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用方法如下：
1、注重语言，细节描写
2、运用对比映衬的方法
3、精心构造富有个性化的矛盾冲突
《史记》人物形象，塑造，艺术手法，语言细节描写；对比映衬；个性化矛盾冲突。
举例如下：
1、 在《高祖本纪》、《项羽本纪》里，司马迁用了许多细节语言来刻划人物，这些语言很具有个性。例如项羽见到秦始皇南巡时脱口说出：“彼可取而代也。”在刘邦道歉时说“此沛公左司马曹无伤言之。”
足见其粗豪率直的性格，而刘邦观秦始皇喟然太息说“嗟乎！大丈夫当如此也！”话说的委婉曲折，能控制自己的感情，写出他虽气象不凡，但宽宏而有大度的性格。范增在鸿门宴上召项庄舞剑刺沛公时说：“……不者，若属皆且为所虏。”
后来当刘邦脱逃时又说：“夺项王天下者，必沛公也。吾属今为之虏矣！”表现了他老谋深算的性格。
2、对比映衬，是我国古代文学作品刻划人物的重要表现手法之一。有时将正反面的人物映衬，使真善美在假丑恶的对比下显得更加鲜明突出。有时将不同气派作风的两类人物对比，如绿叶扶持红花，使中心人物更加鲜艳夺目。《史记》中的《李将军列传》描写李广就是用的这种手法。
3、 在《史记》中，司马迁把人物一生的言行故事化，历史的运动也就溶化在这些故事情节之中了。矛盾冲突是构成故事的基础，也是展示人物性格的关键。没有矛盾冲突，人物就没有活动的舞台，性格也就无由表现。
《史记》塑造人物的经验之一，就是精心构造富有个性化的矛盾冲突，通过一些紧张激烈的斗争场面，把人物迅速推到矛盾冲突的尖端，让人物在紧张的冲突之中，表现他们胆识的高低，品德的优劣，灵魂的圣洁与肮脏，即表现他们各身的性格特征。
扩展资料：
史记（司马迁著纪传体历史著作）：
《史记》是西汉史学家司马迁撰写的纪传体史书，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纪传体通史，记载了上至上古传说中的黄帝时代，下至汉武帝太初四年间共3000多年的历史。太初元年（前104年），司马迁开始了《太史公书》即后来被称为《史记》的史书创作。前后经历了14年，才得以完成。
《史记》全书包括十二本纪（记历代帝王政绩）、三十世家（记诸侯国和汉代诸侯、勋贵兴亡）、七十列传（记重要人物的言行事迹，主要叙人臣，其中最后一篇为自序）、十表（大事年表）、八书（记各种典章制度记礼、乐、音律、历法、天文、封禅、水利、财用），共一百三十篇，五十二万六千五百余字。
《史记》被列为“二十四史”之首，与后来的《汉书》《后汉书》《三国志》合称“前四史”，对后世史学和文学的发展都产生了深远影响。其首创的纪传体编史方法为后来历代“正史”所传承。
《史记》还被认为是一部优秀的文学著作，在中国文学史上有重要地位，被鲁迅誉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有很高的文学价值。刘向等人认为此书“善序事理，辩而不华，质而不俚”。
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史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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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10-12 22:26:04 阅读678 评论0 字号：大中小 订阅 .
