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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uestion

1、《诗经》是怎样编定成书的？《诗经》中作品的年代和作者情况如何？
2、你同意“孔子删诗”的说法吗？为什么？

Answer 1

　　、《诗经》的第一次结集在西周前期 2、《诗经》的第二次结集在西周后期至春秋初期 3、《小雅》与《国风》的结集在春秋中期 4、春秋中后期，鲁太师挚将《鲁颂》编入诗集，完成了《诗经》的定编

　　诗经》至迟在孔子时代已最后编定
　　《史记·孔子世家》首次提出孔子删诗说：
　　古者《诗》三千余篇，及至孔子，去其重，取可施于礼义，上采契、后稷，中述殷、周之盛，至幽、厉之缺，始于衽席，故曰：“《关雎》之乱以为《风》始，《鹿鸣》为《小雅》始，《文王》为《大雅》始，《清庙》为《颂》始。”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颂》之音。礼乐自此可得而述，以备王道，成六艺。
　　按司马氏所论，《诗经》的最后编定者当为孔子，其用于演奏的音乐也由孔子所定。此说为后代绝大多数研究者所怀疑。《左传》“鲁襄公二十九年”（公元前544年）载，吴公子季札聘于鲁，观周乐，乐工为之演奏的顺序是《国风》、《小雅》、《大雅》、《颂》，除《国风》中顺序略有不同之外，其核心体系与今本《诗经》无异，当年孔子只有8岁，不可能删定《诗经》；在《论语》中，孔子多次提到《诗经》，其中两次提到《诗经》的篇数：“《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8]“诵《诗》三百，授之以政，不达；使于四方，不能专对。虽多，亦奚以为？”[9]可见孔子所诵读并用来教导弟子的《诗经》与今天流行的《毛诗》篇数是一致的；《左传》与《国语》所赋引与提到的诗歌有128首，而可以确定为逸诗者仅有11首（不包括《河水》、《鸠飞》等有争议的作品），与今传诗歌数相比是12比1，所占份量并不大。这些逸诗也许本来就没有收入诗集，如祭公所作的《祈招》之诗[10]，武王克商所作的《支》[11]等，如果真如司马迁所言，孔子删去了当时流传的诗歌中的十分之一，那么时人赋诗的情况绝不是这个样子，其中的逸诗数量一定要远远超过今天所见到的；当时周太师为诗歌度曲，诸侯国的乐师们也为自己国家的诗歌制曲，并在社会上流传，成为定式，孔子是不可能推翻所有已经流行的曲调而重新为三百首制曲的。我们有理由相信，《诗经》在孔子时代，甚至在孔子之前就已经编定，且篇数与今本《毛诗》的篇数大体相同。
　　2、《诗经》在孔子时代是按照《风》、《雅》、《颂》排序的
　　今本《毛诗》以“风”、“雅”、“颂”将《诗经》分为三大类，并接照《国风》（《周南》、《召南》、《邶风》、《鄘风》、《卫风》、《王风》、《郑风》、《齐风》、《魏风》、《唐风》、《秦风》、《陈风》、《桧风》、《曹风》、《豳风》）、《雅》（《小雅》、《大雅》）和《颂》（《周颂》、《鲁颂》、《商颂》）依次排序。今本《毛诗》排序是否就是先秦时代定本的排序？随着上海博物馆所藏楚竹简公布，编序之争起。2000年8月，上海博物馆公开百枚战国竹简，8月16日《文汇报》第一版以醒目标题发表了记者施宣圆题为《上海战国竹简解密》的报导，文章称：“今本《诗经》内容有《国风》、《小雅》、《大雅》和《颂》。竹简孔子诗论中与此颠倒，称为《讼》、《大夏》、《小夏》和《邦风》（汉儒为避刘邦讳，邦改为国）。论诗序中的论次也和今本《诗经》中的大序相反。”