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4年11月1日，联想集团前身中国科学院计算所新技术发展公司成立。法人代表兼总经理王树和，副总经理柳传志、张祖祥。办公室设在一间小平房里，仅有11个人，20万元的启动资金。计算所是中科院的王牌部队之一，曾经研制出著名的103型和104型计算机，并为“两弹一星”成功上天出色地完成了数据处理工作，计算所新技术发展公司只是计算所20多个“三产”中的一个。如今，由柳传志率领的联想集团已经成为国内最大的计算机企业，并于 2005 年 5 月完成对 IBM 个人电脑事业部的收购。标志着联想成为全球个人电脑市场的领先者。
计算所新技术发展公司的第一任总经理是王树和，柳传志和张祖祥是副总经理。到了1986年，王树和离开公司当上了所长助理，柳传志升任为总经理。
目录
• “联想”之路
• 倪光南10年回首
• 倪光南：联想起家于“所办公司”还是“柳办公司”
• 《联想局》选摘:联想的诞生与11个人
• 柳传志并非为最早为联想布局的人
• 关于计算所兴办企业的回顾
“联想”之路回目录作者：韩少华
人脑是宇宙间最复杂最深邃也最奇妙的结构。而联想，则是人脑最经常也最广泛的一种思维方式。但此文要探寻的却不是某种狭义的思维轨迹，而是一个群体的创业历程：尽管他们在这群体中共享一个标有“联想”二字的名称。
追叙似乎该从背景的描述开始。
1984年初冬。从北京中国科学院计算机技术研究所大院里蹬出几辆平板三轮车，当日即满载而归。前头蹬的后头推的竟有“副研”以上职称专家数人。王树和、柳传志、张祖祥蹬得很卖力气，周晓兰、贾婉珍也推得冒汗，才把500台待验微机卸到所里传达室那两间小平房。这帮人放着科研不搞、官儿不当，跑出来开什么“公司”……一路有招摇过市之嫌，多闻讥笑之声。好在——议论只来自那个封闭式的老体制，因而不必介意。
事情皆有背景。1978年全国科学大会召开，“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和“最终可能是科学解决问题”的论述被确认。1982年党中央、国务院关于“经济建设必须依靠科学技术，科学技术工作必须面向经济建设”的战略方针也正式公布。北京中关村涌现出上百家高科技公司。近在咫尺，计算所承受着强大冲击波。中科院“一院两制”正开始实施。而王树和等十几个人率先走出大院，于1984年11月1日宣布中科院计算所新技术发展公司成立。
就像从封闭空间里一脚跨进阳光朗照中而难免眩晕似的，他们一时竟不知所措。为了筹集资金，抓到些电子表、早冰鞋，把摊子摆在职工食堂和存车棚，卖主儿却远远守着，怕人家指脊梁骨。结果赔得心里发慌。不久，王树和、柳传志几位得知院里进口一批“苹果”机正有待检验，这才揽来这批活儿，也激起了大家的劲儿。干起来就没黑没白。王树和下班撞到电线杆子上，耳朵肿得发亮；还有人在风雨中迎接客户而掉进了泄水井……可人人好像一下子找到了自己，不是从镜子里，更不是从照片上。
这笔靠验机、培训和维修等劳务酬金凑成的收入，再加上所里筹措的老本儿，王树和、柳传志和张祖祥虽说只拿到70万元，却敢于决策。这就不能不想起曾茂朝所长来。
公司成立前，曾茂朝约见王、柳、张三人。他向即将上任的公司总经理和副总经理们说，所里能给的钱不多，却能交给你们三件“宝”：一是下放人事、财政和经营自主权，二是保证所里上千名科技人员作公司后盾，三是给一块“中科院计算所”的金字招牌，并据此开拓一条新路。以致后来继任公司总经理的柳传志仍时常感念这位“开明婆婆”，说“家里坐个婆婆也很好，要是肯分给你几把钥匙，还给你带孩子，时不时又指派小叔子小姑子帮你忙家务，你当媳妇的有什么亏吃——就看婆婆脑筋新旧了”。这自是后话。
三“宝”也到手了，下一步呢？审时度势，不能忽略世界性新技术革命大潮，也不能忽略因改革开放而浪涛涌入的国内趋向。大量微机进口，却大批闲置或只顶一台打字机用。此种现象的严重性不容低估。关键恰在计算机“汉化”这个国际关注的难题上。而要突破“汉化”这一关，除了请贤聘能是别无选择的；眼光向内，也势在必行。由中国人解决“汉化”问题，优势自在其中。那么，请谁呢？王树和、柳传志、张祖祥三人挤在一间不足7平方米的办公室里，竟效仿起赤壁大战前夕，孔明和周瑜二人亮掌对“火”字来，三人各将自己心目中的最佳人选写上一张小纸条儿，紧攥在手中，然后，一、二、三，亮底——
倪光南！倪光南！倪光南！这名字在海外华语界惯称为“大牌专家”。莫非“最终可能是科学解决问题”的话，将在他这里有所应验吗？
当然所里无人不知其人其事。例如，时年45岁，是全所学术上最出色年龄也最轻的“正研”；赴北美期间，加拿大国家研究院曾许以高礼遇高薪俸，挽留他主持该院计算机科研事宜，他却婉言辞谢，等等。而王、柳、张三人还得知，他早在1974年就已搞起中文信息处理技术；虽然出了成果，却一直苦于形不成产品，转化不成现实生产力。如果倪光南应聘出山，那么，成功机率将获最佳呈示。
“各位有没有把成果变成产品的决心？”倪光南问大家。
