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书和诗词记录历史的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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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历数中国古代文学之奥妙的同时，总是离不开一条横绝千古，勾连今昔的历史脉络。故学习中国古典文学的过程中，总免不了兼修历史，梳理文学发展的历史脉络，建立起一个较为完整系统的架构。这也是以历朝历代的文学作品，为其填充血肉的基础所在。

不过，文学与历史之联系，并不仅限于此。文学也通常用一种更加艺术化，充满着审美意趣的方式记述历史，诠释历史，使沉没于时间长河中的尘封往事在文学领域中，焕发出更为耀眼夺目的光彩。

记载历史，世人公认的方式，是将其写入史书当中流传，以本纪列传记载人物，以书表志略书写礼乐典章，天文地理。此体例肇始于西汉太史公，《史记》以降，二十四史莫不如此。此种方式虽能较为全面、严谨地实录一朝或数朝之事，历代史书中也迭出佳作，但毕竟失之刻板。

而历史的文学记载则不同。其于史书纪传体例之外，别开历史记述、演绎之生面，以更加鲜活的方式将历史呈现在世人面前。

前有中唐元稹、白居易诸家，以七言歌行书写李唐一代盛衰变迁。《长恨歌》叙写李、杨之爱情悲剧，《连昌宫词》描述连昌老翁五十年来所见所闻，皆慨叹安史乱后盛唐繁华落尽之哀；后有唐末韦庄一首《秦妇吟》，由秦中小妇遭逢离乱的悲惨身世起笔，以小见大，歌咏黄巢起义背景下，天下百姓颠沛流离之苦。他们都不约而同地采取独特的叙述视角，或深入社会底层，或从繁华背后探求阴影；他们的诗中，也就多了许多正史修撰者所不能见的历史秘事。

以上所举的例子，充分说明了相关文学作品在记述历史方面的重要性。历史的文学记载，填补了正史中记载的欠缺与空白，乃至言正史所不能言、不敢言，使历史记载更为真实可感。仍用以上数例，白乐天一曲《长恨歌》，使得后世人们得以知晓历代史家讳莫如深的宫廷秘事；韦端己更是以“内库烧为锦绣灰，天街踏尽公卿骨”的惊世之语，揭开了史家为唐末黄巢之乱蒙上的最后一层遮羞布。

有时，历史记载也未必公正客观。而让我们看清历史庐山真面目的，恰恰是诗人们、文学家们的仗义执言。

除了秉笔直书、不为当权者隐讳，以艺术性为显著特征的文学记载，又能与严谨的历史记载相辅相成，相得益彰，变史书之艰涩为通俗文学之浅显，为世人另辟一条触摸历史之蹊径，诸如元、白歌行语言之浅近，形象之生动，情节之真实。

综上，若以一个词概括二者关系，窃以为应是“守正出奇”。史书以严整的体例与范式，较为详尽地记录了历史的框架与脉络，较为冷静、客观地呈现历史，谓之“正”；文学作品则以艺术化的语言，灵活多变的叙述方式，营造出一种源于历史却高于历史的审美境界，在历史的演绎中融入情感与温度，谓之“奇”。这种守正出奇，使得历史不再束之高阁，也让我们得以从中了解更全面，更完整，也更有温度的历史。

提及以文学记录历史，杜甫诗歌，必在此方面占据首要地位。上文提及的元稹、白居易，虽有如《长恨》《连昌》这般上乘之作，但毕竟是事后追叙，缺乏亲身遭逢离乱的痛楚之意；而杜甫其人，则是在政治风暴和社会危机的大熔炉中，经过无数次厮磨、锤炼、锻打、灼烧而出的。他的诗，就是政治和社会的大磨盘中流出的汁液，浓缩着社会历史与其个人思想的精华。“国家不幸诗家幸，赋到沧桑句便工”，这是诗坛发展的普遍规律，而他，就是这个规律最恰如其分的注脚。动乱的时代成就了他的诗名，而他也用最杰出的诗篇，使后人永远铭记了那个动乱的年代。

杜甫“诗史”之名由来已久，在其所处时代便已有此说法。唐人孟棨在其《本事诗》中如此评价杜甫：“杜（甫）逢禄山之难，流离陇、蜀，毕陈于诗，推见至隐，殆无遗事，故当时号为‘诗史’。”这便高度概括了杜甫诗的艺术成就和历史价值。

杜甫的“诗史”最为重要的历史价值，莫过于为后人展现了安史之乱之下的社会百态。安史之乱，是李唐王朝由盛转衰的重大转折点，在正史的语境中，或许修撰史书者更加关注安禄山、史思明发动叛乱，以及郭子仪、李光弼等中兴将领收复失地的过程；而杜甫，作为一个曾被战争离乱所席卷、裹挟的落难诗人，则选择用更加广阔的视野，去关注离乱中广大民众的疾苦命运，并将它们融入诗歌创作当中；以如椽大笔，真实刻画那段满含艰辛与悲苦的历史。社会动乱带给广大民众的深重苦难，是最应该录入史书，并让后世引以为戒的，但这，也通常是为众多史书修纂者所忽视的。杜甫诗歌便应时而生，全景式地展现安史之乱下广阔的社会图景，使人顿生身临其境之感。

