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伯承究竟以什么身份，指挥对印反击战？自称“编外参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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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风影

关于1962年对印反击战，到底是谁在幕后指挥的问题，坊间有各种说法，主要有林、刘、叶、罗等版本。其中，刘伯承以什么身份参与指挥，参与的程度有多深，颇让人们好奇，本文略作介绍。

“军神”刘伯承为战而生，新中国成立前，一直在征战，功勋赫赫。新中国成立后，刘帅有较多时间在办校，默默耕耘，育人无数，对我军建设发展影响深远。相较于其他老帅，他离庙堂稍远，也不像战争年代那样统兵一方。对印反击战发生的前后几年，他也没有在聚光灯的高光核心处，因而较少有人知道他的中印战争中的重大作用。

1959年9月，军委成立战略小组，刘伯承被任命为组长 ，徐向前为副组长。战略小组办公室主任由副总长杨成武兼任。

这个战略小组，并不是权力行使机关，更多的是行使顾问职能，用现在的话说，更像智囊团。 在此期间，刘伯承本人多次说，自己是一名“残废军人”，是“编外参谋”，所提建议，“仅供军委和各总部决策时参考”。

但是！如此德高望重、战功赫赫的开国元勋放在一个小组，怎么可能是“编外参谋”？他的意见，怎么可能只是“参考”？在这一特殊的岗位上，刘伯承夙兴夜寐，为国防建设特别是战备工作操劳。他深入部队调查研究，实事求分析问题，给高层撰写了众多重要的报告。从世界战略形势，到未来反侵略战争的战场准备；从武器的研制、铁路的修筑，到战士负荷的减轻，他一系列深思熟虑、远见卓识的建议，无一例外受到特别的重视，直接进入了决策，促进了国防建设特别是战备建设，这也为他参与指挥1962年中印战争埋下了伏笔。

从刘伯承担任战略小组组长的1959年开始，中印战争就已经在酝酿了。1959年夏秋之际，印度开始不断袭扰侵略占我境，制造流血事件，局势变得紧张。中方一忍再忍，但印度反而得寸进尺、变本加厉。在忍无可忍、退无可退的情况下，中印边境自卫反击作战的大幕拉开。

1962年5月，刘伯承作出明确判断：“中印边境的冲突势必发展成为一场相当规模的边境战争。”他认为， “这个仗非打胜不可。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越多越好。这样才能使我们及早从这个方向腾出手来，对付主要敌人（美苏）”。

根据西藏高原特殊的地理条件和二野麾下18军进藏的经验，刘伯承最担心的是部队后勤供应和道路问题。 他对总后负责人说：“看印度最近的态势，后勤工作要有充分准备。去西藏有康藏、青藏、新藏三条路，康藏路和青藏路战略意义重大。”又说：“后方基地要注意隐蔽，要钻沟，要挖洞，要伪装，防止敌人对我后方基地实施空袭。”

1962年10月10日至17日，针对印军不断进犯，刘伯承又多次提出具体意见。他要求任务部队要抓紧战前训练，熟悉地形道路， “要用夜行晓袭、出敌不意战术，集中优势，首先击毁敌人的要害（如指挥中枢或主要集团等）”“全部文章要作在‘速战速决’四个字上，切忌力量分散”。

10月18日至19日，刘伯承专门对新疆部队的作战提出重要指导意见：“如何才能达到彻底、干净、全部歼灭敌人……要想办法把敌人分散开打。我很担心的是啃骨头…… 战术不是死的东西，土办法能打胜仗，就是好战术。”

10月20日，自卫反击作战同时在中印边境东、西两段发起。在东段，实施主要突击的右翼部队，迅速攻克了枪等、卡龙、扯冬等地；左翼助攻部队密切配合，相继攻下沙则、仲昆桥，同时迂回至章多。至当天下午，印军大部被歼，一部溃逃。

之后，我军兵分5路，乘胜追击，直取达旺。各地印军仓皇向达旺河以南逃去。昌都、林芝、山南的边防部队，也向当面入侵印军实施反击，先后拔除了呷林公、林卡、拉木多等地印军侵略据点，进占了易古通、哥里西娘等地。

在西段，新疆边防部队对加勒万河谷、红山头的入侵印军实施反击，经1小时激战，全歼守敌。接着又乘胜扩大战果，扫除了班公湖两岸及其以北地区的印军据点。

第一阶段自卫反击作战胜利结束。东段，我军越过麦克马洪线，进驻达旺，全歼印军第七旅，俘虏第七旅旅长达尔维准将。在西段，共清除印军侵略据点37个。

【印军第七旅旅长达尔维准将（中），是1962年对印边境反击战中我军俘虏的最高指挥官，被俘后受到我军优待，每周两条烟、半斤水果糖，还安排到上海 旅游 ，遣返回国后官升两级。战败待遇这么好，他被俘时笑容灿烂也就不奇怪了】

刘伯承看到第一阶段作战的捷报后，十分高兴。他判断印军不会善罢甘休，仗还会继续打，便抓紧时间阅读资料，对照地图研究战事发展趋向。他打电话给总参，询问参战部队休整情况、当面印军动向、印军反扑可能使用的兵力、战区交通状况、哪些河流能通航等。他要求总参告诉前线部队：