“没这个决心也不会来请你。”
“好。我还有几个要求。”
“请讲。”
“一不作官，二不接受采访，三不出席宴请。”
“一言为定！”。
听到这声承诺，倪光南倒愣住了。他知道，自1964年第一台119大型通用数字电子管计算机问世，到1983年757大型向量数字计算机系统以及其后的“银河”巨型系统落成，标志着我国计算机自行研制的历程并已达到世界先进水平。但计算机在国民经济中的实际应用却几乎是一片空白……第二天，倪光南总工程师到公司上班。
四年之后，“联想集团”总裁柳传志这样说：“倪总由加拿大归来，本可在所里搞世界尖端性模式识别课题，来个达到或接近世界先进水平，以博尊重。可他不！他选择了最有应用价值、市场最急需的计算机汉化为课题。联想汉卡首次试销，他是第一位推销员；首次展出，他又是第一位解说员。他力求了解市场，了解用户需求，了解产品改进路数。汉卡才出了Ⅱ型、Ⅲ型、V型，软件才推出第八版本。倪总极少分散精力，却极愿花费大量时间来接待用户，他说这是营养的源泉！”
好在贤能者在一个充满希望的事业空间里总是成群出现。就在公司的小小门市部，站柜台的竟还有“正研”张品贤和“副研”胡锡兰——
“研究员站柜台”这是现代化现象吗？是权宜之计，还是一种尚未显露的现代意识正在主导着这种独特现象？
胡锡兰初站柜台，也曾手足无措。顾客推门进来了，头句话该怎么开口？第一表情该怎么掌握？门市里那些姑娘服饰颇新潮，小伙子们也都西服革履；只有她这老太婆，哦，还有那个张老头儿，整个儿木在那里……但等客户一问起专业问题，胡锡兰可搭上话了。从软硬件的概念，到微机的型号性能，有问必答，不问也“答”，且口若悬河，语似流珠：言不尽意，还以手势助说话。柜台顿时变成了讲台。客户入迷了，胡老太却意犹未尽。
“这，这老太太怎么懂这么多？”
“人家可是科学院的正牌儿副研——国家重点项目757大型机外围机长！”
“我懂了，也服了——成交！”
等“收讫”红章盖毕，胡锡兰送顾客出门，拍着人家肩膀说：“以后有问题尽管问……”
鬓发花白，衣着朴素，走在街上不过是个中学女教师模样。可等她一进入她的专业范围，比如，在北京展览馆内本公司展台前，她就能把成群参观者吸引过来，围个风雨不透。直到工作人员通过电喇叭紧催着，“计算所的同志，闭馆时间到了，请退场”，她又把众人吸引到馆外台阶上，继续进行信息科学普及性对话。
听说有个客户来到门市部，要求把他的财务管理来个微电脑化；可又耳闻“电子一条街是骗子一条街”，走了。胡锡兰马上要车，追到廊坊，追进某工业部某局财务处。见了人家处长，她劈头就问：“您瞧瞧我，就凭我，像骗子吗？”接着就灌了一整套微机管理财务的优越性……处长感动了，竟陪她参观起来。她见四壁柜子里满是帐册，深感大有可为，洽谈也和谐而深入。儿十台微机当场成交。胡锡兰还代为联系培训和维修的事。
后来，柳传志撰文指出：“过去对科技人员的评价是以学历、资历和成果鉴定会评价为依据，而公司对人的评价却以实际贡献为依据，要求科技人员创造经济效益。公司甚至提倡研究员站柜台……要求强化用户观念、时间观念和效益观念。”如果说，在柳传志所概括的“开发、生产、销售、信息和服务五位一体互为依托的产业结构”里，以“柜台”为象征的“销售”领域在科技人员的观念变革过程中具有特殊意义，而联系我国历来轻商的文化背景其意义就更突出的话，那么，张品贤和胡锡兰站柜台的实践，是否正象征着经院式科研体系旧格局旧观念的被突破呢？
效益令人惊喜。四年投入科研开发累计仅300万元，仅联想汉卡一项，三年即创产值5000万元(不含配套产品)，创汇50万美元。FAX传真通讯系统仅创汇部分即达80万美元，为1988年全国计算机企业科技开发效益之冠。北京某大型合资企业把联想汉卡用于其新产品生产线因而获利提前一年。同期，为维护消费者权益并与公司合作，用户协会也相应建立。目前，汉卡已远销东南亚、西欧、北美及联合国机构。在海外华人市场声誉更高。
1988年，联想汉卡荣获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
放眼海外市场，如果将快速积累资金和经验的进程比作“短桨快划”，那么，柳传志就有理由提出他的——
“大船构想”。是的，自从以郑和为先导的海外开拓意识萌发之后，中国人凭自己的智慧跻身于世界民族之林，已成几代人夙愿。
柳传志正立足自己领域，以实践这一夙愿为己任。
1988年4月16日，计算所公司“开创高科技外向型产业动员大会”在人民大会堂召开。“大船构想”开始公之于世。
同年6月，计算所公司成立香港联想电脑有限公司，并通过这个贸易性机构，进入国际流通领域。中国科学院周光召院长赴港主持开张仪式。“大船构想”建成了自己的前沿码头。
决策是有根据的：改革开放确定着大风向，从开发到服务五位一体的产业结构建造着大框架，高科技快速转化为生产力的内部运营机制生产着强动力，而“中科院计算所”这金字招牌，更闪耀着旗帜般的光彩……那么，同舟共济的伙伴呢？
