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与辛弃疾两位豪放派的大家的作品，总使人有不尽的遐想。在北宋的文学变革中，苏轼则代表着这场文学变革的最高成就。值得注意的是，苏轼之所以能取得这样的成就，不仅因为他的创作体现了这场文学变革所追求的文化理想，审美趋向，也不仅因为苏轼比其他作家具有更雄大的才力、高超的技巧。而且，甚至更重要的，是因为苏轼的创作在很多地方突破了这场文学变革的基本宗旨。 苏词有诗化的倾向，使词的审美价值上升到崇高的境界。生动的景物描写生成雄宏壮阔的画面，所能宣泄的激情与义愤，往往以不可遏阻之势表现理想与抱负，以及理想与抱负难以实现的怅惘，也显得那么自然与雄放。放逸旷达的胸襟与超越的时空观所体验的人生，常常表现出哲理式的感悟。这种渗透人生感悟的情愫，从激越的冲动终归于深沉的平静。华丽典雅而又高傲不羁的语言风格，以及其背后所隐藏的佛老思想，使其本来故作矜持的态度成为一种自然而然的大度。把喧哗与骚动的人生看作一场大梦的喟叹，超重低音的穿越，打破时空的樊篱，与遥远的圣哲一起，在宇宙中共鸣。 辛词有散文化的意境，这种笔法有利于表现散乱的心灵。慷慨纵横是其情绪的主流。以炽热的政治情感与崇高的政治理想来拥抱人生。豪爽的英雄本色常常企图与历史上的众英雄相认同。关注社会现实，往往以时代的歌手自居。执着的爱国热忱与壮志难酬的忧愤悲情相交织，使其内心痛苦不已。“廉颇老矣，尚能饭否”的诘问与感喟，使人产生几多悲凉之感。田园风光所能慰藉的苍凉老境，其温度毕竟还是有限的。典故所能表达的文化底蕴与口语化的鲜活话语所包装的鲜活而又坚持的思想，以及以后意义的坚持，以及以后的再坚持，是其人生最彻底的悲剧。至于意象的奔腾耸峙所呈现的阔大境界，只能看作一种故作深沉的虚张声势罢了。怀揣一块永远也晤不热的石头，永不放弃；如同一个见弃于途中的妇人（这一点又似屈原⑵），而“归正人”所感受到的猜疑与歧视，使其常常自怨自艾，用来剖白的语言，琐屑到婆婆妈妈的程度，往往也能博得普遍意义上的认同。 苏轼是北宋继柳永之后第二位对词的发展作出重大贡献的词人.但他的词在当时引发了两种绝然不同的争论:一方面,有人充分肯定其对词的开拓和革新之功;另一方面,也有人认为他"以诗为词",要非本色. 苏词在内容方面的突破.苏轼的词被称为"无意不可入,无事不可言".他的词可分为三类：抒情、咏物词、农村词。苏轼词在风格上的突破.苏轼词风可分三类一)豪放风格.这是苏轼故意追求的理想风格,他以充沛激昂甚至悲凉的感情融入词中,写人状物以慷慨豪迈的形象和阔大雄壮的场缉担光杆叱访癸诗含涧面取胜。(二)旷达风格.这是最能代表苏轼思想和性格特点的词风.(三)婉约风格.苏轼婉约词的数量在其词的总数中占有绝对多的比例,这些词感情纯正深婉,格调健康高远,也是对传统婉约词的一种继承和发展. 辛弃疾，字幼安，号稼轩，济南人，早年受祖父辛赞影响,培育了强烈的民族意识和爱国精神。他二0多岁时，曾组织了一支抗金义军。并受当时义军统帅耿京的派遣，与南宋朝廷联系，试图里应外合,协同作战。后南下，任江阴签判，在此后四十余年的生涯中，他除了有一半时间辗转在江西,福建等地任地方官外,大部分时间赋闲在家.作为一个主战派，他有勇有谋，但生不逢时,郁郁而终。辛弃疾的词集名《稼轩长短句》，存词陆00余首，是宋代存词最多的词人。他的词大致可分为三类一：爱国词，主要追忆当年的抗金生活，抒发自己的报国壮志，表达对于沦陷区人民的同情和对投降派的愤懑之情。代表作有《破阵子》(醉里挑灯看剑)等。农村词，主要描写农村生活和田园风光，以化解现实中的痛苦，代表作有《清平乐》(茅檐低小)等。