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
一、宋代绘画为中国绘画艺术发展的高峰，其巨大价值在于丰富艺术表现的手法，运用提炼精粹而纯熟的描绘技术，直接并间接地反映了现实生活。在历史上宋代的绘画（和明清的版画）在内容的现实性表现的艺术性方面比较最接近人民群众的爱好与要求。
宋元时期的雕塑作品中，唐代那样的理想成分减少了，生活的气息加强了。写实能力有显著的提高，但保持了造型的洗炼。
宋元时期的工艺美术是明清工艺的前驱。宋瓷的造型、装饰及其统一的效果成为工艺史上的独特的典型。
二、在绘画艺术的范围内：
宗教画的发展已经停顿。特点是藉世俗性的热闹场面以提高吸引观众的力量（如开封大相国寺壁画斗法的场面和其他壁画的炫耀队伍行列的场面），追求外表上的丰富变化和画面上的热闹（如《朝元仙仗图卷》中繁复稠密的衣褶和人物动作与位置方向的多样，代替了人物形象的个性化的深入描写等）。
但有些宗教画和宗教雕塑宗教意识不强，而转向生活中的形象描写，可以算作世俗艺术的一部分了。
描写贵族生活的绘画比较流行，注重真实的具体的描写，能够通过瞬间的景象，具体地表现人与人之间的一定关系和在生活中的神情动态。肖像画仍是专门的技艺。
也有突破贵族生活的题材范围，而表现了农村生活和城市生活的，如《清明上河图》，可以作为此一时代现实主义艺术的标志，它与当时流行的市民文学的精神是一致的。
当时汉族与外族间的关系在绘画中也得到了反映。直接反映的如《中兴瑞应图》（萧照作）和《中兴四将》画像（刘松年作），间接反映的多寄寓于历史故事，如《伯夷叔齐采薇》、《昭君出塞》、《文姬归汉》、《便桥见虏》、《郭子仪见回纥》等。外族的生活也成为重要的绘画题材。
表现自然景物的山水画和花鸟画在宋代充分发展，成为中国古代绘画艺术中有特别重要地位的体裁。
山水画表现祖国山河的壮伟和优美，山川大地树木等因季节气候不同而呈现的丰富动人的变化，花鸟画中表现花卉禽兽的新鲜活泼的生命景象。这两种绘画体裁，虽是以自然界的事物为描写对象，但在宋代优秀画家的笔下不是单纯的自然事物的再现，其中体现着强烈的情感和有力的理想，对于观众能产生鼓舞的力量和提高精神生活的作用。
三、宋代绘画艺术技巧上有重要的创造，着重人物的精神状态及思想情绪的表现，着重山水花鸟的动人的美的意趣，围绕着阐明及突出主题的要求自由地而且灵活地组织画面，不受任何机械法则的支配，善于抓住对象外形特征进行提炼形象等等。宋代绘画艺术技巧的创造使中国绘画的样式特点逐渐形成，并日益增强了其从思想上及情感上影响人的力量。
作为表现手段的笔墨诸因素的艺术效果被宋代和元代的画家们真正体会到了。绘画艺术的魅力的一个不可忽视的方面被强调起来，这是中国绘画艺术成熟的现象之一。
宋代和元代的雕塑艺术的洗炼的造型是写实手法的理想的运用。
四、宋代一些士大夫和统治阶级中人直接从事绘画活动，对于绘画艺术的繁荣和提高在某一阶段上也有促进的作用。但是其重视经典中的历史题材和文学内容就有避开直接表现现实生活和来自现实生活的情感的倾向。并开始一种“游戏笔墨”的风尚。
宋代和元代士大夫画家在某一方面具有的特殊的艺术敏感，例如他们对于笔墨诸因素的艺术效果的重视与有意识的追求，也使绘画艺术有了新的表现，并为绘画技术积累了新的经验。
五、宋代美术（绘画、雕塑）、工艺所达到的高度水平是以当时社会中新的经济因素的发展为条件的。但附庸于士大夫阶级的生活正是这一时期各种艺术共同受到的封建社会的束缚。宋代和元代的美术，特别是元代的绘画说明，如果不能进一步突破这种束缚，美术的现实主义的发展的余地是很小的。
柴周的禁军统帅赵匡胤（宋太祖）在公元九六○年夺取政权，建立了宋朝。
北宋的工商业很发达。政府掌握了金、银、铜、铁等矿业的开采。造船技术很进步，能制十桅十帆，可搭乘四五百人，载重三十万斤，有隔水仓的大船，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船只。指南针开始用于航海。火药开始用于军事。印刷术已非常普遍，开始有了活字版印刷。政府和民间的丝织及陶瓷每年都有巨额的产量，并开拓了海内外的广大市场。商业繁盛的结果，大城市更兴盛起来，并且数目也增多了。特别是南宋到元朝，海外贸易的商港，如广州、泉州。商税是北宋和南宋政府的最大一种收入，宋神宗时全国商税每年一千万贯，光开封一处就可收入五十五万贯。货币流通需要量很大，金银普遍被当作了货币，并已开始发行纸币。宋代是封建商业发展的重要时期。
在对外关系上，北宋和南宋都是经常软弱无力的。北宋初年失去了收复燕云十六州的机会。辽国保持了长期威胁宋朝统治的优势地位。而且在陕甘一带这时又新兴起了夏国。北宋政府对于辽和西夏只是屈膝求和。
北宋中期，内外交困的局面使一部分比较开明的统治者要求变法改革。宋神宗赵顼和当时杰出的政治家王安石的新政策在公元一○六九年以后陆续实行，新法客观上符合农民和中小地主的利益，相对地压制了大官僚地主富商。但是这一斗争最后是失败了。而且后来演变成官僚集团争夺权利的斗争，完全失掉改革的意义。新旧党人的纷争一直延续到北宋灭亡。
公元十二世纪初，在契丹背后新兴起的女真族建立了“金”国。金兵在公元一一二五年灭辽后，开始南下，北宋朝廷无意抵抗，公元一一二七年金兵攻破了开封，掳走徽宗钦宗，开封被抢掠一空，这一中古时期作为政治、文化与经济中心的第一大城市遭到彻底的破坏。
康王赵构逃到南方，以杭州为都城建立南宋政权，他和秦桧反对抗金，对金屈膝求和，华北各地人民自己组织的义军和骁勇善战的爱国的军队共同进行的坚强抵抗遏止了金兵的攻势，岳飞就是抗金中的杰出的爱国将领代表。公元一一六一年金兵在采石之败是南北对峙稳定局面的开始。
江南地区在南宋时期得到进一步的开发。兴修水利，进行大规模的筑堤，并盛行圩田，大大扩大了耕地面积。但是这些改进的同时，土地兼并也在急速进行。
公元十三世纪初蒙古族的骑兵在成吉思汗的率领下勃然兴起成为一个震惊世界的力量。在几十年里，成吉思汗象暴风一般席卷欧亚两洲，公元一二七六年，南宋都城临安也陷落。
北方沦陷后，在辽金统治下，人民生活极为痛苦。农业和工商业显著的倒退，许多手工业工人沦于工奴的地位。欧亚之间，陆上和海上的交通大为畅通。许多西方人来到中国，其中有很多技艺人材，他们都起了促进中西文化交流的作用。
蒙古族建立的元朝统治下，人民的反抗始终未停止过。初期反元的暴动和起义，虽广泛然而分散，地区多在江南。但经过长期斗争，起义日渐扩大，并日益向北方发展。到公元一三五一年便汇合而形成以红巾军为主导的大起义，而导致元朝统治的被推翻。
宋代统治的三百年之间，科学技术有巨大的进步，并出现系统的科学著作，例如建筑学的《营造法式》，药物学的《本草》，兵器制造学的《武经总要》等。
道教在宋代得到发展，并最后形成其诡异的庞杂的体系。北宋时期，从宋太宗赵匡义到徽宗赵佶，不断兴修道观，大事靡费。在南宋时期，道教流行于北方，并出现各种教派。这些新教派当时是反抗金人统治的一种组织；然而演变到元朝，则已变成统治者的工具。佛教自唐代开始的禅宗，成为最大的教派。禅宗特别着重内心的修善，提倡恬静朴素的生活和神秘的直觉。禅宗思想影响儒家哲学的结果产生了宋代的理学。理学是儒家思想进一步的玄学化。理学的大师，如北宋的程颐和南宋的朱熹，及其流派彼此之间因看法的分歧而相互怀有极深的成见，但其唯心论的基本观点和方法是一致的。理学的发展顺应了统治阶级巩固封建宗法的思想制度的需要。
在宋朝，适应社会经济的发展，出现了反映当时由商人要求的比较进步的功利主义思想（南宋的叶适、陈亮）和反映农民的朴素的平等思想的农村公社思想（北宋康与之，南宋邓牧）。
宋代文学中以“词”最为发达。有很多著名的词人和为人传诵的篇章，其中有缠绵悱恻的抒情小令，也有慷慨雄壮的或情致委婉的慢调，表现情感的范围比五代的词曲又有了扩大，宋元时代是戏曲小说发展的重要阶级。北宋时期开始在金朝中都（今北京）发展起来的“诸宫调”和“杂剧”、“散套小令”，在南宋的临安发展起来的“话本”、“小说”，在永嘉一带兴起的“南戏”都是中国文学史上的瑰宝。这些文学作品已不只是为皇帝官僚和士大夫阶级服务，并且也开拓为平民（商人、差吏、兵士、城市手工业者等）服务。
宋代美术中，宗教美术仍占一定的数量。文献记载依照帝王的要求几次大规模的修建道观，如：上清太平宫、玉清昭应宫、景灵宫、五岳观、宝箓宫等，这些宫观中皆有当时名手从事绘画、雕塑的工作。现存的宋、辽、金、元的建筑实例较前代丰富，其中有些尚保存得相当完整，可以具体说明中国古代建筑在技术和艺术上的成就。这些建筑物中也多有壁画和塑像，其中一部分还是未经重修的原状。辽、金地区及元代寺庙中的雕塑（泥塑或木雕）遗存对于了解古代雕塑有重大的价值。
宋代美术，由于继续了唐五代的风气，世俗的美术脱离了宗教的羁绊，而得到独立的发展。绘画的卷轴形式在宋代大大盛行起来。这些卷轴画中有一部分是由屏风及纨扇的装饰演变而来。宋代绘画活动的中心是皇家的画院，由于绘画已经成为一种手工业行业，市场的需要也刺激了绘画艺术的繁荣。
宋元时期的绘画发展大致可以分为五个阶段：①北宋初约一百年中，保持着五代的传统，花鸟画遵守黄筌的程式，山水画是传李成、范宽的衣钵。②熙宁元丰年间（公元一○六八—一一○○年）由于花鸟画家崔白和山水画家郭熙的出现而有了显著的新变化，由于扩大了表现范围，宋代的绘画在现实主义的道路上大大前进了一步。这时的画论著作（《林泉高致》和《图画见闻志》）中提出的主张，反映了创作实践上的新要求。③徽宗赵佶到南宋高宗赵构和孝宗赵昚（公元一一○一—一一八九年）是宫廷画院最活跃的时候，画家众多，在表现技巧上力求精能。④南宋的大部分是李唐、刘松年和马远、夏圭画风起支配作用的时期。⑤元朝的统治时期的绘画，最引人注目的是水墨山水的发展，特别是在笔墨技法上注重表现效果和绘画思想上轻视生活内容的倾向，元代的这一部分绘画造成了中国绘画史上的大转变。
宋代的工艺美术，正如当时各种手工业一样，在技术上和艺术上普遍的有所提高。而特别有突出的成就的是陶瓷工艺。宋元陶瓷的产地遍布各地，宋元陶瓷的优雅风格是世界工艺史上杰出的典型。
宋朝初年开始建立的“翰林图画院”，是绘画艺术继续繁荣的表现。宋代画院对于宋代绘画发展有一定的推动作用。重要的绘画活动都是围绕着画院进行的。
在社会中，如晚唐五代的情况一样，绘画成为一种有了固定地位的行业，并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而有所发展。汴梁（今开封）的相国寺庙会，大殿后，资圣门前就有与书籍并列的图画买卖；后廊有专门画像的生意。很多记载透露出绘画进入手工业、商业行列的事实，汴梁有一个画家刘宗道擅长画“照盆孩儿”，画得很巧妙，小孩用手指水盆中自己的影子，影子也指人。为了防止旁人模仿竞争，每一次创了新稿都是画成几百本以后，一次出售。汴梁也有的画家由于他们长于画小儿，就叫作“杜孩儿”；由于长于画宫室建筑，就叫“赵楼台”。汴梁有一个出名的美丽女子秦妙观，画家们画了她的像到各地去卖。汴梁是一个文化中心，图画和雕版书都被贩往各地；而也有从外地贩到汴梁来的。山西绛州的画家杨威，专画农村生活供应商贩，如果他知道来贩的商人是贩往汴梁，他就告诉他们到画院门前去卖，可以得到高价。北宋有名的山水画家燕文贵原来是军人，来到汴梁时候，在街道上出售自己的作品，从而引起注意。绘画作品的商品化是了解中古绘画艺术发展的一个关键，有待于深入的研究。
绘画进入手工业商业的行列，绘画作品的商品化（不是当作珍贵的雅玩或古董），比寺庙壁画更进一步与社会群众建立联系。直接以广泛的社会群众（包括劳动人民工商业者和统治阶级的下层，如士兵、胥吏等）为供应对象，势必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时社会群众的心理和情绪。
封建统治者是社会物质财富和文化财富的掠夺者。绘画就象人民创造的一切艺术品一样，也成为他们奢侈生活的点缀，除了适应他们生活上的需要以外，也相应反映他们的心理和情绪。在这样的动机下，北宋初沿袭了五代的旧制，并加以扩大，成立了画院。画院作品不可避免的反映了贵族生活的趣味，而进一步发展了贵族的美术。