柳传志正把吕谭平先生介绍给周院长。这位毕业于伦敦大学的年轻计算机专家、香港导远公司总经理，熟悉欧美计算机市场，被礼聘为香港联想公司总经理，负责经营事务。周院长含笑致意，表示相信发展海外经营将得到友方协助。至于资金，由颇富经济实力的中国技术转让公司参与支持。而计算所公司，仍以雄厚的科技力量继续发挥其优势作用。三方合作，提高了在陌生环境中的抗风险能力。以致开业投资仅90万港元，三个月收回全部投资，第一年营业额即高达1.2亿港元！而这种合作构思被柳传志概括为“优势互补”，或戏称为“瞎子背瘸子”；而他考察国际市场之后就曾感叹“我们是瞎子”！
香港铜锣湾的高楼也难遮望眼。柳传志和他的伙伴们并未淡忘当年走出“大院”意在快速变高科技为高生产力的初衷。如今在香港这个世界贸易窗口但又保有中国文化背景的地点做生意，无非是选定最佳环境，力求通过最佳合作，锻炼一批适应海外开拓事业的最佳人才。于是，计算所公司决策人士聚集北京，选中了第一个远航目标——
汉诺威。这座欧洲名城一直诱惑着全球科技和贸易界的尖端产品与决策人物，也酝酿着巨大的竟争风险及拚杀势头。
远征汉诺威世界博览会以联想Q286微机开路，止是公可决策层的郑重抉择。
1989年3月8日，几乎在汉诺威博览会开幕同时，《光明日报》消息指出：我国大陆计算机年出口量仅数百台。果然，100多个国家的3300多个展团和50多万来宾云集汉诺威。16个大展厅目迷五色，声势逼人。“联想”公司展台却仅占30平方米。但戏剧性场景出现了。中国自行开发的一种微机新产品以优异的性能价格比引来各国客商。临近闭幕，公司展团办公桌上已积有半米高的各类合同。这小天使般的幸运儿就是联想Q286微机。
其实，Q286型并非世界高档型，但适合个人使用，以致国际市场年需求量高达1000万台。柳传志借鉴战国“田忌赛马”策略，依靠自身高科技优势，欲以己之“上马”对彼之“中马”而致胜，才选中了这种机型。
为了研制出这种小巧轻便的Q286微机，倪光南和他的研究员们不知消耗了多少心血和智慧。直到1989年春节大年初一，倪总还同副研究员秦梅芳和公司内的待命助手在研究室继续工作。连初二夫人生日这天，也只陪她逛了逛街就返回工作室。而秦梅芳几乎每晚加班至公寓电梯停机后才同家，要一级一级上到12层楼……
3月初汉诺威博览会开幕前夕，倪光南携联想Q286样机，如期赴会。
儿乎每个粗知西方资本主义发家史的人都知道，非洲土著曾以大把钻石交换来自马德里或利物浦的一串玻璃珠项链而喜不自胜。直至今日，全世界发展中国家，自然也包括我国，仍不得不采取出口资源、劳力、农副产品及特种手工业品的姿态，以面对发达国家的金融优势和科技优势。忍痛、抱憾甚至含恨固然在所难免，而民族自尊心与自信心也无可回避地久蒙伤害。因此，当倪光南将联想Q286型微机摆上汉诺威博览会小小一方展台，致使那些碧眼白领人士蜂拥而来之际，公司展团每一成员心头所激起的似不只自尊自信而已。而在北京，专候在公司总经理室的人们从汉诺威初战告捷的信息中所获取的，又岂只是决策得以实施的喜悦！
市场变化莫测。谁会忘记1988年国际芯片价格突涨那次冲击！当时坐镇公司本部的常务副总经理李勤，面临一项重要决策。如果不按上涨后的新价格把大量已签合同的相应价格也随之上提，公司将蒙受上百万元经济损失。如果相应提价，也是贸易惯例所能承认的合理措施。而这位曾于落座到拍板仅20分钟就成交500万元生意的李总却决定，己签合同一律按涨价前原价款额履行！有关客户都喜出望外。此举不仅表明公司注重信誉的诚意，更显示出自身强大的经济实力，从而维护并提高了公司的社会形象。但这些经济效益却是在经济风险中夺取的。那么——
海外经济风险，又该怎样估计？仅仅是牟利的障碍，决策的背景，还是对“大船构想”乃至“大船结构”的必然考验？
柳传志却认定风险几乎与事业同在。他绝不会自认是个缺乏冒险精神的人。但力求把风险值降到最低点，却几乎成了他的思维定势。
“海外产品更新换代的突发性，海外用户对产品水平的苛求度，以及价格竞争之激烈和同行倾轧之残酷，都远远超出我们的想象。说到底，这是技术的较量；是择优汰劣，一场真正的拚杀，并且随时随处隐藏着风险！”这番议论，正出自柳传志的切肤之感。
1988年8月，继香港联想公司成立，又买下一家有生产能力的香港Quantum公司。计算所公司同Q公司合作半年就研制出四种海外新产品，并在汉诺威及芝加哥世界性博览会上打响。而客户订货却一变异常谨慎。比利时一家客户首批购进主机板只一块，继而订两块，十块，随购进随检测，块块合格才批量成交。市场得来不易。但是，Q公司竟出现了两百块主机板退货百余块的意外情况，以致市场丧失殆尽，濒临破产。经分析，原因在于Q公司领导成员分工错位。由擅长经销的吕谭平先生负责生产，不擅经营的J先生负责市场。柳传志根据总经理室决策立即赴港。行前跟驻港副总经理张祖祥通话：“不必约港方朋友一起来接机了，你想，要是局面收拾不成，我就像个要跳楼的丁，这种心态什么话都说得出来；而且见面一寒暄，又会影响我收拾残局的决心……”果然，一见面柳传志就以董事长身份将症结和责任都一一摆在桌面上。依照惯例，柳传志有权并有足够理由宣布该公司破产，因而作为股东之一和主要责任承担者的J先生将损失惨重。柳传志却只以“允许退股”了解此事，以致有人戏称之为“东方温和型决策”。经调整，吕谭平先生任Q公司总经理，张祖祥兼任副总经理。局面及时扭转，并以月产3500套联想Q286微机的可喜势头占有着欧美市场。
