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析林语堂忠实原文的翻译原则

Answer 1

（题外话，
楼主提这个问题，划归在英语翻译栏下，使我有些迷惑。
我觉得这个问题如下划到于百度知道 > 教育/科学 > 科学技术 > 语言学 ，应更为妥贴。）

说起林语堂的翻译，不得不提起另一位与他相关的重量级人物：鲁迅。

20 世纪初的中国文坛，同时期的两位大家鲁迅和林语堂，却在翻译理论和实践上南辕北辙、相去甚远。林语堂指责“以佶屈聱牙之文以飨读者”为不明译者对读者的责任，而鲁迅也对“每月说出两本幽默来”觉得十分可笑。那么为什么曾有过两次“相得”，共同经历过新文化运动，曾在语丝派与现代评论派的辩论中立场相同的两个人，竟在译学这一领域针锋相对呢？他们的不同在何处？应如何看待？其实对翻译问题的争论古已有之，在西方，翻译理论经过了漫长的传统阶段后，学派林立，高潮迭起。尤其是20 世纪70 年代以来，随着跨学科的蓬勃发展，层出不穷的新观点、新理论更是从各方面突破重围，令人耳目一新。德国功能派学者Hans Vermere 为翻译理论找到了一个第一准则：文本目的。在这一理论下，“翻译行为所要达到的目的决定整个翻译行为过程”。[1] 目的被提高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进入90 年代，翻译更是在各种思潮的推动下出现了文化转向，像Lefevere和Bassnett 等学者开始“把翻译放在政治文化的大背景下进行研究，强调历史意识和文化观点”。[2] 把翻译与权力、思想意识、制度等联系起来，触动了翻译的政治经济基础。与此同时，译者的主体地位也随着作者的死去开始彰显，克服了其边缘文化的地位，人们开始更多地关注译者在创作过程中的抉择与创作。
总之，这种百家争鸣的状况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更广阔的视野，促使我们从各种角度重新审视翻译现象。本文从这些新的观点出发，对鲁迅和林语堂的翻译观点做出大概考察与比较，并探寻促使他们走上不同道路的目的因素、文化因素及个人因素。

一、鲁迅、林语堂翻译理论与实践比较
1.文本的选择。在文本选择上，鲁迅在前期并未超出梁启超规定的范畴，仍是囿于科学小说、政治小说。从1909 年《域外小说集》开始，鲁迅本着用文艺改造社会的希望，抛开一般人所关注的强势文化，更多地引进弱小国家，像俄国、波兰、捷克等国家的作品。其后期作品更是通过托洛茨基、普列汉诺夫斯基、卢那察尔斯基等人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翻译了《毁灭》、《铁流》、《静静的顿河》等革命文学作品。
而在比他略晚一些的林语堂这里，翻译的样式却有一张完全不同的面孔，林语堂致力于打造一个通俗世界。一方面，他将西方的幽默引入中国文化，在他所创办的《论语》杂志上，荟萃了莎士比亚的《人生七记》、尼采的《市场的苍蝇》、法国民间故事《尼姑》等许多英、法、美式的讽刺。另一方面，他又将深奥难懂的中国儒道经典文献，以通俗化、大众化的策略介绍给了西方。“他从译文的预期功能出发，将原文结构抛开，采取他认为得体的必要的变通手段”[3] 并加上自己对孔子、老子、庄子的理解，把《论语》、《道德经》译成了他的《孔子的智慧》、《老子的智慧》。如果说鲁迅选择的是文本的战斗精神，那么林语堂选择的便是文化和审美。
2.关于忠实。1909 年以前，鲁迅的翻译未能摆脱清末民初严复、林纾等人的影响，大刀阔斧地对原作进行删节、改译、添加。1909 年的《域外小说集·序言》里，鲁迅提出了“直译”的观点，并在以后的实践中丰富与发展，形成了其特有的风格。
首先，最突出的就是“宁信而不顺”，即使是文学翻译，也应直译，要保存原作的风姿。所以鲁迅先生是主张异化，反对归化的。“只求易懂，不如创作”[4] 他的译本是要读者费一费心思，用牙来嚼一嚼文字的。另外，不仅在内容上，在形式上原文的特点也要保留，即所谓的语法欧化和用词欧化。鲁迅旨在输入新的表现法。比如，他自己举例子：“山背后太阳落下去了”，虽不顺，也决不改作“日落西山”，因为原意以山为主，改了就变成太阳为主了。[5]
林语堂在他的《论翻译》里也提出了“忠、顺、美”三条标准。但忠实的程度在他这里却有不小的灵活性。他提出了忠实四义：（1）忠实不是字字对译，是句译，以该句的“总意象”为基准下笔，而非字义。（2）绝对忠实之不可能。（3）忠实不仅求达意，还须传神，即忠实原文言外之意。（4）忠实非说不通中国话之谓，即讲求归化，按照中国人的行文心理翻译。这也就是其“顺”的含义。此外，林语堂还要追求美，风格与内容的美，要求译文能引起读者如临其境的审美冲动。在这种原则下，林语堂允许了语言的游离。换句话说，林语堂的“忠”在“顺”与“美”的调节下，已经柔韧异常，张力很大了。他无论是在内容上还是形式上都给了译者很大的自由。而鲁迅则要求在两方面均以“信”为最高准则。二人的观点针尖对麦芒，截然相反。这点不同在二人的翻译实践中也是清晰可见，鲁迅的文字确实佶屈聱牙，“六十四根咬筋嚼不动文字”，林语堂顺则顺矣，却时常“越位”，游离于原意之外。
3.关于译者的个性。林语堂的老师克罗齐提出“艺术是表现”，每个人都用自己的方法表述宇宙。而中国的性灵文学倡导者袁中郎推崇“诗者，个人之性情”。这些美学观点都对林语堂的影响很大。他对艺术个性极其青睐，认为翻译也是一种艺术，要讲求个性美，“译学无一定之成规，且译书无所谓绝对最好之译句”，“妙文妙句天生巧合，亦必由译者之自出心裁”。[6] 而在鲁迅的翻译论著中，鲜少提及译者个性，“宁信而不顺”其实统治了他翻译理论的各个方面，译者主体性基本无从谈起。

