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我国的经济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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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国当前宏观经济形势的定位
自 1998年起，中国政府实行了持续五年的扩张性财政政策抵御了亚洲金融危机的影响，保持了经济的快速增长，GDP年增幅在7％～8％之间的高速平台上运行。但是，从1998年4月以来长达24个月的消费价格持续负增长，到2000年5月由负转正并实现16个月的正增长后，从2001年9月开始又重新陷入了负增长状态，同时工业品出厂价格指数和社会商品零售价格指数也一直处于负增长状态。面对这种情形，众多的专家提出了“过剩经济”、“有效需求不足”、 “通货紧缩”、“劳动与资本双重过剩”等概念来定位我国当前的宏观经济形势，并对此进行了有益的探索和研究。就我国目前复杂的宏观经济形势的定位来说，笔者主张将其定位为“劳动力剩余条件下的有效需求不足和通货紧缩相交织的状况，同时还面临着潜在的通货膨胀压力”。这个定位包含以下四层涵义。
（一）我国是一个典型的劳动力过剩的国家
我国的劳动力首先滞留在农业部门。按照王诚1996年估算，中国农业剩余劳动力为1.38亿人。此外，我国每年新增劳动力1600万人，国企下岗职工 1500万人。当前，增加农民收入、加快农村城市化进程都是围绕着如何创造更多的二、三产业就业岗位来容纳农业和其它部门剩余劳动力的工作进行的。
（二）有效需求不足是制约经济发展的关键因素
当前正是有效需求不足引致了我国生产能力过剩、失业增加、价格水平持续下降及国民经济增速下滑的趋势。然而，“有效需求不足”问题一般是与发达国家相联的。 “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发展中国家，其与西方发达国家的最大不同之处恐怕是劳动力过剩非常严重。”（王俭贵，2002）。因此，我国的“有效需求不足问题”是 “劳动力剩余条件下的有效需求不足问题”。
（三）劳动力剩余条件下的有效需求不足与通货紧缩相交织
2002年我国继续执行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使GDP增长率达7.9％。但是，值得关注的是，各项主要经济指标的增幅出现了近几年少有的下滑态势。（1）GDP增长 7.9％，与2001年同期相比回落0.2个百分点。（2）2002年第一季度，在投资增长19.6％、较上年同期上升7.2个百分点的基础上体现居民最终消费需求的社会消费品零售额增长3.4％，同比回落1.9个百分点。（3）2002年1～2月份工业企业实现利润同比下降11.3％。这反映出我国经济增长质量不高的问题。（4）财政支出和财政赤字大幅度上升。2002年一季度中央财政收入比上年同期减少163.6亿元，下降7.3％，而支出增长 23.9％。（5）物价指数全面回落，“通货紧缩”阴影挥之不去。2002年居民消费价格和社会商品零售价格继续下降，分别比2001年下降1.9％和 0.7％。（6）高速度与高失业并存。2002年GDP7.9％的增长率，由于经济增长的就业弹性系数仅为0.1左右（张本波，2002）且有随经济增长质量的提高而继续下滑之势，因而未带来降低失业率和增加就业率的预期效应。以上状况，进一步折射出我国目前宏观经济形势的总体特征——劳动力剩余条件下的有效需求不足与通货紧缩相交织。
（四）我国面临着潜在的通货膨胀压力
应当清醒看到，我国经济被“有效需求不足和通货紧缩”阴影困扰的同时，还面临着潜在的通货膨胀压力。这个压力之所以没有释放出来，主要是由于政府现在出台的各项政策措施“锁住”了这只“笼中的虎”。（于祖尧，2002）。其中，中国政府坚持人民币不贬值的稳健货币政策是主要原因之一。但人民币不贬值政策正遭受最近日元大幅度贬值和美元贬值的打压。值得强调的是，由于人民币从1994年开始同美元紧密挂钩，因而2003年初它同欧元和其它外汇的比价跟着美元下跌。同时，中国居民非自愿性储蓄还阻拦了十几万亿元购买力的实现。所以，一旦财政或金融爆发危机，人民币贬值和挤兑风潮就很难避免。
二、中国当前宏观经济政策存在的问题
（一）扩张性的财政政策的正面效应在递减