摘要：伟大的纪传体通史《史记》是司马迁的一部不朽的传记文学作品。《史记》中对人物形象塑造的艺术手法有：注重语言，细节描写，运用对比映衬的方法，精心构造富有个性化的矛盾冲突。
关键词：《史记》人物形象，塑造，艺术手法，语言细节描写；对比映衬；个性化矛盾冲突。
西汉汉武帝时期司马迁忍辱负重，经过几十年的努力，写成了130篇、50余万字的巨著《史记》。它展示了中华民族三千年的社会历史。无论是时间之绵长，还是空间之广阔，场景之壮观，还没有哪一部史传文学作品能超过它的。《史记》的人物更是林林总总，共记录了四千多个人物，其中给人以深刻鲜明印象的有一百多人，令人叹为观止。司马迁写《史记》首创了以“纪传”为体例的史学体裁，把人作为本位，以人为中心来记载历史，这同文学以写人为对象是相通的。《史记》全书一百三十篇，除十表、八书之外，其余一百一十二篇都是以历史人物为中心描写对象的，几乎每一篇都是具体生动的人物传记，写出了许多惟妙惟肖的历史人物。因此，《史记》的最精彩部分不在于富有文学意味的论述文字，而在于描写栩栩如生的人物传记。通观《史记》中的这些人物传记，我们可以明显地看到：司马迁在《史记》中人物形象塑造的艺术手法有：一、注重语言，细节描写，二、运用对比映衬的方法，三、精心构造富有个性化的矛盾冲突。这些艺术手法，多被我国后世的小说、散文、戏剧的创作所继承和发展，对我国小说、散文、戏剧形成独具的民族特色产生过十分深远的影响。
一、注重语言，细节描写
“立片言以居要，乃一篇之警策。”这是陆机在《文赋》里总结的写作经验。传记文学中写人物的对话也是如此。有时候，将最能揭示人物的内心世界的对话，放在最紧要的地方，画龙点睛，整个人物的性格特征就刻划出来了。司马迁在人物对话的描写上也是颇具匠心的。《史记》中的《廉颇蔺相如列传》蔺相如所讲的“以先国家之急而后私仇也。”用人物自己的个性化的语言来表现人物的性格，也是作者司马迁提炼的，最能表现蔺相如思想境界的内在美的精粹语言，是蔺相如精神品质的升华，是他一切行为思想基础，是全篇中最关重要的一名话。司马迁为了突出这句话，先写廉颇的骄横以与蔺相如的忍让映衬。蔺相如面对廉颇的骄横无礼，“不肯与会”、“称病不朝”、“引车避匿”，但作者没有交代蔺相如这么做的动机，作一跌宕，从而引出舍人的规谏（也是读者的疑问），以舍人的狭窄心胸反衬蔺相如的坦荡襟怀，又作一跌宕；蔺相如的答话，先将廉颇与秦王比较，引出舍人“不若也”的回答，又一宕；接着指出连秦王都不怕，何畏廉将军？又一宕；接着分析赵国的安全系“吾两人”，不能两虎相斗，又一宕；几经腾挪跌宕，作了许多铺垫，到最紧要最醒目的地方，才点出“先国家之急而后私仇”这句话来，这确实是画龙点睛之笔。这个睛一“点”，蔺相如的高大形象就如同巍巍的泰山一般在读者面前耸立起来了。
在《高祖本纪》、《项羽本纪》里，司马迁用了许多细节语言来刻划人物，这些语言很具有个性。例如项羽见到秦始皇南巡时脱口说出：“彼可取而代也。”在刘邦道歉时说“此沛公左司马曹无伤言之。”足见其粗豪率直的性格，而刘邦观秦始皇喟然太息说“嗟乎！大丈夫当如此也！”话说的委婉曲折，能控制自己的感情，写出他虽气象不凡，但宽宏而有大度的性格。范增在鸿门宴上召项庄舞剑刺沛公时说：“……不者，若属皆且为所虏。”后来当刘邦脱逃时又说：“夺项王天下者，必沛公也。吾属今为之虏矣！”表现了他老谋深算的性格。