“ 通向前面的道路要急速加修。立即组织专人调查所控制地区内的地形、道路和居民点情况，部队到哪里，哪里的情况就要搞清楚、弄准确，兵要地理的问题不能忽视。这一点搞不好，就等于失去了作战指挥。”

刘伯承重视地形和道路问题，主要是为了确保运输畅通和后勤补给跟得上。为此，他再次关切地指出：“印军后缩，运输条件比以前好了，而我们运输补给要困难一些，印军可能用空军封锁我们，应预先做好防护准备。” “有些同志往往把后方补给作为第二等工作去处理。其实，打仗首先要考虑到用、吃、穿。”

他总结了第一阶段反击作战的经验，反复向部队强调：“山地战要避免正面硬顶。有三条经验值得注意：一是只要有道路迂回，即使多走一些路，也在所不惜。二是无路可行，也可以利用山沟（两山脊间的洼地）插进去，一般山地沿山沟运动，最终是能够翻过山梁的。三是顺山背夹背而进，相互策应。沿河流攻击应由两岸并进，不要只顾一面而遇到敌人的侧击。如必须正面攻击时，就要坚持勇猛地打出去。‘狭路相逢勇者胜’，这时候就不能有丝毫犹豫。”

11月中旬，印军果然调集更多的兵力、兵器，准备继续向中国军队进攻，并置重点于中印边境东段。为了遏制我军的正面反攻，印军在西藏山南地区的西山口一带作了前重后轻式的分段部署，形成外线较强、侧后较弱的配置。这个特点一下子让刘伯承抓住了，他指出：“照我看，目前敌人的配置，东段敌人兵力的重点在西山口、邦迪拉方向， 该敌配置特点是：铜头、锡尾、背紧、腹松…… 从西北向东南摆成一字长蛇阵对我组织防御。在西山口方向，敌人左翼就是它的肚子，从这里开刀，要比砍背容易些。”

他要求部队采取迂回包围的战法来加以对付，说：“分进合击是军事原则，是一个重要的战法；正面攻击和迂回部队，远距离迂回和近距离包围迂回的部队，这个方向和那个方向的部队，步兵和炮兵等，都要切实协调一致地动作。”

关于炮兵的使用，刘伯承给予详尽的指导：现在炮兵基本上是集中使用的，部署是前轻后重，这多半是由于地形上的关系。集中指挥的炮兵群，要向步兵团、营甚至连，派出通讯班或联络员或代表，步兵可以通过他们对炮兵提出要求，炮兵也可以通过他们指示射击的具体目标。这样既不会误伤自己，也可以有效地支援步兵。总之，山地战步炮如何配合好，协调紧密，要多想些办法，不要再发生误伤。

他特别交待部队指挥员：“一是道路，作专门调查，抓好这一点就抓住关键；二是统一的时间、计划都有，要确保其实施，还应采取一些相应的措施，对影响部队开进和运动的各种因素，事先都要做好仔细的考虑；三是各方向的部队要有独立作战能力。这几点搞好了，分进合击就有把握。”

刘伯承还考虑到了防空问题，交待要注意两个方面，即防空袭和防空降，“在现有条件下，应将两者结合起来。有些山垭口，如果敌人空降占领，也会引起很大麻烦”。

刘伯承身在北京，心在前线，几乎把作战部队可能遇到的所有问题都想到了，而且提出了一连串切实可行的对策，可谓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

11月14日和16日，印军再次发动进攻。11月16日，我军坚决还击，自卫反击作战第二阶段的战斗打响了。

在东段西山口方向，根据刘伯承“打头、击背、剖腹、切尾”的指示 ，我军采取钳制正面，夹击两翼和迂回腹背的战术，一举形成对印军的合击态势。18日，发起总攻，先后攻占西山口、申隔宗、略马东、德让宗、邦迪拉等地，击毙印军第62旅旅长辛格准将。在东段的另一方向瓦弄地区，边防部队主力同日晚，直插印军纵深，拔除了他们的据点，把他们赶得一路南逃。21日，逼近了中印边界传统习惯线。山南、林芝边防分队顺势进击，很快到达了预定地区。

在西段，新疆边防部队拔除了班公湖地区入侵印军残存的6个据点，并将印军赶回到传统习惯线印方一侧。

直到这场战争完全结束，刘伯承紧绷的神经才松下来。这一年，这位老将已经70岁。可以说，这是军神的最后一仗。

刘伯承在军委战略小组这一岗位上发光发热，一直持续到1966年特殊十年开始，战略小组办公室撤销，小组名存实亡，实际中止了工作。此后，刘伯承一方面不再担任实质性的工作，另一方面身体大不如前，特别是仅剩的左眼视力严重下降，甚至到了失明的边缘。即使在这样的情况下，他依然心心念念要强我国防，以伤残之躯，协助陈、叶、徐、聂等老帅的工作，忠心耿耿，光照千秋。

参考文献：《刘伯承传》《刘伯承军事文选》《刘伯承元帅画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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