报告文学是一种新兴文体属于什么范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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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在报告文学理论中,真实性的问题是带有根本性的.对这个问题的正确理解,是研究报告文学的基础.从报告文学的发展来看,真实性问题并不是一开始就存在的;它被提出来讨论,也不是一开始就很尖锐的.当报告文学作为一种新兴文体刚刚产生的时候,它基本上属于新闻的范畴,是新闻体裁的一种.正由于它的根是扎在“新闻”这个土壤里,所以人们对它的真实性问题没有什么争议.后来,随着时代的发展,当报告文学逐渐从新闻领域走进文学领域的时候,真实性的问题就引起了作家和读者的关注.报告文学的历史还告诉我们,当报告文学在某一个时期有了比较大的发展,出现繁荣局面的时候,真实性的问题往往也提得比较尖锐.
在报告文学理论中,真实性的问题是带有根木性的。对这个问题的正确理解,是研究报 告文学的基础。从报告文学的发展来看,真实性问题并不是一开始就存在的;它被提出来讨 论,也不是一开始就很尖　一、报告文学与新闻报道的关系。从发生的意义上说，报告文学和新闻报告具有不解之缘，新闻热点也将不断地伴随它前行；但报告文学发展至今，继续强调它依附新闻这一“母体”，却并不合适。它一经诞生、成长，与新闻的“区别”便更为重要。新闻是公共信息，报告文学则是作家的创作；新闻看重的是“事实”，报告文学则更着力于对事实的评价，包含主体的情感、观点和眼光；新闻可以是“匿名”的，没有“作者”或省略作者，而报告文学对于同一对象进行不同的开掘，不同作者可以写出不同的(未必是相反的)文学作品；新闻报道并不关注塑造“形象”，而报告文学则一定要塑造人物形象，并以之作为传播的要素；新闻还有时效性，它很快会“过时”，而文学则要求拥有长久的生命力。美国的新新闻主义写作中，卡波蒂的《残杀》是在轰动事件发生6年后才创作出版的，诺曼·梅勒的《夜间行军》，其观点和方法也不同于已持续多年的美国反越战的示威报道。报告文学较之一般的新闻、报告、特写的差别之一，是在于它具有更强烈的“问题意识”。卢卡契也曾强调“文艺作品的真正使命”是“提出问题”。倘若我们要继续指出报告文学和新闻的血缘关系，那么我认为可以这样表述：新闻的终点，正是报告文学创作的起点。
　　二、写作和对象的关系。可以说，这也是由上一论题衍生而来的一个问题。任何创作都含有主体和对象的关系问题。散文因大多写个人生活，作者和写作对象联系紧密；小说虽是虚构，可背后仍含有作者的生活经历、社会观察、家族历史、心灵隐痛、理想愿望等等，使小说内容和主体发生某种关系；而相当一部分报告文学写作，作家可以和对象没有任何关系。写英模和先进人物，你未必具有他们同样的思想、感情、境界；写企业家或一些“成功人士”，你未必有同样的财富、经历和追求。但似乎谁都能写，只要给你足够的材料。我想，这正是一些报告文学不能被视为创作的原因。这次读到的部分优秀报告文学作品中，都能看到作者与对象之间有一种心灵的吸引、人生及精神的启发，正如马克思所说，作家写作如同“春蚕吐丝”一样，是一种生命的释放。报告文学写作也必须和对象建立起一种特殊关系。若是没有足够的思想基础，没有生活所唤起的共鸣，没有与对象心灵和情感的交流，没有独特的视角，进入人物的内心，体幽察微，抉发出真正有价值的东西，仅仅是所谓“用脚写作”，而不是心灵的追求，那是不可能取得突破性文学成果的。

　　三、题材问题及写什么、怎么写。如前所述，在题材问题上我们也存在着一些片面的误区。以“题材”划分等级，常常违背文学创作的规律。中国的报告文学创作没有更多地受到西方文艺理论、思潮的冲击，没有经历一个“私人化”写作阶段，具有更强的社会现实意义，这是报告文学能引为自豪的地方。“写什么”和“怎么写”？内容永远是第一位的。从前文所列举的5部写汶川地震的作品中，便明显地能看出这种“题材”上的区别。文学意义上“题材”本身便包含着“写什么”和“怎么写”两个要素。它们建立起一种辩证的关系，“使对立互为中介”，互相转化，又不断地把自身的品质转移到另一方之上，形成属于自己的创作。由此可见，题材从来不是现成地摆在那儿的。写什么和怎么写是一个需要在实践中解决的问题。笼统地谈论题材的重要性，并不能帮助我们正确地评价报告文学作品。