史传文学中用细节来塑造人物形象，在先秦作品中已大量运用。司马迁运用细节塑造人物的一个新成就，就是使细节更加符合人物性格，更能体现人物性格。司马迁写《史记》爱在人物传记的一开头，就用一两个细节来刻画人物。如《陈涉世家》开头写陈涉太息曰：“嗟乎，燕雀安知鸿鹄之志哉！”《留侯世家》写张良为圯上老人进履；《李斯列传》开头写李斯观厕鼠之别而叹；《张汤传》写张汤劾鼠掠治如老狱吏；《淮阴侯列传》写韩信得食于漂母及甘受裤下之辱；《陈丞相世家》写陈平为里中社分社肉甚均，等等。这些细节看来似乎与重大的历史事件无甚关系，但仔细一想，它们却富于代表性，具有典型的意义。它们往往或揭示人物的好尚、志趣、抱负和性格发展的趋向，或确立人物思想性格的基调，从侧面反映出一定历史时期的政治风云、政治问题，在其中寄寓着作者对时代，对人物的褒贬。高尔基说“创造——这就是许许多多细小的东西结合成为形式完美的或大或小的整体。”《史记》的人物传记，正是这样的创造。《史记》中的细节描写，都是真实的。它体现了司马迁的实录精神。《史记》中的细节描写又是性格化的，起到了为表现人物性格服务的作用，所以《史记》中的人物形象个性鲜明，栩栩如生。
二、运用对比映衬的方法
对比映衬，是我国古代文学作品刻划人物的重要表现手法之一。有时将正反面的人物映衬，使真善美在假丑恶的对比下显得更加鲜明突出。有时将不同气派作风的两类人物对比，如绿叶扶持红花，使中心人物更加鲜艳夺目。《史记》中的《李将军列传》描写李广就是用的这种手法。
司马迁为了突出李广带兵特点，就附带写了程不识带兵的作风。“程不识故与李广俱以边郡太守将军屯。及出击胡，而广行无部伍行阵，就善水草屯，舍止人人自便，不击刁斗以自卫，莫府省约文书籍事，然亦远斥候，未尝遇害。程不识正部曲行伍营阵。击刁斗，士吏治军簿至明，军不得休息，然亦未尝遇害。”从这里，我们看到李广带兵的特点是宽缓简易“行无部伍行阵”，“莫府省约文书籍事”，近乎无为而治。程不识带兵却非常严谨，“正部曲行伍营阵”，“击刁斗”士吏治军簿至明，乃是一丝不苟。在程不识的映衬下，红花绿叶，李广带兵的特点就格外显眼、突出。宽缓与严谨只是治军的作风不同，是时汉边郡李广、程不识皆为名将。然匈奴畏李广之略。“士卒亦多乐从李广而苦程不识”。从匈奴和士卒的反映中，流露出作者的倾向性，读者对李广的敬慕之情也不觉油然而生。读到这里，读者才恍然大悟。在《李将军列传》中，为什么要写李广毫不相干的程不识？原来是为了衬托李广。
写李广的不幸遭遇，司马迁又是把李蔡与李广对比：“蔡为人在下中，名声出广下其远；然广不得爵邑，官不过九卿，而蔡为列侯，位至三公。”李蔡是李广的从弟，才能在下品之中，以九品论人属第八等，没有什么能耐，可他青云直上，官运亨通，爵封乐安侯，官一直做到宰相。而李广为抗击匈奴，驰骋疆场四十余年，身经七十余战，立下过许多汗马功劳，连匈奴人也敬畏而称之为“汉之飞将军”。可是这样一位名将却“不得爵邑，”甚至还受到诬陷，终于被迫自刎。两相对比之下，李广的可悲命运就具体写出来了，当时用人制度，奖惩制度的不合理也深刻揭露出来了。读了这样的文字，读者禁不住要为李广唏嘘叹息，而对当时压抑人才的社会不觉扼腕而切齿了。
《史记》中的《项羽本纪》用人物间的相互对比和映衬来突出人物性格，表现了人物的不同面貌。借助于这一手法的巧妙运用，使所写的历史人物，一个个栩栩如生，呼之欲出。例如在巨鹿之战中用诸侯军的“从壁上观”、“入辕门，无不膝行而前，莫敢仰视”来表现诸侯军的怯懦和项羽的英勇。垓下之围中用赤泉侯杨喜见项后“人马俱惊，辟易数里”来衬托项羽的勇武。而在鸿门宴中用刘邦的工于心计、范增的老谋深算来淋漓尽致显示项羽的志得意满、少谋寡断、妄自尊大的心理状态，成功地塑造了项羽这一历史人物。
俗话说“不怕不识货，只怕货比货。”对比映衬，最能突出事物的本质特点，最能显示人物的性格特征，司马迁十分重视这种手法的作用，并且能够巧妙运用。
三、精心构造富有个性化的矛盾冲突。
在《史记》中，司马迁把人物一生的言行故事化，历史的运动也就溶化在这些故事情节之中了。矛盾冲突是构成故事的基础，也是展示人物性格的关键。没有矛盾冲突，人物就没有活动的舞台，性格也就无由表现。《史记》塑造人物的经验之一，就是精心构造富有个性化的矛盾冲突，通过一些紧张激烈的斗争场面，把人物迅速推到矛盾冲突的尖端，让人物在紧张的冲突之中，表现他们胆识的高低，品德的优劣，灵魂的圣洁与肮脏，即表现他们各身的性格特征。
