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羊肉
唐代人有点偏爱吃羊肉。当时的皇室设有太仆寺，责任之一就是养羊。有人曾做过统计，在《太平广记》里105次提到肉类，其中羊肉占了47次，排名第一。羊肉的烹饪方法挺多，可以炒、蒸等等，烤羊肉是人们的最爱。
2、鱼肉
羊肉吃腻了，其实还有鱼肉。白居易的诗里提到，“鲂鳞白如雪，蒸炙加桂姜。稻饭红似花，调沃新酪浆。”鲜鱼先去腥，再加桂姜清蒸或者烧烤，配上一碗红米饭，味道相当不错。如果鱼够新鲜，唐代人也会选择吃生鱼片。在用点芥末酱调味之余，一餐用毕，再搭配点水果，相当惬意。
3、米饭
“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仓廪俱丰实。”唐人想出了各种吃米饭的花样。据说，有一种团油饭，材料包括了煎虾、烤鱼、羊肉……还要用到姜、桂皮等调味料，十分丰盛。要是煮粥呢，就加点奶，变成“乳粥”。
4、面条
面条也是当时颇为流行的食物，但那会儿叫汤饼，天气凉快些时吃热汤面，夏天天气热，就吃冷面，比如槐叶冷淘，先将槐树叶榨成汁和面做面条，出锅后过凉水再食用。
5、馄钝
米面吃腻了，就来碗馄饨。晚唐文人段成式在《酉阳杂俎》中记载，当时长安的美食有一个萧家馄饨、不仅味道好，汤也好，要是过滤掉汤中油脂，都能煮茶。
参考资料来源：中国新闻网-长安十二时辰美食刷屏 唐代饮食究竟是怎样的？
唐朝饮食有馄饨，粽子，樱桃毕罗，当时还有冷胡突鲙（带有鱼肉的片汤）、醴鱼臆（甜味鱼胸）、连蒸苲草獐皮索饼（一种獐肉饼）等多种美味的出现。
唐朝美食种类较以往已经非常丰富。萧家馄饨，味道鲜美，汤汁丰盈；去掉汤汁，甚至还可以煮茶，这在今天看来是不可思议的一种吃法。
馄饨的历史意义也非常重要，很多资深的美食研究者们认为，今天逢年过节必备的饺子乃至南方的汤圆最早很有可能是从古代的馄饨演变而来的。而在今天的陕菜主食中，还依然保留着大馄饨的一席之地。
粽子，在当时已不是稀罕之物，这种原产于中国南方的美食在唐朝已大大改进制作工艺。白莹如玉，香糯可口，或许在唐朝人眼中，这就是彼时的“甜点”吧。
诸多美食中，最让人好奇的莫过于“樱桃毕罗”这一美食了。毕罗是从当时从西域传入的一种食物，简单地说有些类似于今天的烧饼。樱桃毕罗就是将樱桃制成酱汁，包裹在烧饼中形成的馅饼。这很类似于今天欧洲人的口味，可见当时的长安已经融合了世界各地的美食精髓。
除了甜美的樱桃毕罗，当时还有冷胡突鲙（带有鱼肉的片汤）、醴鱼臆（甜味鱼胸）、连蒸苲草獐皮索饼（一种獐肉饼）等多种美味的出现。这些随着丝路驼铃千里而来的美食一路风尘来到长安，并伴随着这座城市的兴盛和沉寂，不断演化，最终成为这座城市自己的味道。
而在今天，西安城里的人们在品味着平凡美食的同时或许不会想到，这些熟悉的美味曾经也是来自遥远的千里之外。
扩展资料：
唐代是中国古时西餐最为盛行的时代，西域流传而来的胡饼、烧饼、毕罗成为唐时北方家庭最普遍的主食，黄油、奶酪亦成为上流社会的最爱，胡椒等西域调味品与中国传统的酱醋豉齑分庭抗礼。而当时流行“贵人御馔，尽供胡食”一说，再次证明唐代西餐的普及度，比国际化的今天还要高。
安史之乱，唐玄宗仓皇西逃，到了晌午还未进食，杨国忠贴心，去市集上购得胡饼献给玄宗；诗人们写到胡饼，尽是“胡麻饼样学京都，面脆油香新出炉”一类的溢美之词；鉴真东渡日本，准备航海所需的干粮时，特地带上了两车胡饼——真真是从皇上到诗人再到和尚，唐朝无人不爱西餐。
参考资料来源:凤凰网-舌尖上的大唐
在长达1100余年的汉唐时期，胡汉民族饮食文化的交流与融合呈现出一幅丰富多彩的图景，也奠定了中华民族传统饮食生活模式的基础，在中华民族饮食文化史上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
