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运城真有舜帝陵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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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舜帝南巡，崩于苍梧之野，葬于江南九嶷，经过了数千年没有异词。近年，出于发展旅游经济之需，对于蕴含着巨大旅游商机的舜帝，人皆垂青。于是，山西运城的盐湖区根据有一舜帝庙的情况，提出了“打舜帝牌，唱调产戏，走致富路”的发展思路，在山西运城的鸣条岗大兴土木，也建了一个“舜帝陵”，整个陵庙分舜帝大道、舜帝公园、舜帝广场、舜帝陵庙四部分。山西运城两作者在所著《圣帝虞舜》一书中说：“笔者认真阅读各种史料典籍，认为司马迁《史记》所言“舜葬于江南九嶷”有误。作者在断章取义地沿引、为我所用地断句、歧义解读了《尚书》、《孔子家语》、《孟子》、《山海经》之后，说：“苍梧郡（今广西梧州市）置于汉元鼎六年（公元前１１１年），是汉武帝做皇帝２９年时设置的，又是郡治，其时名声正盛。司马迁未见《竹书纪年》，故不致“鸣条有苍梧之山”，便认定舜卒葬的苍梧之野为西汉所置苍梧郡，因为多数著作所言舜葬苍梧之野。而舜晚年居冀州（今山西省运城市），距广西梧州五千里左右，如何能卒于苍梧，便以南巡作为理由。”作者又在“南巡之误”一文中指责司马迁说：“先秦各种史籍均无舜晚年南巡狩之举，且南巡到不了湖南。司马迁以南巡狩让舜去广西苍梧，可以说是绝大的漏洞，也许舍此再无别的理由，只好如此落笔。”其一，司马迁是北人，“二十而南游江、淮，探禹穴，窥九嶷，浮于沅、湘”，作了大量考查研究，且父子二人均为汉时太史令，学识渊博，又拥有皇家史馆大量资料。倘若舜帝陵真在山西运城，作为出生于陕西韩城（陕西韩城与山西运城只隔了一条黄河，近在咫尺）且又在西安为官的北人司马迁，岂会不知道离之咫尺处有舜帝陵？司马迁这样孤陋寡闻，连眼鼻子底下有个闻名遐迩的舜帝之陵都不知，这种人还写得出不朽著作《史记》吗？还有一个柳宗元，生于舜帝帝都蒲坂，亦即山西永济人。其《柳宗元集》涉舜篇目达３７篇，有《湘源二妃庙碑》、《舜庙祈晴文》，无半句说舜陵在自己家乡而说在九嶷山。其二，《今本竹书纪年·帝陵有虞氏》对舜践帝位后在位的五十年只记载了十六年，对舜让禹作摄政帝后也只记载了六年，且涉及舜帝只有三年，可知，这是一部非常不完整的编年体书。众所周知，《古本竹书纪年》原为１３卷，早在宋朝的时候就已经亡佚，南宋的时候就只剩了残本三卷。到明代嘉庆年间，有人搜集残存佚文，参照杂史、野史杜撰出《今本竹书纪年》，此为伪本，因而非常不严谨。不严谨之原因是手里史料不足，于是就只有意断推测编造，其史学价值根本无法与《史记》同日而语。更何况从古至今，没有过一本“正史”“正经”说过山西境内的中条山就是苍梧山。其四，说舜毕生没离开过“冀”，这是对舜毕生“勤民事”、“苦忧人”、“只为苍生不为身”的不同于其他帝王的秉性太不了解。关于舜帝老来南巡，很多史籍均有记载。且不说舜帝南巡有了却夙愿、凭吊王灵、回避与禹的矛盾、教化三苗等多重原因，即便只有不服王化的三苗人作乱这一条，也够舜帝“修教”“行德”“执干戚舞”好一阵子了。倘若舜帝对南方三苗作乱不闻不顾，自顾躲在“离宫”安享天年，试问这样的舜帝还能得到南方民众数千年如一的尊崇和爱戴吗？其五，古语中之“陟”字绝不是只有指帝王之死一义，要不然，对《今本竹书纪年·帝舜有虞氏》中“三十二年，帝命夏后总师，遂陟方岳”如何理解？倘使舜帝在践帝位三十二年就死了，又哪来的“五十年帝陟”？难道舜帝死了两次？且抛开《今本竹书纪年·帝舜有虞氏》之真伪不说，“五十年帝陟”之“陟”，是指帝王之死不假，但是，“三十二年，帝命夏后总师，遂陟方岳”之“陟”，很显然就是指舜帝南巡。《尚书·尧典》中“……五十载陟方，乃死”亦是因南巡而死之义。山西运城为了把舜帝庙说成舜帝陵，在《舜帝考略》木牌上书：“舜生于诸冯，迁于负夏，卒于鸣条”《孟子·离娄下》“四十九年帝居于鸣条，五十年帝陟。”《竹书纪年》“鸣条有苍梧之山，帝崩遂葬焉今海州。”《竹书纪年》对三条沿引，第一条丢掉了“东夷之人也。”设或是因为东夷古代泛指山东、河南北部、东北部和河北东南部等地，有碍山西运城既争葬地，又争出生地的缘故。而第三条中“今海州”三字纯属后人所加，绝非古本《竹书》所有。王国维在《今本竹书纪年疏正》中指出：“‘今海州’系作伪者所本，疏正曰：‘案《隋书·地理志》：东海郡，梁置南、北二青州，东魏改为海州。’”由此知，海州古属东海郡，而山西的解州古属河东郡，海州与解州风马牛不相及。山西运城仅以孟子“舜生与诸冯，迁于负夏，卒于鸣条，东夷之人也”中说舜卒于鸣条，就忽视孟子并没有明指鸣条在哪里和全国有多处鸣条的实际，硬是牵缠附会地把舜帝说成葬在运城叫鸣条岗的地方，这是很不严肃的。就如同舜出生于诸冯，而叫诸冯的全国有多处，仅山西就有三处。总不能说舜帝既出生于山西永济诸冯，又出生于山西洪洞诸冯，又出生于山西垣曲诸冯。殊不知诸冯全国虽多，但必须同时符合多个条件。首先它必须叫诸冯，而且必须是四千二百年前就叫诸冯；其次该诸冯必须属于东夷；其三在该诸冯附近还必须与史载中所涉及的地理、气象、风俗等等相符合。同理，要把鸣条与舜帝陵联系在一起，需要满足的条件就更多。所谓山西运城舜帝陵，除了《安邑县志》说“鸣条岗，在县北三十里……舜陵在焉，孟子所谓‘卒于鸣条’是也”之外，就是明代朱国祯胡乱杜撰非经非史的《涌幢小品》之胡扯！山西运城的舜帝陵既无可靠史载，又无一块御祭碑，更无文物考古成果证实，只有一座始建于唐代的舜庙、后人伪作的墓、明万历年辛亥孟春东郡邢其任书的“有虞帝舜陵”和地方修庙的一次记载。而九嶷山舜帝陵则无论是民间传说，或是史实记载，或是考古成果，都系统而详尽，且一一吻合。因此，如果《竹书》真是一部可靠史籍，那他所指的苍梧山，就一定是指湖南和广西交界之地的苍梧山，也就是九嶷山；所指之鸣条，也一定是指九嶷山之鸣条。舜帝“孝感天地”、“德播人间”，备受中华民族敬仰，因此，舜庙多如牛毛。但是，舜帝陵惟有一处———这就是地处南国苍梧山的“九嶷山舜帝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