画院的制度与一般工匠不同，绘画的工匠属于“八作司”（例如彩画建筑装饰画的工匠和一般的壁画工匠）。工匠们的报酬叫“食钱”，画院画家的报酬叫“俸值”。然而和一般士大夫也还不同。一般士大夫可以去作地方官，画院画家就没有资格。升级也有一定的限制。在服饰上（成为宋代一个多次讨论的问题），也有一定的限制。例如虽能象文官一样，穿绯色（四品）和紫色（五品）的官服，但不能象同等级的文官一样“佩鱼”（金质和银的鱼形装饰）。宋代画院画家地位是逐渐提高的，宋徽宗赵佶时期，画院制度又有新改变，成为科举制的一部分。
北宋初年，参加画院的画家来自西蜀和南唐的画家很多。西蜀画家在乾德三年（公元九六五年）随了孟昶来汴梁的有黄筌（不久即去世）、黄居采、黄惟亮、赵元长、夏侯延佑、袁仁厚、高文进、高怀节、高怀宝等人。南唐画家在开宝八年（公元九七五年）随李煜来汴梁的有王齐翰、周文矩、顾德谦、厉昭庆、徐崇嗣等。
中原一带有若干有名画家也被吸收入画院。王霭、高益、王道真等，都是人物画家，并擅长宗教壁画。
北宋初年的画院中，西蜀画家占重要地位，黄居采和高文进是中心人物。花鸟画方面，来自南唐的徐崇嗣，按照自己祖父徐熙的方法作画就受排挤，不得不改学黄家的画法。黄家的画风支配画院近百年之久。人物画方面，高文进也很专断。史载王士元画一张《武王誓师独夫崇饮图》，很受观众称赞，汴梁很多人每天到挂画的孙四皓家去看。孙四皓是汴梁一个有名的好画、好客的人，也是赵匡胤的亲戚，孙家也聚集了很多画家。孙四皓把王士元的这幅画献到皇家，高文进故意定为下品，把王士元气走。
宋太宗赵匡义也进行搜访古今名画。在太平兴国年间（公元九七六——九八二年）下令天下郡县进行搜集，由黄居采和高文进负责鉴定工作。端拱元年（公元九八八年）在崇文院的中堂设立“秘阁”作为贮藏的地方。
赵匡义对于绘画很有兴致。除了设立画院和秘阁两事以外，他还撰了一部《名画断》，是按照唐朝一部同名的书的体例编撰的，而成为它的续编，包括画家一百零三人的姓名，此书现已佚。
二、人物画的创作活动
在北宋时代有多次大规模绘制宗教壁画的活动，这些活动都是以画院为中心，而且是画院画家的主要任务的一部分。现在只举画大相国寺和画玉清昭应宫为例。
大相国寺是汴梁最大的一个庙，有六十余院，是个社会活动的中心。庙会每月开放五次，进行各种日用杂物的交易，异常热闹。
自唐代以来，大相国寺就保存了很多艺术名迹，如吴道子画的文殊和维摩、车道政画的毗沙门天王、名匠王温装銮的弥勒像、名匠李秀刻的大殿障日板等，共称“相蓝十绝”。北宋初年名画家高益在重修庙宇的时候进行了壁画。大相国寺后来再重修的时候藏在皇家的高益的旧底本就成重绘的根据。一次重修是高文进、王道真、李用及和李象坤等名画手参加的。又一次重修是在治平二年（公元一○六五年）大水之后，治平二年因为多雨，汴河涨水造成水灾，大相国寺墙壁浸坍了很多，水退后只保存下高、王、二李等人所作的四幅。进行重绘时，崔白和李元济参加了工作。——从高益、高文进到崔白、李元济，屡次参加大相国寺绘制壁画工作的都是当时第一流的名手。
从这些壁画名称上可以看出一部分壁画的内容。
高益画“阿育王变相”“炽盛光佛降九曜”就是有小幅底本收藏下来的。大水未毁的四堵是：王道真画“给孤独长者买只陀太子园因缘”、“志公变”、“十二面观音像”，李用及和李象坤合画“牢度差斗圣变相”和高文进画“大降魔变”。相国寺大殿的壁画，左壁是“炽盛光佛降九曜鬼百戏”，右壁是“佛降鬼子母建立殿庭乐部马队之类”。
这些变相大多是园林、斗法、降魔、乐部马队、百戏，十一面观音，总之，是炫示一些热闹场面。
这些壁画中明显的有真实的生活素材。宋太宗赵匡义很嘉许高益画“阿育王变相”中的战争场面，以为高益了解军事。高益画的乐队，其中弹琵琶的拨下弦，但另外管乐器都在奏四字，琵琶四字在上弦，懂音乐的人解释琵琶是拨过才有声，拨下弦表示发声的正是四字所在的弦。
玉清昭应宫是宋真宗赵恒为掩饰自己对外战争的失败而修建的。
修建“玉清昭应宫”以贮藏“天书”，并供奉玉皇、圣祖（捏造的赵氏祖先——赵玄朗）、太祖（赵匡胤）、太宗（赵匡义），规模宏伟，原计划要十五年修成。但修筑时，昼夜不停，夜间则燃烛施工，所以只用了七年。
为了修筑玉清昭应宫，召募各地有名的画家就超过了三千人，经过考试入选的是武宗元、王拙二人为首的百余人，高文进、王道真、燕文贵也都参加。
关于玉清昭应宫壁画的具体内容和表现，由于材料缺乏，所知甚少。但传说张昉画三清殿天女奏音乐像、丈余人物，不用起稿，奋笔立就。王拙曾画五百灵官、众天女朝元等图，这些场面宏大、人物形象众多的壁画，反映了当时绘画所达到的水平。
玉清昭应宫在天圣七年（公元一○二九年）遭雷击起火，除二殿外全部焚毁。
自玉清昭应宫的修筑开始，北宋有一系列的道教宫观的修筑。大中祥符五年又修景灵宫，供奉所谓赵氏先祖，成为神仙的“圣祖”。到宋徽宗赵佶时期筑五岳观、宝箓宫等都是崇尚道教所致。
随着统治阶级的提倡和道教壁画的题材的多样化，道教壁画创作也活跃起来。北宋初年有名的人物画家，主要的都是道教壁画家和画院画家。如高益（世称大高待诏）、高文进（世称小高待诏）、王霭、武宗元、王拙等。画院外画家，如王拙、孙梦卿（世称孙吴生、孙脱壁）等。他们的作品大多是壁画，故不为当时评论家和收藏家所重视，因此他们在绘画史上不为人所注重。
当时的人物画家也多擅长肖像画。武宗元曾把赵匡义的像画在洛阳上清宫的三十六天帝的行列中间，引起赵恒的惊讶，这是把现实的人加以神化的突出例子之一。王霭曾奉命去江南偷画李煜的谋臣肖像，并且在定力院（赵匡胤未作皇帝以前住家的地方）画赵匡胤父母像作为纪念。牟谷、元霭和尚也都是赵匡胤左右，有水平的肖像画家。治平元年（公元一○六四年）在景灵宫孝严殿绘的壁画，可以作为北宋人物画方面的一件大事。孝严殿中一方面画了宋代开国的一些重要事件以表示歌颂；一方面画了宋仁宗赵祯朝的七十二名大臣的像，都是派人到每家绘写的。
北宋初年人物画的其他表现所知很少。有关风俗画的片段材料特别有重要的意义。
高元亨曾画《从驾两军角抵戏场图》，据说高元亨具体地描写了在观看这一紧张的运动比赛，群众的各种不同的神态：象墙壁一样四周围着，有坐有立，有翘脚探头，有互相攀扶、俯仰各种姿态，也有男女、老幼、贵贱、技艺、外族，及性别、年龄、阶级、身份和种族的不同。
燕文贵曾画《七夕夜市图》，描写汴梁城最繁华的街道的一部分——潘楼附近（金银彩帛交易的集中地，潘楼是汴梁最大的酒楼之一）七夕夜晚的世俗的热闹场景。
这两幅画从选择的题材方面看，描绘的是世俗生活，并作了详尽、复杂、认真、具体的描写。这两幅作品是宋代现实主义绘画的重要标志。
宋代宗教画保存下来的很少，以卷轴画形式保存下来的壁画稿本。最有名的是武宗元的《朝元仙仗图卷》。此图卷另一稿本，称为宋人《八十七神仙图卷》（图236、237）
《朝元仙仗图卷》描绘五方帝君中的三个帝君，前往朝谒天上的最高统治者时的队仗行列。这个行列应该是由八十八个神仙组成（《朝元仙仗图卷》缺最后一名神仙，《八十七神仙图卷》则缺最前一名神将）。八十八个神仙，共四种类型：三个帝君（头上有圆光），八名武装神将，十名男神仙，六十七名女仙（这些女仙中有玉女，也有金童，但都作女装）。四种类型人物形象都是按照一定的理想的特点描绘的，所以大多数都缺乏具体性。但十名男神仙的形象，却可以看出在追求个性的特点。对全部人物行列勾绘了稠密重叠的衣褶，并且尽量变化着头饰、仪仗和六十七个仙女的姿态。这些变化产生了形式上的丰富和华丽的效果，努力避免单调的感觉。全卷人物神态和在风中飘动的旙旗、裙裾、飘带、花枝，一面行进一面飘动的感觉得到完整和统一的效果。
武宗元（公元？——一○五○年）是北宋时代重要的宗教画家，被认为可以和吴道子相比。他的画迹除了上面已经涉及的以外，洛阳南宫三圣宫东壁十尊丈余高的太一神，以及龙兴寺（许昌）、嵩岳庙、中岳天封观等处壁画都负盛誉。
道教画以现实生活的描写代替超人间的神仙世界的描写。称为《护法天王图卷》的稿本和称为《西岳降灵图卷》的稿本，描绘了各种形形色色人物，包括贵族及其眷属随从，甚至市井中的商人、乞丐、渔父、玩把戏的等等。在不同的程度上表现了各种人的特点。——道教画放手描写市井人物，因为道教相信神仙会隐迹在普通人群中间，可以具有普通人的外表。因而这样的道教画又具有了风俗画的特点。
三、李成、范宽及其他山水画家
李成和范宽的山水画在北宋初年，山水画艺术获得巩固的时期。
李成、范宽和关仝曾被北宋人认为是三个最有贡献的山水画的大画家。
李成（公元？—九六七年），字咸熙，营丘人。是唐朝宗室后裔，他家世为士大夫，生于五代时，没有入仕的机会。他对于诗歌有修养，而又擅长山水画，好饮酒，晚年好游历，他和汴梁相国寺东宋家药铺主相处甚好，铺门两壁画满了李成的山水画。
他的山水画，据《宣和画谱》的记述：“所画山林薮泽、平远险易，萦带曲折。飞流、危栈、绝涧、水石——风雨晦明、烟云雪雾之状，一皆吐其胸中，而写之笔下。”这里所强调的是他的山水画描写了山川地势和季节气候的丰富变化，富有感情的力量。画中展示的是一郁勃深沉的精神世界。
李成的作品《读碑窠石图》（其中人物是王晓画）画着一个驴背上的旅行者停在一座前代的石碑前面，正在仰头看碑，石碑附近围聚着几株枯劲的老树。着力地描绘的老树，表现出荒漠和严寒的季节的特征，这幅画的强烈的情感内容决定了它的艺术价值（图239）。
宋人无名的《小寒林图》，枯梢老槎，森耸郁深，得李成笔下的景与情，可以作为李成艺术成就的参考。
李成《寒林平野图轴》表现旷荡平原上，两树巨松挺立于面前，枝茎虬盘，针叶如网。两松之间作一转扭多节的古槎，枯枝如龙爪抓拏之势，树根拔于土外，枝干交错，盘屈纵横。古代艺术家画下了乔松古木含霜凌雪、挺立不拘的昂然英姿（图238）。
范宽，字中立，华原（今陕西耀县）人。一说他性情缓和，人称之为“范宽”。他的时代较李成略迟，仁宗天圣年间（公元一○二三—一○三一年）尚在。他的为人宽厚，好酒，不拘世俗。他的山水画艺术是在季成的影响下发展起来的，曾师法荆、关；但最后得助于终南山、太华山的真实的大自然。他曾说：“前人之法，未尝不近取诸物。吾与其师于人，未若师诸物也；吾与其师诸物者，未若师诸心。”他在创作之前，对景凝想，致力于情景合一的构思酝酿。当时人称他“为山传神”。
范宽的《溪山行旅图》是古代全景构图的水墨山水画的一件杰出作品。迎面矗立的雄浑的大山头，强烈的表现出大自然的雄伟气象。山涧，飞瀑如练，直落千仞。山下空蒙一片，衬托出小山岗上生满树木，树巅露出了楼阁。山脚下正有驮马从右方进入画面中来，如传来了得得的蹄声和潺潺的溪水的声音。这幅画表达对于祖国壮丽山河的赞美，非常有力。在构图技巧上，山下一片白雾，迷蒙莫测，以见山之远，而涌现于霄汉之外突兀的巨峰，山巅的茂林密叶和崖石皱纹历历清晰，又如近迫眉睫。这一既远又近的透视效果造成令人惊愕的景象（图240）。
范宽的《临流独坐图》是又一表现层峦叠嶂、千岩万壑的巨制。深郁的山坳间腾起弥漫浮动的云雾，吐吞变灭，更加强了忘身于万山之中的感觉。
北宋前期著名的山水画家还有燕文贵、高克明、许道宁、翟院深等人。
燕文贵创造了为人所称许的“燕家景致”。燕文贵（据《圣朝名画评》、《图画见闻志》作燕贵，《画继》作燕文季）吴兴人，原隶军籍。他有多方面的绘画才能，长于山水，并兼擅人物。太宗时期在街头上卖画时为高益所发现，邀他参加大相国寺的壁画工作，从事壁画间的山水树石。真宗时期，他也曾参加绘制玉清昭应宫的壁画。前面已经提到，他的《七夕夜市图》和《舶船渡海图》当时很受推重。他的山水画作品现存有《溪山楼观图》，也是大山大水的形式，峰峦耸峙，而在山下，半山及山上都有精工描绘的宏伟的楼阁宫室建筑（图241）。他的山势峥嵘的《烟岚水殿图卷》有以宏伟建筑物为山水点缀的特点。在他山水画中出现的似是仙府金阙的景象。他的主要活动年代是太宗端拱（公元九八八一九八九年）到真宗时期（公元九九八——一○二二年）正当道教和道教艺术趋于高潮的时期，燕文贵山水画中布置的神仙府阙也是很自然的。
高克明是和燕文贵同时而
一、宋代绘画为中国绘画艺术发展的高峰，其巨大价值在于丰富艺术表现的手法，运用提炼精粹而纯熟的描绘技术，直接并间接地反映了现实生活。在历史上宋代的绘画（和明清的版画）在内容的现实性表现的艺术性方面比较最接近人民群众的爱好与要求。
宋元时期的雕塑作品中，唐代那样的理想成分减少了，生活的气息加强了。写实能力有显著的提高，但保持了造型的洗炼。
