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中国新闻周刊》报道,中国体育事业的举国体制,在政府与市场间越来越深入的新型关系中,正在悄悄地改变着自己的形式。从亚组委到奥组委,工作人员来源和去向的变化很好地说明了这一点。
奥组委是个跳板也是机遇
2008年8月8日,奥运会开幕式,周华“有点失落也有点兴奋”。兴奋是因为为之奋斗了5年的目标终于实现;失落是因为奥运会开幕意味着她将面对再就业问题。
周华是奥组委最早一批通过公开招聘的工作人员。2002年底,奥组委首次面向社会公开招聘。这样的公开招聘在国内以前的大型赛事中实属少见,竞争十分激烈。“三千多人应征四十多个工作岗位”。经过笔试与面试,2003年初,周华成为这40名工作人员中的一员,为此她放弃了外经贸部一家事业单位的工作。
而让于小天选择奥组委的,不只是奥运情结。2006年,刚刚走出学校的他,在广东一家知名电器企业找到他的第一份工作。这年12月底,他辞去这份工作回到北京发展。对于户口不在北京的于小天来说,留在北京工作是自己的夙愿。
正在寻找工作机会的于小天赶上奥组委新一轮社会招聘,“既是跳板也是机遇”。2007年,于小天参加招聘考试,正式成为奥组委工作人员。4月,由奥组委总部下派到老山自行车馆担任业务口经理。
在奥组委的4000多名工作人员中,3000余人为选调人员,1000余人为奥组委聘用人员。周华与于小天这样通过社会招聘而来的工作人员被称为“P1”。与之相应的还有从各单位借调来的“P2”以及奥组委的实习生“P3”。以往的大型赛事组委会中没有过这样的划分:亚运会、大运会的组委会并未进行过类似的公开招聘。
广州亚组委延续借调招聘
亚奥理事会体育运动委员会主席、现已72岁高龄的魏纪中老人,当年参与了北京亚运会的整个筹备过程。魏纪中说:“亚运会时基本上没有招聘,都是由各单位借调,包括北京市政府、国家体委和一些大型企业。”
计划体制在当年的筹办工作中占据了主导,各项具体项目也分摊到各个政府部门。2000年大运会,这种体制被更加市场化的模式所取代:出现了国有企业承包相关工作的运营方式。而大运会组委会的人事工作依然延续着“借调”为主的模式。
如今奥组委除了借调人员,社会招聘的也占了很大比例。北京体育大学副校长何珍文说:“奥组委在北京体育大学奥组委的项目部有16个人,其中一部分就是社会人员应聘来的。”对于这一变化,何珍文认为:“一个原因是奥运会组委会太大:选调也选不过来了;更重要的是我们国家的机制变了,用人制度发生了很大变化。首先有了市场;社会上有这样的人,有了来源;用人也不局限于过去小圈子里的人,更多地利用社会资源。”
这种借调与社会招聘相结合的用人方式将在广州亚运会得到延续。“这些方式我们都有。”广州亚组委人事部工作人员告诉记者。
奥运结束后需找份新工作
“亚运会借调人员也有一些回不去的,当时就组建了一个北辰集团。第一次参与申奥的工作人员主要也是由各单位借调,第二次我们又组织了北奥集团。”
1990年亚运会闭幕,国有独资企业北辰实业集团公司正式成立。主要业务为房地产开发、会议展览、物业经营与管理及零售商业。魏纪中说:“有些从政府借调来的,我们就没让他回政府,就让他成为北辰集团或者是北奥集团的骨干。那时解决这个问题,是靠成立大型的综合性集团来安排这些人。”
北京奥组委最终借鉴悉尼、雅典的做法:实行市场化操作。奥组委与社会招聘人员的合同上明确标明:工作结束后自主择业。
这种模式与以往“政府负责到底”的模式有着很大的不同。魏纪中总结说:“完全是两个不同的社会模式,我们用简单的话来说,1990年亚运会完全是用一种政治社会的模式;到奥运会它已经开始有很大的部分是公民社会的模式。
9月10日,老山自行车馆的最后一场比赛。当场馆里最后一次升旗,许多工作人员都感到了一丝失落,前一段的忙碌将随着国旗的缓缓升起而慢慢停下。
这一天,于小天让部门同事订了一个蛋糕,同事们在办公室进行最后一次聚会,大家合影留念。来自不同地方的同事们将各奔东西。于小天的同事吕良回到原来的工作岗位。吕良原是北京某大学的教师,被借调到奥组委担任老山自行车馆的志愿者经理。其他的同事也都回到原来的单位。
于小天感到事突然没了,身边的那些人也没了。“再也不会有人叫你去做什么事了。你只管呆在家里就行了,真的是挺难受的。”于小天说。如何找一份新的工作,是他要重新面对的问题。用于小天自己的话说:“感觉一下大龄待业青年。”