不过，柳传志仍从Q公司某些港方人员的情态里发现一种微妙的东西。粗看像是信心不足，那位J先生就是因为失去合作信心而顺势接受退股裁决的；细看就又发现另一种不肯认同的间隔感。那么产品合格率一时竟急剧下降，是否与此有关呢？不错，同胞间对话仍需翻译，语言竟失去了沟通效应。柳传志率先学起广东话来。每周四的晚上成了语言课专用时间，由粤籍司机任教。结果，沟通和管理加强了，产品一次合格率从30%回升到95%。不料这回升的势头里又潜伏着风险。这也是后话。在此期间，柳传志还向北京赴港人员重申计算所公司创建之初定的“天条”之一，即任何人在会议场合迟到就当场罚站1分钟的规定。人们不会忘记，头一个触犯“天条”的竟是所内一位资深人士，原是柳传志的上级。会场气氛顿时紧张起来。那位迟到者一时也举止失措。柳传志站起来，说：“您就委屈一下吧，等下班我到您家给您站一小时……”柳传志明白，在香港一次迟到也会引来别人的不敬乃至不信任；要改善海外环境中管理者同被管理者之间的心理机制，要加强信任感和向心力，就非从内地派出人员自身品格与公众形象的变革上开始不可！
谁想D芯片价格短期内骤涨5倍！幸亏倪总己有预料，采用了价格较低的S芯片，完成的联想Q286微机才成了汉诺威展览会上的幸运儿。不久，D芯片价格却从峰巅突降到谷底。因采用S芯片而获致的价格优势竟失于一旦。原来已捕捉在握的竞争良机，正丢失在Q公司产品合格率跌荡期间。倪总及时捧出经改进的新型Q286微机，引发出几千份欧美订单。
听到这喜讯，柳传志却声色未动。他知道，在国际市场上，只有靠优质低价产品才可能挤出一道空隙。他称之为“汾酒质量二锅头的价儿”。这充分反映了商品性能价格比的优劣决定市场竞争胜负的规律。1989年联想Q286微机在汉诺威亮相之后，又于芝加哥博览会上告捷。只要按期交货，每月3000套的订单将飘然而至。
万没想到，一份海外用户申诉，冲击了略显缓和的香港Q公司内部心理气氛。申诉指出，一种日本产芯片不适用于Q286微机！匆忙确认这是设计缺陷么？后果难以想象；简单加以改革而难免加工痕迹么？“联想”的牌子也会顷刻砸掉。柳传志久久无言，设计缺陷从来是致命的。定型投产之后的否定性申诉必将产生恶性连锁反应。那就无异于宣布公司信誉扫地，市场尽失，导致企业崩溃……柳传志虽历来赞赏同伴们那句话，叫作“把5%的希望变成100%的现实”，此刻他却只能……只能拿起电话听筒，直拨北京。
“……对，倪总，事情已然这样，您看……”
“现在时间是……”
“北京时间：15点……”
“好，22点听我回话。”
真感谢电子表消除了“嘀哒”声。可沉寂却加大了心理压强。这25000多秒钟……
“来，拱猪吧！”柳传志把扑克甩在桌面。
“输了贴鼻子还是钻桌子？”张祖祥闷声问。
“都认了……”周晓兰、陈恒六爽然落座。
22点整，电话铃响了。柳传志愣在话机旁，怕接，又不能不接。
“最好的办法还没找到。我看零点之前……”
“别着急，倪总，我们等着……”
等到23点30分，从北京传来倪总的话音：
“办法找到了……对，就利用那个空门！”
2000套产品复活了，远不到5%的希望变成了100%的现实。在这期间——
“大船构想”逐渐掌握了转化成“大船结构”的物质形态。那个几代人的夙愿也终于迎来了壮阔的海平面！
除去北京的公司本部，还包括在海内外建成的17个子公司，两个研究开发中心，一个中间性试验工厂，两个生产基地和一个培训中心，形成着“大船结构”的企业阵容；不是松散联盟或小诸侯制的联合，而是从科研开发到售后服务环节紧密的企业联合体，而1989年11月14日，北京联想计算机集团公司的诞生，更无异于宣布“联想”号大船的起航！
在“联想集团”成立大会主席台就坐的有严济慈、周光召、迟海滨、余志华、侯自强、胡昭广和曾茂朝。美国IBM公司、AST公司和法国梅兰日兰公司等国际计算机著名机构都向大会赠送了花篮。
从柳传志、李勤、张祖祥、胡靖宇到张品贤、胡锡兰都已到会。而作为集团总工程师的倪光南和集团副总裁的吕谭平，此刻正在美国拉斯维加斯，在全世界最大规模的计算机博览会上拿到每月10000余套联想Q286微机的订单。
“计算所公司在几年实践中，为解决科技和生产密切结合问题做出了历史性的贡献。”周光召院长即席致词，“今天，我们对联想计算机集团抱有很高期望，希望你们带头开创出一条航道来，去经受大风大浪的考验，锻炼成一艘能够代表中华民族的钢铁大船，坚定地朝你们的目标努力！”
联想集团总裁柳传志也郑重宣布了今后目标：
“1990年要在美国建立一个联想贸易公司，把经销前沿推向世界微机消费中心地区。
“1991年要在全国范围建立子公司，让联想系列产品连同大船文化辐射开去；香港联想集团将进入当地资产第一流计算机产业行列。
“1993年联想集团将成为国内第一流外向型计算机产业，香港联想集团公司股票将在海外上市。