宋元时期的工艺美术是明清工艺的前驱。宋瓷的造型、装饰及其统一的效果成为工艺史上的独特的典型。
二、在绘画艺术的范围内：
宗教画的发展已经停顿。特点是藉世俗性的热闹场面以提高吸引观众的力量（如开封大相国寺壁画斗法的场面和其他壁画的炫耀队伍行列的场面），追求外表上的丰富变化和画面上的热闹（如《朝元仙仗图卷》中繁复稠密的衣褶和人物动作与位置方向的多样，代替了人物形象的个性化的深入描写等）。
但有些宗教画和宗教雕塑宗教意识不强，而转向生活中的形象描写，可以算作世俗艺术的一部分了。
描写贵族生活的绘画比较流行，注重真实的具体的描写，能够通过瞬间的景象，具体地表现人与人之间的一定关系和在生活中的神情动态。肖像画仍是专门的技艺。
也有突破贵族生活的题材范围，而表现了农村生活和城市生活的，如《清明上河图》，可以作为此一时代现实主义艺术的标志，它与当时流行的市民文学的精神是一致的。
当时汉族与外族间的关系在绘画中也得到了反映。直接反映的如《中兴瑞应图》（萧照作）和《中兴四将》画像（刘松年作），间接反映的多寄寓于历史故事，如《伯夷叔齐采薇》、《昭君出塞》、《文姬归汉》、《便桥见虏》、《郭子仪见回纥》等。外族的生活也成为重要的绘画题材。
表现自然景物的山水画和花鸟画在宋代充分发展，成为中国古代绘画艺术中有特别重要地位的体裁。
山水画表现祖国山河的壮伟和优美，山川大地树木等因季节气候不同而呈现的丰富动人的变化，花鸟画中表现花卉禽兽的新鲜活泼的生命景象。这两种绘画体裁，虽是以自然界的事物为描写对象，但在宋代优秀画家的笔下不是单纯的自然事物的再现，其中体现着强烈的情感和有力的理想，对于观众能产生鼓舞的力量和提高精神生活的作用。
三、宋代绘画艺术技巧上有重要的创造，着重人物的精神状态及思想情绪的表现，着重山水花鸟的动人的美的意趣，围绕着阐明及突出主题的要求自由地而且灵活地组织画面，不受任何机械法则的支配，善于抓住对象外形特征进行提炼形象等等。宋代绘画艺术技巧的创造使中国绘画的样式特点逐渐形成，并日益增强了其从思想上及情感上影响人的力量。
作为表现手段的笔墨诸因素的艺术效果被宋代和元代的画家们真正体会到了。绘画艺术的魅力的一个不可忽视的方面被强调起来，这是中国绘画艺术成熟的现象之一。
宋代和元代的雕塑艺术的洗炼的造型是写实手法的理想的运用。
四、宋代一些士大夫和统治阶级中人直接从事绘画活动，对于绘画艺术的繁荣和提高在某一阶段上也有促进的作用。但是其重视经典中的历史题材和文学内容就有避开直接表现现实生活和来自现实生活的情感的倾向。并开始一种“游戏笔墨”的风尚。
宋代和元代士大夫画家在某一方面具有的特殊的艺术敏感，例如他们对于笔墨诸因素的艺术效果的重视与有意识的追求，也使绘画艺术有了新的表现，并为绘画技术积累了新的经验。
五、宋代美术（绘画、雕塑）、工艺所达到的高度水平是以当时社会中新的经济因素的发展为条件的。但附庸于士大夫阶级的生活正是这一时期各种艺术共同受到的封建社会的束缚。宋代和元代的美术，特别是元代的绘画说明，如果不能进一步突破这种束缚，美术的现实主义的发展的余地是很小的。
柴周的禁军统帅赵匡胤（宋太祖）在公元九六○年夺取政权，建立了宋朝。
北宋的工商业很发达。政府掌握了金、银、铜、铁等矿业的开采。造船技术很进步，能制十桅十帆，可搭乘四五百人，载重三十万斤，有隔水仓的大船，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船只。指南针开始用于航海。火药开始用于军事。印刷术已非常普遍，开始有了活字版印刷。政府和民间的丝织及陶瓷每年都有巨额的产量，并开拓了海内外的广大市场。商业繁盛的结果，大城市更兴盛起来，并且数目也增多了。特别是南宋到元朝，海外贸易的商港，如广州、泉州。商税是北宋和南宋政府的最大一种收入，宋神宗时全国商税每年一千万贯，光开封一处就可收入五十五万贯。货币流通需要量很大，金银普遍被当作了货币，并已开始发行纸币。宋代是封建商业发展的重要时期。
在对外关系上，北宋和南宋都是经常软弱无力的。北宋初年失去了收复燕云十六州的机会。辽国保持了长期威胁宋朝统治的优势地位。而且在陕甘一带这时又新兴起了夏国。北宋政府对于辽和西夏只是屈膝求和。
北宋中期，内外交困的局面使一部分比较开明的统治者要求变法改革。宋神宗赵顼和当时杰出的政治家王安石的新政策在公元一○六九年以后陆续实行，新法客观上符合农民和中小地主的利益，相对地压制了大官僚地主富商。但是这一斗争最后是失败了。而且后来演变成官僚集团争夺权利的斗争，完全失掉改革的意义。新旧党人的纷争一直延续到北宋灭亡。
公元十二世纪初，在契丹背后新兴起的女真族建立了“金”国。金兵在公元一一二五年灭辽后，开始南下，北宋朝廷无意抵抗，公元一一二七年金兵攻破了开封，掳走徽宗钦宗，开封被抢掠一空，这一中古时期作为政治、文化与经济中心的第一大城市遭到彻底的破坏。
康王赵构逃到南方，以杭州为都城建立南宋政权，他和秦桧反对抗金，对金屈膝求和，华北各地人民自己组织的义军和骁勇善战的爱国的军队共同进行的坚强抵抗遏止了金兵的攻势，岳飞就是抗金中的杰出的爱国将领代表。公元一一六一年金兵在采石之败是南北对峙稳定局面的开始。
江南地区在南宋时期得到进一步的开发。兴修水利，进行大规模的筑堤，并盛行圩田，大大扩大了耕地面积。但是这些改进的同时，土地兼并也在急速进行。
公元十三世纪初蒙古族的骑兵在成吉思汗的率领下勃然兴起成为一个震惊世界的力量。在几十年里，成吉思汗象暴风一般席卷欧亚两洲，公元一二七六年，南宋都城临安也陷落。
北方沦陷后，在辽金统治下，人民生活极为痛苦。农业和工商业显著的倒退，许多手工业工人沦于工奴的地位。欧亚之间，陆上和海上的交通大为畅通。许多西方人来到中国，其中有很多技艺人材，他们都起了促进中西文化交流的作用。
蒙古族建立的元朝统治下，人民的反抗始终未停止过。初期反元的暴动和起义，虽广泛然而分散，地区多在江南。但经过长期斗争，起义日渐扩大，并日益向北方发展。到公元一三五一年便汇合而形成以红巾军为主导的大起义，而导致元朝统治的被推翻。
宋代统治的三百年之间，科学技术有巨大的进步，并出现系统的科学著作，例如建筑学的《营造法式》，药物学的《本草》，兵器制造学的《武经总要》等。
道教在宋代得到发展，并最后形成其诡异的庞杂的体系。北宋时期，从宋太宗赵匡义到徽宗赵佶，不断兴修道观，大事靡费。在南宋时期，道教流行于北方，并出现各种教派。这些新教派当时是反抗金人统治的一种组织；然而演变到元朝，则已变成统治者的工具。佛教自唐代开始的禅宗，成为最大的教派。禅宗特别着重内心的修善，提倡恬静朴素的生活和神秘的直觉。禅宗思想影响儒家哲学的结果产生了宋代的理学。理学是儒家思想进一步的玄学化。理学的大师，如北宋的程颐和南宋的朱熹，及其流派彼此之间因看法的分歧而相互怀有极深的成见，但其唯心论的基本观点和方法是一致的。理学的发展顺应了统治阶级巩固封建宗法的思想制度的需要。
在宋朝，适应社会经济的发展，出现了反映当时由商人要求的比较进步的功利主义思想（南宋的叶适、陈亮）和反映农民的朴素的平等思想的农村公社思想（北宋康与之，南宋邓牧）。
宋代文学中以“词”最为发达。有很多著名的词人和为人传诵的篇章，其中有缠绵悱恻的抒情小令，也有慷慨雄壮的或情致委婉的慢调，表现情感的范围比五代的词曲又有了扩大，宋元时代是戏曲小说发展的重要阶级。北宋时期开始在金朝中都（今北京）发展起来的“诸宫调”和“杂剧”、“散套小令”，在南宋的临安发展起来的“话本”、“小说”，在永嘉一带兴起的“南戏”都是中国文学史上的瑰宝。这些文学作品已不只是为皇帝官僚和士大夫阶级服务，并且也开拓为平民（商人、差吏、兵士、城市手工业者等）服务。
宋代美术中，宗教美术仍占一定的数量。文献记载依照帝王的要求几次大规模的修建道观，如：上清太平宫、玉清昭应宫、景灵宫、五岳观、宝箓宫等，这些宫观中皆有当时名手从事绘画、雕塑的工作。现存的宋、辽、金、元的建筑实例较前代丰富，其中有些尚保存得相当完整，可以具体说明中国古代建筑在技术和艺术上的成就。这些建筑物中也多有壁画和塑像，其中一部分还是未经重修的原状。辽、金地区及元代寺庙中的雕塑（泥塑或木雕）遗存对于了解古代雕塑有重大的价值。
宋代美术，由于继续了唐五代的风气，世俗的美术脱离了宗教的羁绊，而得到独立的发展。绘画的卷轴形式在宋代大大盛行起来。这些卷轴画中有一部分是由屏风及纨扇的装饰演变而来。宋代绘画活动的中心是皇家的画院，由于绘画已经成为一种手工业行业，市场的需要也刺激了绘画艺术的繁荣。
宋元时期的绘画发展大致可以分为五个阶段：①北宋初约一百年中，保持着五代的传统，花鸟画遵守黄筌的程式，山水画是传李成、范宽的衣钵。②熙宁元丰年间（公元一○六八—一一○○年）由于花鸟画家崔白和山水画家郭熙的出现而有了显著的新变化，由于扩大了表现范围，宋代的绘画在现实主义的道路上大大前进了一步。这时的画论著作（《林泉高致》和《图画见闻志》）中提出的主张，反映了创作实践上的新要求。③徽宗赵佶到南宋高宗赵构和孝宗赵昚（公元一一○一—一一八九年）是宫廷画院最活跃的时候，画家众多，在表现技巧上力求精能。④南宋的大部分是李唐、刘松年和马远、夏圭画风起支配作用的时期。⑤元朝的统治时期的绘画，最引人注目的是水墨山水的发展，特别是在笔墨技法上注重表现效果和绘画思想上轻视生活内容的倾向，元代的这一部分绘画造成了中国绘画史上的大转变。
宋代的工艺美术，正如当时各种手工业一样，在技术上和艺术上普遍的有所提高。而特别有突出的成就的是陶瓷工艺。宋元陶瓷的产地遍布各地，宋元陶瓷的优雅风格是世界工艺史上杰出的典型。
宋朝初年开始建立的“翰林图画院”，是绘画艺术继续繁荣的表现。宋代画院对于宋代绘画发展有一定的推动作用。重要的绘画活动都是围绕着画院进行的。
在社会中，如晚唐五代的情况一样，绘画成为一种有了固定地位的行业，并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而有所发展。汴梁（今开封）的相国寺庙会，大殿后，资圣门前就有与书籍并列的图画买卖；后廊有专门画像的生意。很多记载透露出绘画进入手工业、商业行列的事实，汴梁有一个画家刘宗道擅长画“照盆孩儿”，画得很巧妙，小孩用手指水盆中自己的影子，影子也指人。为了防止旁人模仿竞争，每一次创了新稿都是画成几百本以后，一次出售。汴梁也有的画家由于他们长于画小儿，就叫作“杜孩儿”；由于长于画宫室建筑，就叫“赵楼台”。汴梁有一个出名的美丽女子秦妙观，画家们画了她的像到各地去卖。汴梁是一个文化中心，图画和雕版书都被贩往各地；而也有从外地贩到汴梁来的。山西绛州的画家杨威，专画农村生活供应商贩，如果他知道来贩的商人是贩往汴梁，他就告诉他们到画院门前去卖，可以得到高价。北宋有名的山水画家燕文贵原来是军人，来到汴梁时候，在街道上出售自己的作品，从而引起注意。绘画作品的商品化是了解中古绘画艺术发展的一个关键，有待于深入的研究。
绘画进入手工业商业的行列，绘画作品的商品化（不是当作珍贵的雅玩或古董），比寺庙壁画更进一步与社会群众建立联系。直接以广泛的社会群众（包括劳动人民工商业者和统治阶级的下层，如士兵、胥吏等）为供应对象，势必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时社会群众的心理和情绪。
封建统治者是社会物质财富和文化财富的掠夺者。绘画就象人民创造的一切艺术品一样，也成为他们奢侈生活的点缀，除了适应他们生活上的需要以外，也相应反映他们的心理和情绪。在这样的动机下，北宋初沿袭了五代的旧制，并加以扩大，成立了画院。画院作品不可避免的反映了贵族生活的趣味，而进一步发展了贵族的美术。
画院的制度与一般工匠不同，绘画的工匠属于“八作司”（例如彩画建筑装饰画的工匠和一般的壁画工匠）。工匠们的报酬叫“食钱”，画院画家的报酬叫“俸值”。然而和一般士大夫也还不同。一般士大夫可以去作地方官，画院画家就没有资格。升级也有一定的限制。在服饰上（成为宋代一个多次讨论的问题），也有一定的限制。例如虽能象文官一样，穿绯色（四品）和紫色（五品）的官服，但不能象同等级的文官一样“佩鱼”（金质和银的鱼形装饰）。宋代画院画家地位是逐渐提高的，宋徽宗赵佶时期，画院制度又有新改变，成为科举制的一部分。