自 1998年开始，中国政府实行扩张性财政政策抵御了亚洲金融危机的影响，保持了7％～8％经济增长。但是，目前此项政策的正面效应已经在递减，它的负面影响在扩大。它在支撑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也给财政乃至经济危机埋下了隐患。（1）财政赤字成倍增加，财政收入对债务的依存度居高不下。2001年度财政赤字是1997年的4.24倍，财政对债务的依存度为31.6％。（2）近几年税收以超出GDP增幅一倍以上的速度增长，使其得以继续实行，但2002年前三季度，我国税收收入同比增长10.9％，增幅回落10.8个百分点。（3）县、乡两级基层政府财力枯竭。（4）随着改革深化，政府各种名目的隐性债务居高不下。例如，我国存在着国有商业银行和国有企业的不良资产、社会保障金欠帐、农村义务教育经费缺口等隐性债务。虽然2001年中国的财政赤字占GDP的比重为2.7％，债务余额为16000亿元，2002年财政赤字为3098亿元，未超过国际公认的警戒线，但据世界银行估计，中国隐性债务的积累已达 GDP的100％。（5）有些国债投资的效益低下。
（二）中央银行面临两难的选择
按相机抉择机制，政府实施宏观调控时需将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配合使用。因此，为了配合扩张性的财政政策，中央银行应实行适度从松的货币政策。从1996年5月开始到2002年底央行共进行了10次降息，并且加收20％利息税。然而，中国却出现了“货币失灵”的反常现象。降息不仅没有达到刺激人们减少储蓄增加消费的目的，相反中国居民储蓄存款余额却逐年攀升，1997年底达到50000亿元，2003年2月底已达100300亿元。由此，可见货币当局防范风险有余，刺激经济景气不足。据统计资料表明，目前央行的货币供应量偏紧，这不利于缓解“通货紧缩”和遏制经济增长下滑。实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与扩张性的财政政策相匹配，是当前经济发展的需要。但是，潜伏的金融危机却限制了银根放松的空间。2001年底，国有商业银行的不良贷款比率为25.4％，远高于5％的国际公认警戒线。这表明金融领域潜伏着严重的风险。在这种情况下，推行扩张性的货币政策，势必火上浇油，对货币当局来说是两难选择。

三、几点思考
（一）关于扩张性财政政策阶段性淡出的思考
1. 扩张性财政政策阶段性淡出的理由。首先，扩张性财政政策是一种中短期政策。由于扩张性财政政策会产生“挤出效应”，因此它在短期内是有效的。在长期内几乎是无效的，从我国的实际情况来看，自1998年开始，政府实行此项政策虽保持了经济的较快增长，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它的边际效用已明显地出现了递减趋向。尽管近几年它拉动了内需的增加，但在启动构建经济主体内生增长机制方面却未起到明显的积极作用。相反，由于推行该政策的过程中政府投资挤占了民间投资的空间，出现了一些“与民争利”的现象。要知道只有民间投资成为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源泉和民间经济兴旺发达，中国经济发展才有长期、稳定和可靠的基础。
其次，近几年来扩张性财政政策产生了一些负面效应。其负面效应表现为：（1）持续使用国债资金，会增强政府对经济的直接干预，与市场改革取向的目标相抵触。（2）政府投资一般效率较低，随着时间推移国债项目转向低效益或无效益，出现了国债投资边际效用递减现象。（3）政府工程质量一般难以保证，而且易产生腐败。（4）大量基础设施投资，由于需进口大量的工程机械、材料等，短期内拉动内需的作用并不很大，主要拉动的反而是“外需”。
第三，对扩张性财政政策与我国经济增长的关系要有一个全面、辩证的认识。诚然，近年来，在我国中西部许多地区，扩张性的财政政策是拉动其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但也要清醒地看到经济增长快、经济发展水平高的以上海、广东、江苏、山东和浙江等省市为代表的东部沿海许多地区的经济增长并不是主要靠扩张性的财政政策拉动的。
