍然冲击着他的心灵。本来，军阀政府基层机构的腐败，混迹其间的卫道者们的虚伪，在这个刚刚来自社会底层的年轻人的眼中，无处不是破绽和丑态，难以与他们安然相处。当"五四"民主科学、个性解放的呼声，把他从"兢兢业业地办小学，恭恭顺顺地侍奉老母，规规矩矩地结婚生子，如是而已"的人生信条中惊醒（《"五四"给了我什么》），他作出了新的抉择。1922年9月,老舍辞去所有职务，到以开明新派著称的天津南开学校中学部任国文教员，在那里写下了第一篇新文学习作《小铃儿》。在这以前，还坚决退掉母亲包办的婚约。次年回到北京，任顾孟余主持的北京教育会的文书，同时在第一中学兼课，业余时间到燕京大学旁听英文。一度还信仰过基督教。虽然道路不无曲折，但"五四"推动他进一步挣脱了封建的、世俗的羁绊，去寻求一种比他已经得到的更有意义的生活。
1924年，老舍去英国，任伦敦大学东方学院的汉语讲师。为了提高英文水平，阅读了大量英文作品。生活和书本都向他打开一个比原先见到的更为宽广多彩的世界。阅读作品进一步激发了他的文学兴趣。客居异国的寂寞和日益浓烈的乡思，又需要寄托和发泄。几种因素交织在一起，促使他把见到过的人和事用文艺的形式写下来。1926年写成的长篇小说《老张的哲学》，取材于当年在教育界任职时的见闻。接着又写下了长篇《赵子曰》(1926)和《二马》(1929)。三部作品陆续在文学研究会的刊物《小说月报》上连载，立刻以文笔轻松酣畅，富有北京的地方色彩，善于刻画市民生活和心理，引起读者的注意。他的创作从一开始就显现出现实主义的特点，并且从语言、笔调到内容、主题，都具有鲜明的艺术个性。1926年，老舍加入文学研究会。他终于在文学事业中找到了值得为之献身的工作和充实的生活。
老舍旅居英国 5年。1929年夏取道法、德、意等国回国。途中因为筹措旅费，在新加坡的一所华侨中学任教半年。在英国时，他为国内的北伐战争的进军感到兴奋。到了新加坡，从青年学生的革命热情中感受到了民族解放运动的高潮。他因此中断了一部描写男女青年爱情的小说的写作，另写了反映被压迫民族觉醒的中篇童话《小坡的生日》）(1930)。
1930年 3月，老舍回到祖国。同年 7月，到济南齐鲁大学任教。翌年夏，与后来成为国画家的胡□青结婚。1934年，改任青岛山东大学教授。他在这两所大学，先后开设过《文学概论》、《欧洲文艺思潮》、《外国文学史》以及写作方面的课程。课余继续长篇小说的创作。《猫城记》(1932)以寓言的形式揭露旧中国的腐败，针砭保守愚昧的民族习性和畏惧洋人的奴才心理。同时流露出对于国事的悲观和对于革命的误解，是一部瑕瑜互见、颇多争议的作品。《离婚》(1933)描写一群公务员的庸碌生活，对此作了嘲弄和揶揄，充分表现出他作为北京市民社会的表现者和批判者、作为幽默作家的特点，是一部很能代表老舍风格的作品。《牛天赐传》(1934)和中篇《月牙儿》(1935)、《我这一辈子》(1937)，都从街头巷尾摄下市井细民的生活场景。前者是对于世俗生活和市民心理的嘲讽，充满笑料；后两者是对于人间不平的抨击，饱含着愤懑和哀悼，作品的笔调也随之变得沉重。
回国不久，老舍开始写作短篇小说，作品大多收入《赶集》（1934）、《樱海集》（1935）、《蛤藻集》(1936)中。最初几篇，留有"随便写笑话"（《我怎样写短篇小说》）的倾向，有的是近乎逗人一笑的幽默小品，不久就增多了含意严肃、富有社会意义的篇章。他为林语堂主编的《论语》撰写幽默诗文，是该刊的重要撰稿人之一，他也在《申报•自由谈》上发表杂文。这些诗文，以轻快嬉笑的文字，透露出作家对于日本侵略阴谋下祖国命运的关切和焦虑，一部分收入《老舍幽默诗文集》(1934)。从1935年起，还著文回顾总结自己的创作经历，后来将这些文章集成《老牛破车》(1937)一书。30年代中期，老舍写了大量多种体裁的作品，风格也日趋成熟。这些作品发表在不同倾向的报刊上，他成为文坛上一位活跃的作家。
这个时期最重要的成果，是1936年 9月起在《宇宙风》上连载的长篇小说《骆驼祥子》。小说叙述了一名年轻好强、充满生命活力的人力车夫，希望以个人的奋斗改变自己卑贱地位的故事。他全力以赴,几经挣扎,得到的却是失败和打击。随着幻想的破灭，他对于生活的信念和追求也都丧失殆尽。作家以严峻的现实主义方法，写出了他从自重自信到自甘堕落，也就是他为生活所毁灭的过程——祥子个人的不幸命运，是个意义深广的社会悲剧。小说突出地表现了作家对于城市贫民的真挚同情和深刻理解，成为老舍的主要代表作。《骆驼祥子》是30年代中国最优秀的作品之一，也是现代中国一部杰出的长篇小说；它奠定了老舍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重要地位。40年代译成英文以后，也赢得了外国读者的喜爱。
抗日战争把老舍卷进了时代的漩涡。1937年10月，重新回到齐鲁大学任教的老舍，在济南行将沦陷的前夕，只身奔赴武汉。1938年 3月，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在武汉成立,他被选为理事兼总务部主任,主管协会的日常事务,成为这个团体实际上的主要负责人。1939年6月，他参加全国慰劳总会北路慰问团，慰问抗战军民。近半年之中，行程两万余里，历经川、鄂、豫、陕、宁、青、甘、绥八省，包括延安和陕甘宁抗日民主根据地。这些，都开阔了他的视野，丰富了他的生活。过去由于与革命力量革命运动有些隔膜，产生过误解，这时通过接触和共同工作，增进了了解，他的政治态度明显地激进起来。1944年，茅盾曾经指出："如果没有老舍先生的任劳任怨,这一件大事——抗战的文艺家的大团结,恐怕不能那样顺利迅速地完成，而且恐怕也不能艰难困苦地支撑到今天了。"(《光辉工作二十年的老舍先生》)为了在文艺界贯彻中国共产党提出的抗日统一战线政策，排除国民党顽固派的破坏干扰，为了保障作家的正当权益，他都做了不少工作。抗战后期，他又投身日渐高涨的民主运动之中。1944年 4月，重庆等地的各界人士举行老舍创作生活20周年的纪念活动，从不同的方面对他作出了高度评价。老舍不再是一个单纯埋头写作的作家，他成了文艺界的组织者和社会活动家，成了抗日和争取民主的战士。抗战使老舍的思想和行动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
以上变化也鲜明地反映在他的创作中。战争一爆发，他立刻放弃已经写了几万字的两部长篇小说，而成为通俗文艺最热心的鼓吹者和实践者。他先后在济南、武汉、重庆等地，与演唱曲艺的艺人讨论编写抗战鼓词的问题，自己也利用各种旧形式写了不少宣传抗战的通俗作品，包括京剧、鼓词、相声、数来宝、坠子等，供艺人演出。这些作品，一部分收入《三四一》（1938）中。在文艺界关于"民族形式"的讨论中，他写作了"新旧相融"（《我怎样写〈剑北篇〉》）的长诗《剑北篇》（1940～1942，未完）。随后，又开始创作话剧，或者个人编写或者与别人合作，连续写了《残雾》(1939)、《国家至上》(1940)等十几个剧本：有的号召民族团结，有的歌颂爱国将领，有的揭露"大后方"的霉烂堕落，抗战救国是这些作品的共同主题。他后来总结说："我不明白舞台的诀窍，所以总耍不来那些戏剧的花样"，"我老是以小说的方法去述说"（《闲话我的七个话剧》），这些剧本在话剧艺术上确实存在明显的弱点。但通过这些努力，为他50年代的剧作作了很好的准备。1944年初，老舍开始创作长篇小说《四世同堂》。全书分《惶惑》、《偷生》、《饥荒》三部，共百万言，描写北平沦陷后各阶层人民的苦难和抗争。老舍熟悉故都却缺少这段生活的体验。刚从北平来到重庆的夫人胡□青，向他提供了敌伪统治下故乡人民的苦难和抗争的大量素材，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这种缺陷。虽然书中抗日斗争的线索仍然显得有些单薄和比较模糊，但以浓烈的油彩涂抹出在民族存亡关头这座古老城市的众生相，细致刻画了深受传统观念束缚的中下层居民的内心冲突和由此萌发的觉醒，蕴含着对于他们的鞭挞和期待，在他关于北京市民的众多描绘中增添了不少丰富多彩并有一定思想深度的画幅。
抗日战争胜利后，1946年 3月，应美国国务院邀请，老舍赴美讲学。一年期满后，继续旅居美国，写完《四世同堂》，创作了另一部长篇《鼓书艺人》，还协助别人将这两部小说译成英文。《鼓书艺人》叙述的是抗战风暴中旧式艺人追求新生活的故事，出现了革命者的真实形象，呼唤新中国的到来。1949年10月 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3日，老舍即启程回国，途经日本、菲律宾等地，于12月 9日抵达天津。"离开华北已是十四年，忽然看到冰雪，与河岸上的黄土地，我的泪就不能不在眼中转了"（《从三藩市到天津》）。这个出生于北京、一向以描绘北京著称的作家，从1924年离家以后，一直到这时，才在自己热爱的故乡重新定居下来。
新中国欣欣向荣的气象，立即激起老舍新的创作热情。1950年 1月，回国不到一个月，就发表了第一篇歌颂新中国的作品——大鼓书《过新年》。他再次以巨大的热诚，从事传统艺术的改革，包括改造旧式艺人的工作。话剧《方珍珠》(1950)就以解放前后的艺人经历为题材，前半部分内容与《鼓书艺人》有些相似。一年以后，话剧《龙须沟》上演，引起文艺界和社会的强烈反响。剧本取材于解放初期,百废待兴,人民政府首先大力改善贫民窟生活条件的真实事迹。老舍把对于北京和城市贫民的熟悉和热爱，同对于他们获得新生的兴奋和喜悦结合在一起，写出了古老的北京和备尝艰辛的城市贫民正在发生的深刻变化。这是献给新北京新中国的一曲颂歌。一个来自旧中国的老作家能在短促的时间里，写出这样一部歌颂新中国的优秀作品，它的成功引起普遍的赞叹，老舍因此被授予"人民艺术家"的称号。
从50年代初起，老舍陆续担任政务院文教委员会委员、北京市人民委员会委员、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副主席、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及书记处书记、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副理事长（副主席）、中国戏剧家协会和中国曲艺工作者协会理事、北京市文联主席等职务，兼管少数民族文学工作，注意青年文学工作者的培养辅导；多次当选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等；先后访问过朝鲜、苏联、印度、捷克斯洛伐克、日本等国。他以较之抗战时期更多的时间和精力从事政治、社会、文化和对外友好交流等活动;他也更加勤奋地写作,不断有新作问世。正如他说的,"我注视着社会,时刻想叫我的笔追上眼前的奔流"(《十年笔墨》)，他努力了解、体验新的生活，并且反映在作品中。自然，并不是每个尝试都取得成功。象描写中国人民志愿军战斗业绩的小说《无名高地有了名》(1954)，歌颂建筑工人劳动竞赛的话剧《青年突击队》(1955)等，由于生活实感不足而缺少艺术力量。写得好的，是表现北京市民生活悲欢离合的作品，如话剧《女店员》(1958)、《全家福》(1959)等。它们都可以看作是《龙须沟》的续编：描绘了古老的北京和经受过苦难的、守旧的市民如何走向新的生活。作家熟悉这些人物及其变化,他含着泪与笑,通过解放前后的对比，写出了历史的跃进，使人在欢笑之中悟出一点生活的真谛。话剧《西望长安》(1956)，根据震动全国的李万铭案件写成。李万铭能够到处招摇撞骗，暴露出某些干部严重的官僚主义和不正之风，剧作对此作了揭露和嘲讽。如何写好新社会的讽刺作品，是个议论不少、实践不多的课题。以幽默讽刺著称的老舍的这个尝试，也就分外引人注目。