　　四、由真实性到文学性。对文学性的要求，也是关于报告文学创作争论已久的一个问题。报告文学不允许虚构，真实性是它的立身之本。“真实性比文学性更重要”，我并不反对这一说法，但真实并不是一个价值的尺度。就文学作品而言，更包含了文学的判断。文学性是一个价值的尺度。当然也不能肤浅地把文学性理解为仅是一些华丽词藻、抒情段落，一些修辞手法，我觉得生活真实中本身便包含着美
，包含着人物、矛盾、追求、动人的故事和情感，只是需要报告文学作家予以发掘出来。茅盾先生说：“好的‘报告’需要具备小说所有的艺术上的条件——人物的刻画、环境的描写、气氛的渲染等等”。这也意味着好的报告文学要富有想象力。不能把文学上的虚构和想象两个范畴混为一谈。想象当然不能改变事实、虚构事实，但任何“刻画”、“描写”、“渲染”却又都是离不开想象力的。譬如夏衍《包身工》中关于“芦柴棒”的女工描写。好的报告文学还要有对人物的心理刻画(可把它理解为一种外视点的心理分析)，有作家感情的投入。事实仅仅是事实，但写作对事实的表达，却饱含着感情。记得朱光潜先生曾把形象思维概括为“想象”。如果承认，想象是我们深入和认识世界的普遍思维方法之一，那么，文学性不够，也缘于作家想象力的贫乏。

　　五、关于塑造优秀、先进人物的问题。这是一个缺乏榜样的时代，也是一个需要榜样的时代。在中国，榜样与楷模几十年内辗转变化，现在这个时代许多年轻人心目中的偶像则是歌星、影星、体育明星，大多是不需长期奋斗，在年轻时便可改变身份的榜样。榜样也是导向。还有没有别的在品质、行为、成就与人生经历上足以成为我们学习榜样的优秀人物呢？肯定是有的。只是我们缺少发现的眼睛。或是因我们所写的优秀、先进人物多数都是一些牺牲的、盖棺论定的英模，不足以和活生生的时代及偶像要求相提并论，或是因我们的宣传材料尚不能和多数人结合，真正打动人心。作家要和对象建立起一种深刻的联系，要真正了解一个人有多难，真正成功地塑造一个先进人物便也有多难。明星偶像有与崇拜者交流、互动的一面，那么，我们也要写出优秀、先进人物能和普通人沟通、联系的一面。许多优秀、杰出的人物并不追求和大众传媒的合作，而文学的传播恰和一般传媒不同，要追求更具有生命力的、稳定的价值。我相信，真实的人物较之虚构的人物总是更具有说服力、更有让人感动的力量。塑造真实的、能成为社会榜样的优秀先进人物是报告文学的使命，不能很好地完成这一时代要求，便不免遗憾。

　　六、关于写普通人的问题。歌颂和批判似乎是报告文学轮转的两极。报告文学被称为是“有风险”的写作，此说现在也值得怀疑。因为在一片赞美诗中，你很少能看到受到赞美的人(或单位、或团体)会站出来，说你写得不对。写普通人的要求，一定程度上已经越出了歌颂与批判这对立的两极，它应是文学写作最广阔的领域。我们以前总是等待人“出名”以后再写，现在则要主动地去寻找，去发现普通人的人生价值，这反映了时代的变化。写普通人是19世纪的现实主义文学留给我们的最重要的文学经验和宝贵成果，上世纪30年代我国报告文学的第一个高潮也是从写普通人开始的，这一传统也不应中断。普通人写作自然也要有“问题意识”。我觉得问题意识的内涵大于我们习惯上所说的批判意识。在这个不断变化、进步而又问题很多的时代，更多地关注普通人，也说明报告文学写作大有发展的空间。

　　报告文学应予深入探讨的地方还有很多。我力求自己的认识能全面些，但我知道，自己主要谈的还是文学性的一面。
锐的。当报告文学作为一种新兴文体刚刚产生的时候,它基本上属于 新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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