二、产生不同的因素
1.目的不同。今天，当我们以历史的眼光重新审视两位文坛巨擘的翻译活动时，不难发现，鲁迅和林语堂都带有明确的目的性。按照德国功能派的观点，翻译行为所要达到的目的决定整个翻译行为的过程，即所要的结果决定所用的方法。那么是什么样的目的让他们旗帜鲜明的走上了不同的道路呢？
早在译《域外小说集》时，鲁迅就有一种“茫然的希望，以为文艺是可以转移性情，改造社会的”[7] 对于深切感受到中国的黑暗，敢于直面现实，直面鲜血的鲁迅来说，介绍外国进步文艺为我所用，来救活中国人的痼疾，改造国民性，改造社会，是其翻译、创作、编辑、出版的初衷和基本思想。他希望可以求新声于异邦，介绍国外的新思想，以此来挽救民族危亡。为此，他看重弱小国家的东西，因为那里有与中国相通的东西。为此，他追求直译，反对归化，反对照顾中国人的思维方式，他要强迫中国人张开眼睛看世界。
而林语堂的目的却不在此，他的目的是文化的介绍，把西方文化介绍给中国人，把中国文化介绍给西方人，而且是介绍给普通大众。他要把中国人生活的各方面，大至儒道哲学，小至品茶烧饭的生活哲学，带入西方人的大众生活里去，为他们所理解、接受，改变他们头脑中对中国歪曲和变形的认识，使他们对中国的理解不再限于小脚、辫子之类的东西。带着这样的目的，他注定是不能把深奥的《论语》和《道德经》一句一句翻译过来的，因为那很明显不适合通俗社会的胃口，引不起一般人的兴趣，也就达不到译介的目的。在这种情况下，林语堂独辟蹊径，以其特有的中西合璧的文化观，对原著进行了编译，进行了再创作。他的译本，按传统的以忠实、对等为核心的翻译观，是被排除在严格意义的翻译之外的。但林语堂在美国却取得巨大成功，其作品有的被选为大学教材，有的被政府高层当作了解中国的必读之物，对文化传播所起的作用不可估量。
2.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观点不同。鲁迅、林语堂二人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观点直接影响了他们各自的翻译理论。在鲁迅眼中，中国传统文化是一个恶劣不堪的黑色染缸，对于中国人的劣根性，对于中国人思维方式的“模糊性”“无是非观”，鲁迅深恶痛绝。“中国人不敢正视各方面，用瞒和骗，造出奇妙的逃路来，而目以为正路”[8] 其批判的尖锐性在当时可算首屈一指。中国人的“糊涂观”体现在翻译上，就是鲁迅先生反对的“糊涂译”。所以他坚持对外国文化进行原质性的追求，而他所用的方式就是直译。鲁迅甚至认为中文文法本身也是有缺陷的，要通过翻译进行改造，从外国引进新的表现法，这就是他坚持语法欧化的原因。
相反，林语堂虽然受西方思想的熏陶很深，但对中国的儒道文化却是十分认同的，他曾从名师学过中国文化，对孔、孟和道家的“天人合一”思想都有过独到的研究和译著，他在气质上是一个地道的中国人。当然，他与固守封建礼教的辜鸿明等人是不同的，林语堂身上中西合璧的文化观让他站在一定高度对这两种文化都作出了较客观的评价。正因为如此，在他的译作里才既具有感性的气质，在语言思想上有叛逆的气质，同时又糅合了对新理性的追求。
3.个人因素。从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以来，人们开始关注译者作为翻译主体在翻译过程中的选择和创作。那么译者个人的生活经历、教育背景就对译文的产生有不可忽视的作用。鲁迅出生在一个没落的封建家庭，小时候在三味书屋里接受传统的老式教育。父亲常年卧病，家庭一下由小康坠入困境。长大后在南京接受新式教育，留学期间有深感民族危亡，弃医从文，所以在鲁迅身上找到战斗性，找到对传统的尖锐批判并不奇怪。
而林语堂的父亲却是一个基督教的牧师，他本人青年时游学欧洲，1923 年回国，1936 年又再次旅美，大半生都在欧风美雨中度过。同时，中国文化对他的影响也是很深刻的，所以，“中西合璧，差异互补”是林语堂一生追求的文化理想，这种理想反映到翻译上，就成就了他独特的“文化变异”作品。

三、结语
翻译是人类最复杂的活动之一，看待翻译，单一的某种理论或观点是不够的。对于鲁迅和林语堂在翻译上的分歧，也不应偏听一家之言。本文在对二人的理论进行比较后，试寻其不同的原因。但因水平有限，不能尽言，还有待更多人的研究探索。

【参考文献】
[1] 仲伟合，钟钰.德国功能派翻译理论[J].中国翻译，1999（5）46-49.
[2] 李文革.西方翻译理论流派研究[M].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
[3] 卞建华.对林语堂“文化变译”的再思考[J].上海翻译，2005[4] 鲁迅“. 题未定”草[C]//鲁迅全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第6卷）：350-357.
[5] 鲁迅.关于翻译的通讯[C]//鲁迅全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第4 卷）：370-38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