“现在树立联想集团的整体社会形象已顺理成章。也只有大船结构的组织形式，才能使我们这艘大船驶向胜利的彼岸！”
是的，一个极宏阔的未来空间正迎面展开……
计算所新技术发展公司的第一任总经理是王树和，柳传志和张祖祥是副总经理。到了1986年，王树和离开公司当上了所长助理，柳传志升任为总经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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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计算所兴办企业的回顾
“联想”之路回目录作者：韩少华
人脑是宇宙间最复杂最深邃也最奇妙的结构。而联想，则是人脑最经常也最广泛的一种思维方式。但此文要探寻的却不是某种狭义的思维轨迹，而是一个群体的创业历程：尽管他们在这群体中共享一个标有“联想”二字的名称。
追叙似乎该从背景的描述开始。
1984年初冬。从北京中国科学院计算机技术研究所大院里蹬出几辆平板三轮车，当日即满载而归。前头蹬的后头推的竟有“副研”以上职称专家数人。王树和、柳传志、张祖祥蹬得很卖力气，周晓兰、贾婉珍也推得冒汗，才把500台待验微机卸到所里传达室那两间小平房。这帮人放着科研不搞、官儿不当，跑出来开什么“公司”……一路有招摇过市之嫌，多闻讥笑之声。好在——议论只来自那个封闭式的老体制，因而不必介意。
事情皆有背景。1978年全国科学大会召开，“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和“最终可能是科学解决问题”的论述被确认。1982年党中央、国务院关于“经济建设必须依靠科学技术，科学技术工作必须面向经济建设”的战略方针也正式公布。北京中关村涌现出上百家高科技公司。近在咫尺，计算所承受着强大冲击波。中科院“一院两制”正开始实施。而王树和等十几个人率先走出大院，于1984年11月1日宣布中科院计算所新技术发展公司成立。
就像从封闭空间里一脚跨进阳光朗照中而难免眩晕似的，他们一时竟不知所措。为了筹集资金，抓到些电子表、早冰鞋，把摊子摆在职工食堂和存车棚，卖主儿却远远守着，怕人家指脊梁骨。结果赔得心里发慌。不久，王树和、柳传志几位得知院里进口一批“苹果”机正有待检验，这才揽来这批活儿，也激起了大家的劲儿。干起来就没黑没白。王树和下班撞到电线杆子上，耳朵肿得发亮；还有人在风雨中迎接客户而掉进了泄水井……可人人好像一下子找到了自己，不是从镜子里，更不是从照片上。
这笔靠验机、培训和维修等劳务酬金凑成的收入，再加上所里筹措的老本儿，王树和、柳传志和张祖祥虽说只拿到70万元，却敢于决策。这就不能不想起曾茂朝所长来。
公司成立前，曾茂朝约见王、柳、张三人。他向即将上任的公司总经理和副总经理们说，所里能给的钱不多，却能交给你们三件“宝”：一是下放人事、财政和经营自主权，二是保证所里上千名科技人员作公司后盾，三是给一块“中科院计算所”的金字招牌，并据此开拓一条新路。以致后来继任公司总经理的柳传志仍时常感念这位“开明婆婆”，说“家里坐个婆婆也很好，要是肯分给你几把钥匙，还给你带孩子，时不时又指派小叔子小姑子帮你忙家务，你当媳妇的有什么亏吃——就看婆婆脑筋新旧了”。这自是后话。
三“宝”也到手了，下一步呢？审时度势，不能忽略世界性新技术革命大潮，也不能忽略因改革开放而浪涛涌入的国内趋向。大量微机进口，却大批闲置或只顶一台打字机用。此种现象的严重性不容低估。关键恰在计算机“汉化”这个国际关注的难题上。而要突破“汉化”这一关，除了请贤聘能是别无选择的；眼光向内，也势在必行。由中国人解决“汉化”问题，优势自在其中。那么，请谁呢？王树和、柳传志、张祖祥三人挤在一间不足7平方米的办公室里，竟效仿起赤壁大战前夕，孔明和周瑜二人亮掌对“火”字来，三人各将自己心目中的最佳人选写上一张小纸条儿，紧攥在手中，然后，一、二、三，亮底——
倪光南！倪光南！倪光南！这名字在海外华语界惯称为“大牌专家”。莫非“最终可能是科学解决问题”的话，将在他这里有所应验吗？
当然所里无人不知其人其事。例如，时年45岁，是全所学术上最出色年龄也最轻的“正研”；赴北美期间，加拿大国家研究院曾许以高礼遇高薪俸，挽留他主持该院计算机科研事宜，他却婉言辞谢，等等。而王、柳、张三人还得知，他早在1974年就已搞起中文信息处理技术；虽然出了成果，却一直苦于形不成产品，转化不成现实生产力。如果倪光南应聘出山，那么，成功机率将获最佳呈示。
“各位有没有把成果变成产品的决心？”倪光南问大家。
“没这个决心也不会来请你。”
“好。我还有几个要求。”
“请讲。”
“一不作官，二不接受采访，三不出席宴请。”
“一言为定！”。
听到这声承诺，倪光南倒愣住了。他知道，自1964年第一台119大型通用数字电子管计算机问世，到1983年757大型向量数字计算机系统以及其后的“银河”巨型系统落成，标志着我国计算机自行研制的历程并已达到世界先进水平。但计算机在国民经济中的实际应用却几乎是一片空白……第二天，倪光南总工程师到公司上班。