北宋初年，参加画院的画家来自西蜀和南唐的画家很多。西蜀画家在乾德三年（公元九六五年）随了孟昶来汴梁的有黄筌（不久即去世）、黄居采、黄惟亮、赵元长、夏侯延佑、袁仁厚、高文进、高怀节、高怀宝等人。南唐画家在开宝八年（公元九七五年）随李煜来汴梁的有王齐翰、周文矩、顾德谦、厉昭庆、徐崇嗣等。
中原一带有若干有名画家也被吸收入画院。王霭、高益、王道真等，都是人物画家，并擅长宗教壁画。
北宋初年的画院中，西蜀画家占重要地位，黄居采和高文进是中心人物。花鸟画方面，来自南唐的徐崇嗣，按照自己祖父徐熙的方法作画就受排挤，不得不改学黄家的画法。黄家的画风支配画院近百年之久。人物画方面，高文进也很专断。史载王士元画一张《武王誓师独夫崇饮图》，很受观众称赞，汴梁很多人每天到挂画的孙四皓家去看。孙四皓是汴梁一个有名的好画、好客的人，也是赵匡胤的亲戚，孙家也聚集了很多画家。孙四皓把王士元的这幅画献到皇家，高文进故意定为下品，把王士元气走。
宋太宗赵匡义也进行搜访古今名画。在太平兴国年间（公元九七六——九八二年）下令天下郡县进行搜集，由黄居采和高文进负责鉴定工作。端拱元年（公元九八八年）在崇文院的中堂设立“秘阁”作为贮藏的地方。
赵匡义对于绘画很有兴致。除了设立画院和秘阁两事以外，他还撰了一部《名画断》，是按照唐朝一部同名的书的体例编撰的，而成为它的续编，包括画家一百零三人的姓名，此书现已佚。
二、人物画的创作活动
在北宋时代有多次大规模绘制宗教壁画的活动，这些活动都是以画院为中心，而且是画院画家的主要任务的一部分。现在只举画大相国寺和画玉清昭应宫为例。
大相国寺是汴梁最大的一个庙，有六十余院，是个社会活动的中心。庙会每月开放五次，进行各种日用杂物的交易，异常热闹。
自唐代以来，大相国寺就保存了很多艺术名迹，如吴道子画的文殊和维摩、车道政画的毗沙门天王、名匠王温装銮的弥勒像、名匠李秀刻的大殿障日板等，共称“相蓝十绝”。北宋初年名画家高益在重修庙宇的时候进行了壁画。大相国寺后来再重修的时候藏在皇家的高益的旧底本就成重绘的根据。一次重修是高文进、王道真、李用及和李象坤等名画手参加的。又一次重修是在治平二年（公元一○六五年）大水之后，治平二年因为多雨，汴河涨水造成水灾，大相国寺墙壁浸坍了很多，水退后只保存下高、王、二李等人所作的四幅。进行重绘时，崔白和李元济参加了工作。——从高益、高文进到崔白、李元济，屡次参加大相国寺绘制壁画工作的都是当时第一流的名手。
从这些壁画名称上可以看出一部分壁画的内容。
高益画“阿育王变相”“炽盛光佛降九曜”就是有小幅底本收藏下来的。大水未毁的四堵是：王道真画“给孤独长者买只陀太子园因缘”、“志公变”、“十二面观音像”，李用及和李象坤合画“牢度差斗圣变相”和高文进画“大降魔变”。相国寺大殿的壁画，左壁是“炽盛光佛降九曜鬼百戏”，右壁是“佛降鬼子母建立殿庭乐部马队之类”。
这些变相大多是园林、斗法、降魔、乐部马队、百戏，十一面观音，总之，是炫示一些热闹场面。
这些壁画中明显的有真实的生活素材。宋太宗赵匡义很嘉许高益画“阿育王变相”中的战争场面，以为高益了解军事。高益画的乐队，其中弹琵琶的拨下弦，但另外管乐器都在奏四字，琵琶四字在上弦，懂音乐的人解释琵琶是拨过才有声，拨下弦表示发声的正是四字所在的弦。
玉清昭应宫是宋真宗赵恒为掩饰自己对外战争的失败而修建的。
修建“玉清昭应宫”以贮藏“天书”，并供奉玉皇、圣祖（捏造的赵氏祖先——赵玄朗）、太祖（赵匡胤）、太宗（赵匡义），规模宏伟，原计划要十五年修成。但修筑时，昼夜不停，夜间则燃烛施工，所以只用了七年。
为了修筑玉清昭应宫，召募各地有名的画家就超过了三千人，经过考试入选的是武宗元、王拙二人为首的百余人，高文进、王道真、燕文贵也都参加。
关于玉清昭应宫壁画的具体内容和表现，由于材料缺乏，所知甚少。但传说张昉画三清殿天女奏音乐像、丈余人物，不用起稿，奋笔立就。王拙曾画五百灵官、众天女朝元等图，这些场面宏大、人物形象众多的壁画，反映了当时绘画所达到的水平。
玉清昭应宫在天圣七年（公元一○二九年）遭雷击起火，除二殿外全部焚毁。
自玉清昭应宫的修筑开始，北宋有一系列的道教宫观的修筑。大中祥符五年又修景灵宫，供奉所谓赵氏先祖，成为神仙的“圣祖”。到宋徽宗赵佶时期筑五岳观、宝箓宫等都是崇尚道教所致。
随着统治阶级的提倡和道教壁画的题材的多样化，道教壁画创作也活跃起来。北宋初年有名的人物画家，主要的都是道教壁画家和画院画家。如高益（世称大高待诏）、高文进（世称小高待诏）、王霭、武宗元、王拙等。画院外画家，如王拙、孙梦卿（世称孙吴生、孙脱壁）等。他们的作品大多是壁画，故不为当时评论家和收藏家所重视，因此他们在绘画史上不为人所注重。
当时的人物画家也多擅长肖像画。武宗元曾把赵匡义的像画在洛阳上清宫的三十六天帝的行列中间，引起赵恒的惊讶，这是把现实的人加以神化的突出例子之一。王霭曾奉命去江南偷画李煜的谋臣肖像，并且在定力院（赵匡胤未作皇帝以前住家的地方）画赵匡胤父母像作为纪念。牟谷、元霭和尚也都是赵匡胤左右，有水平的肖像画家。治平元年（公元一○六四年）在景灵宫孝严殿绘的壁画，可以作为北宋人物画方面的一件大事。孝严殿中一方面画了宋代开国的一些重要事件以表示歌颂；一方面画了宋仁宗赵祯朝的七十二名大臣的像，都是派人到每家绘写的。
北宋初年人物画的其他表现所知很少。有关风俗画的片段材料特别有重要的意义。
高元亨曾画《从驾两军角抵戏场图》，据说高元亨具体地描写了在观看这一紧张的运动比赛，群众的各种不同的神态：象墙壁一样四周围着，有坐有立，有翘脚探头，有互相攀扶、俯仰各种姿态，也有男女、老幼、贵贱、技艺、外族，及性别、年龄、阶级、身份和种族的不同。
燕文贵曾画《七夕夜市图》，描写汴梁城最繁华的街道的一部分——潘楼附近（金银彩帛交易的集中地，潘楼是汴梁最大的酒楼之一）七夕夜晚的世俗的热闹场景。
这两幅画从选择的题材方面看，描绘的是世俗生活，并作了详尽、复杂、认真、具体的描写。这两幅作品是宋代现实主义绘画的重要标志。
宋代宗教画保存下来的很少，以卷轴画形式保存下来的壁画稿本。最有名的是武宗元的《朝元仙仗图卷》。此图卷另一稿本，称为宋人《八十七神仙图卷》（图236、237）
《朝元仙仗图卷》描绘五方帝君中的三个帝君，前往朝谒天上的最高统治者时的队仗行列。这个行列应该是由八十八个神仙组成（《朝元仙仗图卷》缺最后一名神仙，《八十七神仙图卷》则缺最前一名神将）。八十八个神仙，共四种类型：三个帝君（头上有圆光），八名武装神将，十名男神仙，六十七名女仙（这些女仙中有玉女，也有金童，但都作女装）。四种类型人物形象都是按照一定的理想的特点描绘的，所以大多数都缺乏具体性。但十名男神仙的形象，却可以看出在追求个性的特点。对全部人物行列勾绘了稠密重叠的衣褶，并且尽量变化着头饰、仪仗和六十七个仙女的姿态。这些变化产生了形式上的丰富和华丽的效果，努力避免单调的感觉。全卷人物神态和在风中飘动的旙旗、裙裾、飘带、花枝，一面行进一面飘动的感觉得到完整和统一的效果。
武宗元（公元？——一○五○年）是北宋时代重要的宗教画家，被认为可以和吴道子相比。他的画迹除了上面已经涉及的以外，洛阳南宫三圣宫东壁十尊丈余高的太一神，以及龙兴寺（许昌）、嵩岳庙、中岳天封观等处壁画都负盛誉。
道教画以现实生活的描写代替超人间的神仙世界的描写。称为《护法天王图卷》的稿本和称为《西岳降灵图卷》的稿本，描绘了各种形形色色人物，包括贵族及其眷属随从，甚至市井中的商人、乞丐、渔父、玩把戏的等等。在不同的程度上表现了各种人的特点。——道教画放手描写市井人物，因为道教相信神仙会隐迹在普通人群中间，可以具有普通人的外表。因而这样的道教画又具有了风俗画的特点。
三、李成、范宽及其他山水画家
李成和范宽的山水画在北宋初年，山水画艺术获得巩固的时期。
李成、范宽和关仝曾被北宋人认为是三个最有贡献的山水画的大画家。
李成（公元？—九六七年），字咸熙，营丘人。是唐朝宗室后裔，他家世为士大夫，生于五代时，没有入仕的机会。他对于诗歌有修养，而又擅长山水画，好饮酒，晚年好游历，他和汴梁相国寺东宋家药铺主相处甚好，铺门两壁画满了李成的山水画。
他的山水画，据《宣和画谱》的记述：“所画山林薮泽、平远险易，萦带曲折。飞流、危栈、绝涧、水石——风雨晦明、烟云雪雾之状，一皆吐其胸中，而写之笔下。”这里所强调的是他的山水画描写了山川地势和季节气候的丰富变化，富有感情的力量。画中展示的是一郁勃深沉的精神世界。
李成的作品《读碑窠石图》（其中人物是王晓画）画着一个驴背上的旅行者停在一座前代的石碑前面，正在仰头看碑，石碑附近围聚着几株枯劲的老树。着力地描绘的老树，表现出荒漠和严寒的季节的特征，这幅画的强烈的情感内容决定了它的艺术价值（图239）。
宋人无名的《小寒林图》，枯梢老槎，森耸郁深，得李成笔下的景与情，可以作为李成艺术成就的参考。
李成《寒林平野图轴》表现旷荡平原上，两树巨松挺立于面前，枝茎虬盘，针叶如网。两松之间作一转扭多节的古槎，枯枝如龙爪抓拏之势，树根拔于土外，枝干交错，盘屈纵横。古代艺术家画下了乔松古木含霜凌雪、挺立不拘的昂然英姿（图238）。
范宽，字中立，华原（今陕西耀县）人。一说他性情缓和，人称之为“范宽”。他的时代较李成略迟，仁宗天圣年间（公元一○二三—一○三一年）尚在。他的为人宽厚，好酒，不拘世俗。他的山水画艺术是在季成的影响下发展起来的，曾师法荆、关；但最后得助于终南山、太华山的真实的大自然。他曾说：“前人之法，未尝不近取诸物。吾与其师于人，未若师诸物也；吾与其师诸物者，未若师诸心。”他在创作之前，对景凝想，致力于情景合一的构思酝酿。当时人称他“为山传神”。
范宽的《溪山行旅图》是古代全景构图的水墨山水画的一件杰出作品。迎面矗立的雄浑的大山头，强烈的表现出大自然的雄伟气象。山涧，飞瀑如练，直落千仞。山下空蒙一片，衬托出小山岗上生满树木，树巅露出了楼阁。山脚下正有驮马从右方进入画面中来，如传来了得得的蹄声和潺潺的溪水的声音。这幅画表达对于祖国壮丽山河的赞美，非常有力。在构图技巧上，山下一片白雾，迷蒙莫测，以见山之远，而涌现于霄汉之外突兀的巨峰，山巅的茂林密叶和崖石皱纹历历清晰，又如近迫眉睫。这一既远又近的透视效果造成令人惊愕的景象（图240）。
范宽的《临流独坐图》是又一表现层峦叠嶂、千岩万壑的巨制。深郁的山坳间腾起弥漫浮动的云雾，吐吞变灭，更加强了忘身于万山之中的感觉。
北宋前期著名的山水画家还有燕文贵、高克明、许道宁、翟院深等人。
燕文贵创造了为人所称许的“燕家景致”。燕文贵（据《圣朝名画评》、《图画见闻志》作燕贵，《画继》作燕文季）吴兴人，原隶军籍。他有多方面的绘画才能，长于山水，并兼擅人物。太宗时期在街头上卖画时为高益所发现，邀他参加大相国寺的壁画工作，从事壁画间的山水树石。真宗时期，他也曾参加绘制玉清昭应宫的壁画。前面已经提到，他的《七夕夜市图》和《舶船渡海图》当时很受推重。他的山水画作品现存有《溪山楼观图》，也是大山大水的形式，峰峦耸峙，而在山下，半山及山上都有精工描绘的宏伟的楼阁宫室建筑（图241）。他的山势峥嵘的《烟岚水殿图卷》有以宏伟建筑物为山水点缀的特点。在他山水画中出现的似是仙府金阙的景象。他的主要活动年代是太宗端拱（公元九八八一九八九年）到真宗时期（公元九九八——一○二二年）正当道教和道教艺术趋于高潮的时期，燕文贵山水画中布置的神仙府阙也是很自然的。
高克明是和燕文贵同时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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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个回答 2006-04-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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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隋、唐美术概述
隋朝(公元581—618年)统一全国，结束了两晋、南北朝三百多年来社会分裂、动荡不安的局面。随着经济的迅速恢复，新王朝的统治开始得到巩固。同时，陷王朝又开凿运河，贯通南北，加速着南北之间的经济、文化交流，从而也促进了文化艺术的繁荣。
