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格拉底死于哪里?

Question

苏格拉底死于哪里?

Answer 1

　　公元前399年，在雅典的荒烟蔓草里仿佛游荡着一个光辉的身影，苏格拉底，这个不死的灵魂在永不疲惫地捎带着神的圣谕，不住地向来去匆匆的人们发送着理性的光环。他是一个出身于雅典中产之家的公民，父亲是雕刻匠，母亲是助产婆。他出生在希波战争取得完全胜利的时刻，成长在伯里克利的盛世，当时正值智者从全希腊各地云集雅典，给民主制度雅典带来了许多新知和自由论辩的新风尚的时期。年轻的苏格拉底向著名的智者普罗泰哥拉和普罗第柯等人求教，讨论各种重要的社会人事和哲学的问题。他以一种对哲学的崭新理解开创了希腊哲学的新纪元，通过他的教诲产生了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产生了犬儒派等新学派，并通过他们一直影响到希腊化罗马时代。他貌不出众，但言谈话语富有魅力，他在辩论之中度过了一生，并向青年们教授哲学，公元前399年，他被人控告有罪，罪名主要是两项：不敬城邦所敬的诸神而引进了新神，并败坏了青年，结果被判刑。朋友们打算营救他逃离雅典，但他拒绝了，他认为自己必须遵守雅典的法律，因为他和国家之间有神圣的契约，他不能违背。苏格拉底认为虽然城邦的法律是不公正的，你就不必遵从它们，但是如果你违反了城邦的法律，你仍然必须服从惩罚。苏格拉底就正是丝毫不差地这样做的，他感到有一种服从城邦的合法权威和城邦法律的义务，所以他十分自觉地接受了死刑，在临终前仍同朋友们讨论哲学问题。在时间到来时，他安详地喝下了毒酒，用自己的生命和哲学报答了祖国城邦，终年70岁。在苏格拉底一案中，一方是追求真理、舍身取义的伟大哲人，另一方则是以民主自由为标榜、被视为民主政治源头的雅典城邦。孰是孰非，谁善谁恶，不那么泾渭分明，感情上的取舍则成为一种痛苦的折磨，因而其悲剧色彩愈加彰显。

　　苏格拉底的哲学是同他的生活实践融为一体的，而他个人的命运同雅典的命运是不可分的。他为了祖国追求善的理想，而他的祖国则用死刑酬答了他的贡献，成全了他的哲学。苏格拉底没有丝毫的激愤、畏惧或是悲哀，而是依旧用他智慧的语调诚挚地奉劝着一切。他明白他是神的使者，这一切都是神的安排，他还有他生命未完成的部分，而死恰恰能给他一个完美的结局。

　　在古希腊，法律被视做城邦安全的基础，具有女神般的尊严，可以说是城邦真正的保护神。在此神灵的保护下，古希腊的城邦按法律治理，任何人的地位都不得高于法律。苏格拉底认为城邦的法律是公民们一致制定的协议，应该坚定不移地去执行，只有遵守法律，才能使人民同心协力，使城邦强大无比，严守法律是人民幸福、城邦强大的根本保证，他的价值远远高于个人的生命。

　　苏格拉底还认为，法律同城邦一样，都来源于神，是神定的原则。法律最初体现为自然法，自然法也就是自然规律，它纯粹是一种神的意志或神有意的安排。后来城邦颁布的法律称为人定法。虽然人定法不像自然法那样具有普遍性，而具有易变性，但是，由于人定法来源于自然法，人们接受和服从人定法的指导就意味着人们接受和服从自然法的约束，也就是服从神的意志。一个城邦的理想状态必须是人人从内心守法的状态，这既是苏格拉底一生的理想和信仰，也是他最后慷慨以身殉法的内在动力。

　　苏格拉底在被自己同胞不公正地判处死刑之时仍大谈“遵道德、重公义、法律至宝、法制为贵”，认为人生价值莫过于此，真算得上自由精神洋溢了。苏格拉底是位英雄，他意识到道德理想的力量，并自觉、自愿去实现它，即使为此献出自己的生命。他的死是个悲剧，悲剧在于冲突双方都有存在的理由，又不可调和。于是苏格拉底用自己的身躯托负起这个伟大的冲突，托负起自由人格的责任与使命。对苏格拉底而言，他的事业就是他的精神，自觉，自愿，自律从而自由的精神，通过他得到了光大。