在后期创作中，最为成功的是话剧《茶馆》(1957)和小说《正红旗下》（1961～1962，未完）。前者以北京一座茶馆作为舞台，利用"一个大茶馆就是一个小社会"的特点，展开了清末戊戌维新失败以后、民国初年北洋军阀盘据时期和国民党政府崩溃前夕三个不同时代的生活场景和历史动向，前后半个世纪。上场人物60多个，全剧没有中心的故事线索，各幕之间缺少前后呼应的情节联系，却能结构严密，一气呵成，再现了尖锐的矛盾冲突和丰富的社会生活，并且通过旧中国的日趋衰微，穷途末路，揭示出必须寻找别的出路的真理。后者带有自传的性质，却写出了大清帝国行将灭亡时五光十色的社会风貌，特别是作为清朝统治的特殊支柱的旗人社会在大动荡中的分化和没落。两部作品都充分发挥了老舍作为北京风俗世态画家的特长。《正红旗下》涉笔成趣，再次显示出幽默的风格，嬉笑怒骂，都能耐人咀嚼，说明他的幽默变得深沉和含蓄了。它们描写的虽然都是旧中国，《茶馆》还有浓厚的悲剧意味，却都跳跃着时代的脉搏,显示出人民的力量和历史前进的趋势,具有一种内在的历史乐观主义精神。这标志了作家的思想和现实主义创作方法又有了重要发展。《茶馆》是当代中国话剧舞台上最优秀的剧目之一，在西欧一些国家演出时，被誉为"东方舞台上的奇迹"。（见彩图老舍剧作《茶馆》剧照（北京人民艺术剧院演出））
30年代中期是老舍创作的第一个高峰，50至60年代是第二个高峰，作品众多，思想上艺术上也都有新的进展。20、30年代开始写作的作家，到了50、60年代依然保持旺盛的艺术创造力，并且不断取得新的成果的，老舍是突出的一个。唯其如此，1966年8月24日,他在"文化大革命"初期不幸去世，格外令人感到惋惜。
文学业绩 老舍先以长篇小说著称。当他开始创作时，新文学作家中还很少有人撰写长篇，他是中国现代长篇小说最早的作者之一，为开拓这种体裁作出了贡献。后来，他又以剧作闻名,作品数量众多,而且成为50、60年代最重要的剧作家之一。他的短篇小说为数不多，却也不乏绰约多姿、意味深长的优秀之作，如《断魂枪》、《上任》、《柳家大院》等篇，都写得各有特色。他的短篇，在艺术构思的精致和题材的宽广方面，往往胜过长篇作品。他写了不少富有情趣和机智的散文小品，还有一些新旧体诗歌。老舍的小说，包括长篇、中篇、短篇和小小说,还有童话、寓言体作品。在戏剧创作中,除了话剧，另有儿童剧、童话剧、歌剧、话剧歌舞混合剧等。和"五四"以后的绝大部分作家不同，他还利用多种传统形式，写下了大量体裁各异的通俗作品，包括不同的传统剧种之间移植改编的戏曲。老舍是现代中国作家中作品形式体裁最为丰富多样的一个，而且在不少领域中都取得出色的成绩。
这除了作家的勤奋和善于同时从中国传统的和外国的文学汲取营养以外，还有思想上艺术上更为深刻的原因。抗战爆发时，老舍已经是著名的小说家了，鉴于迫切需要以人民群众理解和喜爱的文艺形式进行抗战鼓动，他中断小说创作,全力探索通俗文艺的利用改造,并且身体力行地"大胆去试验(通俗)文艺的多种体裁"（《三年写作自述》）。随后，又出于"抗战需要戏剧，戏剧必须抗战"的考虑（《抗战戏剧的发展与困难》），转向戏剧创作。中华人民共和国一成立，自己又刚刚回国，写作《龙须沟》时，他深知从旧中国的批判者到新中国的歌颂者，意味着多么艰巨的变化："在我的二十多年的写作经验中,写《龙须沟》是个最大的冒险";"我的感激政府的热诚使我敢去冒险"（《〈龙须沟〉写作经过》）。他以自己的创作实践回答了时代提出的崭新课题。在他取得话剧创作的成功以后，仍然继续进行"新的尝试，没完全叫老套子捆住"（《答复有关〈茶馆〉的几个问题》），向强调时间、地点、人物线索和情节都需要高度集中的传统的戏剧规律挑战，写出了别具一格、被人称为"画卷戏"的《茶馆》。在老舍身上,"不但表现了一个艺术家最可宝贵的政治热情，而且也表现了同样可宝贵的艺术家的真正的勇气"（周扬《从〈龙须沟〉学习什么？》），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艺术创新精神，使他孜孜不倦地涉猎文学创作的各个领域，也使他永不满足已经取得的任何成就，在40多年的创作生涯中能够不断取得重要的进展和突破。
老舍开始创作时，抱有"不管是谁与什么吧，反正要写得好笑好玩"，"立意要幽默"（《我怎样写〈赵子曰〉》）的态度。他的作品从一开始就具有鲜明的幽默讽刺的笔调。他是现代文学史上为数不多的幽默作家之一，一度还有"幽默大师"、"笑匠"之称。他的早期作品中夹杂一些纯粹为了逗笑、缺少思想意义的穿插。他那"我要笑骂，而又不赶尽杀绝"（《我怎样写〈老张的哲学〉》）的性格，使他的讽刺，缺乏鲁迅的冷峻和锋利，更多一些温情和轻松，由此形成他的独特的幽默风格。从30年代中期起随着对于国家的灾难和生活的严酷有了更多的体验,老舍的笔调变得激愤严肃起来,幽默不再是他大部分作品的基调，为人称道的也不再都是幽默作品，但在他的绝大多数作品中，仍然经常出现机智俏皮的语言，将嬉笑怒骂融合在一起的笔墨，使人发笑或者哭笑不得,有时还会催人泪下,或者发人深思。后期作品中，作家让不少人物笑着向昨天告别。所有这些，都具有一种内在的妙趣——升华了的幽默。
老舍的作品大多取材于市民生活。他善于描绘城市贫民的生活和命运，尤其擅长刻画浸透了封建宗法观念的保守落后的中下层市民,在民族矛盾和阶级搏斗中,在新的历史潮流冲击下,惶惑、犹豫、寂寞的矛盾心理,和进退维谷、不知所措的可笑行径。他喜欢通过日常平凡的场景反映普遍的社会冲突，笔触往往延伸到民族精神的挖掘或者民族命运的思考，让人从轻快诙谐之中品味出生活的严峻和沉重。关于自然风光的色彩鲜艳的渲染和关于习俗人情的细致入微的描摹，增添了作品的生活气息和情趣。在现代文学史上，老舍的名字总是与市民题材、北京题材密切联系在一起的。他是现代中国文坛上杰出的风俗、世态(尤其是北京的风土人情)画家。作为一位大家，他所反映的社会现实可能不够辽阔，但在他所描绘的范围之内，却把历史和现实，从一年四季的自然景色、不同时代的社会气氛、风俗习惯，一直到三教九流各种人等的喜怒哀乐、微妙心态都结合浓缩在一起,有声有色、生动活泼,自成一个完整丰满、"京味"十足的世界。这是老舍在现代文学史上作出的特殊贡献。
老舍的作品的另一个特点，是表现出鲜明的反帝爱国的题旨。反帝反封建本是"五四"以来整个新文学的基本主题。但除了特定时期（比如五卅运动期间,"九•一八"事变以后、抗日战争时期）以外，在一般作家的创作中，反帝的主题和内容不多。老舍的作品则常有明显表现。他的第一篇习作《小铃儿》，通过小学生带有稚气的行动，表达了反抗外国侵略者的民族意识。茅盾从老舍最早的作品中深切地感受到"对于祖国的挚爱和热望"（《光辉工作二十年的老舍先生》）。在这以后，老舍写了不少直接揭露帝国主义侵略罪行的作品，还有从不同侧面描写它们的经济、文化、宗教渗透和种族歧视所给予中国人民种种伤害的作品。他表现民族觉醒、表彰民族气节，同时抨击在这些侵略和渗透面前卑躬屈节、为虎作伥的洋奴汉□。写于60年代初的话剧《神拳》（又名《义和团》），再现北京居民抗击八国联军的壮烈情景。后期作品强烈地表现了中国人民当家作主、自立自强于世界的喜悦和自豪。对于社会主义祖国的热爱，使他的爱国主义增添了新的内容和光彩，达到新的思想高度。强烈的民族自尊感和炽热的爱国主义，是老舍的高贵品格，也是他作品中宝贵的精神遗产。
"五四"以后的新文学作家，废弃了封建士大夫笔下的文言，也没有采用话本小说、戏曲说白中的近代白话，而是从现代口语中创造便于反映现代生活、表达现代人心理活动的现代白话，作为新的文学语言——老舍对此作出了卓越的成绩。他是北京人，能说一口标准的普通话；更重要的是努力从人民群众的口头语言中汲取和提炼文学语言。注意汲取，避免了生造硬凑和过于欧化的学生腔的毛病；讲究提炼，能够脱离粗糙的自然形态，克服照搬滥用方言土语的弱点。他所使用的是一种真正艺术化了的活的语言。老舍的小说和散文，都可以琅琅上口，话剧的对白，更是活泼传神；作品中许多人物的语言，具有各自的性格特点。他很好地解决了语文脱节的问题。在语言的准确生动，富有表现力和艺术性方面，在创造新的文学语言方面,他在现代作家中,是十分突出的。老舍认为作家的风格首先体现在语言上，他的语言的确成为表现艺术风格的重要手段。连他的理论文章的语言都是很有个性特征的。他在这方面的贡献，还超出了文学创作的范围。早在30年代，就有人主张以他的作品作为"宣传纯正国语的教本"（《老舍致赵家璧信》），他的文字一直是现代汉语教科书中经常引用的范例。
老舍的创作，带有英国狄更斯、康拉德等人的影响，与中国传统的、主要是流行于民间的文艺更有深切的联系。这使他的作品具有大众化、 通俗性、 民族色彩浓厚等特点，从形式到内容都能够雅俗共赏。因此较早地突破了新文学只在学生和知识青年中间流传的狭小圈子，为广泛的读者所喜爱。后来又以真实生动地描绘了现代中国的社会风貌和民情心理，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再加上规范的现代汉语，而受到国外的重视。这些，都扩大了中国现代文学的影响。他取材于北京胡同里小人物的日常生活，和娴熟地运用"京味"十足的文学语言等特点，受到一些后起者的仿效。
著作的出版和版本 老舍是位多产作家，一生写作了1000多篇(部)作品，字数达700万至800万。除了前面提到的，生前出版的作品主要还有长篇小说《文博士》(又名《选民》，1936～1937)、《火葬》(1943～1944)，短篇小说集《火车集》（1939）、《贫血集》(1944)等；戏剧《张自忠》(1941)、《面子问题》(1941)、《大地龙蛇》(1942)、 《归去来兮》(1942)、 《谁先到了重庆》(1942)、《柳树井》(曲剧，1952)、《春华秋实》（1953）、《十五贯》（根据十五贯传奇改编的京剧，1956）、《红大院》(1958)等；杂文和文艺短论集《福星集》（1958）、《小花朵集》(1963)、《出口成章》(1964)等。另外，从30年代到50年代，有作家自选的和别人编选的选集多种，主要收录短篇、中篇小说和剧作。他翻译的萧伯纳的剧作《苹果车》，收入《萧伯纳戏剧集》(1956)。
老舍生前没有随时将作品结集出版。散佚的篇章为数较多。30、40年代，出现过不少未经作家本人同意的盗版书，内中错误颇多，间或夹杂别人的作品。50年代前半期，作家对有些作品(如《骆驼祥子》、《离婚》)，作了修改，形成不同的版本。从70年代末期起，搜集整理老舍作品的工作,引起普遍注意,陆续出版了《老舍诗选》(1980)、《老舍小说集外集》(1982)、《老舍论创作》(1980)、《老舍论剧》(1981)、《老舍曲艺文选》(1982)以及《老舍文艺评论集》(1982)等等，所收的大多是散见于报刊的篇什。人民文学出版社于1980年开始编辑出版的《老舍文集》，收录了作家1925至1966年的文学著述，按文学体裁分类和写作年代编次，并且根据初版本或者其他版本作了校勘，加上简单的注释，是迄今为止老舍著作比较完整准确的汇编。
关于老舍及其作品的评论研究文字，20年代末期开始出现，30年代中期起逐渐增多,到了50、60年代,老舍每有新作问世，都立即引起评论界的广泛讨论。李长之、朱自清、王淑明、赵少侯、叶圣陶、巴人、常风、许杰、以群、田仲济、吴组缃、周扬、焦菊隐、光未然、李健吾、梅阡、张庚、凤子等人，都先后写过评论。从70年代末期开始,报刊发表许多回忆老舍的文章,系统全面的研究也日益开展,除了继续分析评价老舍的代表作品,对于他的创作道路、艺术风格、在文学史上的地位等，都分别作了综合的探讨。
国外关于老舍作品的翻译出版和研究，都较活跃。日本的伊藤敬一、法国的保尔•巴迪、波兰的日比格涅夫•斯乌普斯基、美国的兰比尔•沃勒等，都写有老舍研究的论文或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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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个回答 2007-02-24
老舍文化人格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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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郭锡健 来源：www.laoshexue.com 发布时间：2007年01月16日 www.laoshexue.com