隋代美术，是和政治、经济的稳固有着密切联系的。当时，南北的画家云集京师，互相影响，互相融合。主要的画家有展子虔、董伯仁和郑法士等数十人。隋代除了绘画、壁画之外，卷轴画已风行。展子虔的《游春图》，是目前我国保存最早的一幅山水卷轴画，可以代表当时山水画的面况展子虔的绘画成就卓著，他是唐以前杰出的大画家之一。
这一时期的绘画，起着从魏、晋、南北朝过渡到唐代的桥梁作用。
唐代，是我国封建社会的鼎盛时期。由于统治者实行了一定程度的缓和社会矛盾和促进社会生产发展的政策，封建经济很快得到恢复和发展。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安定，给文化艺术的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唐代的美术，在中国美术史上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尤其是绘画，不仅有鲜明的时代风格，而且具有别时代的意义。到了盛唐时期，人物、山水、花鸟、鬼神、鞍马、屋字等绘画，勃然兴起，各具异彩，不仅在中华大地上起了承前启后的作用，而且对东方各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中国文化在日本、朝鲜、越南等广为传播，不少国家派遣留学生来历朝学习绘画、雕刻、书法等艺术。与印度的关系也日益密切，玄类去印度取经，把中国的文化艺术也带到了印度。这种国际文化交流，对中国文化的发展不同程度地起了促进作用。因此，唐代的美术，在中国美术史上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这个时代的画家，至今有文献记载或有画迹可查的，约有四百人，真是人材辈出，各有千秋。其中突出的画家，有阎立本、李思训、吴道子、王维、曹霸、韩斡、韩滉、张萱、周昉、戴嵩、边鸾等，他们在诗、书、画等各个方面部取得了重大的成就，可谓艺绝当代，名闻遐迩。
当时绘画似已有分科，人物画的发展，更是蓬蓬勃勃。如吴道子对艺术形象的塑造，掌握了“守其神，专其一”的法则，达到‘窃眸欲语”之妙。由于他卓越的绘画成就，获得了“画圣”之誉。盛唐以后，人物画出现了新的画题，即所谓“绮罗人物”，不论是绘画或雕塑，都要求曲眉丰颊、体态肥胖的造型，瑰丽灿烂的色彩，细腻I：整的画风，“情性笑言”的神色，表现出封建贵族的妇女形象，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再现自然美的山水画和花乌画方面，也获得较大的发
展，不同风格的画家，竞相出现。有李思训父子的精工细描、金碧辉煌的青绿山水，王维的“诗中有画，画中有诗”的山水画，等等。此外，还出现一些擅长某一类题材，如画牛、马、鹰、鹤、龙等的画家。
唐代的壁画和雕塑，也呈现出中国佛教艺术最灿烂的时代面貌，不论在题材内容与表现形式上，都有新的发展。从壁画方面来看，石窟壁画较为丰富，如新疆拜城的克孜尔千佛洞，敦煌莫高窟和天水麦积山石窟，保存了隋至初唐、盛唐、中唐、晚唐各个时期的作品。除了佛教画之外，尚有人物、历史故事和山水、禽兽等。这些壁画中，以敦煌壁画最为丰富，规模也最宏大。在雕塑方面，佛教造像遍及全国，艺术风格更为写实、生动，充分体现出民族特点。在洛阳龙门石窟及敦煌莫高窟、天水麦积山等处，都有较多的唐代造像。雕塑到了唐代，已出现分工，不仅有泥塑造像、石雕、木雕，而且出现了刻楼、贴金等专业。唐代的彩塑，也进一步得到发展，手法更为写实。
唐代的绘画、雕塑艺术的辉煌成就，在中国美术史上起着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重大作用。末代的美术，就是在这一基础上继承发展，愈臻完善的。
游 春 图 隋 展子虔
《游春图》是我国现存著名画家作品中最古老的一件山水画卷，传为隋代展子虔所作。
展子虔，渤海(今山东阳信)人，一生经历了北齐、北周、隋三个朝代，曾为隋文帝所召，任朝散大夫、帐内都督等职，是隋代具有代表性的画家。展子虔擅长画楼阁、人马、山川。所作人物，描法甚纫，以色晕染，神采如生，意度具足，被著名画理家汤垕定评为“唐画之祖”(《画鉴》)。所作马匹，形神毕肖，立马有走势，卧马侧腹有腾骧起跃状，故唐代著名美术史论家张彦远在《历代名画记》中说：“展则车马为胜”。所作山水，触景留情，精妙绝伦，尤其是描绘山水的远近之势，有咫尺千里的意趣，蕴含着浓厚的诗意，诚如《宣和画谱》所称：“略与诗人同者也”。据史籍载，展子虔还是一位有名的壁画作者。他辗转大江南北，足迹遍于四方，曾在洛阳和长安的光明寺、灵宝寺、云华寺，江都(扬州)的东安寺，以及浙西、四川等地作过壁画，留下了不少画迹，甚至于到了商代尚有遗存。但由于历经水患兵火之灾，展子虔的作品散失惨重，到了明代便难以见到了。所以，董其昌把《游春图》视为“世所罕见”之墨宝，詹景风把《游春图》当作稀世之“奇宝”，都不是没有原因的。这正说明《游春图》不仅有其本身的高度艺术成就，而且对我国传统山水画的发展历史，具有补苴罅漏的珍贵价值。
《游春图》为大青绿着色绢本画卷，宋徽宗赵佶题签。全团描绘官贵士人在风和日丽、春色宜人的季节，到都城郊野“踏青”的游乐生活情景。画面右上半部分给以大片山石树林，一条湖堤小径婉蜒曲折地仲入山间幽谷，山下是“桃路李径花未残”，山上是“层青峻碧草树腾”，充满翠蝴葱茧的浓郁春意。人们或策马纵游，或伫立观赏。所画四马，一为前导缓行，二为昂首疾步，三为扬蹄奔跑，四为垂头迫逼，神态各异，虎虎如生，为乎远静穆的胜境增添了蓬发生机，起到了以动写静，而倍增其幽静的良好艺术效果，不仅显示了画家画马的艺术功力，而且表现了画家构图、点景和立意的才华。隔水相应的是左下角的山林屋字，在湖畔草地上，有两人伫立观望湖面的春满轻浪，其闲情逸志，自若如意。画面中段设以大片水色，由近及远，水天弥漫。在波光激荡的湖面上，一艘华丽的游艇随波荡漾，中有三女子正纵目四野，陶醉于明丽的湖光山色，留连忘返。在用笔设色上，《游春图》以青绿勾填法描绘山川、人物、树石，并直接用青绿浦 石徐染，不加破所，因而使画面达到了轻重有致，粗细自然，明暗间出的艺术效果，显示出富丽堂皇的古拙美，对渲染画面气氛，深化画意，都起了恰到好处的作用。后人对《游春图》颇为赞赏，为其所作的诗跋有多种。其中元人有题诗云：“暖风吹浪生鱼鳞，画图仿佛西湖春。锦鞯诗人两相逐，碧山桃杏霞初匀。粉堦朱槛眼欲醉，垂杨浅试翛蛾颦。人间别自有蓬岛，仙源之说元非真。危桥凌空路欲转，飞流直下烟迷津。画船也有诗兴好，蝉娟未必飞梁尘。两翁隔水俯晴绿，韶老似酒融芳晨。望中白云无变态，我欲乘风听松獭。落花出洞世岂知，瑶池池上春干载。”这对《游春图》画面内容和深刻含意的揭示，可以说是“点睛”之笔。
《游春图》是我国早期山水画处在演变阶段的一幅重要绘画作品。它在山水画形式格局方面的突破，对我国山水画趋向独立画科的发展，起了重大的推进作用。魏、晋、南北朝时期，传统绘画中的山水，是作为人物故事画的陪衬出现在画面的。那时的画家作画，都把人物屋宇画得很大，把山水树石点缀得很小，客观物体之间没有自然的比例关系，所以人物虽画得极其妙绝，山水则往往粗成而已，古人称之为“人大于山”、“水不容泛”。展子虔的《游春图》，在透视关系的处理上，已开始注意客观物体之间远近、高低、大小的一般关系和深度层次，把山水画发展成较为合乎比例关系的新格局。这件作品以自然景物为主，点景人物为辅，配以殿阁舟桥的崭新面貌，与隋代以前那种群峰之势“若钢饰犀相”、流水之状“不容泛”、树石成“列植之状”、“若伸臂布指”的山水之作相比较，当为一大进步。它的出现，标志着先代山水画的椎拙阶段已经结束，“青绿重彩，工细巧整”的较为完整的山水画创作逐渐开始。
展子虔是一位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画家。他的山水画风格为唐代李思训、李昭道父子所宗，对后世影响颇大，而《游春图》历来被评家视为“开青绿山水之源”的重要作品，在山水画发展史上具有奠基的意义。
龙门石刻大佛 唐
在河南省洛阳市南郊十二公里处，有一条河流叫伊水。它两岸青山对峙，形成一座天然门阙，古称伊阙，又叫龙门。唐代大诗人白居易称赞说：“洛都四郊山水之胜，龙门首焉。”
可是，龙门之所以为世所瞩目，倒不在于风景秀丽，而在于雕刻艺术。伊水两岸石窟星罗棋布，在南北长达一千米的石灰岩峭壁上，迄今还保存有历代大小窟龛二干一百零二个，大小造像九万七千余尊。这个石窟群与甘肃敦煌莫高窟、山西大同云冈石窟齐名，号称我国“三大石窟”。
洛阳是我国历史上许多朝代的首都，又是佛教传入我国后建立第一座寺庙(白马寺)的地方。龙门石窟的开凿以及它的繁荣，和它地处京畿、佛教兴盛有关。公元五世纪下半叶，在北魏拓跋族统治者中，出了一位酷爱汉族文化的皇帝——孝文帝元宏(公元467—499年)，他在许多方面实施了汉化改革，把自己的姓也改成汉姓。为了更便于统治全境和进一步学习南朝的正统汉文化，公元494年，他将首都从偏远的平城(今山西大同)迁到洛阳。就在迁都前后，龙门开始出现凿窟造像活动，不久即取代云冈石窟，成为北魏造像活动中心。
龙门的北魏造像，标志着中国北方佛教雕塑汉族化的新阶段。以云冈为代表的早期造像所包含的外来因素，被强大的汉族艺术传统融和消化了，汉化政策是这一变化的重要推动力。佛像穿着宽衣博带的汉式服装，秀骨清相，面带温文尔雅的神情与亲切蔼然的微笑，通体散发着汉族贵族文化特有的典雅气息。这一以龙门为代表的新的造像样式，风行了北魏全境，在现存许多北魏石窟中，均可见到。
北魏是龙门造像的第一个高峰期，顶峰却在一百多年以后的唐代。继北魏之后，东魏、西魏、北齐、北周、隋、唐历代都在龙门营造石窟，至北宋初期才更然而止，前后长达四百余年。
洛阳是唐朝的东都，龙门的营造活动在初、盛唐时达到了高潮。雄踞峰颠的代表作，便是这里介绍的奉先寺卢舍那大佛像。像高17．14米，头高4米，耳长1．9米。双手与腿部已毁，但丝毫无损于它的磅赌气势。佛像头部圆满秀丽，既有男子汉的庄严，又略带女性的慈和，下视的眼神透出威武与英睿，微翘的唇角显得尊贵与严峻。这不是一具普渡众生、慈悲为怀的宗教偶像，而是被高度美化了的大唐帝国高居九重的帝王化身。据记载，这尊大佛像以及同窟左右胁侍护法供养人十一尊，是唐高宗李治(公元649—683年在位)在咸亨三年(672年)下救，武则天(公元624—705年)资助两万贯脂粉钱开凿，至上元二年(675年)完成的。执掌了国柄的武则天，为了替自己歌功颂德，树碑立传，不遗余力地建寺造像，龙门奉先寺大佛只是一例。工程的主要负责人是和尚，象北魏云冈石窟主持人昙曜一样，也善能阿谀上意，以佛像模拟美化统治者。据考证，武则天“方额广颐”，卢舍那大佛的头部基本形状和女性气质，不是只同她巧合而己。
不过，对武则天的评价虽然莫衷一是，对卢舍那大佛雕刻艺术的评价，却众口一词。它是那么完美，在任何角度都可以欣赏到它头部优美的轮廓线与严谨的结构，令人百看不厌。它的雄伟壮丽、典雅崇高与严肃睿智，常使人不禁联想起希腊巴底农神庙的主神雅典娜像，但它比雅典娜像更稳重，更完整，更有气魄，象一座不可格撼的山岳。它比早已毁灭的雅典娜像高出四米多。如果撇开武则天的影子，它确实形象地体现了初唐自强奋发，激昂向上的时代精神。
大佛的雕刻手法极为精湛。佛头运刀果断准确，五官体积厚重，线条明快。又采取对比手法，用富于装饰性的螺发肉髻和大耳，简素的衣纹与华丽的背光，把头部衬托得更突出，更美丽，更引人注目。大佛曲眉丰颊的面部特征与硕壮丰满的体魄，反映了唐代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所产生的审美观点与美学思想，并逐渐形成有别于历代风格，具有强烈时代特征的造像样式，给人以清新、健美、雄浑、典丽等等美的享受。
当然，这一切赞誉，最后都应奉献给唐代的艺术匠师。他们用短短的三年零九个月，在坚硬的石灰岩峭壁上开掘了深广四十米以上的大窟，雕刻了高度在十到十八米之间的十一等大佛像，这是何等宏伟的创造啊!