四年之后，“联想集团”总裁柳传志这样说：“倪总由加拿大归来，本可在所里搞世界尖端性模式识别课题，来个达到或接近世界先进水平，以博尊重。可他不！他选择了最有应用价值、市场最急需的计算机汉化为课题。联想汉卡首次试销，他是第一位推销员；首次展出，他又是第一位解说员。他力求了解市场，了解用户需求，了解产品改进路数。汉卡才出了Ⅱ型、Ⅲ型、V型，软件才推出第八版本。倪总极少分散精力，却极愿花费大量时间来接待用户，他说这是营养的源泉！”
好在贤能者在一个充满希望的事业空间里总是成群出现。就在公司的小小门市部，站柜台的竟还有“正研”张品贤和“副研”胡锡兰——
“研究员站柜台”这是现代化现象吗？是权宜之计，还是一种尚未显露的现代意识正在主导着这种独特现象？
胡锡兰初站柜台，也曾手足无措。顾客推门进来了，头句话该怎么开口？第一表情该怎么掌握？门市里那些姑娘服饰颇新潮，小伙子们也都西服革履；只有她这老太婆，哦，还有那个张老头儿，整个儿木在那里……但等客户一问起专业问题，胡锡兰可搭上话了。从软硬件的概念，到微机的型号性能，有问必答，不问也“答”，且口若悬河，语似流珠：言不尽意，还以手势助说话。柜台顿时变成了讲台。客户入迷了，胡老太却意犹未尽。
“这，这老太太怎么懂这么多？”
“人家可是科学院的正牌儿副研——国家重点项目757大型机外围机长！”
“我懂了，也服了——成交！”
等“收讫”红章盖毕，胡锡兰送顾客出门，拍着人家肩膀说：“以后有问题尽管问……”
鬓发花白，衣着朴素，走在街上不过是个中学女教师模样。可等她一进入她的专业范围，比如，在北京展览馆内本公司展台前，她就能把成群参观者吸引过来，围个风雨不透。直到工作人员通过电喇叭紧催着，“计算所的同志，闭馆时间到了，请退场”，她又把众人吸引到馆外台阶上，继续进行信息科学普及性对话。
听说有个客户来到门市部，要求把他的财务管理来个微电脑化；可又耳闻“电子一条街是骗子一条街”，走了。胡锡兰马上要车，追到廊坊，追进某工业部某局财务处。见了人家处长，她劈头就问：“您瞧瞧我，就凭我，像骗子吗？”接着就灌了一整套微机管理财务的优越性……处长感动了，竟陪她参观起来。她见四壁柜子里满是帐册，深感大有可为，洽谈也和谐而深入。儿十台微机当场成交。胡锡兰还代为联系培训和维修的事。
后来，柳传志撰文指出：“过去对科技人员的评价是以学历、资历和成果鉴定会评价为依据，而公司对人的评价却以实际贡献为依据，要求科技人员创造经济效益。公司甚至提倡研究员站柜台……要求强化用户观念、时间观念和效益观念。”如果说，在柳传志所概括的“开发、生产、销售、信息和服务五位一体互为依托的产业结构”里，以“柜台”为象征的“销售”领域在科技人员的观念变革过程中具有特殊意义，而联系我国历来轻商的文化背景其意义就更突出的话，那么，张品贤和胡锡兰站柜台的实践，是否正象征着经院式科研体系旧格局旧观念的被突破呢？
效益令人惊喜。四年投入科研开发累计仅300万元，仅联想汉卡一项，三年即创产值5000万元(不含配套产品)，创汇50万美元。FAX传真通讯系统仅创汇部分即达80万美元，为1988年全国计算机企业科技开发效益之冠。北京某大型合资企业把联想汉卡用于其新产品生产线因而获利提前一年。同期，为维护消费者权益并与公司合作，用户协会也相应建立。目前，汉卡已远销东南亚、西欧、北美及联合国机构。在海外华人市场声誉更高。
1988年，联想汉卡荣获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
放眼海外市场，如果将快速积累资金和经验的进程比作“短桨快划”，那么，柳传志就有理由提出他的——
“大船构想”。是的，自从以郑和为先导的海外开拓意识萌发之后，中国人凭自己的智慧跻身于世界民族之林，已成几代人夙愿。
柳传志正立足自己领域，以实践这一夙愿为己任。
1988年4月16日，计算所公司“开创高科技外向型产业动员大会”在人民大会堂召开。“大船构想”开始公之于世。
同年6月，计算所公司成立香港联想电脑有限公司，并通过这个贸易性机构，进入国际流通领域。中国科学院周光召院长赴港主持开张仪式。“大船构想”建成了自己的前沿码头。
决策是有根据的：改革开放确定着大风向，从开发到服务五位一体的产业结构建造着大框架，高科技快速转化为生产力的内部运营机制生产着强动力，而“中科院计算所”这金字招牌，更闪耀着旗帜般的光彩……那么，同舟共济的伙伴呢？
柳传志正把吕谭平先生介绍给周院长。这位毕业于伦敦大学的年轻计算机专家、香港导远公司总经理，熟悉欧美计算机市场，被礼聘为香港联想公司总经理，负责经营事务。周院长含笑致意，表示相信发展海外经营将得到友方协助。至于资金，由颇富经济实力的中国技术转让公司参与支持。而计算所公司，仍以雄厚的科技力量继续发挥其优势作用。三方合作，提高了在陌生环境中的抗风险能力。以致开业投资仅90万港元，三个月收回全部投资，第一年营业额即高达1.2亿港元！而这种合作构思被柳传志概括为“优势互补”，或戏称为“瞎子背瘸子”；而他考察国际市场之后就曾感叹“我们是瞎子”！