国家提供特别公务员考试
“P1”们在招聘之初就有着工作结束面临失业的心理准备。然而很多“P1”也都相信奥组委会给他们提供解决工作问题的帮助。
“解决工作到底以一个什么方式?是给一个招聘工作的平台,还是给你把工作都安排好?谁都不知道。” 于小天告诉记者。
“以前说是今年4月份就把大家的去向提前安排好,但都是传出来的小道消息。”在正式的安置方案出来之前,同事们也在流传着不同的说法。直到9月底于小天才接到正式的安排。2008年9月28日,奥组委工作人员赛后安置工作正式启动。这一天,北京奥组委分别与中国石油化工集团公司、中国海洋石油总公司、国家电网公司、国家电力发展股份有限公司等9家大型企业以及北京市国资委签署了《赛后人员安置协议》。
为了这份协议的签订,奥组委主动出面与这些单位进行接触。“在互相沟通和协商的基础上签订的协议。”奥组委人事部徐志军副部长介绍。根据协议,这些单位将根据工作需要招聘一批奥组委工作人员到岗工作。
这条消息出来后的一天,于小天接到家人电话,看到这条消息的家人以为于小天在赛后将“板上钉钉”地进入这些大型国有企业工作。奥组委的一位实习生也听到类似的传言:“听说他们P1中80%会进中石油和中海油。”
事实是招聘会上,中石油为奥组委提供一百多个工作岗位,中海油提供十多个工作岗位,与1500人的80%相差甚远。
然而“组织和体制的优势”依然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2008年10月16日,北京劳动保障职业学院举办了一场特别的公务员选拔考试,专门面向奥组委的工作人员。这次选拔工作,北京市为奥组委工作人员提供100个主任科员以下职务的公务员职位,600人参加了这次考试。而就在2008年,国家公务员报考人数已经突破100万。
于小天并没有得到参加这次考试的机会。根据《公务员法》及北京市相关规定,于小天没有北京户口,也不拥有硕士学位,不具备报考条件。
公务员考试第二天,于小天得到一次进入企业工作的应聘机会。10月17日,北京人才大厦举办一场专门面向北京奥组委工作人员的专场招聘会。“基本上平时的同事,能见到的都见到了。”在这场招聘会上,中石油、中石化等64家企事业单位为1500名奥组委工作人员提供1753个职位。1:1.17的比例,在其他招聘会上很难见到。
奥组委人事部副部长徐志军表示:“这么做的目的,一个是发挥组织和体制的优势,帮助这些工作人员在奥运会后更好地择业、就业。另一个目的是把这批经过奥运磨练、锻炼出来的高素质国际化人才,充分有效地配置到公务员队伍和企事业队伍中去。”
企业看中奥组委工作人员
“选择是一个双向的过程。”通过了面试的于小天,被银行通知进行统一体检。这意味着于小天将走向新的工作岗位。
经过奥组委筛选、经历奥运会历练的工作人员,被很多企业看好。魏纪中说:“奥组委成立时我就讲过:奥组委是一个培养人才的大学校。”
“当时奥组委跟我们提出签署协议,他们给我们提出建议与希望,我们从上到下非常重视这个事。我们觉得这也是吸引高素质人才一个非常好的途径。在人岗合适的情况下,我们一定会尽可能地去招聘一些人,”中海油人事部李小姐说,“我们也相信这些人在市场上也非常有竞争力。”
“平均年龄35周岁,50%以上具有硕士学位,20%以上出国留学或海外工作归来。”许多企事业单位都对奥组委工作人员产生了兴趣。奥组委人事部副部长徐志军告诉记者:仅国家开发银行就从奥组委招聘了218名工作人员。周华就是其中之一。
除了企业和政府部门,广州亚组委、第九届全国大运会组委会、第六届东亚运动会组委会也将成为这些奥运人才的选择。这种以“组委会”为职业,转战不同组委会的工作人员,在历届奥组委中都很普遍。
为筹备第九届全国大运会和第六届东亚运动会,天津市人事局专门面向奥组委招聘开闭幕式、招商、策划等专业人才。天津市人事局相关负责人刘先生表示:天津的招聘模式是组委会在招,但是工作人员的身份将落到一个具体的部门。如果以前是处级以上干部可以进入教委、体育局等政府部门;如果不是处级以上干部的,可以进入高校等事业单位,再以借调的形式进入组委会。如果工作人员不愿留在天津,还可以采取柔性流动的形式:在相关工作结束后,自主去留。
参考资料:查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