马承源先生在《简文》考释《说明》中指出：“《诗论》二十九支简就可能存在着不同于《毛诗》的《国风》、《小雅》、《大雅》、《颂》的编排次序。”[12]江林撰文说：“根据竹简的整理情况看，第二简先概论《讼》（《颂》），再论《大夏》（《大雅》），论《少夏》的简仅存末句，最后是概论《邦风》。从此可知，竹书本《孔子诗论》对《诗经》内容的排列次序是《讼》（《颂》）、《大夏》（《大雅》）、《少夏》（《小雅》）、《邦风》（《国风》）。这部《诗》中各编的排列顺序是前所未见的。”[13]一部分学者极力维护《诗经》的传统排序，认为《孔子诗论》并不存在另一种排序方法，如李学勤、李零、姜广辉、范毓周等学者。范毓周认为：“《说明》却忽略了原书第4、5两简在论述《风》、《雅》、《颂》各部分的总体特点时，仍然是按照今本《毛诗》的《国风》、《小雅》、《大雅》和《颂》的编排次序。而且根据我们对《诗论》内在文章逻辑关系的理解，是很难得出《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一）》一书《诗论》部分的《释文》前所作的《说明》所提出的看法的。”[14]李学勤先生作《上海博物馆藏楚竹书〈诗论〉分章释文》一文[15]，依据今本《毛诗》对《孔子诗论》竹简重新排序，以证明《孔子诗论》之次序与今本《毛诗》是一致的。我们赞同李学勤等先生观点，孔子所见的《诗经》版本与今本《诗经》是一致的，《孔子诗论》所依据的《诗经》排序仍是《风》、《雅》、《颂》。其理由主要有三：其一，从《左传》记载来看，在孔子时代，或在孔子之前，《诗经》按《风》、《雅》、《颂》来排序已经出现。《左传·鲁隐公三年》引君子之评语曰：“《风》有《采蘩》、《采苹》，《雅》有《行苇》、《泂酌》，昭忠信也。”此处将“风雅”并称，这当然不能证明《诗经》按风雅编序就出现在鲁隐公三年（公元前720年），但至少可以说明《左传》作者所见的《诗经》排序可能是先《风》后《雅》；最能说明问题的还是鲁襄公二十九年（公元前544年）吴季札入鲁观乐时鲁乐工所歌《诗经》之顺序，乐工按《风》、《雅》、《颂》顺序依次演奏，这应能体现当时《诗经》的基本排序。有些学者为了证明《孔子诗论》版本的不同，大胆否定《左传》所记的真实性，认为“我们现在所看到的《左传》对季札观乐的记载不是当初记载的原貌，季札观乐的内容被后人窜改了。”[16]这种假设是没有证据的。 其二，《论语》载孔子语曰：“吾自卫反鲁，然后乐正，《雅》、《颂》各得其所。”其中所说的《雅》与《颂》应指的是《诗经》中的雅诗与颂诗，孔子按当时习惯说法，也是先《雅》后《颂》。 其三，竹书《孔子诗论》的第2、3两简似乎有先《讼》（《颂》），后《大夏》（《大雅》），最后是《邦风》的顺序，但这并不能证明孔子论诗所依据的本子就是以《颂》、《大雅》、《小雅》、《国风》排列的，只能说明在孔子心目中《诗经》各类的层次与地位。如《礼记·乐记》记子贡问师乙，师乙答：“宽而静，柔而正者，宜歌《颂》；广大而静，疏达而信者，宜歌《大雅》；恭俭而好礼者，宜歌《小雅》；正直而静，廉而谦者，宜歌《风》。”师乙说诗顺序也是由庙堂之音到雅乐，最后说到俗乐的，只反映诗歌的层次问题，而与编序无关。更主要的是从竹简《孔子诗论》的总体内容来看，孔子与弟子问对，是从《国风》到《小雅》、《大雅》，再到《颂》的，与今本《诗经》之序相同。

　　孔子删诗说是关于《诗经》的编辑的一种重要的说法。这种说法影响很大，但是教材认为已经有很多有力的论据证明孔子虽然对《诗经》的完善、传播和保存做出了巨大贡献，但是他未曾删诗。《诗经》的最后删选编订者应该是周朝的乐官。