2. 扩张性财政政策淡出的方式——阶段性淡出。有关扩张性财政政策淡出方式的选择，笔者认为阶段性淡出的方式是较为明智的抉择。值得强调的是， “淡出”按相机抉择机制，不能说到了一定时期就可以放弃不用（这就使它变成一种“长期政策”，即“不用”的政策），只不过使用的方向和力度，会因情况的变化而不断的变化。目前，以总需求不足为起点的经济周期很可能成为我国今后一定时期经济波动的主要形态（樊纲，2003）。由此，与以总需求不足为起点的经济波动周期相适应，扩张性财政政策的使用和淡出只能是“阶段性”或“周期性”的。我国目前扩张性财政政策完全淡出不仅为时过早，而且现实中也是不可行的。这是因为其完全淡出还必须满足以下条件：（1）国际经济环境有所好转，外需增长强劲。（2）已动工的国债投资项目已基本竣工。（2）通货紧缩的趋势得到控制。（4）民间投资逐步取代政府投资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主要力量，并且国内投资和消费需求形成自主成长机制。（5）财政赤字和国债余额达到或超过警戒线。基于这些条件还不能在短期内达到，因此扩张性财政政策至少在3年内不能完全淡出。其淡出应该是一个循序渐进的、阶段性的淡出的过程，可以采用逐年减少国债发行量，直到将其限制到一定的力度和范围上。这个力度和范围一般以达到基本抵消由于总需求不足产生的影响为宜。
3.新形势下扩张性财政政策的调整。第一，转变国债资金的投资方向。近年来，我国经济的稳定增长在很大程度上是依赖国债发行，但国债投资大部分投向基础设施建设。由于基础设施建设在短期内不能从所投入的项目上取得直接回报，因此造成目前投资的快速增长与消费增幅下滑和内需增长乏力的强烈反差。鉴于此，国债投资要注重把刺激需求与调整结构结合起来，建议其使用方向作以下调整：一是增加对有市场、有潜力的制造业的投资。二是拿出适当比例的国债资金投向有效益的民营企业。三是加快扶持高新技术产业及信息服务业、金融业等第三产业的发展。四是改善农村生产生活条件，增加农民收入。五是促进企业技术进步。六是继续为加快西部地区的经济发展创造条件。
第二，财政政策的目标调整：从追求经济增长到关注经济发展。财政政策要在推动经济结构演进中实现经济发展和解决城乡二元结构问题。在城乡二元结构下，经济发展是在城乡隔离的状态下推进的，城市劳动生产率迅速提高，城市市场商品大大超过其自身需求，需要寻找外部市场以维持其增长。与此同时，农民被禁锢在传统农业社会，生产方式落后，收入水平低下，有效需求不足，城乡市场出现了明显的断裂，城市剩余产品无法在农村市场上消化掉。这也是我国目前内需不足，国企经营困难、失业率上升等一系列问题的根本原因。因此，现阶段财政政策的目标应盯住通过城乡二元结构的变革来促进经济的发展。
第三，注意扩张性财政政策的多种手段组合。扩张性财政政策的手段不仅是发行国债，它还包括减税、加大转移支付力度、调整经常性支出结构等多种手段，是一个政策组合。近两年采用的手段主要是公债，今后可作其它选择。例如，通过调整收入分配结构来刺激经济增长等。
第四，构造财政政策发挥作用的制度基础。财政政策发挥预期作用的前提是现代预算。只有建立完善的预算制度才能有效控制财政政策实施引发的风险和充分发挥其作用。此外，在财政政策的制度基础建设上还要重视财政制度的内在稳定器功能，要建立健全财政制度内在稳定器发挥作用机制。
（二）关于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配合使用的思考
1. 二者的松紧搭配。在当前，二者的松紧搭配明显应该采用松的货币政策配合扩张性的财政政策。货币供应量偏紧不利于遏制经济增幅的下滑和刺激需求增长。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与适度扩张性的财政政策相匹配，是当前经济发展的需要。 2.二者的契合机制。二者的契合机制应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1）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应该为货币政策发挥作用拓展空间，提供条件。在宏观经济政策中财政政策是一种相对中短期的政策，货币政策则是一种相对长期的政策，而且随着市场化改革的深入，货币政策将成为宏观经济调控的主要手段。至于目前我国出现的“货币失灵”，是由于货币政策传导机制不畅引起，归根结底是由于央行没有超然独立性、市场化利率机制尚未建成及货币政策体系不健全造成的。因此，我国当前必须从强化货币政策职能、保证央行超然独立性和健全货币政策体系等方面改革货币政策，目前财政政策支持货币政策发挥作用可以采取如下举措。如适当增加财政贴息资金的规模，扩大贴息政策使用范围：用财政资金支持建立中小企业贷款担保基金，为中小企业融资创造条件等。（2）货币政策为财政政策创造宽松的市场环境，使财政政策适应、促进以市场为基础的资源配置机制的形成。其措施主要包括以下四点：1）把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建立在经济稳定发展的基础上，金融通过自身经营机制转变、中资商业银行现代企业制度改造、管理水平的提高、盈利能力的增强，避免和化解金融风险。2）金融体制改革应尽快拓宽中小企业、民营企业融资渠道。3）加快利率市场化步伐，使利率真正成为引导企业投资的信号。4）加快发展股份制私人银行和其它民营金融机构，通过发展这类银行满足民营企业、中小企业和农村的投资与贷款需求。