闲适词与言情词，代表作有《西江月·遣兴》和《祝英台近》(宝钗分)等。辛弃疾词的内容虽有差别，但都贯串着爱国主义的英雄情怀。辛弃疾词的艺术特色一：以苍凉、雄奇、沉郁为主导风格，但不拘一格。意境开阔,气势飞动。多用比兴，博征典故，语言繁富。 苏轼与辛弃疾的异同，相同之处：两人都是至情至性之人。不同之处：苏轼天性忠爱，自如畅达；辛弃疾气势沉雄，豪壮悲愤。苏轼词风旷达，辛弃疾词风豪健。 苏轼的豪放是很洒脱的，是个性使然。因为苏轼是一个很达观的文人。虽然他的政治生涯一直很不顺达，但是他的学问他的个性，使他始终能够很洒脱很轻松的看待生命中的挫折和不满意，所以苏轼的豪放是从心里自然而然的一种流露，给人的感觉是飘逸和洒脱，如行云流水。但是辛弃疾的豪放给人的是壮烈是沉郁，因为辛弃疾本身就是一个很传奇的词人，他最大的愿望是收复北方失地。但是南宋是一个懦弱的王朝。大部分当权者是主张苟且偷安的主和派，毫无疑问，辛老先生的主战肯定会得罪当权者。他英雄一样直爽的性格，使他的愿望一直不能够实现，所以在他的作品里就自然充满了一种冲天的豪放感觉，弥漫着一个爱国战士的悲壮和激情。可是他的不受重用又导致他的失意，这就在豪放之外多了一些杜甫似的沉郁。总起来看苏轼的豪放是达观者的风采轻松而迷人，辛弃疾的豪放是壮志难酬的悲壮之音,沉郁而震撼人心 。 在北宋这个具体的文化环境中，苏轼是一个富于浪漫气质和自由个性的人物。一方面，他作为士大夫集团的成员，抱着强烈的社会责任感积极地参预国家的政治活动与文化建设，另一方面，他比当代任何人都更敏感更深刻地体会到强大的社会政治组织与统治思想对个人的压抑，而走向对一切既定价值准则的怀疑、厌倦与舍弃（但不是冲突与反抗），努力从精神上寻找一条彻底解脱出世的途径。他的文学创作中所表现出的洒脱无羁与无可奈何，随缘自适与失意彷徨，深刻地反映了知识分子在封建专制愈益强化时代的内心苦闷。 可以说，如果没有苏轼，宋代文学将会平淡得多。苏轼在中国词史上有特殊的地位。宋人王灼在《碧鸡漫志》中说，词到了苏轼，才“指出向上一路，新天下耳目，弄笔者始知自振”，这是很确切的。虽然在苏轼之前，从相传为李白所作的《忆秦娥》，到范仲淹的《渔家傲》，也有些苍凉刚健之作，但这只是整个文人词史上的个别现象。从晚唐五代到北宋中叶，在文人的观念中，词始终被视为纯娱乐性的“末道小技”，让歌妓唱来侑酒的风流小曲，写来写去转不出儿女情长、离合悲愁的圈子，其语言风格，也因此难脱离柔媚纤巧的樊篱。直到苏轼以雄大的才力、开阔的胸襟进入词的创作领域，才大大开拓了词的题材、意境、风格与表现手法。 在词这一领域中，苏轼对题材、风格、技巧都进行了大胆的开拓与创新，使他的词作与词的传统出现重大的差异，在当时引起了普遍的注意。不少人对苏词，特别对其“以诗为词”的特点提出了批评。如陈师道《后山诗话》说他“以诗为词，如教坊雷大使之舞，虽极天下之工，要非本色”，李清照则称之为“句读不葺之诗尔，又往往不协音律”（《词论》）。这些意见都是从词的传统标准、传统观念来提出的，而忽视了苏轼使词得到解放，成为与诗文一样具有丰富的表现功能的独立文学体裁这一重大意义。即便苏词中有些是“不协音律”即不合适演唱的，也未必是什么毛病。脱离音乐的书面化的词和与音乐紧密配合的词，未尝不可同时存在。 而辛弃疾则始终把洗雪国耻、收复失地作为自己的毕生事业，并在自己的文学创作中写出了时代的期望和失望、民族的热情与愤慨。