一 引言
人格(personality),是一个在漫长历史进程中常论不息的话题。科恩说："拉丁语的personaiitas——'人格'一词产生于中世纪早期，是'persona'一词的派生词。 托马斯·阿奎那已经用这个词表示人身存在的条件或方式。"[1]而在托马斯之前700多年，波伊悉阿斯（约480—524年）已有这样的定义：人格是真实的有理性的个人的本性[2]33-34。在现代西方学术界，人格研究更是经久不衰， 从叔本华、尼采、柏格森、萨特的人格哲学，到弗洛伊德、荣格、马斯洛、本尼迪格特的人格心理学，可以说，人格研究始终备受关注。以人格的内涵研究来说，本世纪30年代有人归纳出人格的定义50多个，到80年代就达到100多个， 以致美国学者赫根汉在遍查了人格的种种界说后得出这样的结论："认为只存在一种正确的人格理论将是错误的。"[3]如同我们今天研究文化或现代化，尽管对其内涵见仁见智，众说纷纭，但并不妨碍我们对其探幽求胜。我们完全可以从纷繁复杂的人格研究中窥见研究之必要和成果。
在中国，"人格"一词虽然出现较晚，但却不能据此说中国没有深远的人格研究。这是因为中文"人格"一词虽是近代从日文中引进的，但在古代中国却有很多词在意义上同"人格"相近或相关，如"品格""品节""人品"等。唐代李中《庭苇》诗中有"品格清于竹，诗家景最幽"的句子，宋代黄庭坚在《濂溪诗序》中称赞"舂陵周茂叔人品甚高，胸中洒落，如光风霁月。"由此可见中国古代并不缺乏人格意识。从五四新文化运动起，人格呼唤成了众多有识见的知识分子的共同心声。1916年9月陈独秀在《青年杂志》（后改名《新青年》）发刊词《敬告青年》中写道："解放云者，脱离夫奴隶之羁绊，以完其自主自由人格之谓也。"李大钊在《介绍哲人尼采》一文中对尼采"高唱人格之权威"给予热烈赞扬。胡适在《易卜生主义》一文中说："自治的社会、共和国的国家，要个人有选择之权，还要个人对自己的所行所为都负责任。若不如此，决不能造出独立的人格。"老舍，这位惯于对人的灵魂进行鞭辟入里透视的现代文学大师，也特别关注于人格的塑造。他自身，以独特的人格力量打动人；而他的作品，又常常遣笔于人格的多维展示。可以说，走向老舍，首先走向的就是他构建的人格天地；接受老舍，首先接受的就是他留给我们的人格理想。
注重自我人格的塑造,是老舍一生孜孜以求的。1937年,他在《大时代与写家》一文中写道："伟大文艺中必有一颗伟大的心，必有一个伟大的人格。""有了人格作根，我们的笔才会生花。"这是老舍对伟大文艺的向往，更是他对作家伟大人格的真切呼唤。正是基于对自我人格塑造的自觉意识，老舍的人格才显得特别丰满厚实，光彩动人：既随和友善，又刚正耿直；既一丝不苟，又豁达磊落，既严谨稳实，又幽默诙谐；既有"温良恭俭让"的柔韵，又有"壮士一去不复返"的豪壮。
在老舍的作品中，也深深寄寓着老舍对人格的探寻和追求。打开他的作品，震颤我们心灵的，往往是一幕幕人格悲剧的上演，如《骆驼祥子》中祥子正直、要强、纯朴人格的被扭曲，《离婚》中掩藏在张大哥热心、精明、谦卑之后人格的庸常、灰暗和苟且。在《猫城记》中，老舍不时地将笔锋指向"猫国"人格的解剖：揭露"猫国"教育失败时，作者借小蝎的口说："这新教育崩溃的原因何在？……我只觉得是因为没有人格。"（十八）在挖掘"猫国"政治、经济崩溃的根源时，作者又借大鹰的口说："打算恢复猫国的尊荣，应以人格为主；可是，人格一旦失去，想再恢复，比使死人复活的希望一样的微小。"（二十三）据笔者统计，仅在《猫城记》中，"我"（地球先生）和"猫国人"直接议及人格的就达20多处。罗竹风主编的《汉语大辞典》在"人格"词条下特举老舍《四世同堂》中一段话作为用词例证，这段话是："他以为教育不仅是教给学生一点课本上的知识，而也需要师生间的感情的与人格的接触。"（二十五）由此也可见，老舍的人格追求实在是留给人们深刻的印象。
值得提及的是，人格研究可以在众多的学科领域里展开，无论是从哲学的、心理的角度,还是从政治的、伦理的角度,都可以领略人格天地的独特景观。叔本华说："人是什么，他本身所具有的一些特质是什么，用一个字来说，就是人格。"[4]这里，叔本华将人生的本质意义同人格联系起来，这是从人本主义哲学的角度探讨人格。马斯洛则不同，他认为："完整的人格不仅包括该人的智慧能力的积极表现，而且包括他的情感和类本能的能力的积极表现。"[5]这里， 马斯洛把人们的情感和类本能作为考察人格的重要方面，显然，这就将人格与心理学密切联系起来。如果考察中国历史上"人品""品性""品节"等概念的人格意义，我们就会发现它们始终与道德信念融为一体。《宋书·孝武帝纪》中说："庶简约之风，有孚于品性。"曾国藩《钞朱子小学书后》有言："盖先生之治人，尤重品节。"这里的"品性""品节"显然看重于道德价值。也有从政治意义上考察人格的，如陈独秀疾呼"自主自由人格"，又说："我们相信尊重女子的人格和权利，已经是现在社会生活的进步的实际需要。"[6]245"人格为权利之主，无人格则权利无所寄。"[6]34很明显， 陈独秀这里所说的人格已不是个人修身养性的问题，而是强调人从不合理的社会政治制度中解放出来，以获得尊严和平等的权利。但随着东西方各种学说的冲撞、演进，随着古今文化成果的融通、聚汇，随着众多交叉学科、边缘学科的兴起，人格研究有综合发展的趋势，其突出表现就是文化意义上的人格研究（即文化人格研究）占据了很大优势。马尔库塞说"人格是文化理想的承担者"[7]，这就可以看出，一定人格总是一定文化的折射，人格建设实际是文化理想的构造。本世纪30年代，在美国曾诞生了"文化与人格学派"，R·本尼迪克特和M·米德等人以人格与文化变迁为主题，探求个人人格与社会文化相互作用和相互影响从而形成的"文化模式"，尽管该派的理论有许多缺陷，但它将人格置于文化的大背景中进行研究，其方向却是值得肯定的。在中国，以道德度量人品的传统使人格评价自然地打上文化烙印。近代以降，抨击奴性人格，呼唤人的尊严，寻求人文精神，企盼人的现代化，这一系列的铸造"人魂"工程把完美人格推到文化反思的前台。老舍长成的年代，正是东西文化剧烈碰撞、古今文化风云际会的年代；而他自身，一方面是在北平浓重的古文化传统中泡大的，另一方面又在英伦等国直接感受了异域文化的滋味。这就促使他能以一种比较开放、公正的眼光审视文化、剖析文化；当他追求一定的人格理想时，也就能自觉地从文化意义上选择人格范式、把握人格真义。正因为如此，研究老舍的文化人格也就显得十分必要。
那么，文化人格的要义是什么呢？笔者以为，文化人格是人在社会交往过程中表现出的综合素质和在内心体验过程中流露的主导倾向，着重包含个体构建生活的信念、价值判断的标准、为人处世的态度、冶情养性的习惯等，它是个体在一定的文化环境中接受文化熏陶、并对文化作出反应的结果，也是人的性格、气质、智力、能力有机统一的表现。有学者说："文化问题其实是人的问题，中国现代文化人的文化建设归根到底是现代人格建设。"[8]由此可见， 人格建设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寻找精神寄托，它是人认识自我、完善自我的崇高精神活动，也是中国在奔向现代化进程中实现人的现代化必然面对的艰难而辉煌的工程。老舍以他对社会的全部热忱、对生活的全部真情，以他的生命为本色，汇聚起他人格的风采，这对中国知识分子群体人格的塑造，乃至对整个民族精神的高扬，将持久地显示出独特魅力。
二 老舍文化人格的形成
马克思说："人格的本质不是人的胡子、血液、抽象的肉体的本质，而是人的社会特质。"[9]因此，个体人格的形成不是先天的，而是后天"社会化"的结果。老舍的人格直接发端于他生活的具体环境，其中突出包含他的家庭、主要是他的母亲给他以"生命的教育"，与他血脉相通的满族文化在时代潮流冲击下带给他沉痛的思虑，古都北平固有的文化氛围、特别是普通劳动人民具有的勤劳、善良、朴实、坚韧等传统美德给他以心灵的洗礼，从而确定了他健康人格的基调，使他能在以后复杂的人生道路上不断为自我人格的完善增辉添彩。
（一）在"感受生命的教育"中自立
家庭，是社会的细胞。人接受一定文化的熏陶，往往是从家庭开始的；最初在家庭中养成的某些习惯、兴趣、态度、情感等往往会影响人的一生。老舍人格中的许多迷人之处，如既温和又刚正、既多情又豪爽的处世态度，既乐观又沉郁、既严谨又旷达的心向结构，既含蓄又直率、既幽默又庄重的情感表达方式，都可以从他青少年时期所受家庭影响中找到"本原"。
首先，母亲那种中国劳动女性特有的优秀品格对老舍人格带来巨大的感化。老舍自幼家境贫寒，父亲在他出生后的第二年就在抗击八国联军的战火中阵亡，此后全家就靠母亲为人缝补浆洗、做佣工苦度生活。然而母亲滋养老舍的绝不仅是物质上的粗茶淡饭，还有宝贵的精神食粮。据老舍在《我的母亲》、《宗月大师》、《抬头见喜》等文章中记载：母亲是那么勤劳，她的手终年是鲜红微肿的，白天她要洗一两大绿瓦盆衣服，晚间还要抱着一盏油灯缝补衣服；母亲是那么诚笃，做事永远丝毫也不敷衍，屠户们送来的黑如铁的布袜她也给洗得雪白；母亲是那么热情待人，有客人来，无论手中怎么窘，也要设法弄一点东西去款待，给亲友邻居帮忙，她总跑在前面；母亲是那么宽厚，她最会吃亏，吵嘴打架的事永远没有她；母亲又是那么坚强，八国联军打进城的时候，皇上跑了，丈夫死了，满城是血光火焰，可是母亲不怕，在刺刀下、饥荒中保护着儿女；母亲还有爱花、爱清洁的好习惯，她的手会使破桌面上没有尘土，残破的铜件发着光，院中的石榴和夹竹桃得到应有的浇灌与爱护……母亲的这些优秀品格，是无声的教诲，点点滴滴滋润着老舍的心田，正如老舍自己所说："从私塾到小学，到中学，我经历过起码有廿位教师吧，其中有给我很大影响的，也有毫无影响的，但是我的真正的教师，把性格传给我的，是我的母亲。母亲并不识字，她给我的是生命的教育。""生命是母亲给我的。我之能长大成人，是母亲的血汗灌养的。我之能成为一个不十分坏的人，是母亲感化的。我的性格，习惯，是母亲传给的。"[10]纵观老舍一生，他那种绵中藏针、内圆外方、善待亲朋、急公好义的性格，都潜藏着他母亲的个性。
其次，父亲的战死在老舍幼嫩的心田里埋上了爱憎的种子，同时也对他的人格形成产生深沉影响。老舍的父亲舒永寿是清朝一名保卫皇城的护军。1900年八国联军攻打北京，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仓惶逃往西安，但许多兵士却是和侵略者浴血奋战的，老舍的父亲就是在一场抗击侵略者的恶战中因火药着火被严重烧伤而死亡的。对于这一家庭灾难及灾难的原因，老舍在很小的时候就有所了解。他说："自从我开始记事，直到老母病逝，我听过多少多少次她的关于八国联军罪行的含泪追述。……她可是深恨，因而也就牢牢记住洋兵的罪行——他们找上门来行凶打抢。母亲的述说，深深印在我的心中，难以磨灭。在我的童年时期，我几乎不需要听什么吞吃孩子的恶魔等等故事。母亲口中的洋兵是比童话中巨口獠牙的恶魔更为凶暴的。"[11]家仇连接着国恨。从父亲的死中，老舍渐渐领悟了有国才有家。从此，他心中埋上了对侵略者仇恨的火种，同时也升腾起炽热的爱国情怀。这爱和恨的交织，培育起他敢于抗争、宁折不弯的人格因素，在以后的漫长人生道路中，他这一人格因素越发鲜明：他初涉人生就誓为"民主政治"和"国民的共同福利"而负起"两个十字架"；他身在英伦却全心关注着北伐军前进的步伐；国难当头时，他毅然告别妻子儿女奔赴抗日中心；直到在阴霾蔽天的年月，他昭示着"士可杀而不可辱"的风骨、以屈原沉江般的从容悲壮为自己的生命划上句号。都凸显着他直面人生、不避邪恶、守正不移、崇尚气节的人格之美。