　　苏格拉底热爱雅典城邦，他更不容许最神圣的理想有丝毫的被亵渎，因此，他毅然选择死亡。他并非不珍惜自己的生命，但他更注重自己的灵魂，他相信神无处不在，无所不能，万事万物都是神有意识有目的的巧妙的安排。他没有背叛神，既然如此，死亡也就是神对他的召唤，他还有什么可犹豫的呢？也许人们笑他，笑他天真，笑他顽固，执迷不悟，但是惟有那些真正洞察了他内心世界的人，才会为他的智慧与忠诚所折服:智慧是他看到并一直紧紧关注着的众人未曾察觉的美德，忠诚的是于他自己热爱的城邦，于他一生遵从的法律，于他永恒不变的理想追求。

　　《申辩篇》描绘了一幅明晰的图画：一个非常自信的人，头脑高超而不介意于世俗的成败，相信自己是为一个神圣的声音所引导，并且深信清明的思想乃是正确生活的最重要的条件。似乎没有任何疑问，历史上的苏格拉底的确是宣称自己被神论或者命运之神所引导的。那究竟是不是象基督徒所称之为良心的声音，还是那对苏格拉底来说乃是一个真正的声音，我们就无从知道了。

　　在哲学之前，荷马史诗是希腊最脍炙人口流传最广的文化思想宝库。它把英雄故事和富于人情味的诸神的活动交织一起，表现了希腊人的生活想象和世界观。实际上希腊的神灵多数来自西亚各国和埃及，希腊人从他们那里接受过来然后按照自己的方式加以改变，组织在自己的宇宙和人生的画卷之中。而大约和哲学出现的同时流行于希腊各地的奥尔菲神话传说和宗教教义，更以其灵魂转世与净化的基本思想，给毕达哥拉斯、恩培多克勒、苏格拉底、柏拉图以极其深刻巨大的影响。

　　苏格拉底的学说的确具有神秘主义色彩。他认为，天上和地上各种事物的生存、发展和毁灭都是神安排的，神是世界的主宰。他反对研究自然界，认为那是亵渎神灵的。他提倡人们认识做人的道理，过有道德的生活。他把哲学定义为“爱智慧”，他的一个重要观点是：自己知道自己无知。他结论说：“只有神才是智慧的，他的答复是要指明人的智慧是没有什么价值的或者全无价值的，神并不是在说苏格拉底，他仅仅是用我的名字作为说明，像是在说，人们啊，惟有像苏格拉底那样知道自己的智慧实际上是毫无价值的人，才是最有智慧的人。”他以自己的无知而自豪，并认为人人都应承认自己的无知。

　　苏格拉底把自己看作神赐给雅典人的一个礼物、一个使者，任务就是整天到处找人谈话，讨论问题，探求对人自己最有用的真理和智慧。贯穿这些讨论的主题就是引导人们认识：在这些对于人至关重要的问题上，其实人是非常无知的，因此人们需要通过批判的研讨去寻求什么是真正的正义和善，达到改造灵魂和拯救城邦的目的。他还把自己比作一只牛虻，是神赐给雅典的礼物。神把他赐给雅典的目的，是要用这只牛虻来刺激这个国家，因为雅典好像一匹骏马，但由于肥大懒惰变得迟钝昏睡了，所以很需要有一只牛虻紧紧地叮着它，随时随地责备它、劝说它，使它能从昏睡中惊醒而焕发出精神。苏格拉底把批评雅典看作神给他的神圣使命，这种使命感和由此而来的思考探索，便成为他生活与哲学实践的宗旨。他知道自己这样做会使许多人十分恼怒，要踩死这只牛虻，但神给自己的使命不可违，故冒死不辞。