菩 萨 像(敦煌彩塑) 唐
一千六百多年前的一天傍晚，乐僔和尚肩扛锡杖，在荒无人烟的戈壁古道上跋涉。当他走到鸣沙山东麓时，忽然眼前一亮，定睛注视，只见对面三危山上金光万道，千佛一齐显现。他赶忙拜倒在地，并决定不再向前走，因为他终于找到了一块“圣地”。他募工在悬崖上挖了一个石窟，塑造佛像，观禅修行。这是公元366年，前秦符坚建元二年的事。实际上，那些大放金光的“千佛”，是夕阳的余晖返照三危山犬牙交错的巉岩，在一个虔诚佛教徒眼里形成的幻象。那景象，今天有时仍然可以见到。想不到，当年乐僧和尚播下的这粒种子，经过历代人民的血汗浇灌，竟成长为一株稀世奇葩——莫高窟艺术。
敦煌地处丝绸之路的咽喉，当年是进出中国的第一道关卡，因此那里成了中西经济文化的第一个交流点，也是佛教由西域东传时在中国的第一站。随着经济与佛教的发达，石窟艺术也因之繁荣。从乐僧发现“圣地”之后，呜沙山东麓南北长约一千六百米的悬崖峭壁，被历代贵宦巨商和佛教信徒争先恐后地开窟造像，到武则天时，已多达一千多个窟宪，所以莫高窟又名千佛洞。但由于长期来自然力与人为的破坏，损失惨重，以至现在，只宰存有十六国、北魏、西魏、北周、隋、唐、五代、北宋、西夏、元等十余个朝代建造的洞窟五百个左右，彩塑两千多尊，壁画四万五千多平方米。
这座集中历代劳动人民艺术才华和智慧的大宝库，在本世纪初才被发现。窟内的彩塑、壁画以及秘藏的历代珍贵文书文物，遭到了帝国主义者的盗劫与破坏。解放以后，莫高窟才受到国家的保护，所有文物得到妥善管理，研究工作也进一步开展。国内外有关学者都对敦煌艺术作精深研究，形成了一门新的学科：敦煌学。
莫高窟开掘在砾岩悬崖上，因砾岩粗粝松脆不能雕刻，古代艺术家使用泥塑造作佛像，再施彩绘，使它们五彩缤纷，唯妙唯肖。莫高窟的彩塑经历了由稚拙到成熟，由兴盛到式微几个阶段。北朝的早期彩塑，较多地仿效西域与印度佛像式样，后期逐渐汉化，无论形貌、体格或服装，都出现了汉民族特色。到了唐代，汉民族特色更加浓厚，艺术水平达于顶峰。特别是盛唐彩塑，犹如朵朵怒放的牡丹，饱满、华贵、完美、自然、秋艳，望之令人心旷神怡。这里介绍的第四十五窟菩萨像，就是一尊颇有代表性的盛唐彩塑。
菩萨在佛教中，是地位仅次于佛的圣人。但他们的形象却不象佛出家苦修，衣著简朴的校样，而是印度古代世俗贵族的写照：头挽华鬘，有时还顶着宝冠，颈系项链，胸佩璎珞，臂腕戴着钏环，足胚套着脚镯，一身珠光宝气，气象华贵雍容。由于印度酷热，菩萨像也象人们一样上身赤裸，有时最多披条飘带般的天衣，下身穿裙。因此，菩萨像是佛教美术中最美丽多姿、惹人喜爱的形象。
菩萨原是男子，后因他们具有大慈大悲的特定神格，面容慈爱，姿态柔和，再加上衣饰华丽，极易被看作女性，于是后来便逐渐女性化了。在我国菩萨像中，具有男子气的所谓“天男相”菩萨竟成风毛麟角。第四十五窟盛唐菩萨像便是典型的女子形象，她身体作S形倾斜，优美地站立着。头部斜而微仰，弯长的柳叶眉下，风眼半闭，眼神恍惚朦胧，抿紧的樱唇两角微翘，满脸高贵骄矜的神态。这分明是一尊盛唐贵族妇女像，哪里还有多少宗教气息。唐代是我国封建社会的鼎盛时期，政治、经济、文化都取得高度成就。盛唐时国力强盛，四海富足，朝野耽于逸乐，追求感观的享受，这不能个反映到美术上来，佛教雕塑于是也出现世俗化倾向。艺术匠师大胆地以伎女为模特儿塑造菩萨像，大胆地表现人体美，竟成为风气。同时，时俗祟尚肥胖的审美情趣，也统治了佛教美术，这些，在四十五窟这尊菩萨身上都得到了充分反映。四十五窟菩萨像，神情体态刻划之精采，肌肤质感表现之精当，妆銮彩绘之精湛，民族风格之精良，都令后代雕塑家仰之弥高，望尘莫及。
步辇图 唐 阎立本
唐代画家阎立本的名作《步辇图》，是一幅最早反映我国古代汉、藏民族要求团结统一的历史画卷。它真实地纪录了一千三百多年前，汉、藏民族之间亲密交往的重要历史事件，那就是著名的文成公主和松赞干布的联姻。据记载：藏族吐善王赞普曾遣使至长安请婚，公元640年(贞观十四年)，唐太宗李世民接受了联姻要求，答应把文成公主嫁给吐善松赞干布。松赞干布便派使者禄东赞到长安迎娶。《步辇图》所展示的画面，就是描绘唐太宗接见禄东赞的情景。
《步辇图》的右侧，唐太宗坐于辇上，宫女九人前后左右分列，有的抬辇、扶辇，有的持扇，有的打伞，各具姿态。画的左侧，有虬髯执笏者，当是朝中引班的礼官。其后拱手肃立者，是吐善使者禄东赞。最后一人当是朝中的翻译官。这两组人物中，主要是唐太宗和禄东赞。他们的身分和性格，被刻划得十分鲜明生动，从而有力地表现了作品所描绘的故班情节。唐太宗是历史上享有盛名的皇帝，是一份治国安邦有建树的政治家。作者在画面上以赞美的笔调加以表现。他安祥自若，威严的神情中流露出对使者的喜爱和嘉许。
画家通过对服饰、举止，特别是容貌神情的描绘，生动地刻划了藏族使者禄东赞的精神气质。禄东赞脸颊丰满，高鼻，黑黑的络腮胡，体现了藏族人民矫健中略带粗犷的性格特征。特别是他那宽阔的额头上几条长长的皱纹，与他质朴的颜面组合在一起，表现了他的才智和丰富的经历。他举止谦恭，敬畏中显得精于，憨厚中使人可信。
《步辇图》的表现手法简练而明朗，舍弃了一切不必要的背景和道具，使人物更加突出。作者利用人物的服饰打扮、外貌特征，使每个人物的不同民族和不同身分，得到了恰如其分的表现，使人一目了然。
在这幅画上，唐太宗无疑是最主要的人物。他虽然置于画的右边，又被宫女簇拥，照理不易突出。但作者却用巧妙的艺术手段，达到了预期的效果。在我国传统绘画中，画家为了突出众多人物中的主人公，常常把他画得比其他人物略大些。《步辇图》在采用同样手法的同时，利用宫女手执的两把大扇——两根画面上最长的线条，在唐太宗的头部上方“人”字形相交，把人们的视线引向了主角。而石绿色大扇与朱色大伞的强烈色彩对比，更增强了它的艺术效果。另外，宫女的彩条衣裙与唐太宗大块的单纯色的对比处理，画面左边三人的服饰中，禄东赞那粗粗细细，斑澜有致的长袍与其他两人的大块颜色的对比手法，都充分体现了作者匠心独具。
《步辇图》是一幅工笔重彩画。他以重彩刷染，脸部加昂，其效果单纯而明朗。但色不盖墨，线条的表现力，在这里仍明显可见。作者继承了前代优秀画家顾恺之、张僧繇的艺术成就。线条匀细挺拔，富有弹性。
《步辇图》的作者阎立本(？—673年)，是初唐具有代表性的著名画家。他的父亲阎毗，是隋代著名工艺家和工程学家，善于营造宫殿，修筑长城。哥哥阎立德，也是著名画家。阎立本继承家业，并努力从前人的艺术中学习和汲取营养，在人物画等方面获得了很高的成就。历史上称他“兼能书画，朝廷号为丹青神化”。阎立本是开一代画风的划时代人物。唐太宗时任工部尚书，官至右相。他的画多重大题材，除《步辇图》外，还有《历代帝王像》、《职贡图》、《凌烟阁功臣像》等。这里介绍的《步辇图》，较为充分地体现了阎立本的艺术风格和政治素养。
江帆楼阁图 唐 李思训
《江帆楼阁图》传为唐代画家李思训的手笔，是古代绘画中早期青绿山水画的代表作品。
我国山水画发展到了唐代，风格多样，名家辈出，呈现出一派空前繁荣的新景象。李思训在展子虔画风的影响下，不仅在形式上进一步发展了以山水为主体，人物为点景的格局，而且在笔调的细密以及青绿设色上，继承了六朗、隋代以来我国山水画中以色彩为主的固有表现手法，借鉴和丰富了前人小青绿设色法，采用青绿勾所，开创了“青绿为质，金碧为纹”的“金碧山水”画先声，把传统的色彩表现形式更进一步发挥得绚丽灿烂。通过李思训的艺术实践，山水画趋向独立画科的基础，基本上稳定了下来。李思训及其子李阳道的山水画建树，对古代山水画形式的演变，有着深刻的意义。至于李思训的作品，世传极少。现在能见到的《明皇幸蜀图》、《青山行旅图》、《宫苑图》等虽届李氏流派，但皆为后人摹本。因此，《江帆楼阁图》就成了研究李思训山水画风格和中国古代山水画特色的弥足珍贵的作品。
《江帆楼阁图》，绢本，青绿设色，横54．7公分，纵10l公分。画面上部作江天浩渺，风帆溯流，展现了千里之遥的纵目境界。左下部为长松秀岭，碧殿朱廊。在翠竹茂林的掩映之下，山径婉蜒曲折，点景人物中，或乘骑蹲道，或闲步同游，或肩挑背负，缓行于桃红丛绿之间。满山的古树苍枝，杈搓交纵，状如屈铁。藤条绕柯，盘根错节，更给画面意境增添了古朴的气氛。全图峰峦连绵，境界雄远，结构新颖，笔墨工致，无论是青绿着色，还是朱墨放染，都有入木三分之妙。特别是由于画家出身豪门，对宫苑的楼台殿阁和树石山泉，本来就深有感受，再说他又有一手“界画”的高超技艺，笔调上以劲健见长，善于在精绘妙制之中，求工细巧整和古雅厚实之趣。因此，表现在《江帆楼阁图》中对山水、人物、建筑的刻画，以及傅彩染色、钩所填鼓等技法，都达到了自成家数的境地，真是“风骨奇峭，挥扫躁硬”，进而使画面状山水之貌而气势无穷，发景外之趣而余味不尽。这与先人之作相比，自然要高出一筹，成熟得多了。唐人齐融有《题李思训山水》诗云：“卜筑藏修地白偏，尊前诗洒集群贤。丰岩松照时藏鹤，一枕秋声夜听泉。风月漫劳酬逸兴，池槐随处度流年。南唐人物依然在，山水幽居股稠川。”这种奇妙胜境，在《江帆楼阁图》中也依稀可见。李思训作山水，因为特别好写“湍濒漏缓，云雾飘渺”之景，且又常配以神仙放事中的人物，使反堑更幽邃，意境更美妙，具有山川景色的特殊神韵，因此令人赞绝。
李思训(公元65l——718年)是唐朝宗室。他不仅是一位“早以艺称于当时”的大画家，同时是一位以战功显于当时的右武卫大将军。他的儿子李昭道，曾做过太原府仓曹，后来官至中书舍人。李昭道的官职虽不高，但在山水画方面却继承了父业，功力不凡，所作“金碧山水”，设色用笔，更为纤细毕具，有“变父之势，妙有过之”之誉，不愧为“一时妙手”。因父子以“金碧山水”齐名，所以时人言及山水画时，便有“大李将军”、“小李将军”之称。昭道虽官不至将军，俗因其父而称之。李思训父子的山水画创作，在我国山水画发展史上有重要的地位，以他们为代表的青绿山水一派，和盛唐以后兴起的水墨山水，为晚唐五代山水画的成熟，准备了较为充分的条件。了解一下李思训的这些创作情况和艺术成就，对我们欣赏《江帆楼阁图》这一件具体作品来说，是颇有裨益的。
送子天王图 唐 吴道子
《送子天王图》，又名《释迦降生图》，描绘的是释迦降生后，他的父亲净饭王抱他去拜谒天神的情景。画的前段，描写送子之神及其所骑瑞兽向前奔驰的神态，气氛紧张而愉快。端坐的天王，态度雍容自若，流露出他因喜事而激奋的心情，又带着王者的威严和沉思的神色。两旁文武侍臣以及侍女的表情，也都环绕了这个情节，表露出各不相同的性格和表情动作。这段描写天王召见送子之神的情节之所以生动，主要不在于人物动作的富有变化，而在于人物各不相同的心理变化。种种心理变化，集中地表现在这件不平凡的事情将要发生之前，各人所具有的表情特征。大画家吴道子笔下的这些神仙特别生动，达到了“窃眸欲语”、“转目视人”的感人程度。画的后一段，表现净饭王怀着崇敬的心情，小心翼翼地抱着小儿——释迦(即悉达多太子)缓步而持重地行走着。在净饭王前面有一神怪伏地而拜，显得张惶失措的样子。这些场面烘托出这个婴儿具有无上的威严。吴道子对神怪的描绘，也是非同一般的。他借助于神怪本身的生动表情，使画面收到“虬须云鬓，数尺飞动，毛根出肉，力健有余”的效果。总之，对于人物形象的生动刻划，吴道子达到了以前历代画家所不能企及的程度。
《送子天王图》，体现了吴道子典型的表现方法。在吴道子之前，表现人物服饰道具的线条，基本上是用“十八描”中所谓的“游丝描”和“铁线描”一类。他在学习前辈画家张僧繇的“张家样”，曹仲达的“曹家样”的基础上，推陈出新，创造了线条圆转，衣服宽松，裙带飘举，即所谓“英莱条”形式。在吴道子笔下，线条成了一种富有生命，独立自由的友现形式。他认为，在绘画创作中，线条的速度、压力和节奏有机进行，是传达内容和感情的主要关键，而色彩应服从于线，甚至不加色彩而只用墨线也可以独立成画，即“白画”，或白描。所以，吴道：严所绘的壁画，不象当时一般作品那样绚丽，而是傅彩简淡，轻拂丹青，史称为“吴家样”。《送子天王图》正是这样的一幅画，吴道子以轻重多变、迎风飘举的线条，略施色彩，生动地表现了佛教故事中的一个重大题材。
吴道子(约公元685——758年)，又名道玄，河南阳翟(禹县)人。幼年贫穷孤苦，但未满二十岁，“已穷丹青之妙”。他在当过一本回答被网友采纳
二 隋、唐美术概述