再次，童年的苦难磨练了老舍的意志，也养育起他质朴勤勉、不慕虚华的人格取向。老舍曾不止一次地回忆他童年的苦难。在《吐了一口气》一文中，他说：父亲死后，母亲"日夜操作，得些微薄的报酬，使儿女们免于死亡。在精神状态上，我是个抑郁寡欢的孩子，因为我刚一懂得点事便知道了愁吃愁喝。"据《宗月大师》记载，老舍因家贫，自小就体质虚弱，加上交不起学费，直到九岁尚未入学，只是后来偶然地受到宗月大师的帮助，才有了上学的机会。又据《我的母亲》一文记载，老舍小学毕业后报考了师范学校，"制服，饭食，书籍，宿处，都由学校供给"。只有这样，老舍"才敢对母亲提升学的话"。但入学要交十元保证金，老舍说这对他们全家来说"是一笔巨款"，母亲作了半个月的难，才"把这巨款筹到"。"患难困苦，是磨练人格之最高学校"（梁启超语）。贫穷，带给老舍许多痛苦，但也砥砺了老舍敢于和命运抗争、甘于吃苦耐劳的坚韧精神，培养起他富有同情心、勤奋耕耘的人生态度。抗战时期，他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主持"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工作，就突出体现了他这种百折不挠的精神和积极的人生态度：没有经费，他四处筹集；没有办公地点，他因陋就简地租借；没有车，他就拖着病弱的身子徒步奔波；没有安静的创作环境，他就见缝插针创作。就是凭着一股韧劲，一腔热忱，他使"文协"在抗战中产生了深远影响，同时自己也创作出大量作品——七个剧本，两部长篇小说，一首长诗，另外还有大量散文、杂文、鼓词、快板等。就自己的创作，他曾说："我们的命与笔就是我们的资本，这资本的利息只是贫困，苦难，疾病；可是它是投资于正义，而那些不利的利息也就完成了我们的气节。"[12]他曾把"写家"同木匠相比，也曾把自己比成"文牛"，认为"干文艺并不比作木匠高贵，可是比作木匠还更艰苦。""一位写家既已成为写家，就该不管怎么苦，工作怎样繁重，还要继续努力，以期成为好的写家，更好的写家，最好的写家。"[13]226-228他告诫青年朋友们："假使你没有变成一头牛的把握，请不要干我这一行事吧"[14]。于此，我们也可见老舍精神世界里的那份执着，那份"哀生活之多艰"而又"九死不悔"的坚韧。
（二）在体悟满族文化中自省
满族文化是中华民族文化的一部分。伴随着历史的演进，满族文化同汉族文化已日益融为一体。但不管怎么说，满族文化毕竟有自己的历史和传统，有它独特的风格和内容。老舍出身于满族，又和很多旗人有过接触，还在作品中写了许多旗人，如此，满族文化就不能不对老舍的人格养成产生影响。
满族曾是一个生机勃勃的民族，它的远祖肃慎商、周时就居于"不咸山（长白山）北"，"东滨大海"。以后，与它有渊源关系的挹娄、勿吉、女真在历经沧桑中不断繁衍，显示了顽强的生命力。至1635年皇太极改女真为满洲，满族的强盛之势已不可阻挡；到了康熙年间，"满汉合流"更是创造了辉煌的业绩。但随着清政府走向腐败和外国列强的入侵,中华民族陷入落后挨打的境地,广大旗人也与整个民族一起遭受劫难，被抛入痛苦不堪的深渊。这种历史的落差必然在旗人的精神中留下印记，对昨日辉煌的追忆和对现实的回天无力也必然会带来异乎寻常的文化氛围。老舍小说中描写旗人所用的自嘲和冷讽就是这种氛围的注解和宣泄，如用第一人称写的《正红旗下》中有这样的话："二百多年积下的历史尘垢，使一般的旗人既忘了自谴,也忘了自励。我们创造了一种独具风格的生活方式：有钱的真讲究，没钱的穷讲究。生命就这么沉浮在有讲究的一汪死水里。"以"我"大姐的公公和丈夫来说，"他们在蛐蛐、鸽哨、干炸丸子……等等上提高了文化，可是对天下大事一无所知。他们的一生像作着个细巧的，明白而又有点胡涂的梦。"[15]这是老舍对末世王朝统治下的病态社会的形象刻画，也展示了老舍对旗人文化的深刻洞察能力。
老舍对旗人文化的洞察力源于他对旗人文化的切身感受。他身处社会底层的旗人家庭：父亲属正红旗，是个月领三两银子的穷马甲；母亲也是旗人，属正黄旗，是位靠缝补浆洗苦撑家庭生活重担的勤劳女性。老舍童年生活的小羊圈胡同位于北京西北角；而"在清朝，北京的最西北角属于正红旗。"[16]旗人有吹拉弹唱、自娱自乐的习惯，老舍喜欢清唱、说相声，创作出不少曲艺作品，可以说也是这种习惯的传继吧。老舍夫人说："也许是由于老舍出身在满族家庭里的缘故，他从小对曲艺就很爱好。老舍小的时候，满族人中还有很多人会吹拉弹唱，不少家庭中有三弦、八角鼓这类简单的乐器。友人相聚的时候，高兴了就自弹自唱起来，青年人也往往以能唱若干段大鼓或单弦而自傲。当时的茶馆里，曲艺节目是必不可少的，大都常年邀请艺人表演曲艺节目。"[17]而老舍对茶馆是熟悉的，他少年时住的小胡同口上，就有一家茶馆，放学后到茶馆去听说书是他的一大喜好；他后来创作《茶馆》，就跟他亲身体验过"茶馆生活"有关。这样说来，老舍的童年可以说是在一个特有的旗人文化区中度过的，尽管当时的"旗人汉化"和"满汉杂居"已成定势，纯粹意义的旗人文化区在北京已很难见到。
对旗人文化的深切感受使老舍的人格时常折射出哀惋、痛惜的色彩。这种哀惋、痛惜绝不是对一个王朝失去昔日的兴盛表现出懊恼和伤悲--紫禁城内的一切毕竟离老舍太远--而是对广大的中小层旗人表现出同情和忧愤，正如鲁迅的"哀其不幸，怒其不争"。《茶馆》里有两个旗人--常四爷和松二爷。他们原先仗着旗人的特殊地位，穿戴讲究，谈吐非凡，好不风光。但他们毫无劳动技能，"大清"王朝崩溃后，他们几乎找不到自己还有什么谋生能力。人本来是以能劳动而彰著自己之所以为人的，一旦失掉劳动这一本质特征，人就回到兽类中去了。这是人的衰落，更是一定文化的颓败。老舍在作品中写了许多精神颓废的旗人，如在《正红旗中》，大姐的公公是个佐领（清朝一旗之下统领部分兵力的军官）却不会带兵打仗，"无论冬夏，他总提着四个鸟笼子"，"似乎已经忘了自己是个武官，而把毕生的精力都花费在如何使小罐小铲、咳嗽与发笑都含有高度的艺术性，从而随时沉醉在小刺激与小趣味里。"大姐夫则是个"不会骑马的骁骑校"，"英雄气概地玩鹞子和胡伯喇，威风凛凛地去捕几只麻雀"。老舍的创作以敏锐的文化穿透力著称，对愚弱、麻木的"国民性"曾给予无情揭露，说"国家的灭亡是民族愚钝的结果。"[18]这种认识, 应当说首先来源于老舍对旗人世界的"看透"；也可以说，老舍是从一部分旗人变成行尸走肉中认识到"有毒"的文化会造出怎样的恶果。当然，老舍也写了一部分有能耐、有志气的旗人，如福海二哥，"他是熟透了的旗人，既没忘记二百多年来的骑马射箭的锻炼，又吸收了汉族、蒙族和回族的文化。论学习，他文武双全，论文化，他是'满汉全席'。"[19]这里，老舍把文化的交融、互动当作一种理想来追求，展现了宽阔的胸怀，作出了符合文化发展规律的价值判断。
总之，老舍与满族文化保持着一种割不断的血缘、地缘、情缘关系，这种关系吸引他对满族文化的兴衰荣枯作出思考，同时也对他自我的人格塑造起着隐性的感染作用。他那种不敢屈辱、自激自励的精神，他那种冷峻的幽默、带泪的微笑，他在温和多情中保持独立不倚的处世态度，都是他在特定境遇中作出的清醒选择。这种境遇与旗人生活的沉浮、甘苦连通在一起，这种选择与他的人格熔铸于一炉。
（三）在扬弃中华文化中自强
古都北京，在承载中国文化方面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说它古老，可以说它连通着华夏文明的源头——当几十万年前周口店的"北京人"敲打出粗糙的石器，它就昭示着文化奇迹；说它恢宏，可以说它吐纳着长城内外的烟云、黄河上下的风雨——无论是传统中黄帝征战于涿鹿，还是春秋战国时燕定国都，无论是辽设陪都，还是金建中都，无论是元世祖忽必烈以席卷天下之势挥鞭南下建大都，还是明、清两代隆京城而使之成为万民瞩目的中心，北京都以厚重的文化而著称于世。到了老舍成长的年月，清王朝虽已到了残灯末庙之际，但历经悠悠岁月沉积于宏门大宅或寒舍陋巷的文化却是不会隐退的。老舍生于北京，长于北京，耳濡目染，其精神世界也必然受到古都文化的熏染。这是毫不足怪的，人生活于文化中间，就必然接受文化的洗礼。值得我们注意的是，老舍与其他同时代作家相比，受到的文化熏陶似乎更为复杂，市民文化、民俗文化、书本文化、野史文化、北平文化、旗人文化……等等，五花八门，形形色色，纵横交错，兼容并包，都给老舍以熏染。
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在其漫长的历史进程中既有正向作用，又有负向作用。对负向作用，老舍在他的作品中曾以犀利的笔锋予以揭露，其思考之深邃,剖析之透彻，可以说与鲁迅是相通的。但尽管如此，并不妨碍老舍对传统文化中优秀因子的认同和倡扬。与同时代的一般知识分子相比,老舍对传统文化的认识更少情绪上的偏激,他痛切地揭露"老"文化身上的痈蛆,但他也真诚地肯定："对过去，我们没法否认自己有很高的文化……在世界历史上还没有敢轻视中国文化的。"[20]抗战中，面对着强敌的肆虐，老舍从血与火中看到有骨气中国人的自尊和从容,于是,他挥笔歌颂道："这是纪律，这是团结，这是勇敢——这是五千年的文化教养，在火与血中表现出它的无所侮的力量与气度！"[21]他为"五千年的文化教养"而自豪，并把它当作强敌不可征服的伟力，这是老舍对抗战力量的赞美，也是对源远流长的历史文化的钦佩。正因为如此，老舍从传统文化中吸取营养、并为他的人格养成提供精神动力就显得十分自然了。
老舍从传统文化中吸取营养是多方面的。除了从小从家庭中、从社会低层的人们身上，特别是从母亲身上自觉不自觉地接受了劳动人民特有的热爱劳动、真诚朴实、心地善良等传统美德以外，特别值得提及的是老舍自幼就受到民间文学、尤其是北方市民文学的影响。由于北京很久以来就是中国政治、文化的中心，市民文学也就显得特别发达，其突出表现就是市井的繁荣带来了街头说唱文学的兴盛。老舍生活在普通市民中间，这就使得他有大量机会接触市民文学。在《悼念罗常培先生》一文中，老舍记载道："下午放学后，我们每每一同到小茶馆去听评讲《小五义》或《施公案》。"在《制作通俗文艺的苦痛》一文中，他还写到，"二十年前我听过没落的王府供奉（"供奉"原为皇帝左右供职者的称呼，如清代称南书房行走官员为内廷供奉--笔者注）到街头来卖艺"。老舍在文章中还常常信手拈来地品谈民间文艺作品, 如在1938年他为了鼓励作家多运用民间文艺的样式鼓舞人们投身抗战，写了《关于大鼓书词》《谈通俗文艺》《制作通俗文艺的苦痛》等文章，文中他就论及《单刀赴会》《长坂坡》《宁武关》《取荥阳》《草船借箭》《三侠五义》《济公传》《铡美案》《彭公案》《秋胡戏妻》《儿女英雄传》等许多在民间广泛流传的通俗文艺作品。这从一个角度说明，老舍对民间文艺是相当熟悉的，而这与他从小就经常接触民间文艺是分不开的。
民间文艺通常积淀着浓厚的传统价值观念，对社会心理的形成往往起着强烈的教化作用。老舍自己在谈到利用通俗文艺"旧套子"把民心引到抗战上来时就说过："你利用旧套子来装故事，也得利用旧思想把民心引到抗战上来。从事实上看，……真敢拼命的还不是士兵与民众？假若他们素日没有那些见义勇为，侠胸义胆等旧道德思想在心中，恐怕就不会这么舍身成仁了。"[22]356-357可见，"旧的"民间文艺对塑造"新的"心灵是有着持久而深沉的影响力的。是啊，人类文化的传继不常常就是在不见山、不显水中达到峰回路转、后浪逐前浪的境界吗？在老舍身上，传统与现代是得以完美统一的；在"传统"部分中，我们是时常洞见民间文化凝结的那份人格理想的。如老舍惯于急公好义，很具"侠"的风骨，这与老舍自小就大量接触民间文艺中"武侠"一类作品有关，上文所列老舍自己举出的作品多写侠客义士就可旁证一二。
当然，说老舍多受民间文化影响并不意味着老舍缺乏"高雅"文化的熏陶。事实上，诗经、汉赋、唐诗宋词、明清小说等都曾深深地迷住老舍。他自己说过："在我幼年的时候，……我不能不说我比一般的小学生多念背几篇古文，因为在学堂--那时候确是叫作学堂--下课后，我还到私塾去读《古文观止》。《诗经》我也读过"。"我的中学是师范学校……多少偏重教育与国文。……别人演题或记单字的时节，我总是读古文。我也读诗，而且学着作诗，甚至于作赋。我记了不少的典故。"[23]老舍在北京师范学校读书时，校长方还（唯一）在学界享有很高的声望，他古文、旧诗造诣精深，对老舍影响很大。方后来离任北京师范时和去世前，都曾挥毫赠言给老舍，对老舍的学业评价甚高；老舍自己则说："我十六七岁练习古文旧诗受益于他老先生者最大。"[24]老舍在北京师范就读时的另一位老师--国文教员宗子威是词学权威，他也使老舍在古典文学方面获益匪浅。及至走上教坛，出于工作需要，老舍的国学功底更为加厚。他任英国伦敦大学东方学院讲师时，曾为学生开设过关于唐代爱情小说的讲座。关于讲座的内容，他在给学校秘书克莱格小姐的信中曾有所谈论："（1）唐代短篇小说的发展--作为我的讲座的序论；（2）唐代爱情小说的分类和思潮（有关伦理或宗教等方面的小说）；（3）语言以及研究唐代爱情小说的必备书籍；（4）对元、明戏剧形成的影响。"[25]