众所周知，一个民族饮食生活习惯的形成，有其社会根源和历史根源。在中国古代社会，由于各民族的历史背景、地理环境、社会文化及饮食原料的不同，各民族的饮食习惯就有明显的差异。《礼记·王制》中说：“中国戎夷，五方之民，皆有其性也，不可推移。东方曰夷，被发文身，有不火食者矣。南方曰蛮，雕题交趾，有不火食者矣。西方曰戎，被发衣皮，有不粒食者矣。北方曰狄，衣羽毛穴居，有不粒食者矣。中国、夷、蛮、戎、狄，皆有安居、和味、宜服、利用、备器。五方之民，言语不通，嗜欲不同。”从这段记载中可以清楚地看出，生活在内地的华夏民族在饮食上有着区别于其它民族的特点，这些不同地区的饮食习俗都有鲜明的民族性和地域性，是一个民族的文化和共同心理素质的具体表现。同时，这段记载还反映了一个民族的饮食习俗，是植根于该民族的自然环境和饮食原料之中的，受一定的经济状况所制约。
到汉唐时期，中国逐渐形成为一个民族众多的国家，这就为各民族饮食文化的交流与融合提供了便利。在汉代，张骞出使西域，促进了内地与西域之间的饮食文化交流。西域的特产先后传入内地，大大丰富了内地民族的饮食文化生活；而内地民族精美的肴馔和烹饪技艺也逐渐西传，为当地人民所喜欢。各民族在相互交流的过程中，不断创新中华民族的饮食文化。这一时期，西部和西北部少数民族还在和汉族杂居中慢慢习惯并接受耕作农业这一生产与生活方式，开始过上定居的农业生活，这显然与农业生产的效益要高于畜牧业成正相关；而内地的畜牧业也有较快的发展，这也得益于胡汉民族的频繁交流。这种变化也使胡族和汉族传统的饮食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食肉饮酪”开始成为汉唐时期整个北方和西北地区胡汉各族的共同饮食特色。
今天我们日常吃的蔬菜，大约有160多种。但在比较常见的百余种蔬菜中，汉地原产和从域外引入的大约各占一半。在汉唐时期，中原内地通过与西北少数民族交流，引入了许多蔬菜和水果品种，如蔬菜有苜蓿、菠菜、芸苔、胡瓜、胡豆、胡蒜、胡荽等，水果有葡萄、扁桃、西瓜、安石榴等，调味品有胡椒、沙糖等。与此同时，西域的烹饪方法也传入中原，如乳酪、胡饼、羌煮貊炙、胡烧肉、胡羹、羊盘肠雌解法等都是从西域传入中原地区的。在汉代传入的诸种胡族食品到魏晋南北朝时，已逐渐在黄河流域普及开来，受到广大汉族人民的青睐，其中尤以“羌煮貊炙”的烹饪方法最为典型。所谓“羌煮”即为煮或涮羊、鹿肉；“貊炙”类似于烤全羊，《释名》卷四“释饮食”中说：“貊炙，全体炙之，各自以刀割，出于胡貊之为也。”正是由于“羌煮貊炙”鲜嫩味美，受到广大汉族人民的青睐，因而逐渐成为胡汉饮食文化交流的代名词。另一方面，汉族也不断向西域、周边少数民族输出中原的饮食文明。这其中既有产于中原的蔬菜、水果、茶叶，也有食品制作方法等。1992年在新疆吐鲁蕃发掘的唐墓中，就出土过一种梅花型带馅的点心，十分精致，还有饺子，这些食品的制作方法显然是从中原传过去的。
汉唐时期也是中国传统饮食方式逐渐发生变化的时期。东汉以后，胡床从西域传入中原地区，它作为一种坐具，渐被普遍使用。由于坐胡床必须两脚垂地，这就改变了汉族传统跪坐的姿式。从魏晋南北朝开始的家具新变化，到隋唐时期也走向高潮。这一方面表现为传统的床榻几案的高度继续增高；另一方面是新式的高足家具品种增多，椅子、桌子等都已开始使用。目前所知纪年明确的椅子形象，发现于西安唐玄宗时高力士哥哥高元王圭墓的墓室壁画中，时间为唐天宝十五年（756年）。在敦煌的唐代壁画中，还发现了四足直立的桌子，壁画形象地刻画了人们在桌上切割食物。到五代时，这些新出现的家具日趋定型，在《韩熙载夜宴图》中，可以看到各种桌、椅、屏风和大床等室内陈设，图中人物完全摆脱了席地而食的旧俗。桌椅出现以后，人们围坐一桌进餐也就是自然之事了，这对中原人席地跪坐的传统进食方式产生了根本性的冲击。