隋朝(公元581—618年)统一全国，结束了两晋、南北朝三百多年来社会分裂、动荡不安的局面。随着经济的迅速恢复，新王朝的统治开始得到巩固。同时，陷王朝又开凿运河，贯通南北，加速着南北之间的经济、文化交流，从而也促进了文化艺术的繁荣。
隋代美术，是和政治、经济的稳固有着密切联系的。当时，南北的画家云集京师，互相影响，互相融合。主要的画家有展子虔、董伯仁和郑法士等数十人。隋代除了绘画、壁画之外，卷轴画已风行。展子虔的《游春图》，是目前我国保存最早的一幅山水卷轴画，可以代表当时山水画的面况展子虔的绘画成就卓著，他是唐以前杰出的大画家之一。
这一时期的绘画，起着从魏、晋、南北朝过渡到唐代的桥梁作用。
唐代，是我国封建社会的鼎盛时期。由于统治者实行了一定程度的缓和社会矛盾和促进社会生产发展的政策，封建经济很快得到恢复和发展。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安定，给文化艺术的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唐代的美术，在中国美术史上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尤其是绘画，不仅有鲜明的时代风格，而且具有别时代的意义。到了盛唐时期，人物、山水、花鸟、鬼神、鞍马、屋字等绘画，勃然兴起，各具异彩，不仅在中华大地上起了承前启后的作用，而且对东方各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中国文化在日本、朝鲜、越南等广为传播，不少国家派遣留学生来历朝学习绘画、雕刻、书法等艺术。与印度的关系也日益密切，玄类去印度取经，把中国的文化艺术也带到了印度。这种国际文化交流，对中国文化的发展不同程度地起了促进作用。因此，唐代的美术，在中国美术史上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这个时代的画家，至今有文献记载或有画迹可查的，约有四百人，真是人材辈出，各有千秋。其中突出的画家，有阎立本、李思训、吴道子、王维、曹霸、韩斡、韩滉、张萱、周昉、戴嵩、边鸾等，他们在诗、书、画等各个方面部取得了重大的成就，可谓艺绝当代，名闻遐迩。
当时绘画似已有分科，人物画的发展，更是蓬蓬勃勃。如吴道子对艺术形象的塑造，掌握了“守其神，专其一”的法则，达到‘窃眸欲语”之妙。由于他卓越的绘画成就，获得了“画圣”之誉。盛唐以后，人物画出现了新的画题，即所谓“绮罗人物”，不论是绘画或雕塑，都要求曲眉丰颊、体态肥胖的造型，瑰丽灿烂的色彩，细腻I：整的画风，“情性笑言”的神色，表现出封建贵族的妇女形象，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再现自然美的山水画和花乌画方面，也获得较大的发
展，不同风格的画家，竞相出现。有李思训父子的精工细描、金碧辉煌的青绿山水，王维的“诗中有画，画中有诗”的山水画，等等。此外，还出现一些擅长某一类题材，如画牛、马、鹰、鹤、龙等的画家。
唐代的壁画和雕塑，也呈现出中国佛教艺术最灿烂的时代面貌，不论在题材内容与表现形式上，都有新的发展。从壁画方面来看，石窟壁画较为丰富，如新疆拜城的克孜尔千佛洞，敦煌莫高窟和天水麦积山石窟，保存了隋至初唐、盛唐、中唐、晚唐各个时期的作品。除了佛教画之外，尚有人物、历史故事和山水、禽兽等。这些壁画中，以敦煌壁画最为丰富，规模也最宏大。在雕塑方面，佛教造像遍及全国，艺术风格更为写实、生动，充分体现出民族特点。在洛阳龙门石窟及敦煌莫高窟、天水麦积山等处，都有较多的唐代造像。雕塑到了唐代，已出现分工，不仅有泥塑造像、石雕、木雕，而且出现了刻楼、贴金等专业。唐代的彩塑，也进一步得到发展，手法更为写实。
唐代的绘画、雕塑艺术的辉煌成就，在中国美术史上起着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重大作用。末代的美术，就是在这一基础上继承发展，愈臻完善的。
游 春 图 隋 展子虔
《游春图》是我国现存著名画家作品中最古老的一件山水画卷，传为隋代展子虔所作。
展子虔，渤海(今山东阳信)人，一生经历了北齐、北周、隋三个朝代，曾为隋文帝所召，任朝散大夫、帐内都督等职，是隋代具有代表性的画家。展子虔擅长画楼阁、人马、山川。所作人物，描法甚纫，以色晕染，神采如生，意度具足，被著名画理家汤垕定评为“唐画之祖”(《画鉴》)。所作马匹，形神毕肖，立马有走势，卧马侧腹有腾骧起跃状，故唐代著名美术史论家张彦远在《历代名画记》中说：“展则车马为胜”。所作山水，触景留情，精妙绝伦，尤其是描绘山水的远近之势，有咫尺千里的意趣，蕴含着浓厚的诗意，诚如《宣和画谱》所称：“略与诗人同者也”。据史籍载，展子虔还是一位有名的壁画作者。他辗转大江南北，足迹遍于四方，曾在洛阳和长安的光明寺、灵宝寺、云华寺，江都(扬州)的东安寺，以及浙西、四川等地作过壁画，留下了不少画迹，甚至于到了商代尚有遗存。但由于历经水患兵火之灾，展子虔的作品散失惨重，到了明代便难以见到了。所以，董其昌把《游春图》视为“世所罕见”之墨宝，詹景风把《游春图》当作稀世之“奇宝”，都不是没有原因的。这正说明《游春图》不仅有其本身的高度艺术成就，而且对我国传统山水画的发展历史，具有补苴罅漏的珍贵价值。
《游春图》为大青绿着色绢本画卷，宋徽宗赵佶题签。全团描绘官贵士人在风和日丽、春色宜人的季节，到都城郊野“踏青”的游乐生活情景。画面右上半部分给以大片山石树林，一条湖堤小径婉蜒曲折地仲入山间幽谷，山下是“桃路李径花未残”，山上是“层青峻碧草树腾”，充满翠蝴葱茧的浓郁春意。人们或策马纵游，或伫立观赏。所画四马，一为前导缓行，二为昂首疾步，三为扬蹄奔跑，四为垂头迫逼，神态各异，虎虎如生，为乎远静穆的胜境增添了蓬发生机，起到了以动写静，而倍增其幽静的良好艺术效果，不仅显示了画家画马的艺术功力，而且表现了画家构图、点景和立意的才华。隔水相应的是左下角的山林屋字，在湖畔草地上，有两人伫立观望湖面的春满轻浪，其闲情逸志，自若如意。画面中段设以大片水色，由近及远，水天弥漫。在波光激荡的湖面上，一艘华丽的游艇随波荡漾，中有三女子正纵目四野，陶醉于明丽的湖光山色，留连忘返。在用笔设色上，《游春图》以青绿勾填法描绘山川、人物、树石，并直接用青绿浦 石徐染，不加破所，因而使画面达到了轻重有致，粗细自然，明暗间出的艺术效果，显示出富丽堂皇的古拙美，对渲染画面气氛，深化画意，都起了恰到好处的作用。后人对《游春图》颇为赞赏，为其所作的诗跋有多种。其中元人有题诗云：“暖风吹浪生鱼鳞，画图仿佛西湖春。锦鞯诗人两相逐，碧山桃杏霞初匀。粉堦朱槛眼欲醉，垂杨浅试翛蛾颦。人间别自有蓬岛，仙源之说元非真。危桥凌空路欲转，飞流直下烟迷津。画船也有诗兴好，蝉娟未必飞梁尘。两翁隔水俯晴绿，韶老似酒融芳晨。望中白云无变态，我欲乘风听松獭。落花出洞世岂知，瑶池池上春干载。”这对《游春图》画面内容和深刻含意的揭示，可以说是“点睛”之笔。
《游春图》是我国早期山水画处在演变阶段的一幅重要绘画作品。它在山水画形式格局方面的突破，对我国山水画趋向独立画科的发展，起了重大的推进作用。魏、晋、南北朝时期，传统绘画中的山水，是作为人物故事画的陪衬出现在画面的。那时的画家作画，都把人物屋宇画得很大，把山水树石点缀得很小，客观物体之间没有自然的比例关系，所以人物虽画得极其妙绝，山水则往往粗成而已，古人称之为“人大于山”、“水不容泛”。展子虔的《游春图》，在透视关系的处理上，已开始注意客观物体之间远近、高低、大小的一般关系和深度层次，把山水画发展成较为合乎比例关系的新格局。这件作品以自然景物为主，点景人物为辅，配以殿阁舟桥的崭新面貌，与隋代以前那种群峰之势“若钢饰犀相”、流水之状“不容泛”、树石成“列植之状”、“若伸臂布指”的山水之作相比较，当为一大进步。它的出现，标志着先代山水画的椎拙阶段已经结束，“青绿重彩，工细巧整”的较为完整的山水画创作逐渐开始。
展子虔是一位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画家。他的山水画风格为唐代李思训、李昭道父子所宗，对后世影响颇大，而《游春图》历来被评家视为“开青绿山水之源”的重要作品，在山水画发展史上具有奠基的意义。
龙门石刻大佛 唐
在河南省洛阳市南郊十二公里处，有一条河流叫伊水。它两岸青山对峙，形成一座天然门阙，古称伊阙，又叫龙门。唐代大诗人白居易称赞说：“洛都四郊山水之胜，龙门首焉。”
可是，龙门之所以为世所瞩目，倒不在于风景秀丽，而在于雕刻艺术。伊水两岸石窟星罗棋布，在南北长达一千米的石灰岩峭壁上，迄今还保存有历代大小窟龛二干一百零二个，大小造像九万七千余尊。这个石窟群与甘肃敦煌莫高窟、山西大同云冈石窟齐名，号称我国“三大石窟”。
洛阳是我国历史上许多朝代的首都，又是佛教传入我国后建立第一座寺庙(白马寺)的地方。龙门石窟的开凿以及它的繁荣，和它地处京畿、佛教兴盛有关。公元五世纪下半叶，在北魏拓跋族统治者中，出了一位酷爱汉族文化的皇帝——孝文帝元宏(公元467—499年)，他在许多方面实施了汉化改革，把自己的姓也改成汉姓。为了更便于统治全境和进一步学习南朝的正统汉文化，公元494年，他将首都从偏远的平城(今山西大同)迁到洛阳。就在迁都前后，龙门开始出现凿窟造像活动，不久即取代云冈石窟，成为北魏造像活动中心。
龙门的北魏造像，标志着中国北方佛教雕塑汉族化的新阶段。以云冈为代表的早期造像所包含的外来因素，被强大的汉族艺术传统融和消化了，汉化政策是这一变化的重要推动力。佛像穿着宽衣博带的汉式服装，秀骨清相，面带温文尔雅的神情与亲切蔼然的微笑，通体散发着汉族贵族文化特有的典雅气息。这一以龙门为代表的新的造像样式，风行了北魏全境，在现存许多北魏石窟中，均可见到。
北魏是龙门造像的第一个高峰期，顶峰却在一百多年以后的唐代。继北魏之后，东魏、西魏、北齐、北周、隋、唐历代都在龙门营造石窟，至北宋初期才更然而止，前后长达四百余年。
洛阳是唐朝的东都，龙门的营造活动在初、盛唐时达到了高潮。雄踞峰颠的代表作，便是这里介绍的奉先寺卢舍那大佛像。像高17．14米，头高4米，耳长1．9米。双手与腿部已毁，但丝毫无损于它的磅赌气势。佛像头部圆满秀丽，既有男子汉的庄严，又略带女性的慈和，下视的眼神透出威武与英睿，微翘的唇角显得尊贵与严峻。这不是一具普渡众生、慈悲为怀的宗教偶像，而是被高度美化了的大唐帝国高居九重的帝王化身。据记载，这尊大佛像以及同窟左右胁侍护法供养人十一尊，是唐高宗李治(公元649—683年在位)在咸亨三年(672年)下救，武则天(公元624—705年)资助两万贯脂粉钱开凿，至上元二年(675年)完成的。执掌了国柄的武则天，为了替自己歌功颂德，树碑立传，不遗余力地建寺造像，龙门奉先寺大佛只是一例。工程的主要负责人是和尚，象北魏云冈石窟主持人昙曜一样，也善能阿谀上意，以佛像模拟美化统治者。据考证，武则天“方额广颐”，卢舍那大佛的头部基本形状和女性气质，不是只同她巧合而己。
不过，对武则天的评价虽然莫衷一是，对卢舍那大佛雕刻艺术的评价，却众口一词。它是那么完美，在任何角度都可以欣赏到它头部优美的轮廓线与严谨的结构，令人百看不厌。它的雄伟壮丽、典雅崇高与严肃睿智，常使人不禁联想起希腊巴底农神庙的主神雅典娜像，但它比雅典娜像更稳重，更完整，更有气魄，象一座不可格撼的山岳。它比早已毁灭的雅典娜像高出四米多。如果撇开武则天的影子，它确实形象地体现了初唐自强奋发，激昂向上的时代精神。
大佛的雕刻手法极为精湛。佛头运刀果断准确，五官体积厚重，线条明快。又采取对比手法，用富于装饰性的螺发肉髻和大耳，简素的衣纹与华丽的背光，把头部衬托得更突出，更美丽，更引人注目。大佛曲眉丰颊的面部特征与硕壮丰满的体魄，反映了唐代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所产生的审美观点与美学思想，并逐渐形成有别于历代风格，具有强烈时代特征的造像样式，给人以清新、健美、雄浑、典丽等等美的享受。
当然，这一切赞誉，最后都应奉献给唐代的艺术匠师。他们用短短的三年零九个月，在坚硬的石灰岩峭壁上开掘了深广四十米以上的大窟，雕刻了高度在十到十八米之间的十一等大佛像，这是何等宏伟的创造啊!