《史记》写人物，总是在对其姓名籍贯略作交代之后，立即将人物推到矛盾斗争的尖端。如《陈涉世家》，在对陈涉作简要交代之后，即写：“二世无年七月，发闾左谪戌渔阳九百人，屯大泽乡。陈胜吴广皆次当行，为屯长。会天大雨，道不通，度已失期。失期，法皆斩。”廖廖数十字，就交代清楚当时面临的困境，把陈胜吴广推到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让他们在分析和解决这个矛盾的过程中来表现他们的智慧和勇敢。果不其然，陈胜和吴广分析了起义的条件和时机，决定了起义的策略，采取措施组织群众，发动群众，终于点燃了秦末农民起义的熊熊烈火。他们也在斗争中迅速成长而被推举为起义军的领袖。
有时则通过一连串的冲突来刻划人物。《廉颇蔺相如列传》中蔺相如的性格就是在一系列矛盾冲突中逐渐展开的。文章开篇就立即揭示秦赵之间围绕和氏璧所产生的矛盾和赵王遇到困境，为蔺相如的出场创造了典型环境。接着由宦者令缪贤，引出蔺相如，蔺相如奉璧西入秦，经过和秦王的两个回合的斗争，终于完璧归赵，表现了蔺相如的大义凛然、不畏强暴而又善于审时度势的性格特征。一波未平，一波又起，紧接着“秦王使使者告赵王，欲与王为好会于西河外渑池。赵王畏秦，欲毋行。”这个“好会”是秦王说的，对赵国来说却是威胁。秦王的步步紧逼，秦赵斗争的日趋激化，又向作者要写的人物提出了棘手的难题。于是“廉颇，蔺相如计曰：不王行‘示赵弱且怯也’赵王遂行，相如从。”在渑池会上，蔺相如又针锋相对，与秦王展开斗争，挫败了秦王的挑衅，维护了赵国的尊严，使赵王得以安全回国。蔺相如这个人物的不畏强暴，敢于斗争的智与涉，进一步得到表现。文章在紧张的对答之中，插入一些简单的动作和神态的描写，如“跪请”、“张目叱”、“顾召御史”，更使那英俊威严、潇洒自如的形象跃然纸上，读之如见其人，如闻其声，留给读者永不磨灭的印象。在秦赵矛盾渐趋缓和之后，内部矛盾又激化起来。出身舍人的蔺相如新建奇功，位在良将廉颇之上，引起将相不和的新冲突。廉颇对蔺相如大有势不两立之势。面对廉颇的骄横，蔺相如一再忍让，“不肯与会”、“称病不朝”、“引车避匿”，写出了蔺相如宽宏大量，以团结为重的品德，特别是“先国家之急而后私仇”一语，写出蔺相如思想境界的崇高。文章用一个接一个的矛盾冲突场面，让蔺相如的性格在矛盾冲突中得到充分的体现，最终完成了这高大形象的塑造，显示出司马迁杰出的艺术才能。
现实中或历史上的人总是生活在一定的社会条件、社会关系和各种各样的矛盾冲突之中的，人物的思想感情和性格特征，也往往只有通过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关系和一系列的矛盾冲突，才能得到最充分最鲜明最突出的表现。作家刻画人物性格塑造人物形象，也只有通过人物自己的行动，通过他与周围环境，与其他人物之间的关系和一系列的矛盾冲突才能表现。没有作者精心选择和安排的巧妙而合理的矛盾冲突，人物性格就无法充分显示出来，人物形象也不能鲜明突出起来。《史记》就充分体现了文学创作的这一艺术规律。它的写作经验很值得我们认真分析总结，加以借鉴和吸收。
《史记》不但在史传文学发展史上，就是在中国文学史上，都堪称“是一部波澜壮阔，包罗万象、雄伟无比的史诗”。（刘大杰《中国文学发展史》上册166页）《史记》中一系列血肉丰满的人物形象，是与司马迁在人物形象塑造所创造的独具匠心艺术手法分不开的。认真总结《史记》塑造人物形象的艺术手法，继承这份珍贵的遗产，这对研究我国小说、散文、戏剧的艺术特色，提高当前小说、散文、戏剧创作的艺术水平，将是大有补益的。司马迁的历史观、勇于探索真理的精神和娴熟的写作技巧，永远值得我们景仰和学习。
参考文献：
1、郭丹《中国古代文学史专题》（上册）学林出版社2004年
