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古至今，卖烧饼卖得最有影响力的人，是武大郎吗？

Answer 1

说一说北宋的开封城。

看过电视剧《水浒传》者，一定会对武大郎在阳谷县挑着担子卖炊饼的情节印象深刻。但如果去到开封城，武大郎大概率卖不了炊饼。

因为开封城的一切买卖，都控制在“行会”手中。

电视剧《水浒传》剧照

一般认为，北宋有商业行会160个左右①，绝大多数设在开封。与那些民间自发形成的商业行会不同，北宋开封城内行会的成立，全部由官府主导，目的是满足官府的科敛与勒索，而非是为了维护商人利益。宋人耐得翁在《都城纪胜》中说得明白：

“市肆谓之‘行’者，因官府科索而得此名。不以其物小大，但合充用者，皆置为行。”②

所谓“官府科索”，扼要来说就是官府先强迫商人成立行会，然后再强迫行会去承担采购任务，以满足官府的消费需求。 在北宋时代的开封城，这是一种极为普遍的做法，时人将之概括为“京师百物有行，官司所需，具以责办。下逮贫民负贩，数有赔折”③——开封城里所有的商品都有行会，官府需要什么就责令行会去采买，连最底层的穷苦小贩也不放过。

不难想象，这种“责办”，必然是有利润的采买，交给有官僚权贵背景的商户④；没利润的生意，则摊派给普通生意人， 结果便是赔钱乃至赔命 ——宋神宗时代，“米行有当旬头曹赟者，以须索糯米五百石不能供，至雉经以死”⑤，这位可怜的米商曹赟接到官府的“责办”，要他去采购糯米五百石。他无法完成，只好上吊自杀。

更有甚者，当官府或权贵需要某种商品，而开封城里并无经营此种商品的商家时，官府就会强迫那些经营其他商品的商人，去成立一个相应的行会，然后再将采购任务摊派到他们头上。这种做法闹得开封城商户怨声载道，最后被宋神宗知晓，不得不制定一项禁令：“官司下行买物，如时估所无，不得创立行户”⑥——官府有采购需求，而无商人经营该货物时，不许强行设立行会。

《清明上河图》里的开封城（局部）

采购之外，行会还需要为政府承担售卖工作。

官府会将积存的物资按官定价格，强行摊派给相应的行会。至于这些物资能否卖掉，商户能否收回成本，则不在官府的考量范围之内。比如宋真宗时，曾将宫内“无字号、不及色额器物钗钏”⑦，也就是品质不合乎皇家需求的家具首饰之类的东西，交给开封城内的行会出售。

这种售卖摊派，也不局限于开封城。宋神宗时，河北路以筹措推行青苗法的本钱为由，将朝廷调拨给河北的绢，摊派给“诸州军坊郭人户”，每一匹绢定价“一贯五百三十文至一贯六百文”，限半年之内将售卖所得之钱全部缴齐。这种官定价格本就高于市价，大量的绢同时涌入市场又进一步拉低了市价。大户人家尚可将绢存入仓库等待市价上扬，许多“近下等第人户”，也就是家产不够雄厚的底层百姓，却只能“破卖家财方能贴赔送纳了当”，闹到家产破败才能完成官府摊派的任务⑧。

至于将那些积久年深、已不堪食用的茶叶、大米等摊派给开封城的茶商、粮商，更是寻常之事。附带一提，南宋政府在临安城，也实施相同的政策。

武大郎式的炊饼小贩，之所以很难进入开封城，是因为开封城不允许任何一个商人游离在官府控制的行会之外。宋人郑侠在给皇帝的奏折里提到过这种严苛的控制： “不赴官自投行者有罪，告者有赏” ——不向官府登记、不参加官府组织的行会，就在开封城做买卖是有罪的，告发者可以领取赏金。这种严苛控制造成的结果便是：

“京师如街市提瓶者，必投充茶行，负水担粥以至麻鞋头发之属，无敢不投行者。”⑨

郑侠说，开封城里，连街上提瓶卖水、挑担卖粥、摆摊卖鞋、为人理发者，也都得加入政府组织的行会，否则即不许营业。

《清明上河图》里的开封城（局部）

行会之所以能维持这种垄断地位，自然是因为他们得到了官府的支持。而官府之所以支持行会搞商业垄断，又是因为他们需要通过行会来向商人进行“科索”。行会内的商人在应付了官府的“科索”之后，也会很自然地倾向于巩固自己在行业内的垄断经营地位。 具体的做法就是通过设定高额的“行例”，大约相当于入会费，来限制外人加入行会。 王安石当年批评宋神宗“为左右所蔽，实未知京城百姓疾苦”，举了一个自己身边的案例：

“臣曾雇一洗濯妇人，自言有儿能作饼，缘行例重，无钱赔费，开张不得。”⑩

这位王安石家的洗衣妇的儿子，虽然有一手做饼的手艺，但他交不起高额的“行例”，入不了做饼的行会，也就没法在开封城里卖饼了。

可想而知，武大郎这样的外地炊饼小贩，要想离开阳谷县进入开封城谋生，也得缴纳这笔高额“行例”。就《水浒传》对其经济状况的描述来看，他大概率是缴纳不起的。北宋的开封城确实繁华——早在北宋初年，开封就已是一座常住人口过百万的大都市。此后直到北宋灭亡，其人口规模始终维持在130-150万左右——但这种繁华，对武大郎式的普通人来说，并不友好。

不过， 在官府的摊派与压榨较轻的某些地域，宋代的行会也可以成为维护会员利益的民间组织。 据南宋人刘漫塘讲，他在金陵城见到的行会，与开封、临安的行会，是大不相同的：

“向在金陵，亲见小民有行院之说，且如有卖炊饼者，自别处来，未有其地与资，而一城卖饼之家便借市，某从炊具，某贷面料，百需皆裕，谓之护引。行院无一毫忌心，此等风俗可爱。”⑪

①周宝珠认为不止此数，真实数目应介于唐代长安220行和南宋临安414行之间。见氏著《宋代东京研究》，河南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285页。

②耐得翁：《都城纪胜》“诸行”。《梦梁录》中也有相似记载。

③毕沅：《续资治通鉴（二）》，岳麓书社2008年版，第119页。

④开封城内官僚经商极为普遍。宋太祖曾默许宰相赵普公开“营邸店，夺民利”。至宋真宗时代，按宰相王旦的说法，开封城中已是巨富遍地，“京城资产百万者至多，十万而上比比皆是”。宋徽宗时代的宰相何执中，名下邸店数量“甲于京师”，每天可收120贯房钱，一年可收近4万贯；他的同僚朱勔更厉害，光邸店一项买卖，每天可得数百贯。见《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八十五。

⑤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百五十一，熙宁七年三月辛酉条。

⑥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百五十一，熙宁六年五月戊辰条。

⑦《宋会要辑稿》食货六四之“杂买务”。

⑧韩琦：《韩魏公集》卷一八“家传”。

⑨郑侠：《西塘集·免行钱事》。转引自王学泰《游民文化与中国 社会 》，山西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159页。

⑩《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百五十一。熙宁七年三月己未记事。

⑪车若水：《脚气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