香港铜锣湾的高楼也难遮望眼。柳传志和他的伙伴们并未淡忘当年走出“大院”意在快速变高科技为高生产力的初衷。如今在香港这个世界贸易窗口但又保有中国文化背景的地点做生意，无非是选定最佳环境，力求通过最佳合作，锻炼一批适应海外开拓事业的最佳人才。于是，计算所公司决策人士聚集北京，选中了第一个远航目标——
汉诺威。这座欧洲名城一直诱惑着全球科技和贸易界的尖端产品与决策人物，也酝酿着巨大的竟争风险及拚杀势头。
远征汉诺威世界博览会以联想Q286微机开路，止是公可决策层的郑重抉择。
1989年3月8日，几乎在汉诺威博览会开幕同时，《光明日报》消息指出：我国大陆计算机年出口量仅数百台。果然，100多个国家的3300多个展团和50多万来宾云集汉诺威。16个大展厅目迷五色，声势逼人。“联想”公司展台却仅占30平方米。但戏剧性场景出现了。中国自行开发的一种微机新产品以优异的性能价格比引来各国客商。临近闭幕，公司展团办公桌上已积有半米高的各类合同。这小天使般的幸运儿就是联想Q286微机。
其实，Q286型并非世界高档型，但适合个人使用，以致国际市场年需求量高达1000万台。柳传志借鉴战国“田忌赛马”策略，依靠自身高科技优势，欲以己之“上马”对彼之“中马”而致胜，才选中了这种机型。
为了研制出这种小巧轻便的Q286微机，倪光南和他的研究员们不知消耗了多少心血和智慧。直到1989年春节大年初一，倪总还同副研究员秦梅芳和公司内的待命助手在研究室继续工作。连初二夫人生日这天，也只陪她逛了逛街就返回工作室。而秦梅芳几乎每晚加班至公寓电梯停机后才同家，要一级一级上到12层楼……
3月初汉诺威博览会开幕前夕，倪光南携联想Q286样机，如期赴会。
儿乎每个粗知西方资本主义发家史的人都知道，非洲土著曾以大把钻石交换来自马德里或利物浦的一串玻璃珠项链而喜不自胜。直至今日，全世界发展中国家，自然也包括我国，仍不得不采取出口资源、劳力、农副产品及特种手工业品的姿态，以面对发达国家的金融优势和科技优势。忍痛、抱憾甚至含恨固然在所难免，而民族自尊心与自信心也无可回避地久蒙伤害。因此，当倪光南将联想Q286型微机摆上汉诺威博览会小小一方展台，致使那些碧眼白领人士蜂拥而来之际，公司展团每一成员心头所激起的似不只自尊自信而已。而在北京，专候在公司总经理室的人们从汉诺威初战告捷的信息中所获取的，又岂只是决策得以实施的喜悦！
市场变化莫测。谁会忘记1988年国际芯片价格突涨那次冲击！当时坐镇公司本部的常务副总经理李勤，面临一项重要决策。如果不按上涨后的新价格把大量已签合同的相应价格也随之上提，公司将蒙受上百万元经济损失。如果相应提价，也是贸易惯例所能承认的合理措施。而这位曾于落座到拍板仅20分钟就成交500万元生意的李总却决定，己签合同一律按涨价前原价款额履行！有关客户都喜出望外。此举不仅表明公司注重信誉的诚意，更显示出自身强大的经济实力，从而维护并提高了公司的社会形象。但这些经济效益却是在经济风险中夺取的。那么——
海外经济风险，又该怎样估计？仅仅是牟利的障碍，决策的背景，还是对“大船构想”乃至“大船结构”的必然考验？
柳传志却认定风险几乎与事业同在。他绝不会自认是个缺乏冒险精神的人。但力求把风险值降到最低点，却几乎成了他的思维定势。
“海外产品更新换代的突发性，海外用户对产品水平的苛求度，以及价格竞争之激烈和同行倾轧之残酷，都远远超出我们的想象。说到底，这是技术的较量；是择优汰劣，一场真正的拚杀，并且随时随处隐藏着风险！”这番议论，正出自柳传志的切肤之感。
1988年8月，继香港联想公司成立，又买下一家有生产能力的香港Quantum公司。计算所公司同Q公司合作半年就研制出四种海外新产品，并在汉诺威及芝加哥世界性博览会上打响。而客户订货却一变异常谨慎。比利时一家客户首批购进主机板只一块，继而订两块，十块，随购进随检测，块块合格才批量成交。市场得来不易。但是，Q公司竟出现了两百块主机板退货百余块的意外情况，以致市场丧失殆尽，濒临破产。经分析，原因在于Q公司领导成员分工错位。由擅长经销的吕谭平先生负责生产，不擅经营的J先生负责市场。柳传志根据总经理室决策立即赴港。行前跟驻港副总经理张祖祥通话：“不必约港方朋友一起来接机了，你想，要是局面收拾不成，我就像个要跳楼的丁，这种心态什么话都说得出来；而且见面一寒暄，又会影响我收拾残局的决心……”果然，一见面柳传志就以董事长身份将症结和责任都一一摆在桌面上。依照惯例，柳传志有权并有足够理由宣布该公司破产，因而作为股东之一和主要责任承担者的J先生将损失惨重。柳传志却只以“允许退股”了解此事，以致有人戏称之为“东方温和型决策”。经调整，吕谭平先生任Q公司总经理，张祖祥兼任副总经理。局面及时扭转，并以月产3500套联想Q286微机的可喜势头占有着欧美市场。