2、张大可《史记研究》甘肃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3、岳麓书社《史记》（1998年）
4、《福建师大网络学院首届2001级毕业论文选编》海潮摄影艺术出版社2004年
摘要：伟大的纪传体通史《史记》是司马迁的一部不朽的传记文学作品。《史记》中对人物形象塑造的艺术手法有：注重语言，细节描写，运用对比映衬的方法，精心构造富有个性化的矛盾冲突。
关键词：《史记》人物形象，塑造，艺术手法，语言细节描写；对比映衬；个性化矛盾冲突。
西汉汉武帝时期司马迁忍辱负重，经过几十年的努力，写成了130篇、50余万字的巨著《史记》。它展示了中华民族三千年的社会历史。无论是时间之绵长，还是空间之广阔，场景之壮观，还没有哪一部史传文学作品能超过它的。《史记》的人物更是林林总总，共记录了四千多个人物，其中给人以深刻鲜明印象的有一百多人，令人叹为观止。司马迁写《史记》首创了以“纪传”为体例的史学体裁，把人作为本位，以人为中心来记载历史，这同文学以写人为对象是相通的。《史记》全书一百三十篇，除十表、八书之外，其余一百一十二篇都是以历史人物为中心描写对象的，几乎每一篇都是具体生动的人物传记，写出了许多惟妙惟肖的历史人物。因此，《史记》的最精彩部分不在于富有文学意味的论述文字，而在于描写栩栩如生的人物传记。通观《史记》中的这些人物传记，我们可以明显地看到：司马迁在《史记》中人物形象塑造的艺术手法有：一、注重语言，细节描写，二、运用对比映衬的方法，三、精心构造富有个性化的矛盾冲突。这些艺术手法，多被我国后世的小说、散文、戏剧的创作所继承和发展，对我国小说、散文、戏剧形成独具的民族特色产生过十分深远的影响。
一、注重语言，细节描写
“立片言以居要，乃一篇之警策。”这是陆机在《文赋》里总结的写作经验。传记文学中写人物的对话也是如此。有时候，将最能揭示人物的内心世界的对话，放在最紧要的地方，画龙点睛，整个人物的性格特征就刻划出来了。司马迁在人物对话的描写上也是颇具匠心的。《史记》中的《廉颇蔺相如列传》蔺相如所讲的“以先国家之急而后私仇也。”用人物自己的个性化的语言来表现人物的性格，也是作者司马迁提炼的，最能表现蔺相如思想境界的内在美的精粹语言，是蔺相如精神品质的升华，是他一切行为思想基础，是全篇中最关重要的一名话。司马迁为了突出这句话，先写廉颇的骄横以与蔺相如的忍让映衬。蔺相如面对廉颇的骄横无礼，“不肯与会”、“称病不朝”、“引车避匿”，但作者没有交代蔺相如这么做的动机，作一跌宕，从而引出舍人的规谏（也是读者的疑问），以舍人的狭窄心胸反衬蔺相如的坦荡襟怀，又作一跌宕；蔺相如的答话，先将廉颇与秦王比较，引出舍人“不若也”的回答，又一宕；接着指出连秦王都不怕，何畏廉将军？又一宕；接着分析赵国的安全系“吾两人”，不能两虎相斗，又一宕；几经腾挪跌宕，作了许多铺垫，到最紧要最醒目的地方，才点出“先国家之急而后私仇”这句话来，这确实是画龙点睛之笔。这个睛一“点”，蔺相如的高大形象就如同巍巍的泰山一般在读者面前耸立起来了。
在《高祖本纪》、《项羽本纪》里，司马迁用了许多细节语言来刻划人物，这些语言很具有个性。例如项羽见到秦始皇南巡时脱口说出：“彼可取而代也。”在刘邦道歉时说“此沛公左司马曹无伤言之。”足见其粗豪率直的性格，而刘邦观秦始皇喟然太息说“嗟乎！大丈夫当如此也！”话说的委婉曲折，能控制自己的感情，写出他虽气象不凡，但宽宏而有大度的性格。范增在鸿门宴上召项庄舞剑刺沛公时说：“……不者，若属皆且为所虏。”后来当刘邦脱逃时又说：“夺项王天下者，必沛公也。吾属今为之虏矣！”表现了他老谋深算的性格。