　　苏格拉底确实主张了一个新神，他是道德善、智慧真的源泉：宇宙理性的神。这个宇宙理性神是苏格拉底的哲学追求—－真正的善—－的终极根据，人能有知识，是因为人得到了神的特别关爱，被赋予了神性的一部分，因而有了灵魂，有了爱智的心灵和理智。但是人应当明白，你所具有的那点灵魂同神的智慧是无法比拟的。所以这个新的理性神的观念和关于人当“自知无知”的教导，就成了激发和推动人追求真知与批判不真不善、伪真伪善的强大力量。

　　亚里士多德也认为最高的存在本体就是神，就是善，他的这个说法也是来自苏格拉底的。神的观念一直是希腊哲学的起源地和归宿，而希腊哲学在其发展中也不断改变和净化了人们原先的神观念，两方面是彼此互动的。作为一位最具原创性的哲学家，苏格拉底从敬畏神吸取了他变革哲学的智慧和力量。他把自己看作神赐给雅典人的一个礼物，一只牛虻，一个肩负着神的使命助人从善爱智的使者。这是他对神的敬畏虔诚，也是他对人的热爱鞭策。只有联系到他的神观念，我们才能认识他所主张的“自知无知”命题的深刻含义。苏格拉底之死是西方文化史上意义深远的事件，仿佛一则寓言，一个谜。他策划了自己的死亡方式，以一场浩大的审判，以法律正义的名义判处自己死刑，把自己生命的余烬，凝成一个死亡之谜，给后人留下了一道人文学科的“哥德巴赫猜想”。苏格拉底好像在为自己申辩，可是他又有意在死亡之中觅求真理，他的死仿佛是道德与法律的合谋。

　　苏格拉底被称为西方的孔子，这是因为他们都开创了一个新的时代，这个时代并不是靠军事或政治的力量所成就的，而是透过理性，对人的生命作透彻的了解，从而引导出一种新的生活态度。雅典城并没有因为处死苏格拉底而重焕辉煌，也没有任何文字记载那些法官们在审判后的心路历程。我想，他们中的许多人，已经没办法面对和说服自己的良知了，他们的灵魂，将笼罩在那位老人孤独而顽强的身影下。苏格拉底去了，到他的神那里去了。“哪一条路更好，惟有神知道”。千年的步行者们越走越远，但是谁都无法从他们心中抹去这个虽然虚幻的名字――苏格拉底。

　　苏格拉底是哲学的圣徒和殉道者，至今，没有哪位哲学家像他那样痴迷于过一种正义的生活。他把一个人的生命充分活了出来，从他一生的经历中，我们可以获得启发，体认人生总是会面临各种遭遇，会有得意失意，即使面对不义时，都要坦然接受。更重要的是，人活在世界上，要把关注的重点由外在转向内在。苏格拉底为希腊哲学注入了强心剂，激起了无比汹涌澎湃的浪涛，余波甚至绵延至今。

　　雅典的公民们！我得到那个坏名声，只是由于我有某种智慧。你们要问，是哪一种呢？我说就是人所能得到的那一种。也可能我确实有那样一种智慧；至于我刚才提到的那几位所具有的，我想也许可以称为超人的智慧。我想不出别的话来描述它，因为我自己根本不想要它。谁要是说我想要，那是造谣，是对我的诽谤。公民们，即便你们觉得我下面的话很夸张，也请你们安静地听一听，因为那话并不是我说的。我要告诉你们，那是一位值得你们尊敬的人物说的。我要为你们引一位值得信任的证人来作证。这就是那位德尔斐的神。他会告诉你们我那点智慧是属于哪一类的。你们一定知道凯勒丰；他是我自幼的故交，也是你们的朋友，因为他曾经同你们一道被流放，也是同你们一道回来的。这位凯勒丰的性格，你们都知道，是做什么事都很急躁的。有一回他跑到德尔斐，冒冒失失地向神提出了一个问题--请不要打断我的话--求神谕告诉他有没有人比我更智慧。女祭司传下神谕说，没有人更智慧了。凯勒丰本人已经去世了，可是他的兄弟在这里，可以证明我说的是实话。