（三）扩大有效需求的思考
近年来，有效需求不足、内需增长乏力一直是困扰我国经济发展的主要因素。经过连续5 年扩张性财政政策的施行，我国过剩生产能力和存货依然很高，加工工业严重开工不足，库存商品达30000亿元之巨。据调查，2002年600种主要商品，供过于求的商品占86.3％，供求平衡的商品占13.7％。由此可看出，要扩大内需和解决有效需求不足问题仅从财政和货币政策着手已是不够的，还须探讨其它思路和方法。为此，笔者总结出了以下思路。
1.创立多管齐下，形成合力扩大有效需求的格局。经济学家刘国光认为扩大国内消费需求的政策调整方面，“要创立多管齐下，形成合力的格局”。一要完善就业和社会保障政策提高居民收入，改善居民的就业和收入预期；二要完善收入分配政策，缩小收入差距，提高居民的平均消费倾向；三要加强基础设施建设，改善城乡消费环境；四要提倡超前消费观念，鼓励消费信贷；五要清理各种卖方市场条件下出台的抑制消费的政策；六要开辟旅游、电脑、轿车等新的消费领域。除此之外，许多学者认为我国投资消费比例严重失调，因此可通过提高消费率来扩大内需。
2. 收入分配不公和贫富差距过大是造成有效需求不足的根本原因。据《经济日报》1998年9月28日文章披露：“1996年底，城镇居民存款余额为 30850.2亿元，其中20％以上为公款私存；2.5％的城镇居民人口占有83.2％的存款，97％以上的普通居民人均存款仅为1080.5元。”由此可见，储蓄存款在社会各类成员中分布是极不平衡的。另外，据世界银行测算，1995年我国居民总体的基尼系数达0.415，已突破0.4警戒线；而据有关专家估算（王义达），1999年中国城乡居民收入的基尼系数为0.456，高于世界绝大多数国家。又据《中国经济时报》2002年9月24日的文章披露：“2000年中国资本外逃量已达480亿美元超过当年外商对华投资407亿美元……据分析，国内资本外逃的主力军是不法资产的占有者。”从以上资料可以看出，中国居民贫富差距悬殊，中国经济发展的收益在社会公众中进行了不公的分配。
从我国近年来的情况看，富有阶层有购买力，但其消费倾向低。这些人的投资除了持有股票和国债外，实业投资受到产权制度、投资能力等多种因素的制约。尤其是其中很大一部分灰黑色收入不敢暴露出来，要么以各种名义存在银行，要么趁我国资本大量外逃之风转移到国外，要么滞留在地下钱庄。而广大贫穷阶层，尤其是下岗工人、农民和经济效益差的国企职工是消费倾向高的群体，但其购买能力低下。因此，我国的有效需求不足是相对的，即是有购买能力的需求相对不足，而生产的相对过剩和有效需求不足，又引致了经济增幅下滑和经济增长质量下降。收入分配不公、贫富差距过大，造成了富有阶层消费倾向低和贫穷阶层消费倾向高但购买能力低下，进而造成的社会平均消费倾向低是导致我国有效需求不足、内需增长乏力和经济增长出现下滑趋势的根本原因。因此，政府未来宏观经济政策的制定和实施应该立足于这样一个现实基础。“如果扩张性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作用效果使收入继续向高收入的富有阶层转化，那么将继续加剧经济的萧条。如国债政策客观上就有这种作用，总是富人去购买国债，再享受国债利息，政府的政策加剧了“马太效应”（叶振鹏，焦建国，2002）。因此，扩大内需和治理经济萧条的可行的政策选择是改变收入分配格局，加大财政向贫穷阶层的转移支付力度，缩小收入分配差距。其具体举措如下几个方面。（1）认真贯彻农村税费改革，切实减轻农民负担，在适当时候取消农业税。（2）公平税负，对高收入者征收超额累进所得税、财产税、利息税，通过税收调节收入分配。（3）健全社会保障机制，加大政府对低收入阶层的转移支付。（4）加大政府体制改革和制度创新力度，减少权力对国有资产的侵蚀，建立起抑制不法侵占国有资产和谋取非法收入行为的监管机制和对非法收入攫取者的惩戒机制，从制度上限制和减少因 “灰黑色收入”大量存在而导致社会收入分配不公和贫富悬殊现象。（5）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律体系、司法体系和民主法律监督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