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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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郭锡健 来源：www.laoshexue.com 发布时间：2007年01月16日 www.laoshexue.com
一 引言
人格(personality),是一个在漫长历史进程中常论不息的话题。科恩说："拉丁语的personaiitas——'人格'一词产生于中世纪早期，是'persona'一词的派生词。 托马斯·阿奎那已经用这个词表示人身存在的条件或方式。"[1]而在托马斯之前700多年，波伊悉阿斯（约480—524年）已有这样的定义：人格是真实的有理性的个人的本性[2]33-34。在现代西方学术界，人格研究更是经久不衰， 从叔本华、尼采、柏格森、萨特的人格哲学，到弗洛伊德、荣格、马斯洛、本尼迪格特的人格心理学，可以说，人格研究始终备受关注。以人格的内涵研究来说，本世纪30年代有人归纳出人格的定义50多个，到80年代就达到100多个， 以致美国学者赫根汉在遍查了人格的种种界说后得出这样的结论："认为只存在一种正确的人格理论将是错误的。"[3]如同我们今天研究文化或现代化，尽管对其内涵见仁见智，众说纷纭，但并不妨碍我们对其探幽求胜。我们完全可以从纷繁复杂的人格研究中窥见研究之必要和成果。
在中国，"人格"一词虽然出现较晚，但却不能据此说中国没有深远的人格研究。这是因为中文"人格"一词虽是近代从日文中引进的，但在古代中国却有很多词在意义上同"人格"相近或相关，如"品格""品节""人品"等。唐代李中《庭苇》诗中有"品格清于竹，诗家景最幽"的句子，宋代黄庭坚在《濂溪诗序》中称赞"舂陵周茂叔人品甚高，胸中洒落，如光风霁月。"由此可见中国古代并不缺乏人格意识。从五四新文化运动起，人格呼唤成了众多有识见的知识分子的共同心声。1916年9月陈独秀在《青年杂志》（后改名《新青年》）发刊词《敬告青年》中写道："解放云者，脱离夫奴隶之羁绊，以完其自主自由人格之谓也。"李大钊在《介绍哲人尼采》一文中对尼采"高唱人格之权威"给予热烈赞扬。胡适在《易卜生主义》一文中说："自治的社会、共和国的国家，要个人有选择之权，还要个人对自己的所行所为都负责任。若不如此，决不能造出独立的人格。"老舍，这位惯于对人的灵魂进行鞭辟入里透视的现代文学大师，也特别关注于人格的塑造。他自身，以独特的人格力量打动人；而他的作品，又常常遣笔于人格的多维展示。可以说，走向老舍，首先走向的就是他构建的人格天地；接受老舍，首先接受的就是他留给我们的人格理想。
注重自我人格的塑造,是老舍一生孜孜以求的。1937年,他在《大时代与写家》一文中写道："伟大文艺中必有一颗伟大的心，必有一个伟大的人格。""有了人格作根，我们的笔才会生花。"这是老舍对伟大文艺的向往，更是他对作家伟大人格的真切呼唤。正是基于对自我人格塑造的自觉意识，老舍的人格才显得特别丰满厚实，光彩动人：既随和友善，又刚正耿直；既一丝不苟，又豁达磊落，既严谨稳实，又幽默诙谐；既有"温良恭俭让"的柔韵，又有"壮士一去不复返"的豪壮。
在老舍的作品中，也深深寄寓着老舍对人格的探寻和追求。打开他的作品，震颤我们心灵的，往往是一幕幕人格悲剧的上演，如《骆驼祥子》中祥子正直、要强、纯朴人格的被扭曲，《离婚》中掩藏在张大哥热心、精明、谦卑之后人格的庸常、灰暗和苟且。在《猫城记》中，老舍不时地将笔锋指向"猫国"人格的解剖：揭露"猫国"教育失败时，作者借小蝎的口说："这新教育崩溃的原因何在？……我只觉得是因为没有人格。"（十八）在挖掘"猫国"政治、经济崩溃的根源时，作者又借大鹰的口说："打算恢复猫国的尊荣，应以人格为主；可是，人格一旦失去，想再恢复，比使死人复活的希望一样的微小。"（二十三）据笔者统计，仅在《猫城记》中，"我"（地球先生）和"猫国人"直接议及人格的就达20多处。罗竹风主编的《汉语大辞典》在"人格"词条下特举老舍《四世同堂》中一段话作为用词例证，这段话是："他以为教育不仅是教给学生一点课本上的知识，而也需要师生间的感情的与人格的接触。"（二十五）由此也可见，老舍的人格追求实在是留给人们深刻的印象。
值得提及的是，人格研究可以在众多的学科领域里展开，无论是从哲学的、心理的角度,还是从政治的、伦理的角度,都可以领略人格天地的独特景观。叔本华说："人是什么，他本身所具有的一些特质是什么，用一个字来说，就是人格。"[4]这里，叔本华将人生的本质意义同人格联系起来，这是从人本主义哲学的角度探讨人格。马斯洛则不同，他认为："完整的人格不仅包括该人的智慧能力的积极表现，而且包括他的情感和类本能的能力的积极表现。"[5]这里， 马斯洛把人们的情感和类本能作为考察人格的重要方面，显然，这就将人格与心理学密切联系起来。如果考察中国历史上"人品""品性""品节"等概念的人格意义，我们就会发现它们始终与道德信念融为一体。《宋书·孝武帝纪》中说："庶简约之风，有孚于品性。"曾国藩《钞朱子小学书后》有言："盖先生之治人，尤重品节。"这里的"品性""品节"显然看重于道德价值。也有从政治意义上考察人格的，如陈独秀疾呼"自主自由人格"，又说："我们相信尊重女子的人格和权利，已经是现在社会生活的进步的实际需要。"[6]245"人格为权利之主，无人格则权利无所寄。"[6]34很明显， 陈独秀这里所说的人格已不是个人修身养性的问题，而是强调人从不合理的社会政治制度中解放出来，以获得尊严和平等的权利。但随着东西方各种学说的冲撞、演进，随着古今文化成果的融通、聚汇，随着众多交叉学科、边缘学科的兴起，人格研究有综合发展的趋势，其突出表现就是文化意义上的人格研究（即文化人格研究）占据了很大优势。马尔库塞说"人格是文化理想的承担者"[7]，这就可以看出，一定人格总是一定文化的折射，人格建设实际是文化理想的构造。本世纪30年代，在美国曾诞生了"文化与人格学派"，R·本尼迪克特和M·米德等人以人格与文化变迁为主题，探求个人人格与社会文化相互作用和相互影响从而形成的"文化模式"，尽管该派的理论有许多缺陷，但它将人格置于文化的大背景中进行研究，其方向却是值得肯定的。在中国，以道德度量人品的传统使人格评价自然地打上文化烙印。近代以降，抨击奴性人格，呼唤人的尊严，寻求人文精神，企盼人的现代化，这一系列的铸造"人魂"工程把完美人格推到文化反思的前台。老舍长成的年代，正是东西文化剧烈碰撞、古今文化风云际会的年代；而他自身，一方面是在北平浓重的古文化传统中泡大的，另一方面又在英伦等国直接感受了异域文化的滋味。这就促使他能以一种比较开放、公正的眼光审视文化、剖析文化；当他追求一定的人格理想时，也就能自觉地从文化意义上选择人格范式、把握人格真义。正因为如此，研究老舍的文化人格也就显得十分必要。
那么，文化人格的要义是什么呢？笔者以为，文化人格是人在社会交往过程中表现出的综合素质和在内心体验过程中流露的主导倾向，着重包含个体构建生活的信念、价值判断的标准、为人处世的态度、冶情养性的习惯等，它是个体在一定的文化环境中接受文化熏陶、并对文化作出反应的结果，也是人的性格、气质、智力、能力有机统一的表现。有学者说："文化问题其实是人的问题，中国现代文化人的文化建设归根到底是现代人格建设。"[8]由此可见， 人格建设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寻找精神寄托，它是人认识自我、完善自我的崇高精神活动，也是中国在奔向现代化进程中实现人的现代化必然面对的艰难而辉煌的工程。老舍以他对社会的全部热忱、对生活的全部真情，以他的生命为本色，汇聚起他人格的风采，这对中国知识分子群体人格的塑造，乃至对整个民族精神的高扬，将持久地显示出独特魅力。
二 老舍文化人格的形成
马克思说："人格的本质不是人的胡子、血液、抽象的肉体的本质，而是人的社会特质。"[9]因此，个体人格的形成不是先天的，而是后天"社会化"的结果。老舍的人格直接发端于他生活的具体环境，其中突出包含他的家庭、主要是他的母亲给他以"生命的教育"，与他血脉相通的满族文化在时代潮流冲击下带给他沉痛的思虑，古都北平固有的文化氛围、特别是普通劳动人民具有的勤劳、善良、朴实、坚韧等传统美德给他以心灵的洗礼，从而确定了他健康人格的基调，使他能在以后复杂的人生道路上不断为自我人格的完善增辉添彩。
（一）在"感受生命的教育"中自立
家庭，是社会的细胞。人接受一定文化的熏陶，往往是从家庭开始的；最初在家庭中养成的某些习惯、兴趣、态度、情感等往往会影响人的一生。老舍人格中的许多迷人之处，如既温和又刚正、既多情又豪爽的处世态度，既乐观又沉郁、既严谨又旷达的心向结构，既含蓄又直率、既幽默又庄重的情感表达方式，都可以从他青少年时期所受家庭影响中找到"本原"。
首先，母亲那种中国劳动女性特有的优秀品格对老舍人格带来巨大的感化。老舍自幼家境贫寒，父亲在他出生后的第二年就在抗击八国联军的战火中阵亡，此后全家就靠母亲为人缝补浆洗、做佣工苦度生活。然而母亲滋养老舍的绝不仅是物质上的粗茶淡饭，还有宝贵的精神食粮。据老舍在《我的母亲》、《宗月大师》、《抬头见喜》等文章中记载：母亲是那么勤劳，她的手终年是鲜红微肿的，白天她要洗一两大绿瓦盆衣服，晚间还要抱着一盏油灯缝补衣服；母亲是那么诚笃，做事永远丝毫也不敷衍，屠户们送来的黑如铁的布袜她也给洗得雪白；母亲是那么热情待人，有客人来，无论手中怎么窘，也要设法弄一点东西去款待，给亲友邻居帮忙，她总跑在前面；母亲是那么宽厚，她最会吃亏，吵嘴打架的事永远没有她；母亲又是那么坚强，八国联军打进城的时候，皇上跑了，丈夫死了，满城是血光火焰，可是母亲不怕，在刺刀下、饥荒中保护着儿女；母亲还有爱花、爱清洁的好习惯，她的手会使破桌面上没有尘土，残破的铜件发着光，院中的石榴和夹竹桃得到应有的浇灌与爱护……母亲的这些优秀品格，是无声的教诲，点点滴滴滋润着老舍的心田，正如老舍自己所说："从私塾到小学，到中学，我经历过起码有廿位教师吧，其中有给我很大影响的，也有毫无影响的，但是我的真正的教师，把性格传给我的，是我的母亲。母亲并不识字，她给我的是生命的教育。""生命是母亲给我的。我之能长大成人，是母亲的血汗灌养的。我之能成为一个不十分坏的人，是母亲感化的。我的性格，习惯，是母亲传给的。"[10]纵观老舍一生，他那种绵中藏针、内圆外方、善待亲朋、急公好义的性格，都潜藏着他母亲的个性。
其次，父亲的战死在老舍幼嫩的心田里埋上了爱憎的种子，同时也对他的人格形成产生深沉影响。老舍的父亲舒永寿是清朝一名保卫皇城的护军。1900年八国联军攻打北京，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仓惶逃往西安，但许多兵士却是和侵略者浴血奋战的，老舍的父亲就是在一场抗击侵略者的恶战中因火药着火被严重烧伤而死亡的。对于这一家庭灾难及灾难的原因，老舍在很小的时候就有所了解。他说："自从我开始记事，直到老母病逝，我听过多少多少次她的关于八国联军罪行的含泪追述。……她可是深恨，因而也就牢牢记住洋兵的罪行——他们找上门来行凶打抢。母亲的述说，深深印在我的心中，难以磨灭。在我的童年时期，我几乎不需要听什么吞吃孩子的恶魔等等故事。母亲口中的洋兵是比童话中巨口獠牙的恶魔更为凶暴的。"[11]家仇连接着国恨。从父亲的死中，老舍渐渐领悟了有国才有家。从此，他心中埋上了对侵略者仇恨的火种，同时也升腾起炽热的爱国情怀。这爱和恨的交织，培育起他敢于抗争、宁折不弯的人格因素，在以后的漫长人生道路中，他这一人格因素越发鲜明：他初涉人生就誓为"民主政治"和"国民的共同福利"而负起"两个十字架"；他身在英伦却全心关注着北伐军前进的步伐；国难当头时，他毅然告别妻子儿女奔赴抗日中心；直到在阴霾蔽天的年月，他昭示着"士可杀而不可辱"的风骨、以屈原沉江般的从容悲壮为自己的生命划上句号。都凸显着他直面人生、不避邪恶、守正不移、崇尚气节的人格之美。