　　为什么我要提这件事呢？因为我要向你们说明自己得到坏名声的原因。我听到这个神谕的时候，心里暗暗地想，神的这句话能是什么意思呢？他这个谜应该怎么解呢？因为我知道自己没有智慧，大的小的都没有。那么，他说在人间我最智慧，是什么意思呢？他是神，不可能说谎，那是同他的本性不合的。我经过长期考虑，想出一个办法来解决问题。我想，如果能找到一个人比我智慧，那就可以到神那里去提出异议了。。我可以说：你说过我最智慧，可是这里就有一个比我更智慧呀。于是，我就去访问一位以智慧著名的人物，对他进行观察。他的名字我不用说了；这是一位政界人士，我选他来试试。结果，我一开始同他谈话，就不能不想到他实在不智慧，尽管很多人以为他智慧，他也自以为智慧。因此我就试图向他说明，他自以为智慧，其实并不真智慧。结果他恨我了，当时在场的一些人听到我的话也恨我了。于是我就离开了他，心里暗想：好吧，尽管我并不以为我们人中间有谁知道什么真正美、真正好的东西，可我还是比他好一点，因为他一无所知，却自以为知道，而我既不知道，也不自以为知道。在这一点上，我似乎比他稍有高明之处。后来我又访问了另外一位更加自以为智慧的人，结果也是一模一样。于是我有树立了一个敌人，他身边的许多人也都成了我的敌人。

　　我一个接着一个地考察人，并不是没意识到自己激起的敌意。我也曾为此悔恨、畏惧，但我不能不这样做，因为我应当首先考虑神的话。我心里想：我必须把所有显得智慧的人都访问到，把神谕的意义找出来。我对你们不能不说实话，公民们，我向你们发誓，凭着犬神发誓，我看来看去，发现那些名气最大的人恰恰是最愚蠢的，而那些不大受重视的人实际上倒比较智慧，比较好些。我要告诉你们，我到处奔波，付出了巨大的劳动，最后发现那个神谕是驳不倒的。我看了政界人士以后，有去看那些诗人：悲剧诗人，歌颂酒神的诗人，已经各种各样的诗人。我对自己说：在他们那里你就会马上露原形了，就会发现自己比他们无知了。于是我就拿出几段他们最得意的作品，请教他们到底是什么意思，心想他们总能教我点东西。你们相信吗？我几乎不好意思说出真相，可是必须说，在座的诸位几乎没有一位不比他们强，哪一位都能对他们的诗谈出些道理，就是他们本人说不出所以然。我这才明白了，诗人写诗并不是凭智慧，而是凭灵感。传神谕的先知们说出了很多美好的东西，却不明白自己说的是什么意思。我觉得很明显，诗人的情况也是这样。同时我还观察到，他们凭着诗才，就自以为在别的方面也最智慧，其实一窍不通。于是我就辞别了他们，捉摸着自己比他们高明点，正如比那些政治家高明一样。

　　最后我去访问工匠。因为我意识到自己确实一无所知，相信会发现他们知道很多好东西。这一点，我可没有看错。因为他们确实知道很多我所不知道的东西，在这一方面他们比我智慧。可是，公民们，我发现那些能工巧匠也有同诗人们一样的毛病，因为自己手艺好，就自以为在别的重大问题上也很智慧。这个缺点淹没了他们的智慧。所以，我就代表神谕问自己：你情愿象原来那样，既没有他们的智慧，也没有他们的无知呢，还是愿意既有他们的智慧，也有他们的无知？我向自己和神谕回答道：还是象我原来那样好。

　　公民们，就是这一查访活动给我树立了那么多凶险毒辣的敌人，也是这一活动使我得到了“最智慧的人”的称号，因而受到人们的诽谤。因为旁观者总以为我既然指出别人缺乏智慧，那个神谕的用意是说，人的智慧没有多少价值，或者根本没有价值。看来他说的并不真是苏格拉底，他只是用我的名字当作例子，意思大约是说：“人们哪！像苏格拉底那样的人，发现自己的智慧真正说来毫无价值，那就是你们中间最智慧的了。”所以，我就到处奔波，秉承神的意旨，检验每一个我认为智慧的人，不管他是公民还是侨民，如果他并不智慧，我就给神当助手，指出他并不智慧。这件工作使我非常忙碌，没有时间参加任何公务，连自己的私事也没工夫管，我一贫如洗，就是因为事神不懈的缘故。

Answer 2

监狱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