但他作为一个具有实干才能的政治家，曾经获得相当高的地位，他对抗金事业的追求，不像陆游那样主要出于一腔热情；作为一个英雄豪杰式的人物，他的个性要比陆游来得强烈，他的思想也不像陆游那样“纯正”；他的理想，不仅反映了民族的共同心愿，而且反映了一个英雄之士渴望在历史大舞台上自我完成的志向；因此，在文学创作方面，他不喜欢写作诗歌尤其是格式严整的七律，而是把全部精力投入词这一更宜于表达激荡多变的情绪的体裁。而他的英雄的豪壮与绝望交织纽结，大起大落，反差强烈，更形成瀑布般的冲击力量。但在“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生前身后名”之后，突然接上末句“可怜白发生”，点出那一切都是徒然的梦想，事实是白发无情，壮志成空，犹如一瓢冰水泼在猛火上，令人不由得惊栗震动。 在意象的使用上，辛弃疾也自有特点。他一般很少采用传统词作中常见的兰柳花草及红粉佳人为点缀；与所要表达的悲凉雄壮的情感基调相吻合，在他的笔下所描绘的自然景物，多有一种奔腾耸峙、不可一世的气派。如“峡束苍江对起，过危楼、欲飞还敛”（《水龙吟》），“谁信天峰飞堕地，傍湖千丈开青壁”（《满江红》）；他所采摭的历史人物，也多属于奇伟英豪、宕放不羁，或慷慨悲凉的类型，如“射虎山横一骑，裂石响惊弦”的李广（《八声甘州》），“金戈铁马，气吞万里如虎”的刘裕（《永遇乐》），“年少万兜鍪，坐断东南战未休”的孙权（《南乡子》）等等。这种自然和历史素材的选用，都与词中的感情力量成为恰好的配合，令人为之感奋。 所以，同属于豪放雄阔的风格，苏轼词较偏于潇洒疏朗、旷达超迈，而辛词则给人以慷慨悲歌、激情飞扬之感。辛弃疾的艺术成就 概括起来说，辛词在语言技巧方面的一大特色，是形式松散，语义流动连贯，句子往往写得比较长。文人词较多使用的以密集的意象拼合成句、跳跃地连接句子构成整体意境的方式，在辛词中完全被打破了。但并不是说，辛弃疾的所谓“以文为词”不再有音乐性的节奏。在大量使用散文句式、注意保持生动的语气的同时，他仍然能够用各种手段造成变化的节奏。如《水龙吟》中“落日楼头，断鸿声里，江南游子。把吴钩看了，栏干拍遍，无人会，登临意”，意义联贯而下，在词中是很长的句子，但却是顿挫鲜明，铿锵有力，决不是把一段文章套在词的形式中而已。 辛词在语言技巧方面的又一大特色，是广泛地引用经、史、子各种典籍和前人诗词中的语汇、成句和历史典故，融化或镶嵌在自己的词里。这本来很容易造成生硬艰涩的毛病，但是以辛弃疾的才力，却大多能够运用得恰到好处、浑成自然，或是别有妙趣，正如清人刘熙载《艺概》所说：“任古书中理语、瘦语，一经运用，便得风流”。以《永遇乐·京口北固亭怀古》一篇为例，百余字的篇幅，叙及孙权、刘裕、刘义隆、拓跋焘、廉颇五个历史人物的事迹，而与作者所要表达的主观情感、意念丝丝入扣；不仅内涵极为丰厚，而且语气飞动，神情毕露，实在是不容易的事情。 当然，辛弃疾的词时常也有过分散文化、议论太多，以及所谓“掉书袋”即用典用古语太多的毛病，但不管怎么说，他确实把词大大地改造了；他的词不仅是“无意不可入，无事不可言”，而且是任何“意”和“事”都能表达得很自由很充分。这样，词的创作才完全摆脱了羁绊，进入了自由的境界。 正是因为辛弃疾经历了许多世事沧桑，积蓄了太多太深的苦闷，深知人生的无奈，才会觉得“信着全无是处！”。他只能在恬静的田园乡村中为自己的感情寻找寄寓，抚慰饱受创伤的心灵，这是一个英雄人物在一个平庸苟且的社会中的不得已的选择。理解这一点，才能明白辛弃疾写这一类词时真正的心态。 辛弃疾是一位英雄，而这首词却恰恰体现了辛弃疾作为一个词人那多愁善感的一面，套用郭沫若老先生赠给陈毅元帅的一句诗“将军本色是诗人”，来给辛弃疾一个中肯的评价“将军本色是词人”。我的博客开始了辛弃疾有许多与陆游相似之处：他始终把洗雪国耻、收复失地作为自己的毕生事业，并在自己的文学创作中写出了时代的期望和失望、民族的热情与愤慨。