再次，童年的苦难磨练了老舍的意志，也养育起他质朴勤勉、不慕虚华的人格取向。老舍曾不止一次地回忆他童年的苦难。在《吐了一口气》一文中，他说：父亲死后，母亲"日夜操作，得些微薄的报酬，使儿女们免于死亡。在精神状态上，我是个抑郁寡欢的孩子，因为我刚一懂得点事便知道了愁吃愁喝。"据《宗月大师》记载，老舍因家贫，自小就体质虚弱，加上交不起学费，直到九岁尚未入学，只是后来偶然地受到宗月大师的帮助，才有了上学的机会。又据《我的母亲》一文记载，老舍小学毕业后报考了师范学校，"制服，饭食，书籍，宿处，都由学校供给"。只有这样，老舍"才敢对母亲提升学的话"。但入学要交十元保证金，老舍说这对他们全家来说"是一笔巨款"，母亲作了半个月的难，才"把这巨款筹到"。"患难困苦，是磨练人格之最高学校"（梁启超语）。贫穷，带给老舍许多痛苦，但也砥砺了老舍敢于和命运抗争、甘于吃苦耐劳的坚韧精神，培养起他富有同情心、勤奋耕耘的人生态度。抗战时期，他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主持"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工作，就突出体现了他这种百折不挠的精神和积极的人生态度：没有经费，他四处筹集；没有办公地点，他因陋就简地租借；没有车，他就拖着病弱的身子徒步奔波；没有安静的创作环境，他就见缝插针创作。就是凭着一股韧劲，一腔热忱，他使"文协"在抗战中产生了深远影响，同时自己也创作出大量作品——七个剧本，两部长篇小说，一首长诗，另外还有大量散文、杂文、鼓词、快板等。就自己的创作，他曾说："我们的命与笔就是我们的资本，这资本的利息只是贫困，苦难，疾病；可是它是投资于正义，而那些不利的利息也就完成了我们的气节。"[12]他曾把"写家"同木匠相比，也曾把自己比成"文牛"，认为"干文艺并不比作木匠高贵，可是比作木匠还更艰苦。""一位写家既已成为写家，就该不管怎么苦，工作怎样繁重，还要继续努力，以期成为好的写家，更好的写家，最好的写家。"[13]226-228他告诫青年朋友们："假使你没有变成一头牛的把握，请不要干我这一行事吧"[14]。于此，我们也可见老舍精神世界里的那份执着，那份"哀生活之多艰"而又"九死不悔"的坚韧。
（二）在体悟满族文化中自省
满族文化是中华民族文化的一部分。伴随着历史的演进，满族文化同汉族文化已日益融为一体。但不管怎么说，满族文化毕竟有自己的历史和传统，有它独特的风格和内容。老舍出身于满族，又和很多旗人有过接触，还在作品中写了许多旗人，如此，满族文化就不能不对老舍的人格养成产生影响。
满族曾是一个生机勃勃的民族，它的远祖肃慎商、周时就居于"不咸山（长白山）北"，"东滨大海"。以后，与它有渊源关系的挹娄、勿吉、女真在历经沧桑中不断繁衍，显示了顽强的生命力。至1635年皇太极改女真为满洲，满族的强盛之势已不可阻挡；到了康熙年间，"满汉合流"更是创造了辉煌的业绩。但随着清政府走向腐败和外国列强的入侵,中华民族陷入落后挨打的境地,广大旗人也与整个民族一起遭受劫难，被抛入痛苦不堪的深渊。这种历史的落差必然在旗人的精神中留下印记，对昨日辉煌的追忆和对现实的回天无力也必然会带来异乎寻常的文化氛围。老舍小说中描写旗人所用的自嘲和冷讽就是这种氛围的注解和宣泄，如用第一人称写的《正红旗下》中有这样的话："二百多年积下的历史尘垢，使一般的旗人既忘了自谴,也忘了自励。我们创造了一种独具风格的生活方式：有钱的真讲究，没钱的穷讲究。生命就这么沉浮在有讲究的一汪死水里。"以"我"大姐的公公和丈夫来说，"他们在蛐蛐、鸽哨、干炸丸子……等等上提高了文化，可是对天下大事一无所知。他们的一生像作着个细巧的，明白而又有点胡涂的梦。"[15]这是老舍对末世王朝统治下的病态社会的形象刻画，也展示了老舍对旗人文化的深刻洞察能力。
老舍对旗人文化的洞察力源于他对旗人文化的切身感受。他身处社会底层的旗人家庭：父亲属正红旗，是个月领三两银子的穷马甲；母亲也是旗人，属正黄旗，是位靠缝补浆洗苦撑家庭生活重担的勤劳女性。老舍童年生活的小羊圈胡同位于北京西北角；而"在清朝，北京的最西北角属于正红旗。"[16]旗人有吹拉弹唱、自娱自乐的习惯，老舍喜欢清唱、说相声，创作出不少曲艺作品，可以说也是这种习惯的传继吧。老舍夫人说："也许是由于老舍出身在满族家庭里的缘故，他从小对曲艺就很爱好。老舍小的时候，满族人中还有很多人会吹拉弹唱，不少家庭中有三弦、八角鼓这类简单的乐器。友人相聚的时候，高兴了就自弹自唱起来，青年人也往往以能唱若干段大鼓或单弦而自傲。当时的茶馆里，曲艺节目是必不可少的，大都常年邀请艺人表演曲艺节目。"[17]而老舍对茶馆是熟悉的，他少年时住的小胡同口上，就有一家茶馆，放学后到茶馆去听说书是他的一大喜好；他后来创作《茶馆》，就跟他亲身体验过"茶馆生活"有关。这样说来，老舍的童年可以说是在一个特有的旗人文化区中度过的，尽管当时的"旗人汉化"和"满汉杂居"已成定势，纯粹意义的旗人文化区在北京已很难见到。
对旗人文化的深切感受使老舍的人格时常折射出哀惋、痛惜的色彩。这种哀惋、痛惜绝不是对一个王朝失去昔日的兴盛表现出懊恼和伤悲--紫禁城内的一切毕竟离老舍太远--而是对广大的中小层旗人表现出同情和忧愤，正如鲁迅的"哀其不幸，怒其不争"。《茶馆》里有两个旗人--常四爷和松二爷。他们原先仗着旗人的特殊地位，穿戴讲究，谈吐非凡，好不风光。但他们毫无劳动技能，"大清"王朝崩溃后，他们几乎找不到自己还有什么谋生能力。人本来是以能劳动而彰著自己之所以为人的，一旦失掉劳动这一本质特征，人就回到兽类中去了。这是人的衰落，更是一定文化的颓败。老舍在作品中写了许多精神颓废的旗人，如在《正红旗中》，大姐的公公是个佐领（清朝一旗之下统领部分兵力的军官）却不会带兵打仗，"无论冬夏，他总提着四个鸟笼子"，"似乎已经忘了自己是个武官，而把毕生的精力都花费在如何使小罐小铲、咳嗽与发笑都含有高度的艺术性，从而随时沉醉在小刺激与小趣味里。"大姐夫则是个"不会骑马的骁骑校"，"英雄气概地玩鹞子和胡伯喇，威风凛凛地去捕几只麻雀"。老舍的创作以敏锐的文化穿透力著称，对愚弱、麻木的"国民性"曾给予无情揭露，说"国家的灭亡是民族愚钝的结果。"[18]这种认识, 应当说首先来源于老舍对旗人世界的"看透"；也可以说，老舍是从一部分旗人变成行尸走肉中认识到"有毒"的文化会造出怎样的恶果。当然，老舍也写了一部分有能耐、有志气的旗人，如福海二哥，"他是熟透了的旗人，既没忘记二百多年来的骑马射箭的锻炼，又吸收了汉族、蒙族和回族的文化。论学习，他文武双全，论文化，他是'满汉全席'。"[19]这里，老舍把文化的交融、互动当作一种理想来追求，展现了宽阔的胸怀，作出了符合文化发展规律的价值判断。
总之，老舍与满族文化保持着一种割不断的血缘、地缘、情缘关系，这种关系吸引他对满族文化的兴衰荣枯作出思考，同时也对他自我的人格塑造起着隐性的感染作用。他那种不敢屈辱、自激自励的精神，他那种冷峻的幽默、带泪的微笑，他在温和多情中保持独立不倚的处世态度，都是他在特定境遇中作出的清醒选择。这种境遇与旗人生活的沉浮、甘苦连通在一起，这种选择与他的人格熔铸于一炉。
（三）在扬弃中华文化中自强
古都北京，在承载中国文化方面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说它古老，可以说它连通着华夏文明的源头——当几十万年前周口店的"北京人"敲打出粗糙的石器，它就昭示着文化奇迹；说它恢宏，可以说它吐纳着长城内外的烟云、黄河上下的风雨——无论是传统中黄帝征战于涿鹿，还是春秋战国时燕定国都，无论是辽设陪都，还是金建中都，无论是元世祖忽必烈以席卷天下之势挥鞭南下建大都，还是明、清两代隆京城而使之成为万民瞩目的中心，北京都以厚重的文化而著称于世。到了老舍成长的年月，清王朝虽已到了残灯末庙之际，但历经悠悠岁月沉积于宏门大宅或寒舍陋巷的文化却是不会隐退的。老舍生于北京，长于北京，耳濡目染，其精神世界也必然受到古都文化的熏染。这是毫不足怪的，人生活于文化中间，就必然接受文化的洗礼。值得我们注意的是，老舍与其他同时代作家相比，受到的文化熏陶似乎更为复杂，市民文化、民俗文化、书本文化、野史文化、北平文化、旗人文化……等等，五花八门，形形色色，纵横交错，兼容并包，都给老舍以熏染。
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在其漫长的历史进程中既有正向作用，又有负向作用。对负向作用，老舍在他的作品中曾以犀利的笔锋予以揭露，其思考之深邃,剖析之透彻，可以说与鲁迅是相通的。但尽管如此，并不妨碍老舍对传统文化中优秀因子的认同和倡扬。与同时代的一般知识分子相比,老舍对传统文化的认识更少情绪上的偏激,他痛切地揭露"老"文化身上的痈蛆,但他也真诚地肯定："对过去，我们没法否认自己有很高的文化……在世界历史上还没有敢轻视中国文化的。"[20]抗战中，面对着强敌的肆虐，老舍从血与火中看到有骨气中国人的自尊和从容,于是,他挥笔歌颂道："这是纪律，这是团结，这是勇敢——这是五千年的文化教养，在火与血中表现出它的无所侮的力量与气度！"[21]他为"五千年的文化教养"而自豪，并把它当作强敌不可征服的伟力，这是老舍对抗战力量的赞美，也是对源远流长的历史文化的钦佩。正因为如此，老舍从传统文化中吸取营养、并为他的人格养成提供精神动力就显得十分自然了。
老舍从传统文化中吸取营养是多方面的。除了从小从家庭中、从社会低层的人们身上，特别是从母亲身上自觉不自觉地接受了劳动人民特有的热爱劳动、真诚朴实、心地善良等传统美德以外，特别值得提及的是老舍自幼就受到民间文学、尤其是北方市民文学的影响。由于北京很久以来就是中国政治、文化的中心，市民文学也就显得特别发达，其突出表现就是市井的繁荣带来了街头说唱文学的兴盛。老舍生活在普通市民中间，这就使得他有大量机会接触市民文学。在《悼念罗常培先生》一文中，老舍记载道："下午放学后，我们每每一同到小茶馆去听评讲《小五义》或《施公案》。"在《制作通俗文艺的苦痛》一文中，他还写到，"二十年前我听过没落的王府供奉（"供奉"原为皇帝左右供职者的称呼，如清代称南书房行走官员为内廷供奉--笔者注）到街头来卖艺"。老舍在文章中还常常信手拈来地品谈民间文艺作品, 如在1938年他为了鼓励作家多运用民间文艺的样式鼓舞人们投身抗战，写了《关于大鼓书词》《谈通俗文艺》《制作通俗文艺的苦痛》等文章，文中他就论及《单刀赴会》《长坂坡》《宁武关》《取荥阳》《草船借箭》《三侠五义》《济公传》《铡美案》《彭公案》《秋胡戏妻》《儿女英雄传》等许多在民间广泛流传的通俗文艺作品。这从一个角度说明，老舍对民间文艺是相当熟悉的，而这与他从小就经常接触民间文艺是分不开的。
民间文艺通常积淀着浓厚的传统价值观念，对社会心理的形成往往起着强烈的教化作用。老舍自己在谈到利用通俗文艺"旧套子"把民心引到抗战上来时就说过："你利用旧套子来装故事，也得利用旧思想把民心引到抗战上来。从事实上看，……真敢拼命的还不是士兵与民众？假若他们素日没有那些见义勇为，侠胸义胆等旧道德思想在心中，恐怕就不会这么舍身成仁了。"[22]356-357可见，"旧的"民间文艺对塑造"新的"心灵是有着持久而深沉的影响力的。是啊，人类文化的传继不常常就是在不见山、不显水中达到峰回路转、后浪逐前浪的境界吗？在老舍身上，传统与现代是得以完美统一的；在"传统"部分中，我们是时常洞见民间文化凝结的那份人格理想的。如老舍惯于急公好义，很具"侠"的风骨，这与老舍自小就大量接触民间文艺中"武侠"一类作品有关，上文所列老舍自己举出的作品多写侠客义士就可旁证一二。