史传文学中用细节来塑造人物形象，在先秦作品中已大量运用。司马迁运用细节塑造人物的一个新成就，就是使细节更加符合人物性格，更能体现人物性格。司马迁写《史记》爱在人物传记的一开头，就用一两个细节来刻画人物。如《陈涉世家》开头写陈涉太息曰：“嗟乎，燕雀安知鸿鹄之志哉！”《留侯世家》写张良为圯上老人进履；《李斯列传》开头写李斯观厕鼠之别而叹；《张汤传》写张汤劾鼠掠治如老狱吏；《淮阴侯列传》写韩信得食于漂母及甘受裤下之辱；《陈丞相世家》写陈平为里中社分社肉甚均，等等。这些细节看来似乎与重大的历史事件无甚关系，但仔细一想，它们却富于代表性，具有典型的意义。它们往往或揭示人物的好尚、志趣、抱负和性格发展的趋向，或确立人物思想性格的基调，从侧面反映出一定历史时期的政治风云、政治问题，在其中寄寓着作者对时代，对人物的褒贬。高尔基说“创造——这就是许许多多细小的东西结合成为形式完美的或大或小的整体。”《史记》的人物传记，正是这样的创造。《史记》中的细节描写，都是真实的。它体现了司马迁的实录精神。《史记》中的细节描写又是性格化的，起到了为表现人物性格服务的作用，所以《史记》中的人物形象个性鲜明，栩栩如生。
二、运用对比映衬的方法
对比映衬，是我国古代文学作品刻划人物的重要表现手法之一。有时将正反面的人物映衬，使真善美在假丑恶的对比下显得更加鲜明突出。有时将不同气派作风的两类人物对比，如绿叶扶持红花，使中心人物更加鲜艳夺目。《史记》中的《李将军列传》描写李广就是用的这种手法。
司马迁为了突出李广带兵特点，就附带写了程不识带兵的作风。“程不识故与李广俱以边郡太守将军屯。及出击胡，而广行无部伍行阵，就善水草屯，舍止人人自便，不击刁斗以自卫，莫府省约文书籍事，然亦远斥候，未尝遇害。程不识正部曲行伍营阵。击刁斗，士吏治军簿至明，军不得休息，然亦未尝遇害。”从这里，我们看到李广带兵的特点是宽缓简易“行无部伍行阵”，“莫府省约文书籍事”，近乎无为而治。程不识带兵却非常严谨，“正部曲行伍营阵”，“击刁斗”士吏治军簿至明，乃是一丝不苟。在程不识的映衬下，红花绿叶，李广带兵的特点就格外显眼、突出。宽缓与严谨只是治军的作风不同，是时汉边郡李广、程不识皆为名将。然匈奴畏李广之略。“士卒亦多乐从李广而苦程不识”。从匈奴和士卒的反映中，流露出作者的倾向性，读者对李广的敬慕之情也不觉油然而生。读到这里，读者才恍然大悟。在《李将军列传》中，为什么要写李广毫不相干的程不识？原来是为了衬托李广。
写李广的不幸遭遇，司马迁又是把李蔡与李广对比：“蔡为人在下中，名声出广下其远；然广不得爵邑，官不过九卿，而蔡为列侯，位至三公。”李蔡是李广的从弟，才能在下品之中，以九品论人属第八等，没有什么能耐，可他青云直上，官运亨通，爵封乐安侯，官一直做到宰相。而李广为抗击匈奴，驰骋疆场四十余年，身经七十余战，立下过许多汗马功劳，连匈奴人也敬畏而称之为“汉之飞将军”。可是这样一位名将却“不得爵邑，”甚至还受到诬陷，终于被迫自刎。两相对比之下，李广的可悲命运就具体写出来了，当时用人制度，奖惩制度的不合理也深刻揭露出来了。读了这样的文字，读者禁不住要为李广唏嘘叹息，而对当时压抑人才的社会不觉扼腕而切齿了。
《史记》中的《项羽本纪》用人物间的相互对比和映衬来突出人物性格，表现了人物的不同面貌。借助于这一手法的巧妙运用，使所写的历史人物，一个个栩栩如生，呼之欲出。例如在巨鹿之战中用诸侯军的“从壁上观”、“入辕门，无不膝行而前，莫敢仰视”来表现诸侯军的怯懦和项羽的英勇。垓下之围中用赤泉侯杨喜见项后“人马俱惊，辟易数里”来衬托项羽的勇武。而在鸿门宴中用刘邦的工于心计、范增的老谋深算来淋漓尽致显示项羽的志得意满、少谋寡断、妄自尊大的心理状态，成功地塑造了项羽这一历史人物。
俗话说“不怕不识货，只怕货比货。”对比映衬，最能突出事物的本质特点，最能显示人物的性格特征，司马迁十分重视这种手法的作用，并且能够巧妙运用。
三、精心构造富有个性化的矛盾冲突。