但辛弃疾也有许多与陆游不同的地方：他作为一个具有实干才能的政治家，曾经获得相当高的地位，他对抗金事业的追求，不像陆游那样主要出于一腔热情；作为一个英雄豪杰式的人物，他的个性要比陆游来得强烈，他的思想也不像陆游那样“纯正”；他的理想，不仅反映了民族的共同心愿，而且反映了一个英雄之士渴望在历史大舞台上自我完成的志向；因此，在文学创作方面，他不像陆游喜欢写作诗歌尤其是格式严整的七律，而是把全部精力投入词这一更宜于表达激荡多变的情绪的体裁。他的词集《稼轩长短句》，保存了词作六百多首。 在苏轼手中开创出一种豪放阔大、高旷开朗的风格，却一直没有得到强有力的继承发展。直至南渡之初张元干、张孝祥、叶梦得、朱敦儒等人以抗金雪耻为主题的词，才较多继承了苏轼的词风，起到一种承前启后的作用。但他们的这一类词作，主要是在特殊的时代背景下为内心激情所支配的结果，而没有成为有意识的艺术追求，也没有更大幅度地向其他题材拓展，所以成就不是很高。到辛弃疾出现在词坛上，他不仅沿续了苏词的方向，写出许多具有雄放阔大的气势的作品，而且以其蔑视一切陈规的豪杰气概，和丰富的学养、过人的才华，在词的领域中进行极富于个人特色的创造，在推进苏词风格的同时也突破了苏词的范围，开拓了词的更为广阔的天地。 辛词和苏词都是以境界阔大、感情豪爽开朗著称的，但不同的是：苏轼常以旷达的胸襟与超越的时空观来体验人生，常表现出哲理式的感悟，并以这种参透人生的感悟使情感从冲动归于深沉的平静，而辛弃疾总是以炽热的感情与崇高的理想来拥抱人生，更多地表现出英雄的豪情与英雄的悲愤。辛弃疾也信奉老庄，在词中作旷达语，但他并不能把冲动的感情由此化为平静，而是从低沉甚至绝望的方向上宣泄内心的悲愤，这些表面看来似旷达又似颓废的句子，却更使人感受到他心中极高期望破灭成为绝望时无法销磨的痛苦。 而他的英雄的豪壮与绝望交织纽结，大起大落，反差强烈，更形成瀑布般的冲击力量。在意象的使用上，辛弃疾也自有特点。他一般很少采用传统词作中常见的兰柳花草及红粉佳人为点缀；与所要表达的悲凉雄壮的情感基调相吻合，在他的笔下所描绘的自然景物，多有一种奔腾耸峙、不可一世的气派。这种自然和历史素材的选用，都与词中的感情力量成为恰好的配合，令人为之感奋。所以，同属于豪放雄阔的风格，苏轼词较偏于潇洒疏朗、旷达超迈，而辛词则给人以慷慨悲歌、激情飞扬之感。 辛弃疾在词史上的一个重大贡献，就在于内容的扩大，题材的拓宽。他现存的六百多首词作，写政治，写哲理，写朋友之情、恋人之情，写田园风光、民俗人情，写日常生活、读书感受，可以说，凡当时能写入其他任何文学样式的东西，他都写入词中，范围比苏词还要广泛得多。而随着内容、题材的变化和感情基调的变化，辛词的艺术风格也有各种变化。虽说他的词主要以雄伟奔放、富有力度为长，但写起传统的婉媚风格的词，却也十分得心应手。如著名的《摸鱼儿·淳熙己亥》，上阕写惜春，下阕写宫怨，借一个女子的口吻，把一种落寞怅惘的心情一层层地写得十分曲折委婉、回肠荡气，用笔极为细腻。他的许多描述乡村风光和农人生活的作品，又是那样朴素清丽、生机盎然。 辛弃疾和苏轼在词的语言技巧上都是有力的开拓者。前人说苏轼是以诗为词，辛弃疾是以文为词，这当然有些简单化，但确实也指出：到了辛弃疾手中，词的语言更加自由解放，变化无端，不复有规矩存在。在辛词中，有非常通俗稚拙的民间语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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