当然，说老舍多受民间文化影响并不意味着老舍缺乏"高雅"文化的熏陶。事实上，诗经、汉赋、唐诗宋词、明清小说等都曾深深地迷住老舍。他自己说过："在我幼年的时候，……我不能不说我比一般的小学生多念背几篇古文，因为在学堂--那时候确是叫作学堂--下课后，我还到私塾去读《古文观止》。《诗经》我也读过"。"我的中学是师范学校……多少偏重教育与国文。……别人演题或记单字的时节，我总是读古文。我也读诗，而且学着作诗，甚至于作赋。我记了不少的典故。"[23]老舍在北京师范学校读书时，校长方还（唯一）在学界享有很高的声望，他古文、旧诗造诣精深，对老舍影响很大。方后来离任北京师范时和去世前，都曾挥毫赠言给老舍，对老舍的学业评价甚高；老舍自己则说："我十六七岁练习古文旧诗受益于他老先生者最大。"[24]老舍在北京师范就读时的另一位老师--国文教员宗子威是词学权威，他也使老舍在古典文学方面获益匪浅。及至走上教坛，出于工作需要，老舍的国学功底更为加厚。他任英国伦敦大学东方学院讲师时，曾为学生开设过关于唐代爱情小说的讲座。关于讲座的内容，他在给学校秘书克莱格小姐的信中曾有所谈论："（1）唐代短篇小说的发展--作为我的讲座的序论；（2）唐代爱情小说的分类和思潮（有关伦理或宗教等方面的小说）；（3）语言以及研究唐代爱情小说的必备书籍；（4）对元、明戏剧形成的影响。"[25]
在
第2个回答 2007-02-15
文学业绩 老舍先以长篇小说著称。当他开始创作时，新文学作家中还很少有人撰写长篇，他是中国现代长篇小说最早的作者之一，为开拓这种体裁作出了贡献。后来，他又以剧作闻名,作品数量众多,而且成为50、60年代最重要的剧作家之一。他的短篇小说为数不多，却也不乏绰约多姿、意味深长的优秀之作，如《断魂枪》、《上任》、《柳家大院》等篇，都写得各有特色。他的短篇，在艺术构思的精致和题材的宽广方面，往往胜过长篇作品。他写了不少富有情趣和机智的散文小品，还有一些新旧体诗歌。老舍的小说，包括长篇、中篇、短篇和小小说,还有童话、寓言体作品。在戏剧创作中,除了话剧，另有儿童剧、童话剧、歌剧、话剧歌舞混合剧等。和"五四"以后的绝大部分作家不同，他还利用多种传统形式，写下了大量体裁各异的通俗作品，包括不同的传统剧种之间移植改编的戏曲。老舍是现代中国作家中作品形式体裁最为丰富多样的一个，而且在不少领域中都取得出色的成绩。
这除了作家的勤奋和善于同时从中国传统的和外国的文学汲取营养以外，还有思想上艺术上更为深刻的原因。抗战爆发时，老舍已经是著名的小说家了，鉴于迫切需要以人民群众理解和喜爱的文艺形式进行抗战鼓动，他中断小说创作,全力探索通俗文艺的利用改造,并且身体力行地"大胆去试验(通俗)文艺的多种体裁"（《三年写作自述》）。随后，又出于"抗战需要戏剧，戏剧必须抗战"的考虑（《抗战戏剧的发展与困难》），转向戏剧创作。中华人民共和国一成立，自己又刚刚回国，写作《龙须沟》时，他深知从旧中国的批判者到新中国的歌颂者，意味着多么艰巨的变化："在我的二十多年的写作经验中,写《龙须沟》是个最大的冒险";"我的感激政府的热诚使我敢去冒险"（《〈龙须沟〉写作经过》）。他以自己的创作实践回答了时代提出的崭新课题。在他取得话剧创作的成功以后，仍然继续进行"新的尝试，没完全叫老套子捆住"（《答复有关〈茶馆〉的几个问题》），向强调时间、地点、人物线索和情节都需要高度集中的传统的戏剧规律挑战，写出了别具一格、被人称为"画卷戏"的《茶馆》。在老舍身上,"不但表现了一个艺术家最可宝贵的政治热情，而且也表现了同样可宝贵的艺术家的真正的勇气"（周扬《从〈龙须沟〉学习什么？》），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艺术创新精神，使他孜孜不倦地涉猎文学创作的各个领域，也使他永不满足已经取得的任何成就，在40多年的创作生涯中能够不断取得重要的进展和突破。
老舍开始创作时，抱有"不管是谁与什么吧，反正要写得好笑好玩"，"立意要幽默"（《我怎样写〈赵子曰〉》）的态度。他的作品从一开始就具有鲜明的幽默讽刺的笔调。他是现代文学史上为数不多的幽默作家之一，一度还有"幽默大师"、"笑匠"之称。他的早期作品中夹杂一些纯粹为了逗笑、缺少思想意义的穿插。他那"我要笑骂，而又不赶尽杀绝"（《我怎样写〈老张的哲学〉》）的性格，使他的讽刺，缺乏鲁迅的冷峻和锋利，更多一些温情和轻松，由此形成他的独特的幽默风格。从30年代中期起随着对于国家的灾难和生活的严酷有了更多的体验,老舍的笔调变得激愤严肃起来,幽默不再是他大部分作品的基调，为人称道的也不再都是幽默作品，但在他的绝大多数作品中，仍然经常出现机智俏皮的语言，将嬉笑怒骂融合在一起的笔墨，使人发笑或者哭笑不得,有时还会催人泪下,或者发人深思。后期作品中，作家让不少人物笑着向昨天告别。所有这些，都具有一种内在的妙趣——升华了的幽默。
老舍的作品大多取材于市民生活。他善于描绘城市贫民的生活和命运，尤其擅长刻画浸透了封建宗法观念的保守落后的中下层市民,在民族矛盾和阶级搏斗中,在新的历史潮流冲击下,惶惑、犹豫、寂寞的矛盾心理,和进退维谷、不知所措的可笑行径。他喜欢通过日常平凡的场景反映普遍的社会冲突，笔触往往延伸到民族精神的挖掘或者民族命运的思考，让人从轻快诙谐之中品味出生活的严峻和沉重。关于自然风光的色彩鲜艳的渲染和关于习俗人情的细致入微的描摹，增添了作品的生活气息和情趣。在现代文学史上，老舍的名字总是与市民题材、北京题材密切联系在一起的。他是现代中国文坛上杰出的风俗、世态(尤其是北京的风土人情)画家。作为一位大家，他所反映的社会现实可能不够辽阔，但在他所描绘的范围之内，却把历史和现实，从一年四季的自然景色、不同时代的社会气氛、风俗习惯，一直到三教九流各种人等的喜怒哀乐、微妙心态都结合浓缩在一起,有声有色、生动活泼,自成一个完整丰满、"京味"十足的世界。这是老舍在现代文学史上作出的特殊贡献。
老舍的作品的另一个特点，是表现出鲜明的反帝爱国的题旨。反帝反封建本是"五四"以来整个新文学的基本主题。但除了特定时期（比如五卅运动期间,"九·一八"事变以后、抗日战争时期）以外，在一般作家的创作中，反帝的主题和内容不多。老舍的作品则常有明显表现。他的第一篇习作《小铃儿》，通过小学生带有稚气的行动，表达了反抗外国侵略者的民族意识。茅盾从老舍最早的作品中深切地感受到"对于祖国的挚爱和热望"（《光辉工作二十年的老舍先生》）。在这以后，老舍写了不少直接揭露帝国主义侵略罪行的作品，还有从不同侧面描写它们的经济、文化、宗教渗透和种族歧视所给予中国人民种种伤害的作品。他表现民族觉醒、表彰民族气节，同时抨击在这些侵略和渗透面前卑躬屈节、为虎作伥的洋奴汉□。写于60年代初的话剧《神拳》（又名《义和团》），再现北京居民抗击八国联军的壮烈情景。后期作品强烈地表现了中国人民当家作主、自立自强于世界的喜悦和自豪。对于社会主义祖国的热爱，使他的爱国主义增添了新的内容和光彩，达到新的思想高度。强烈的民族自尊感和炽热的爱国主义，是老舍的高贵品格，也是他作品中宝贵的精神遗产。
"五四"以后的新文学作家，废弃了封建士大夫笔下的文言，也没有采用话本小说、戏曲说白中的近代白话，而是从现代口语中创造便于反映现代生活、表达现代人心理活动的现代白话，作为新的文学语言——老舍对此作出了卓越的成绩。他是北京人，能说一口标准的普通话；更重要的是努力从人民群众的口头语言中汲取和提炼文学语言。注意汲取，避免了生造硬凑和过于欧化的学生腔的毛病；讲究提炼，能够脱离粗糙的自然形态，克服照搬滥用方言土语的弱点。他所使用的是一种真正艺术化了的活的语言。老舍的小说和散文，都可以琅琅上口，话剧的对白，更是活泼传神；作品中许多人物的语言，具有各自的性格特点。他很好地解决了语文脱节的问题。在语言的准确生动，富有表现力和艺术性方面，在创造新的文学语言方面,他在现代作家中,是十分突出的。老舍认为作家的风格首先体现在语言上，他的语言的确成为表现艺术风格的重要手段。连他的理论文章的语言都是很有个性特征的。他在这方面的贡献，还超出了文学创作的范围。早在30年代，就有人主张以他的作品作为"宣传纯正国语的教本"（《老舍致赵家璧信》），他的文字一直是现代汉语教科书中经常引用的范例。
老舍的创作，带有英国狄更斯、康拉德等人的影响，与中国传统的、主要是流行于民间的文艺更有深切的联系。这使他的作品具有大众化、 通俗性、 民族色彩浓厚等特点，从形式到内容都能够雅俗共赏。因此较早地突破了新文学只在学生和知识青年中间流传的狭小圈子，为广泛的读者所喜爱。后来又以真实生动地描绘了现代中国的社会风貌和民情心理，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再加上规范的现代汉语，而受到国外的重视。这些，都扩大了中国现代文学的影响。他取材于北京胡同里小人物的日常生活，和娴熟地运用"京味"十足的文学语言等特点，受到一些后起者的仿效。
著作的出版和版本 老舍是位多产作家，一生写作了1000多篇(部)作品，字数达700万至800万。除了前面提到的，生前出版的作品主要还有长篇小说《文博士》(又名《选民》，1936～1937)、《火葬》(1943～1944)，短篇小说集《火车集》（1939）、《贫血集》(1944)等；戏剧《张自忠》(1941)、《面子问题》(1941)、《大地龙蛇》(1942)、 《归去来兮》(1942)、 《谁先到了重庆》(1942)、《柳树井》(曲剧，1952)、《春华秋实》（1953）、《十五贯》（根据十五贯传奇改编的京剧，1956）、《红大院》(1958)等；杂文和文艺短论集《福星集》（1958）、《小花朵集》(1963)、《出口成章》(1964)等。另外，从30年代到50年代，有作家自选的和别人编选的选集多种，主要收录短篇、中篇小说和剧作。他翻译的萧伯纳的剧作《苹果车》，收入《萧伯纳戏剧集》(1956)。
老舍生前没有随时将作品结集出版。散佚的篇章为数较多。30、40年代，出现过不少未经作家本人同意的盗版书，内中错误颇多，间或夹杂别人的作品。50年代前半期，作家对有些作品(如《骆驼祥子》、《离婚》)，作了修改，形成不同的版本。从70年代末期起，搜集整理老舍作品的工作,引起普遍注意,陆续出版了《老舍诗选》(1980)、《老舍小说集外集》(1982)、《老舍论创作》(1980)、《老舍论剧》(1981)、《老舍曲艺文选》(1982)以及《老舍文艺评论集》(1982)等等，所收的大多是散见于报刊的篇什。人民文学出版社于1980年开始编辑出版的《老舍文集》，收录了作家1925至1966年的文学著述，按文学体裁分类和写作年代编次，并且根据初版本或者其他版本作了校勘，加上简单的注释，是迄今为止老舍著作比较完整准确的汇编。
关于老舍及其作品的评论研究文字，20年代末期开始出现，30年代中期起逐渐增多,到了50、60年代,老舍每有新作问世，都立即引起评论界的广泛讨论。李长之、朱自清、王淑明、赵少侯、叶圣陶、巴人、常风、许杰、以群、田仲济、吴组缃、周扬、焦菊隐、光未然、李健吾、梅阡、张庚、凤子等人，都先后写过评论。从70年代末期开始,报刊发表许多回忆老舍的文章,系统全面的研究也日益开展,除了继续分析评价老舍的代表作品,对于他的创作道路、艺术风格、在文学史上的地位等，都分别作了综合的探讨。
国外关于老舍作品的翻译出版和研究，都较活跃。日本的伊藤敬一、法国的保尔·巴迪、波兰的日比格涅夫·斯乌普斯基、美国的兰比尔·沃勒等，都写有老舍研究的论文或著作。本回答被网友采纳
这除了作家的勤奋和善于同时从中国传统的和外国的文学汲取营养以外，还有思想上艺术上更为深刻的原因。抗战爆发时，老舍已经是著名的小说家了，鉴于迫切需要以人民群众理解和喜爱的文艺形式进行抗战鼓动，他中断小说创作,全力探索通俗文艺的利用改造,并且身体力行地"大胆去试验(通俗)文艺的多种体裁"（《三年写作自述》）。随后，又出于"抗战需要戏剧，戏剧必须抗战"的考虑（《抗战戏剧的发展与困难》），转向戏剧创作。中华人民共和国一成立，自己又刚刚回国，写作《龙须沟》时，他深知从旧中国的批判者到新中国的歌颂者，意味着多么艰巨的变化："在我的二十多年的写作经验中,写《龙须沟》是个最大的冒险";"我的感激政府的热诚使我敢去冒险"（《〈龙须沟〉写作经过》）。他以自己的创作实践回答了时代提出的崭新课题。在他取得话剧创作的成功以后，仍然继续进行"新的尝试，没完全叫老套子捆住"（《答复有关〈茶馆〉的几个问题》），向强调时间、地点、人物线索和情节都需要高度集中的传统的戏剧规律挑战，写出了别具一格、被人称为"画卷戏"的《茶馆》。在老舍身上,"不但表现了一个艺术家最可宝贵的政治热情，而且也表现了同样可宝贵的艺术家的真正的勇气"（周扬《从〈龙须沟〉学习什么？》），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艺术创新精神，使他孜孜不倦地涉猎文学创作的各个领域，也使他永不满足已经取得的任何成就，在40多年的创作生涯中能够不断取得重要的进展和突破。