不过，柳传志仍从Q公司某些港方人员的情态里发现一种微妙的东西。粗看像是信心不足，那位J先生就是因为失去合作信心而顺势接受退股裁决的；细看就又发现另一种不肯认同的间隔感。那么产品合格率一时竟急剧下降，是否与此有关呢？不错，同胞间对话仍需翻译，语言竟失去了沟通效应。柳传志率先学起广东话来。每周四的晚上成了语言课专用时间，由粤籍司机任教。结果，沟通和管理加强了，产品一次合格率从30%回升到95%。不料这回升的势头里又潜伏着风险。这也是后话。在此期间，柳传志还向北京赴港人员重申计算所公司创建之初定的“天条”之一，即任何人在会议场合迟到就当场罚站1分钟的规定。人们不会忘记，头一个触犯“天条”的竟是所内一位资深人士，原是柳传志的上级。会场气氛顿时紧张起来。那位迟到者一时也举止失措。柳传志站起来，说：“您就委屈一下吧，等下班我到您家给您站一小时……”柳传志明白，在香港一次迟到也会引来别人的不敬乃至不信任；要改善海外环境中管理者同被管理者之间的心理机制，要加强信任感和向心力，就非从内地派出人员自身品格与公众形象的变革上开始不可！
谁想D芯片价格短期内骤涨5倍！幸亏倪总己有预料，采用了价格较低的S芯片，完成的联想Q286微机才成了汉诺威展览会上的幸运儿。不久，D芯片价格却从峰巅突降到谷底。因采用S芯片而获致的价格优势竟失于一旦。原来已捕捉在握的竞争良机，正丢失在Q公司产品合格率跌荡期间。倪总及时捧出经改进的新型Q286微机，引发出几千份欧美订单。
听到这喜讯，柳传志却声色未动。他知道，在国际市场上，只有靠优质低价产品才可能挤出一道空隙。他称之为“汾酒质量二锅头的价儿”。这充分反映了商品性能价格比的优劣决定市场竞争胜负的规律。1989年联想Q286微机在汉诺威亮相之后，又于芝加哥博览会上告捷。只要按期交货，每月3000套的订单将飘然而至。
万没想到，一份海外用户申诉，冲击了略显缓和的香港Q公司内部心理气氛。申诉指出，一种日本产芯片不适用于Q286微机！匆忙确认这是设计缺陷么？后果难以想象；简单加以改革而难免加工痕迹么？“联想”的牌子也会顷刻砸掉。柳传志久久无言，设计缺陷从来是致命的。定型投产之后的否定性申诉必将产生恶性连锁反应。那就无异于宣布公司信誉扫地，市场尽失，导致企业崩溃……柳传志虽历来赞赏同伴们那句话，叫作“把5%的希望变成100%的现实”，此刻他却只能……只能拿起电话听筒，直拨北京。
“……对，倪总，事情已然这样，您看……”
“现在时间是……”
“北京时间：15点……”
“好，22点听我回话。”
真感谢电子表消除了“嘀哒”声。可沉寂却加大了心理压强。这25000多秒钟……
“来，拱猪吧！”柳传志把扑克甩在桌面。
“输了贴鼻子还是钻桌子？”张祖祥闷声问。
“都认了……”周晓兰、陈恒六爽然落座。
22点整，电话铃响了。柳传志愣在话机旁，怕接，又不能不接。
“最好的办法还没找到。我看零点之前……”
“别着急，倪总，我们等着……”
等到23点30分，从北京传来倪总的话音：
“办法找到了……对，就利用那个空门！”
2000套产品复活了，远不到5%的希望变成了100%的现实。在这期间——
“大船构想”逐渐掌握了转化成“大船结构”的物质形态。那个几代人的夙愿也终于迎来了壮阔的海平面！
除去北京的公司本部，还包括在海内外建成的17个子公司，两个研究开发中心，一个中间性试验工厂，两个生产基地和一个培训中心，形成着“大船结构”的企业阵容；不是松散联盟或小诸侯制的联合，而是从科研开发到售后服务环节紧密的企业联合体，而1989年11月14日，北京联想计算机集团公司的诞生，更无异于宣布“联想”号大船的起航！
在“联想集团”成立大会主席台就坐的有严济慈、周光召、迟海滨、余志华、侯自强、胡昭广和曾茂朝。美国IBM公司、AST公司和法国梅兰日兰公司等国际计算机著名机构都向大会赠送了花篮。
从柳传志、李勤、张祖祥、胡靖宇到张品贤、胡锡兰都已到会。而作为集团总工程师的倪光南和集团副总裁的吕谭平，此刻正在美国拉斯维加斯，在全世界最大规模的计算机博览会上拿到每月10000余套联想Q286微机的订单。
“计算所公司在几年实践中，为解决科技和生产密切结合问题做出了历史性的贡献。”周光召院长即席致词，“今天，我们对联想计算机集团抱有很高期望，希望你们带头开创出一条航道来，去经受大风大浪的考验，锻炼成一艘能够代表中华民族的钢铁大船，坚定地朝你们的目标努力！”
联想集团总裁柳传志也郑重宣布了今后目标：
“1990年要在美国建立一个联想贸易公司，把经销前沿推向世界微机消费中心地区。
“1991年要在全国范围建立子公司，让联想系列产品连同大船文化辐射开去；香港联想集团将进入当地资产第一流计算机产业行列。
“1993年联想集团将成为国内第一流外向型计算机产业，香港联想集团公司股票将在海外上市。
“现在树立联想集团的整体社会形象已顺理成章。也只有大船结构的组织形式，才能使我们这艘大船驶向胜利的彼岸！”
是的，一个极宏阔的未来空间正迎面展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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