在《史记》中，司马迁把人物一生的言行故事化，历史的运动也就溶化在这些故事情节之中了。矛盾冲突是构成故事的基础，也是展示人物性格的关键。没有矛盾冲突，人物就没有活动的舞台，性格也就无由表现。《史记》塑造人物的经验之一，就是精心构造富有个性化的矛盾冲突，通过一些紧张激烈的斗争场面，把人物迅速推到矛盾冲突的尖端，让人物在紧张的冲突之中，表现他们胆识的高低，品德的优劣，灵魂的圣洁与肮脏，即表现他们各身的性格特征。
《史记》写人物，总是在对其姓名籍贯略作交代之后，立即将人物推到矛盾斗争的尖端。如《陈涉世家》，在对陈涉作简要交代之后，即写：“二世无年七月，发闾左谪戌渔阳九百人，屯大泽乡。陈胜吴广皆次当行，为屯长。会天大雨，道不通，度已失期。失期，法皆斩。”廖廖数十字，就交代清楚当时面临的困境，把陈胜吴广推到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让他们在分析和解决这个矛盾的过程中来表现他们的智慧和勇敢。果不其然，陈胜和吴广分析了起义的条件和时机，决定了起义的策略，采取措施组织群众，发动群众，终于点燃了秦末农民起义的熊熊烈火。他们也在斗争中迅速成长而被推举为起义军的领袖。
有时则通过一连串的冲突来刻划人物。《廉颇蔺相如列传》中蔺相如的性格就是在一系列矛盾冲突中逐渐展开的。文章开篇就立即揭示秦赵之间围绕和氏璧所产生的矛盾和赵王遇到困境，为蔺相如的出场创造了典型环境。接着由宦者令缪贤，引出蔺相如，蔺相如奉璧西入秦，经过和秦王的两个回合的斗争，终于完璧归赵，表现了蔺相如的大义凛然、不畏强暴而又善于审时度势的性格特征。一波未平，一波又起，紧接着“秦王使使者告赵王，欲与王为好会于西河外渑池。赵王畏秦，欲毋行。”这个“好会”是秦王说的，对赵国来说却是威胁。秦王的步步紧逼，秦赵斗争的日趋激化，又向作者要写的人物提出了棘手的难题。于是“廉颇，蔺相如计曰：不王行‘示赵弱且怯也’赵王遂行，相如从。”在渑池会上，蔺相如又针锋相对，与秦王展开斗争，挫败了秦王的挑衅，维护了赵国的尊严，使赵王得以安全回国。蔺相如这个人物的不畏强暴，敢于斗争的智与涉，进一步得到表现。文章在紧张的对答之中，插入一些简单的动作和神态的描写，如“跪请”、“张目叱”、“顾召御史”，更使那英俊威严、潇洒自如的形象跃然纸上，读之如见其人，如闻其声，留给读者永不磨灭的印象。在秦赵矛盾渐趋缓和之后，内部矛盾又激化起来。出身舍人的蔺相如新建奇功，位在良将廉颇之上，引起将相不和的新冲突。廉颇对蔺相如大有势不两立之势。面对廉颇的骄横，蔺相如一再忍让，“不肯与会”、“称病不朝”、“引车避匿”，写出了蔺相如宽宏大量，以团结为重的品德，特别是“先国家之急而后私仇”一语，写出蔺相如思想境界的崇高。文章用一个接一个的矛盾冲突场面，让蔺相如的性格在矛盾冲突中得到充分的体现，最终完成了这高大形象的塑造，显示出司马迁杰出的艺术才能。
现实中或历史上的人总是生活在一定的社会条件、社会关系和各种各样的矛盾冲突之中的，人物的思想感情和性格特征，也往往只有通过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关系和一系列的矛盾冲突，才能得到最充分最鲜明最突出的表现。作家刻画人物性格塑造人物形象，也只有通过人物自己的行动，通过他与周围环境，与其他人物之间的关系和一系列的矛盾冲突才能表现。没有作者精心选择和安排的巧妙而合理的矛盾冲突，人物性格就无法充分显示出来，人物形象也不能鲜明突出起来。《史记》就充分体现了文学创作的这一艺术规律。它的写作经验很值得我们认真分析总结，加以借鉴和吸收。
《史记》不但在史传文学发展史上，就是在中国文学史上，都堪称“是一部波澜壮阔，包罗万象、雄伟无比的史诗”。（刘大杰《中国文学发展史》上册166页）《史记》中一系列血肉丰满的人物形象，是与司马迁在人物形象塑造所创造的独具匠心艺术手法分不开的。认真总结《史记》塑造人物形象的艺术手法，继承这份珍贵的遗产，这对研究我国小说、散文、戏剧的艺术特色，提高当前小说、散文、戏剧创作的艺术水平，将是大有补益的。司马迁的历史观、勇于探索真理的精神和娴熟的写作技巧，永远值得我们景仰和学习。