Answer 2

1、《诗经》的第一次结集在西周前期 2、《诗经》的第二次结集在西周后期至春秋初期 3、《小雅》与《国风》的结集在春秋中期 4、春秋中后期，鲁太师挚将《鲁颂》编入诗集，完成了《诗经》的定编

诗经》至迟在孔子时代已最后编定
《史记·孔子世家》首次提出孔子删诗说：
古者《诗》三千余篇，及至孔子，去其重，取可施于礼义，上采契、后稷，中述殷、周之盛，至幽、厉之缺，始于衽席，故曰：“《关雎》之乱以为《风》始，《鹿鸣》为《小雅》始，《文王》为《大雅》始，《清庙》为《颂》始。”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颂》之音。礼乐自此可得而述，以备王道，成六艺。
按司马氏所论，《诗经》的最后编定者当为孔子，其用于演奏的音乐也由孔子所定。此说为后代绝大多数研究者所怀疑。《左传》“鲁襄公二十九年”（公元前544年）载，吴公子季札聘于鲁，观周乐，乐工为之演奏的顺序是《国风》、《小雅》、《大雅》、《颂》，除《国风》中顺序略有不同之外，其核心体系与今本《诗经》无异，当年孔子只有8岁，不可能删定《诗经》；在《论语》中，孔子多次提到《诗经》，其中两次提到《诗经》的篇数：“《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8]“诵《诗》三百，授之以政，不达；使于四方，不能专对。虽多，亦奚以为？”[9]可见孔子所诵读并用来教导弟子的《诗经》与今天流行的《毛诗》篇数是一致的；《左传》与《国语》所赋引与提到的诗歌有128首，而可以确定为逸诗者仅有11首（不包括《河水》、《鸠飞》等有争议的作品），与今传诗歌数相比是12比1，所占份量并不大。这些逸诗也许本来就没有收入诗集，如祭公所作的《祈招》之诗[10]，武王克商所作的《支》[11]等，如果真如司马迁所言，孔子删去了当时流传的诗歌中的十分之一，那么时人赋诗的情况绝不是这个样子，其中的逸诗数量一定要远远超过今天所见到的；当时周太师为诗歌度曲，诸侯国的乐师们也为自己国家的诗歌制曲，并在社会上流传，成为定式，孔子是不可能推翻所有已经流行的曲调而重新为三百首制曲的。我们有理由相信，《诗经》在孔子时代，甚至在孔子之前就已经编定，且篇数与今本《毛诗》的篇数大体相同。
2、《诗经》在孔子时代是按照《风》、《雅》、《颂》排序的
今本《毛诗》以“风”、“雅”、“颂”将《诗经》分为三大类，并接照《国风》（《周南》、《召南》、《邶风》、《鄘风》、《卫风》、《王风》、《郑风》、《齐风》、《魏风》、《唐风》、《秦风》、《陈风》、《桧风》、《曹风》、《豳风》）、《雅》（《小雅》、《大雅》）和《颂》（《周颂》、《鲁颂》、《商颂》）依次排序。今本《毛诗》排序是否就是先秦时代定本的排序？随着上海博物馆所藏楚竹简公布，编序之争起。2000年8月，上海博物馆公开百枚战国竹简，8月16日《文汇报》第一版以醒目标题发表了记者施宣圆题为《上海战国竹简解密》的报导，文章称：“今本《诗经》内容有《国风》、《小雅》、《大雅》和《颂》。竹简孔子诗论中与此颠倒，称为《讼》、《大夏》、《小夏》和《邦风》（汉儒为避刘邦讳，邦改为国）。论诗序中的论次也和今本《诗经》中的大序相反。”马承源先生在《简文》考释《说明》中指出：“《诗论》二十九支简就可能存在着不同于《毛诗》的《国风》、《小雅》、《大雅》、《颂》的编排次序。”