老舍开始创作时，抱有"不管是谁与什么吧，反正要写得好笑好玩"，"立意要幽默"（《我怎样写〈赵子曰〉》）的态度。他的作品从一开始就具有鲜明的幽默讽刺的笔调。他是现代文学史上为数不多的幽默作家之一，一度还有"幽默大师"、"笑匠"之称。他的早期作品中夹杂一些纯粹为了逗笑、缺少思想意义的穿插。他那"我要笑骂，而又不赶尽杀绝"（《我怎样写〈老张的哲学〉》）的性格，使他的讽刺，缺乏鲁迅的冷峻和锋利，更多一些温情和轻松，由此形成他的独特的幽默风格。从30年代中期起随着对于国家的灾难和生活的严酷有了更多的体验,老舍的笔调变得激愤严肃起来,幽默不再是他大部分作品的基调，为人称道的也不再都是幽默作品，但在他的绝大多数作品中，仍然经常出现机智俏皮的语言，将嬉笑怒骂融合在一起的笔墨，使人发笑或者哭笑不得,有时还会催人泪下,或者发人深思。后期作品中，作家让不少人物笑着向昨天告别。所有这些，都具有一种内在的妙趣——升华了的幽默。
老舍的作品大多取材于市民生活。他善于描绘城市贫民的生活和命运，尤其擅长刻画浸透了封建宗法观念的保守落后的中下层市民,在民族矛盾和阶级搏斗中,在新的历史潮流冲击下,惶惑、犹豫、寂寞的矛盾心理,和进退维谷、不知所措的可笑行径。他喜欢通过日常平凡的场景反映普遍的社会冲突，笔触往往延伸到民族精神的挖掘或者民族命运的思考，让人从轻快诙谐之中品味出生活的严峻和沉重。关于自然风光的色彩鲜艳的渲染和关于习俗人情的细致入微的描摹，增添了作品的生活气息和情趣。在现代文学史上，老舍的名字总是与市民题材、北京题材密切联系在一起的。他是现代中国文坛上杰出的风俗、世态(尤其是北京的风土人情)画家。作为一位大家，他所反映的社会现实可能不够辽阔，但在他所描绘的范围之内，却把历史和现实，从一年四季的自然景色、不同时代的社会气氛、风俗习惯，一直到三教九流各种人等的喜怒哀乐、微妙心态都结合浓缩在一起,有声有色、生动活泼,自成一个完整丰满、"京味"十足的世界。这是老舍在现代文学史上作出的特殊贡献。
老舍的作品的另一个特点，是表现出鲜明的反帝爱国的题旨。反帝反封建本是"五四"以来整个新文学的基本主题。但除了特定时期（比如五卅运动期间,"九·一八"事变以后、抗日战争时期）以外，在一般作家的创作中，反帝的主题和内容不多。老舍的作品则常有明显表现。他的第一篇习作《小铃儿》，通过小学生带有稚气的行动，表达了反抗外国侵略者的民族意识。茅盾从老舍最早的作品中深切地感受到"对于祖国的挚爱和热望"（《光辉工作二十年的老舍先生》）。在这以后，老舍写了不少直接揭露帝国主义侵略罪行的作品，还有从不同侧面描写它们的经济、文化、宗教渗透和种族歧视所给予中国人民种种伤害的作品。他表现民族觉醒、表彰民族气节，同时抨击在这些侵略和渗透面前卑躬屈节、为虎作伥的洋奴汉□。写于60年代初的话剧《神拳》（又名《义和团》），再现北京居民抗击八国联军的壮烈情景。后期作品强烈地表现了中国人民当家作主、自立自强于世界的喜悦和自豪。对于社会主义祖国的热爱，使他的爱国主义增添了新的内容和光彩，达到新的思想高度。强烈的民族自尊感和炽热的爱国主义，是老舍的高贵品格，也是他作品中宝贵的精神遗产。
"五四"以后的新文学作家，废弃了封建士大夫笔下的文言，也没有采用话本小说、戏曲说白中的近代白话，而是从现代口语中创造便于反映现代生活、表达现代人心理活动的现代白话，作为新的文学语言——老舍对此作出了卓越的成绩。他是北京人，能说一口标准的普通话；更重要的是努力从人民群众的口头语言中汲取和提炼文学语言。注意汲取，避免了生造硬凑和过于欧化的学生腔的毛病；讲究提炼，能够脱离粗糙的自然形态，克服照搬滥用方言土语的弱点。他所使用的是一种真正艺术化了的活的语言。老舍的小说和散文，都可以琅琅上口，话剧的对白，更是活泼传神；作品中许多人物的语言，具有各自的性格特点。他很好地解决了语文脱节的问题。在语言的准确生动，富有表现力和艺术性方面，在创造新的文学语言方面,他在现代作家中,是十分突出的。老舍认为作家的风格首先体现在语言上，他的语言的确成为表现艺术风格的重要手段。连他的理论文章的语言都是很有个性特征的。他在这方面的贡献，还超出了文学创作的范围。早在30年代，就有人主张以他的作品作为"宣传纯正国语的教本"（《老舍致赵家璧信》），他的文字一直是现代汉语教科书中经常引用的范例。
老舍的创作，带有英国狄更斯、康拉德等人的影响，与中国传统的、主要是流行于民间的文艺更有深切的联系。这使他的作品具有大众化、 通俗性、 民族色彩浓厚等特点，从形式到内容都能够雅俗共赏。因此较早地突破了新文学只在学生和知识青年中间流传的狭小圈子，为广泛的读者所喜爱。后来又以真实生动地描绘了现代中国的社会风貌和民情心理，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再加上规范的现代汉语，而受到国外的重视。这些，都扩大了中国现代文学的影响。他取材于北京胡同里小人物的日常生活，和娴熟地运用"京味"十足的文学语言等特点，受到一些后起者的仿效。
著作的出版和版本 老舍是位多产作家，一生写作了1000多篇(部)作品，字数达700万至800万。除了前面提到的，生前出版的作品主要还有长篇小说《文博士》(又名《选民》，1936～1937)、《火葬》(1943～1944)，短篇小说集《火车集》（1939）、《贫血集》(1944)等；戏剧《张自忠》(1941)、《面子问题》(1941)、《大地龙蛇》(1942)、 《归去来兮》(1942)、 《谁先到了重庆》(1942)、《柳树井》(曲剧，1952)、《春华秋实》（1953）、《十五贯》（根据十五贯传奇改编的京剧，1956）、《红大院》(1958)等；杂文和文艺短论集《福星集》（1958）、《小花朵集》(1963)、《出口成章》(1964)等。另外，从30年代到50年代，有作家自选的和别人编选的选集多种，主要收录短篇、中篇小说和剧作。他翻译的萧伯纳的剧作《苹果车》，收入《萧伯纳戏剧集》(1956)。
老舍生前没有随时将作品结集出版。散佚的篇章为数较多。30、40年代，出现过不少未经作家本人同意的盗版书，内中错误颇多，间或夹杂别人的作品。50年代前半期，作家对有些作品(如《骆驼祥子》、《离婚》)，作了修改，形成不同的版本。从70年代末期起，搜集整理老舍作品的工作,引起普遍注意,陆续出版了《老舍诗选》(1980)、《老舍小说集外集》(1982)、《老舍论创作》(1980)、《老舍论剧》(1981)、《老舍曲艺文选》(1982)以及《老舍文艺评论集》(1982)等等，所收的大多是散见于报刊的篇什。人民文学出版社于1980年开始编辑出版的《老舍文集》，收录了作家1925至1966年的文学著述，按文学体裁分类和写作年代编次，并且根据初版本或者其他版本作了校勘，加上简单的注释，是迄今为止老舍著作比较完整准确的汇编。
关于老舍及其作品的评论研究文字，20年代末期开始出现，30年代中期起逐渐增多,到了50、60年代,老舍每有新作问世，都立即引起评论界的广泛讨论。李长之、朱自清、王淑明、赵少侯、叶圣陶、巴人、常风、许杰、以群、田仲济、吴组缃、周扬、焦菊隐、光未然、李健吾、梅阡、张庚、凤子等人，都先后写过评论。从70年代末期开始,报刊发表许多回忆老舍的文章,系统全面的研究也日益开展,除了继续分析评价老舍的代表作品,对于他的创作道路、艺术风格、在文学史上的地位等，都分别作了综合的探讨。
国外关于老舍作品的翻译出版和研究，都较活跃。日本的伊藤敬一、法国的保尔·巴迪、波兰的日比格涅夫·斯乌普斯基、美国的兰比尔·沃勒等，都写有老舍研究的论文或著作。本回答被网友采纳
第3个回答 2007-02-17
同意,够你写作业了.小孩子
别人对老舍的评价是什么
名人对老舍的评价：1、胡风：“舍予是经过了生活底甜酸苦辣的，深通人情世故的人，但他底‘真’不但没有被这些所湮没，反而显得更凸出，更难能而且可爱。所以他底真不是憨直，不是忘形，而是被复杂的枝叶所衬托着的果子。他底客客气气，谈笑风生里面，常常要跳出不知道是真话还是笑话的那一种幽默。
老舍的文章有什么特点
1、语言幽默。 老舍开始创作时，抱有"不管是谁与什么吧，反正要写得好笑好玩"，"立意要幽默"的态度。他的作品从一开始就具有鲜明的幽默讽刺的笔调。老舍有"幽默大师"、"笑匠"之称。2、京味十足。 老舍的作品大多取材于市民生活。他善于描绘城市贫民的生活和命运，尤其擅长刻画浸透了封建宗法观念的保...
人们对老舍的评价
老舍是一个充满生活情趣的人，他喜欢养花种草，这体现了他对生活的热爱。他的作品充满幽默感，以轻松诙谐的文字为读者带来愉悦的阅读体验。在抗日战争期间，老舍担任“中国作协”主席，尽管这是一个既费力又不讨好的职位，他还是毅然承担起责任。在那个以抗战为主旨的组织中，他面临许多困难，甚至冒着生命...
对老舍的评价
对老舍的评价是：他是一位伟大的中国现代文学家，以其对社会现实的深刻洞察、对人性的细腻刻画和独特的幽默风格，在中国文学史上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老舍，原名舒庆春，是中国现代文学的重要代表之一。他的作品多以城市贫民生活为题材，通过对普通人物命运的描写，反映了当时社会的种种矛盾和问题。老舍...
老舍作品的艺术特点有哪几点?
第三，老舍作品题旨鲜明。在反帝反封建的主题上，老舍有着明确的表现，无论是早期的民族意识觉醒，还是后期对社会主义祖国的热爱，都体现了他强烈的爱国主义情感和民族自尊心。最后，老舍的语言通俗而不俗气。他积极从人民群众的口语中汲取养分，创造出现代白话的文学语言，解决了语文脱节的问题。他的语言...
你觉得老舍的作品是什么样子的?
老舍的写作风格是朴实、 幽默， 以小见大集通俗性与文学性于一身，平易而不粗俗，精制考究而不雕琢，俗而能雅，清浅中有韵味，从而表现出作家独具的个性色彩。老舍作品的语言风格表现在四个方面：1、以俗白而清浅最为突出 2、用词简洁、准确，选词富有个性化 3、情景交融，富有节奏感 4、语言有声有...
老舍的作品风格特点
其次，老舍在作品中展现了幽默诙谐的一面。他善于在严肃的题材中融入幽默元素，使读者在轻松愉快的阅读中思考社会问题。这种幽默风格不仅体现在人物对话和情节安排上，还体现在对细节的刻画上。如在《骆驼祥子》中，老舍通过描写祥子与各种人物的有趣对话和滑稽场面，揭示了旧社会底层人民的苦难生活。再次，...
老舍的作品有哪些特点
老舍作品的特点包括：浓郁的京味、深刻的社会洞察、鲜活的人物形象、幽默讽刺的语言风格。浓郁的京味 老舍先生的作品大多以北京为背景，充分展现出了浓郁的京味。他善于描绘北京的风土人情、生活习惯以及老北京的胡同文化。通过对北京口语的运用，他的文章具有独特的语言风格，让读者能够感受到强烈的北京韵味，...
《骆驼祥子》是老舍先生的代表作品,如何评价这本书?
《骆驼祥子》是老舍先生的代表作之一，如何评价这本书？本书中的人物形象生动鲜明，尤其是祥子和虎妞。祥子是一个来自农村的农民，他在城市中努力工作，希望通过攒钱买车来改变自己的生活。他节俭而勤劳，即使在都市的诱惑面前也能保持坚定。作者通过细致的心理描写，深入刻画了祥子的性格和内心世界。祥子的...
如何评价老舍的作品及风格?
老舍的写作风格是朴实、 幽默， 俗而能雅，清浅中有韵味，从而表现出作家独具的个性色彩。1、语言风格，老舍的语言俗白精致，雅俗共赏。老舍说：“没有一位语言艺术大师是脱离群众的，也没有一位这样的大师是记录人民语言，而不给它加工的。”因此，作品中人物语言是加提炼过的北京白话。其作品语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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