黎仁凯,钟康模《张之洞与近代中国》中,张之洞支持新政改革的原因和对立宪问题的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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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之洞的西学态度经历了三个时期的演变，其西学态度演变也是晚清中国近代化探索历程的缩影。

甲午战争以前的西学态度。在甲午战争之前，西学的影响使张之洞开始发展洋务事业。通过对西学的吸收和应用，张之洞的西学视野得到了拓展，张之洞这一阶段的西学态度主要集中在西方先进技术的范畴，但此时的张之洞仍然局限于“经世致用”的观念窠臼之中。张之洞在清流时期对西学就并不排斥，他于1877年做了十年学官后，调往京城。由于与李鸿藻为首的清流党彼此认同，因而“以不谈洋务为高”，但张之洞区别于其他清流士的固步自封，开始接触和研读西学内容，他并不排斥西方科学技术，在推荐给学生供其择学的《书目答问》中，还对西学加以推广学习。

张之洞向弟子推荐西方的书目，足以说明张之洞对西方科技的态度是积极接纳的。此外，张之洞还倡导推广学习西方科学技术，例如他于1880年正月呈递的《会议未尽事宜片》中，就表明了对西方科技“未尝不可酌采”的态度。这充分证明，在对待西方科技的态度上，张之洞的指导思想是“经世致用”，只要科技实用，就取之，否则就舍之。无论是西方的人才还是西方的科技成果，只要能够为我所用，皆可拿来。这也在很大程度上说明张之洞与其他顽固清流人士的巨大区别。抚晋以后，民不聊生的社会现状使他采纳了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提议的西化治晋方案，通过“开矿山、办实业、兴学堂、习西学”取得了较好的效果，引起了张之洞对西学的兴趣。中法战争之后，张之洞认为兴办洋务是当前最为迫切的事情，“诚以今日有志之士，欲达时务，必悉洋情”，对学习西方知识开始重视。

维新变法前后的西学态度。张之洞这一阶段的西学态度从西艺层面逐渐扩展西政和西体，由“全力吸纳西学”转变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这种理念的根源在于张之洞认为如果对西方科技不加鉴别地全部吸纳，容易脱离现实，效果反而不佳，对于西学的推崇是有理性、有选择的。其西学主要包括西政、西艺、西史，而在《劝学篇》中，他的思想已经开始超越了最初崇尚西方坚船利炮，并开始注重引入维新思潮。而在对待西方技术的态度上，也已经在深刻理解其内涵的基础上变得成熟而稳固。在这一时期，由于与康有为、梁启超的结识交往，张之洞的西学视野得到了拓展，提出了诸多的新观念和措施，积极推行西学实践活动。这一时期，张之洞上奏朝廷《吁请修备储才折》，并进一步大力兴办学堂、派遣学生出洋学习，显示了其西学思想的跃迁。

清末新政时期的西学态度。八国联军入侵的严峻形势使得张之洞认识到，只有大行西法、西政、西艺、西体，才能救民族于水火之中。“京畿之变，大局几危”，此时的张之洞依据中国当时的现实情况，开始将视线聚焦于西方的政体之上，主张推行君主立宪，改革当下的官制，在西艺、西政和西体的基础上，大行西政，张之洞的《江楚会奏变法三折》即为此一时期的思想总结，力求改章科举、建立近代新学制，最终使清政府决心预备立宪和进行官制改革。

张之洞极力推行君主立宪政体，倡导设议会、定宪法，在政治体制上进行变革，他与康、梁等维新派形成了相互之间的呼应与影响，渐渐地使清政府终于开始进行预备立宪和官制改革。作为制定新政大纲的主要人物，张之洞的种种行为在清末新政时期所起到的作用是举足轻重的。他是清廷新政改革的督抚重臣，并创下辉煌的习西法的业绩，而其西学态度政治主张的转变，也在持续推动着预备立宪政治改革的进程。张之洞也受到维新变法的思想的影响，八国联军的强力入侵，致使清政府出逃，对张之洞的刺痛是深远的，但是仍然保持了理性与冷静，他表明“西方新政中，上下议院的互相牵制和维持是其精妙之处所在，当此世界局势不定，中国民智未开之时，下议院的设置是不合适的”。可以看出，在此危机关头，张之洞依然采取了谨慎的态度，虽然已经认定设议院是变法的根本所在，却囿于情势环境不容，只好逐步实行效西法的措施。

张之洞西学态度对晚清政策的影响分析

甲午战争以后，清政府制定政策开始真正受到张之洞西学态度的巨大影响。由此开始，张之洞力图大力实践，推行改革，并且取得了良好的效果。改革期间，张之洞督抚的两湖在诸多方面都领先于国内其他地区。在此基础上，张之洞通过《劝学篇》、《吁请修备储才折》、《江楚会奏变法三折》等不断提出温和稳健的改革方略，并获得了清政府的认同。在《劝学篇》中，张之洞的改革主张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清政府采纳后，谕令各省予以实施。而《劝学篇》中“游学之国西洋不如东洋”的基本观点，对清政府留学日本政策的制定更是造成了直接影响，“普通教育与专门教育并行”的设想也得到了清政府的首肯和推行；《江楚会奏变法三折》也被定为晚清新政的总纲要，得到慈禧太后肯定。慈禧太后要求全国按照所陈，切实推行。