一般而言，饮食习俗是在长时期的历史发展进程中逐渐形成的，因而具有相对的稳定性。但是，任何事物都处在不断的发展变化中，任何一个民族的饮食习俗也是这样，随着时代的变迁，总会不断出现缓慢、渐进的变化。在这里，新的饮食原料和烹饪方式就成为一种新变量，而新变量的出现既与社会经济的发展相关，又与对外文化的交流相联。唐代的饮食文化变迁就充分地说明了这一点。唐代外来饮食最多的是“胡食”，“胡食”是出自汉代人对从西域传入的食品的一种说法。胡食在汉魏通过丝绸之路传入中国后，至唐最盛。《新唐书·舆服志》说：“贵人御馔，尽供胡食。”唐代的胡食品种很多，面食有餢飳、毕罗、胡饼等。餢飳是用油煎的面饼，慧琳《一切经音义》中说：“此饼本是胡食，中国效之，微有改变，所以近代亦有此名。”毕罗一语源自波斯语，一般认为它是指一种以面粉作皮、包有馅心、经蒸或烤制而成的食品。唐代长安有许多经营毕罗的食店，有蟹黄毕罗、猪肝毕罗、羊肾毕罗等。胡饼即芝麻烧饼，中间夹以肉馅。卖胡饼的店摊十分普遍，据《资治通鉴·玄宗纪》记载，安史之乱，唐玄宗西逃至咸阳集贤宫时，正值中午，“上犹未食，杨国忠自市胡饼以献。”西域的名酒及其制作方法也在唐代传入中国，据《册府元龟》卷九百七十记载，唐初就已将高昌的马乳葡萄及其酿酒法引入长安，唐太宗亲自监制，酿出八种色泽的葡萄酒，“芳辛酷烈，味兼缇盎。既颁赐群臣，京师始识其味”，并由此产生了许多歌咏葡萄酒的唐诗。唐代还从西域引进了蔗糖及其制糖工艺，使得中国古代饮食又平添了几分甜蜜，其意义不亚于葡萄酒酿法的引进。
唐朝与域外饮食文化的交流，一时间激起了巨大波澜，在长安和洛阳等都市内，人们的物质生活都有一种崇尚西域的风气。饮食风味、服饰装束都以西域各国为美，崇外成为一股不小的潮流。当时的长安，胡人开的酒店也较多，并伴有花枝招展的胡姬相陪，李白等文人学士常入这些酒店，唐诗中有不少诗篇提到这些酒店和胡姬。酒家胡与胡姬已成为唐代饮食文化的一个重要特征。域外文化使者们带来的各地饮食文化，如一股股清流，汇进了大唐饮食的海洋，正因为如此，唐代的饮食文化才能表现出比以往任何一个历史时期都要绚丽的色彩。饮食生活的开放，反过来也促进了社会的开放，唐代的长安就是当时世界文化的中心。这说明，一个国家可依靠先进的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形态同化异质文化，而不会被异质文化所同化，文化的民族性也会得到不断的丰富与发展。
综上所述，在汉唐时期，由于胡汉民族长时期的杂处错居，在饮食生活中互相学习、互相吸收，并最终趋于融合，使中国传统的饮食文化变得更加丰富多彩。同时，胡汉民族的饮食文化交流与融合也不是简单地照搬过程，而是结合了本民族的饮食特点对外来的饮食文化加以改造使之更适合于本民族。汉族接受胡族饮食时，往往渗进了汉族饮食文化的因素，如羊盘肠雌解法，用米、面作配料作糁，以姜、桂、橘皮作香料去掉膻腥以适合汉人的口味。而汉人饮食在胡人那里也被改头换面，如北魏鲜卑等民族嗜食寒具、环饼等汉族食品，为适合本民族的饮食习惯而以牛奶、羊奶和面，粉饼也要加到酪浆里面才肯食用。由此可见，尽管胡汉民族在饮食原料的使用上都在互相融合，但在制作方法上还是照顾到了本民族的饮食特点。这种吸收与改造极大地影响了唐代及其后世的饮食生活，使之在继承发展的基础上最终形成了包罗众多民族特点的中华饮食文化体系。可以说，没有汉唐时期的胡汉饮食交流，中国后世的饮食文化将会苍白得多，胡汉各族的饮食生活也将会单调得多。同时，汉唐时期胡汉民族饮食原料交流与融合，对各民族的经济文化的发展也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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