[12]江林撰文说：“根据竹简的整理情况看，第二简先概论《讼》（《颂》），再论《大夏》（《大雅》），论《少夏》的简仅存末句，最后是概论《邦风》。从此可知，竹书本《孔子诗论》对《诗经》内容的排列次序是《讼》（《颂》）、《大夏》（《大雅》）、《少夏》（《小雅》）、《邦风》（《国风》）。这部《诗》中各编的排列顺序是前所未见的。”[13]一部分学者极力维护《诗经》的传统排序，认为《孔子诗论》并不存在另一种排序方法，如李学勤、李零、姜广辉、范毓周等学者。范毓周认为：“《说明》却忽略了原书第4、5两简在论述《风》、《雅》、《颂》各部分的总体特点时，仍然是按照今本《毛诗》的《国风》、《小雅》、《大雅》和《颂》的编排次序。而且根据我们对《诗论》内在文章逻辑关系的理解，是很难得出《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一）》一书《诗论》部分的《释文》前所作的《说明》所提出的看法的。”[14]李学勤先生作《上海博物馆藏楚竹书〈诗论〉分章释文》一文[15]，依据今本《毛诗》对《孔子诗论》竹简重新排序，以证明《孔子诗论》之次序与今本《毛诗》是一致的。我们赞同李学勤等先生观点，孔子所见的《诗经》版本与今本《诗经》是一致的，《孔子诗论》所依据的《诗经》排序仍是《风》、《雅》、《颂》。其理由主要有三：其一，从《左传》记载来看，在孔子时代，或在孔子之前，《诗经》按《风》、《雅》、《颂》来排序已经出现。《左传·鲁隐公三年》引君子之评语曰：“《风》有《采蘩》、《采苹》，《雅》有《行苇》、《泂酌》，昭忠信也。”此处将“风雅”并称，这当然不能证明《诗经》按风雅编序就出现在鲁隐公三年（公元前720年），但至少可以说明《左传》作者所见的《诗经》排序可能是先《风》后《雅》；最能说明问题的还是鲁襄公二十九年（公元前544年）吴季札入鲁观乐时鲁乐工所歌《诗经》之顺序，乐工按《风》、《雅》、《颂》顺序依次演奏，这应能体现当时《诗经》的基本排序。有些学者为了证明《孔子诗论》版本的不同，大胆否定《左传》所记的真实性，认为“我们现在所看到的《左传》对季札观乐的记载不是当初记载的原貌，季札观乐的内容被后人窜改了。”[16]这种假设是没有证据的。 其二，《论语》载孔子语曰：“吾自卫反鲁，然后乐正，《雅》、《颂》各得其所。”其中所说的《雅》与《颂》应指的是《诗经》中的雅诗与颂诗，孔子按当时习惯说法，也是先《雅》后《颂》。 其三，竹书《孔子诗论》的第2、3两简似乎有先《讼》（《颂》），后《大夏》（《大雅》），最后是《邦风》的顺序，但这并不能证明孔子论诗所依据的本子就是以《颂》、《大雅》、《小雅》、《国风》排列的，只能说明在孔子心目中《诗经》各类的层次与地位。如《礼记·乐记》记子贡问师乙，师乙答：“宽而静，柔而正者，宜歌《颂》；广大而静，疏达而信者，宜歌《大雅》；恭俭而好礼者，宜歌《小雅》；正直而静，廉而谦者，宜歌《风》。”师乙说诗顺序也是由庙堂之音到雅乐，最后说到俗乐的，只反映诗歌的层次问题，而与编序无关。更主要的是从竹简《孔子诗论》的总体内容来看，孔子与弟子问对，是从《国风》到《小雅》、《大雅》，再到《颂》的，与今本《诗经》之序相同。

孔子删诗说是关于《诗经》的编辑的一种重要的说法。这种说法影响很大，但是教材认为已经有很多有力的论据证明孔子虽然对《诗经》的完善、传播和保存做出了巨大贡献，但是他未曾删诗。《诗经》的最后删选编订者应该是周朝的乐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