参考文献：
1、郭丹《中国古代文学史专题》（上册）学林出版社2004年
2、张大可《史记研究》甘肃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3、岳麓书社《史记》（1998年）
4、《福建师大网络学院首届2001级毕业论文选编》海潮摄影艺术出版社2004年
参考资料：http://l6263619.blog.163.com/blog/static/34946198200891210264276/
本回答被提问者和网友采纳第2个回答 2011-01-14
司马迁著《史记》，其史学观念在于“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 司马迁探求的天人之际，并非承认天的神秘力量，而是重视天人之间关系的演变，从而了解 “古今之变” 的关键，探求出历史动态发展变化的层面，最终完成“一家之言”。而他的撰述动机，主要有以下三方面： 一、司马迁为了继承其父司马谈编订史书的遗志，完成撰述《史记》的宏愿 司马氏世代为太史，为继承孔子撰述《春秋》的精神，整理和论述上代历史。《隋书·经籍志》说：“谈乃据《左氏春秋》、《国语》、《世本》、《战国策》、《楚汉春秋》，接其后事，成一家之言。”可见司马谈有意继续编订《春秋》以后的史事。 元封元年，汉武帝进行封禅大典，司马谈身为太史令，却无缘参与当世盛事，引为终生之憾，忧愤而死。他死前将遗志嘱咐儿子司马迁说：“今天子接千岁之统，封泰山，而余不得从行，是命也夫！余死，汝必为太史，无忘吾所欲论著矣……”司马迁则回答道：“小子不敏，请悉论先人所次旧闻。”可知司马迁乃秉承父亲的遗志完成史著。 而《史记》以《封禅书》为其八书之一，即见其秉先父之意。 二、司马迁想继承《春秋》精神 司马迁在《太史公自序》说：：“先人有言，自周公卒，五百岁而有孔子，孔子卒后，至于今五百岁，有能绍明世，正《易传》、继《春秋》、本《诗》、《书》、《礼》、《乐》之际，意在斯乎？意在斯乎？小子何敢让焉？”此正暗示其有明道义，显扬志业人物的使命。 《春秋》的下限，到鲁哀公获麟之年，此后的史事就没有完整的史籍记载。司马迁是绍继《春秋》，并以汉武帝元狩元年“获麟”及太初元年改历下限，撰写史记。 然而，司马迁继承《春秋》，不仅是要形式上承继周公以来的道统，而且是重视《春秋》的性质，他在《太史公自序》说：“夫《春秋》，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纪，别嫌疑，明是非，定犹豫，善善恶恶，贤贤贱不肖，存亡国，继绝世，补敝起废，王道之大者也……《春秋》以道义，拨乱世，反之正，莫近于《春秋》。” 可见司马迁对“春秋之义”和“春秋笔法”心仪已久，这是他要承孔子的真意、秉承《春秋》褒贬精神，撰述《史记》。 三、司马迁要肩负史家职责 司马谈早有整理上代历史的计划，可惜却“发愤而卒”，临终前叮嘱司马迁，认为“自获麟以来，史记放绝。今汉兴，海内一统，明主、贤君、忠臣、死义之士”甚多，司马迁身为太史公，有完成论载上代历史的任务。 司马迁在《太史公自序》也指出身为太史的职责说：“且余尝掌其官，废明圣盛德不载，灭功臣、世家、贤大夫之不述，隳先人之言，罪莫大焉。”因此，司马迁一心秉承先人世传及“述往事以思来者”的责任感，决意撰述《史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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