杜甫诗歌对于玄宗一朝历史的呈现，是全方面，深层次，多视角的。“君不见汉家山东二百州，千村万落生荆杞”，一曲《兵车行》，道尽玄宗一朝大举征边，穷兵黩武之事，展现安史乱前李唐王朝的潜在危机；“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以其还家省亲途中之所见所闻，揭露玄宗天宝年间歌舞升平的繁荣表象下，极其尖锐的社会矛盾与悬殊的贫富差距，字里行间，充满着对“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担忧与危机感；安史乱中所作《悲陈陶》《悲青坂》《哀江头》《哀王孙》等新题乐府，更是直接反映战况与时局，寄寓其对国家前途与命运的极度忧虑。如此这般透辟地分析时局，深刻地针砭时弊，“从来将千载，未复见斯俦”。

不仅如此，其诗中对动乱当中众多普通民众的描写与刻画，更印证了其诗歌作为“诗史”的特质所在。诸如“三吏”“三别”，作为唐代叙事诗的第一座丰碑，早已被后世文人奉为圭臬，《长恨歌》《秦妇吟》之类皆承其余绪而来。这组诗选取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并借此，展现乱中的民生百态。无论是《新安吏》中被强行征发戍守王城的“中男”，《石壕吏》中在官吏淫威之下“急应河阳役”的老妇，还是《新婚别》中“暮婚晨告别”“守边赴河阳”的新婚士兵，《垂老别》中“子孙阵亡尽”“投杖出门去”的孤苦老翁，都各自代表了一部分战乱时代中历尽苦难的民众，由此，映射出时代的悲剧。

马克思说，人民向来是社会历史的主体。虽然千余年前的杜甫并不明白这个道理，但他知道，若要完整、真实地记录这段苦难的历史，描写代表绝大多数人的普通民众，会比单纯地刻画几个在政治漩涡中搅动云水的“乱臣贼子”或“中兴英雄”要有用得多。

在杜甫的诗中，安史之乱不再是历代史书所热衷于记载的，朝野各方势力之间惊心动魄的对局博弈、纵横捭阖，不再是波谲云诡的权谋心术，金戈铁马的战场争斗，而更多是野心家们给广大民众带来的一场史无前例的劫难，无关输赢成败，也无论对错是非。

对此，元代诗人张养浩面对潼关天险、表里山河时的一声喟叹，使老杜在数百年后得遇钟期：“兴，百姓苦；亡，百姓苦。”

是的，造就所谓“英雄”的时势，往往以战争动乱、腥风血雨为底色。千年来，风云变幻的政治舞台上你方唱罢我登场，唯有黎民百姓从未成为主角，只能面对着野黍旅葵、残垣断壁，在历史聚光灯的阴影下黯然神伤。

在流传至今的正史中，对于安史之乱的记载，或许只有名将郭子仪、李光弼，叛贼安禄山、史思明；但在杜甫的“诗史”中，有的只是籍籍无名的白头戍卒，茕茕孑立的归家老兵，哀哀求诛的乡村寡妇。这也正是文学家与史学家记述历史的区别之处：史学家修史之时总是着眼大处，无论本纪、世家或是列传，所记载者无外乎帝王将相、官僚勋贵，煊赫于世之人；书表志略，记述的也总是礼乐典章，天文地理，经天纬地之事。但他们，却往往忽略了寻常百姓家的喜怒哀乐，民风人情。而文学家，正长于从细微之处取材，深入史笔所不能及的广阔土壤，去刻画名不见经传的寻常百姓，去展现最为真实的社会面貌。后世读史之人，或许对史家笔下政治的权谋诡斗无法完全理解，却能够对诗人笔下寻常人的喜怒哀乐和命运浮沉感同身受。这也便是正史之外，需要以文学之记载加以补充润色的原因所在。

历史是政治家的历史，也是广大民众的历史，但归根结底是广大民众的历史，是因广大民众而得以前进、发展的历史；历史是深邃而冷峻的，分久而合，合久而分，由治入乱再入治，这中间，不知充斥着多少刀光剑影，权谋争斗，渗透着多少寻常人的辛酸与血泪；但因为文人的描绘，诗人的吟咏，这些寻常人丰沛的情感、坎坷的身世与艰难的命运，得以超越千年时空，与我们达成灵魂的共鸣。自此，这一部用刀剑刻写、以血泪涂抹而成的历史，便有了温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