张之洞西学态度对晚清科举制度的影响。张之洞在《劝学篇》中着力主张变革科举，这对礼部进行科举改革的推动起到了巨大作用。张之洞在晚清教育模式的改革中着力强调改革科举的必要性，他的这一思想推动了科举制度废除。根据张之洞等人的建议，清政府于1898年颁布《遵议乡会试详细章程疏》。紧接着，张之洞在1901年呈上《变通政治人才为先遵旨筹议折》，历数科举的顽疾弊端，主张将科举制度废除。《变通政治人才为先遵旨筹议折》对科举的阐述思想为“国家的科举制度，是强国力，吸纳人才的首要手段，如今时局入戏艰危，科举制度必须酌量变通。”对科举制度的改革措施应秉承“注重有用之学的传授，同时不废经书。”由于科举的废除会导致数年之间人才的断档，因此又提出“渐改科举之章程，以待学堂之成就”。这样做不至于马上停止科举，也可以为科举的旧生员寻找出路留下一些空间。

由于科举制度已百年有余，根深蒂固，假如忽然取消，会导致较大的阻力，因此，张之洞主张采取“渐变”之法，学堂取仕与科举取仕策略暂时并行，科举废除采取“按科递减科举取仕之额，用以增加学堂取仕之额”的模式，渐渐实现从学堂培养举人、进士，向国家输送人才。张之洞对于科举制度文科和武科的录用也有自己的观点，文科的取录名额以十年分三次递减，而武科由于“今日时势”，则可以立即取消。1901年7月，慈禧太后采纳了张之洞的建议，“停止武科，改革文科”。慈禧太后下令“从下一年开始，在乡试的头场考试中，对中国政治史事论五篇进行考试，武科……一律永远停止”，八股文应试从此不复存在。八股文在录用人才模式上的退场，使科举制度的影响大大降低了。然而由于“按科递减以至停止科举”的措施迟迟未出，新式学堂的发展仍然不是很顺畅。此时的中国面临着日俄战争爆发，生命财产横遭荼毒的艰难时局，亟待进行社会改革。而“新政大端”的最前沿问题就是废科举、兴学校。在这样的背景下，张之洞在1903年上奏《请试办递减科举折》，阐明了科举未停导致学堂不兴，科举的废除并不会导致丢弃中学，“科举立时停罢，学堂办法方有起色，学堂经费方可设筹”。为了使政策的实施实现平滑过渡，张之洞还建议“对科举中额进行递减、以三科为序十年之内减至消失”。张之洞的政策建议这一次亦被清政府下旨实行了。直到此时，科举变革才在张之洞的努力下得以逐步实施，1300多年的科举制度在中国终于被彻底废除。

张之洞西学态度对晚清教育体制的影响。张之洞的西学态度也对中国教育改革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张之洞起草的《癸卯学制》是第一个颁布施行的教育改革制度，极大地促进了中国基础教育兴起、普及和发展。

张之洞进一步沿袭了自己《劝学篇》中所倡导的“学制”的构想，结合对日本学制的借鉴以及自己多年的办学探索，制订了一个近代教育体制的雏形，体现在其《变通政治人才为先遵旨筹议折》中。这个方案“明宗旨、标门类、分等级、计年限、筹出路、除防碍”，对从儿童启蒙直到中学、大学的时间安排、课程安排以及成才后的职务均作了详细周密的计划。通过在州县、府、省城等不同行政级别的区域设立小学，中学与高等学校来组成国家的普通教育；通过高等专门学校如农、工、商、矿等的设立，张之洞又阐明自己提议的学制的明细条文应“如何斟酌损益之处，应候救议裁定”。张之洞曾派罗振玉、刘洪烈对日本的办学进行考察，二人分别负责“考求中小学普通学校学应用新出教科书本，总理编译事宜”以及“考究教法、管学两事暨访购书籍”。回国后，罗振玉带着自己收集的一百多份各种章程与张之洞会晤，这也为张之洞湖北学制的制定起到了参考作用。随即，张之洞上奏《筹定学堂规模次第兴办折》，对湖北模拟日本教育体制的实践情况进行了介绍。在湖北的教育模式中，将传统的学堂细分为普通教育、职业教育和行政进修教育，这是近代教育体系的一个雏形。张之洞在奏折中对办学校的重要注意事项分八个条目进行阐述，得到了管学大臣张百熙充分的肯定：“该督疏陈湖北学堂章程，其中足补臣百熙奏进章程所不及者，当即一律照改，奏明在案。”

1903年，清政府谕令张之洞进京主持学制的重新制定工作。这一时期，张之洞借鉴了日本学制模式，在《壬寅学制》的基础上，制定出1904年颁布的《癸卯学制》。《癸卯学制》详细规定了从招生对象至毕业待遇等教育条款，“至于立学宗旨，无论何等学堂，均以忠孝为本，以中国经史之学为基，稗学生心术一归于纯正。而后以西学渝其智识，练其艺能，务期他日成材，各适实用，以仰副国家造就通才，慎防流弊之意。” 《癸卯学制》课程门类设置齐全，尤其是大学堂的门类设置，涵盖了现代教育的所有学科，并在德化的基础上倡导德育、智育、体育全面发展，同时强调教学的教育性。

张之洞西学态度对晚清留学政策的影响。张之洞倡导留学东洋，1901年其与刘绅一共同拟定的《江楚三折》中提及“而教法以日本为何最善，文字较近，课程较速。其盼望学生成就之心至为恳切，传习易，经费省，回华速，较之学于欧洲各国者，其经费可省三分之二，其学成及往返日期可速一倍。江、鄂等省学生在日本学堂者多，故臣知之甚确。”为了对留学归国人员进行奖励和考验，提到“此时宜令各省分遣学生出洋游学……学成后得有凭照回华加以覆试，如学业与凭照相符，即按其等第作为进士、贡举，以辅各省学堂之不足，最为善策。”而为了对自费留学进行鼓励倡导，又提到“官筹学费，究属有限，拟请明谕各省士人，如有自备资斧出洋游学得有优等凭照者，回华后覆试相符，亦按其等第作为进士、贡举……若自备资斧游学者准按凭照优奖录用。”这些建议均得到清政府采纳，1901年9月清政府开始鼓励各省派遣留学生，并对学有所成的人员予以奖励：“一体考验奖励，侯旨分别赏给进士举人各项出身。”同时大量选派官员出洋游历，并专派学习师范生，弥补师资的不足。

张之洞力推派遣大量学生留学日本，这些举措均对法政、师范等人才急需的局面起到了一定的缓解作用。由此，张之洞被清政府所倚重，开始制定留学政策。从此，我国留日学生数量开始攀升，张之洞出于对留学生的思想动态进行加强管理和控制，拟定了相关章程对留学生进行约束和鼓励，并于1903年递呈慈禧太后，稍后即开始实行。相关章程包括《奖励游学毕业生章程》和《约束游学生章程》，是自清政府选派留学生后，我国系统制定的第一个留学生管理制度。张之洞在《奖励游学毕业生章程》中完善和明确了留学生奖励制度：“在普通中学堂五年毕业，得有优等文凭者，给以拔贡出身；在文部省直辖高等学堂暨程度相等之各项实业学堂，三年毕业得有优等文凭者，给以举人出身；在大学堂专学某一科或数科，毕业后得有选科及变通选科毕业文凭者，给以进士出身，在日本国家大学堂既程度相当之官设学堂，三年毕业，得有学士文凭者，给以翰林出身；在日本国家大学院五年毕业，得有博士文凭者，除给翰林出身外，并予以翰林升阶；游学生原有翰林、进士、举人、拔贡出身者，各视所学程度，给以相当官职。”在对回国留学人员进行任用时，主要的考察依据即为其获得文凭的高低。在《奖励游学毕业生章程》中，只有经过一定的“核察”和“考验”，留学生才有可能获得上文提及的出身。从这个角度讲，《奖励游学毕业生章程》实际上是被授予一定功名出身的原则。《奖励游学毕业生章程》的思路依旧有着科举制度的色彩，但是已经具有了浓厚的官制改革的因素，是对科举制度的巨大冲击。而在《约束游学生章程》中，主要内容是对留学生日常管理，核心内容则是防止“流弊”，在第五条、第八条、第九条中，无不体现出对留学生“为本分当为之事”、“务期杜绝流弊”的要求。综上所述，章程的主要意图之一，是对留学生思想的控制。张之洞认为出洋游历有益而无弊，在《江楚三折》后，他立即上奏《请奖励职官游历游学片》，奠定了出国留学政策的基础。

结束语

张之洞的西学态度发展，从1901年上奏“三折”，到力主废弃封建教育制度，历经了20年的曲折。本文系统梳理了张之洞的西学态度演变，以及对晚清政策所产生的巨大影响。张之洞的西学态度从广度和深度上均在不断地拓展和延伸，这可以从他在甲午战争时期、维新变法时期和新政变法时期的态度得到印证。张之洞的西学态度在不同的时期内存在差异，而内在的连贯性则是始终如一的。引发其西学态度产生变化的因素来自于当时国内外政治、经济等大背景的变化，而其内在的连贯性则体现在对西学认识扩大和内涵理解的深入。张之洞在始终强调“中学为体”的前提下，对西学进行了不懈地探索，其“兴学育才”的观点为中国迈向近代化的道路作出了重要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