菩 萨 像(敦煌彩塑) 唐
一千六百多年前的一天傍晚，乐僔和尚肩扛锡杖，在荒无人烟的戈壁古道上跋涉。当他走到鸣沙山东麓时，忽然眼前一亮，定睛注视，只见对面三危山上金光万道，千佛一齐显现。他赶忙拜倒在地，并决定不再向前走，因为他终于找到了一块“圣地”。他募工在悬崖上挖了一个石窟，塑造佛像，观禅修行。这是公元366年，前秦符坚建元二年的事。实际上，那些大放金光的“千佛”，是夕阳的余晖返照三危山犬牙交错的巉岩，在一个虔诚佛教徒眼里形成的幻象。那景象，今天有时仍然可以见到。想不到，当年乐僧和尚播下的这粒种子，经过历代人民的血汗浇灌，竟成长为一株稀世奇葩——莫高窟艺术。
敦煌地处丝绸之路的咽喉，当年是进出中国的第一道关卡，因此那里成了中西经济文化的第一个交流点，也是佛教由西域东传时在中国的第一站。随着经济与佛教的发达，石窟艺术也因之繁荣。从乐僧发现“圣地”之后，呜沙山东麓南北长约一千六百米的悬崖峭壁，被历代贵宦巨商和佛教信徒争先恐后地开窟造像，到武则天时，已多达一千多个窟宪，所以莫高窟又名千佛洞。但由于长期来自然力与人为的破坏，损失惨重，以至现在，只宰存有十六国、北魏、西魏、北周、隋、唐、五代、北宋、西夏、元等十余个朝代建造的洞窟五百个左右，彩塑两千多尊，壁画四万五千多平方米。
这座集中历代劳动人民艺术才华和智慧的大宝库，在本世纪初才被发现。窟内的彩塑、壁画以及秘藏的历代珍贵文书文物，遭到了帝国主义者的盗劫与破坏。解放以后，莫高窟才受到国家的保护，所有文物得到妥善管理，研究工作也进一步开展。国内外有关学者都对敦煌艺术作精深研究，形成了一门新的学科：敦煌学。
莫高窟开掘在砾岩悬崖上，因砾岩粗粝松脆不能雕刻，古代艺术家使用泥塑造作佛像，再施彩绘，使它们五彩缤纷，唯妙唯肖。莫高窟的彩塑经历了由稚拙到成熟，由兴盛到式微几个阶段。北朝的早期彩塑，较多地仿效西域与印度佛像式样，后期逐渐汉化，无论形貌、体格或服装，都出现了汉民族特色。到了唐代，汉民族特色更加浓厚，艺术水平达于顶峰。特别是盛唐彩塑，犹如朵朵怒放的牡丹，饱满、华贵、完美、自然、秋艳，望之令人心旷神怡。这里介绍的第四十五窟菩萨像，就是一尊颇有代表性的盛唐彩塑。
菩萨在佛教中，是地位仅次于佛的圣人。但他们的形象却不象佛出家苦修，衣著简朴的校样，而是印度古代世俗贵族的写照：头挽华鬘，有时还顶着宝冠，颈系项链，胸佩璎珞，臂腕戴着钏环，足胚套着脚镯，一身珠光宝气，气象华贵雍容。由于印度酷热，菩萨像也象人们一样上身赤裸，有时最多披条飘带般的天衣，下身穿裙。因此，菩萨像是佛教美术中最美丽多姿、惹人喜爱的形象。
菩萨原是男子，后因他们具有大慈大悲的特定神格，面容慈爱，姿态柔和，再加上衣饰华丽，极易被看作女性，于是后来便逐渐女性化了。在我国菩萨像中，具有男子气的所谓“天男相”菩萨竟成风毛麟角。第四十五窟盛唐菩萨像便是典型的女子形象，她身体作S形倾斜，优美地站立着。头部斜而微仰，弯长的柳叶眉下，风眼半闭，眼神恍惚朦胧，抿紧的樱唇两角微翘，满脸高贵骄矜的神态。这分明是一尊盛唐贵族妇女像，哪里还有多少宗教气息。唐代是我国封建社会的鼎盛时期，政治、经济、文化都取得高度成就。盛唐时国力强盛，四海富足，朝野耽于逸乐，追求感观的享受，这不能个反映到美术上来，佛教雕塑于是也出现世俗化倾向。艺术匠师大胆地以伎女为模特儿塑造菩萨像，大胆地表现人体美，竟成为风气。同时，时俗祟尚肥胖的审美情趣，也统治了佛教美术，这些，在四十五窟这尊菩萨身上都得到了充分反映。四十五窟菩萨像，神情体态刻划之精采，肌肤质感表现之精当，妆銮彩绘之精湛，民族风格之精良，都令后代雕塑家仰之弥高，望尘莫及。
步辇图 唐 阎立本
唐代画家阎立本的名作《步辇图》，是一幅最早反映我国古代汉、藏民族要求团结统一的历史画卷。它真实地纪录了一千三百多年前，汉、藏民族之间亲密交往的重要历史事件，那就是著名的文成公主和松赞干布的联姻。据记载：藏族吐善王赞普曾遣使至长安请婚，公元640年(贞观十四年)，唐太宗李世民接受了联姻要求，答应把文成公主嫁给吐善松赞干布。松赞干布便派使者禄东赞到长安迎娶。《步辇图》所展示的画面，就是描绘唐太宗接见禄东赞的情景。
《步辇图》的右侧，唐太宗坐于辇上，宫女九人前后左右分列，有的抬辇、扶辇，有的持扇，有的打伞，各具姿态。画的左侧，有虬髯执笏者，当是朝中引班的礼官。其后拱手肃立者，是吐善使者禄东赞。最后一人当是朝中的翻译官。这两组人物中，主要是唐太宗和禄东赞。他们的身分和性格，被刻划得十分鲜明生动，从而有力地表现了作品所描绘的故班情节。唐太宗是历史上享有盛名的皇帝，是一份治国安邦有建树的政治家。作者在画面上以赞美的笔调加以表现。他安祥自若，威严的神情中流露出对使者的喜爱和嘉许。
画家通过对服饰、举止，特别是容貌神情的描绘，生动地刻划了藏族使者禄东赞的精神气质。禄东赞脸颊丰满，高鼻，黑黑的络腮胡，体现了藏族人民矫健中略带粗犷的性格特征。特别是他那宽阔的额头上几条长长的皱纹，与他质朴的颜面组合在一起，表现了他的才智和丰富的经历。他举止谦恭，敬畏中显得精于，憨厚中使人可信。
《步辇图》的表现手法简练而明朗，舍弃了一切不必要的背景和道具，使人物更加突出。作者利用人物的服饰打扮、外貌特征，使每个人物的不同民族和不同身分，得到了恰如其分的表现，使人一目了然。
在这幅画上，唐太宗无疑是最主要的人物。他虽然置于画的右边，又被宫女簇拥，照理不易突出。但作者却用巧妙的艺术手段，达到了预期的效果。在我国传统绘画中，画家为了突出众多人物中的主人公，常常把他画得比其他人物略大些。《步辇图》在采用同样手法的同时，利用宫女手执的两把大扇——两根画面上最长的线条，在唐太宗的头部上方“人”字形相交，把人们的视线引向了主角。而石绿色大扇与朱色大伞的强烈色彩对比，更增强了它的艺术效果。另外，宫女的彩条衣裙与唐太宗大块的单纯色的对比处理，画面左边三人的服饰中，禄东赞那粗粗细细，斑澜有致的长袍与其他两人的大块颜色的对比手法，都充分体现了作者匠心独具。
《步辇图》是一幅工笔重彩画。他以重彩刷染，脸部加昂，其效果单纯而明朗。但色不盖墨，线条的表现力，在这里仍明显可见。作者继承了前代优秀画家顾恺之、张僧繇的艺术成就。线条匀细挺拔，富有弹性。
《步辇图》的作者阎立本(？—673年)，是初唐具有代表性的著名画家。他的父亲阎毗，是隋代著名工艺家和工程学家，善于营造宫殿，修筑长城。哥哥阎立德，也是著名画家。阎立本继承家业，并努力从前人的艺术中学习和汲取营养，在人物画等方面获得了很高的成就。历史上称他“兼能书画，朝廷号为丹青神化”。阎立本是开一代画风的划时代人物。唐太宗时任工部尚书，官至右相。他的画多重大题材，除《步辇图》外，还有《历代帝王像》、《职贡图》、《凌烟阁功臣像》等。这里介绍的《步辇图》，较为充分地体现了阎立本的艺术风格和政治素养。
江帆楼阁图 唐 李思训
《江帆楼阁图》传为唐代画家李思训的手笔，是古代绘画中早期青绿山水画的代表作品。
我国山水画发展到了唐代，风格多样，名家辈出，呈现出一派空前繁荣的新景象。李思训在展子虔画风的影响下，不仅在形式上进一步发展了以山水为主体，人物为点景的格局，而且在笔调的细密以及青绿设色上，继承了六朗、隋代以来我国山水画中以色彩为主的固有表现手法，借鉴和丰富了前人小青绿设色法，采用青绿勾所，开创了“青绿为质，金碧为纹”的“金碧山水”画先声，把传统的色彩表现形式更进一步发挥得绚丽灿烂。通过李思训的艺术实践，山水画趋向独立画科的基础，基本上稳定了下来。李思训及其子李阳道的山水画建树，对古代山水画形式的演变，有着深刻的意义。至于李思训的作品，世传极少。现在能见到的《明皇幸蜀图》、《青山行旅图》、《宫苑图》等虽届李氏流派，但皆为后人摹本。因此，《江帆楼阁图》就成了研究李思训山水画风格和中国古代山水画特色的弥足珍贵的作品。
《江帆楼阁图》，绢本，青绿设色，横54．7公分，纵10l公分。画面上部作江天浩渺，风帆溯流，展现了千里之遥的纵目境界。左下部为长松秀岭，碧殿朱廊。在翠竹茂林的掩映之下，山径婉蜒曲折，点景人物中，或乘骑蹲道，或闲步同游，或肩挑背负，缓行于桃红丛绿之间。满山的古树苍枝，杈搓交纵，状如屈铁。藤条绕柯，盘根错节，更给画面意境增添了古朴的气氛。全图峰峦连绵，境界雄远，结构新颖，笔墨工致，无论是青绿着色，还是朱墨放染，都有入木三分之妙。特别是由于画家出身豪门，对宫苑的楼台殿阁和树石山泉，本来就深有感受，再说他又有一手“界画”的高超技艺，笔调上以劲健见长，善于在精绘妙制之中，求工细巧整和古雅厚实之趣。因此，表现在《江帆楼阁图》中对山水、人物、建筑的刻画，以及傅彩染色、钩所填鼓等技法，都达到了自成家数的境地，真是“风骨奇峭，挥扫躁硬”，进而使画面状山水之貌而气势无穷，发景外之趣而余味不尽。这与先人之作相比，自然要高出一筹，成熟得多了。唐人齐融有《题李思训山水》诗云：“卜筑藏修地白偏，尊前诗洒集群贤。丰岩松照时藏鹤，一枕秋声夜听泉。风月漫劳酬逸兴，池槐随处度流年。南唐人物依然在，山水幽居股稠川。”这种奇妙胜境，在《江帆楼阁图》中也依稀可见。李思训作山水，因为特别好写“湍濒漏缓，云雾飘渺”之景，且又常配以神仙放事中的人物，使反堑更幽邃，意境更美妙，具有山川景色的特殊神韵，因此令人赞绝。
李思训(公元65l——718年)是唐朝宗室。他不仅是一位“早以艺称于当时”的大画家，同时是一位以战功显于当时的右武卫大将军。他的儿子李昭道，曾做过太原府仓曹，后来官至中书舍人。李昭道的官职虽不高，但在山水画方面却继承了父业，功力不凡，所作“金碧山水”，设色用笔，更为纤细毕具，有“变父之势，妙有过之”之誉，不愧为“一时妙手”。因父子以“金碧山水”齐名，所以时人言及山水画时，便有“大李将军”、“小李将军”之称。昭道虽官不至将军，俗因其父而称之。李思训父子的山水画创作，在我国山水画发展史上有重要的地位，以他们为代表的青绿山水一派，和盛唐以后兴起的水墨山水，为晚唐五代山水画的成熟，准备了较为充分的条件。了解一下李思训的这些创作情况和艺术成就，对我们欣赏《江帆楼阁图》这一件具体作品来说，是颇有裨益的。
送子天王图 唐 吴道子
《送子天王图》，又名《释迦降生图》，描绘的是释迦降生后，他的父亲净饭王抱他去拜谒天神的情景。画的前段，描写送子之神及其所骑瑞兽向前奔驰的神态，气氛紧张而愉快。端坐的天王，态度雍容自若，流露出他因喜事而激奋的心情，又带着王者的威严和沉思的神色。两旁文武侍臣以及侍女的表情，也都环绕了这个情节，表露出各不相同的性格和表情动作。这段描写天王召见送子之神的情节之所以生动，主要不在于人物动作的富有变化，而在于人物各不相同的心理变化。种种心理变化，集中地表现在这件不平凡的事情将要发生之前，各人所具有的表情特征。大画家吴道子笔下的这些神仙特别生动，达到了“窃眸欲语”、“转目视人”的感人程度。画的后一段，表现净饭王怀着崇敬的心情，小心翼翼地抱着小儿——释迦(即悉达多太子)缓步而持重地行走着。在净饭王前面有一神怪伏地而拜，显得张惶失措的样子。这些场面烘托出这个婴儿具有无上的威严。吴道子对神怪的描绘，也是非同一般的。他借助于神怪本身的生动表情，使画面收到“虬须云鬓，数尺飞动，毛根出肉，力健有余”的效果。总之，对于人物形象的生动刻划，吴道子达到了以前历代画家所不能企及的程度。
《送子天王图》，体现了吴道子典型的表现方法。在吴道子之前，表现人物服饰道具的线条，基本上是用“十八描”中所谓的“游丝描”和“铁线描”一类。他在学习前辈画家张僧繇的“张家样”，曹仲达的“曹家样”的基础上，推陈出新，创造了线条圆转，衣服宽松，裙带飘举，即所谓“英莱条”形式。在吴道子笔下，线条成了一种富有生命，独立自由的友现形式。他认为，在绘画创作中，线条的速度、压力和节奏有机进行，是传达内容和感情的主要关键，而色彩应服从于线，甚至不加色彩而只用墨线也可以独立成画，即“白画”，或白描。所以，吴道：严所绘的壁画，不象当时一般作品那样绚丽，而是傅彩简淡，轻拂丹青，史称为“吴家样”。《送子天王图》正是这样的一幅画，吴道子以轻重多变、迎风飘举的线条，略施色彩，生动地表现了佛教故事中的一个重大题材。
吴道子(约公元685——758年)，又名道玄，河南阳翟(禹县)人。幼年贫穷孤苦，但未满二十岁，“已穷丹青之妙”。他在当过一本回答被网友采纳
第2个回答 推荐于2016-04-14
唐朝，这是我国众多史学家，艺术家经过考究所认为的的。
相关知识延伸：唐朝是我国封建社会的最鼎盛时期。由于统治者实行了一定程度的缓和社会矛盾和促进社会生产发展的政策，封建经济很快得到恢复和发展。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安定，给文化艺术的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唐代的美术，在中国美术史上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尤其是绘画，不仅有鲜明的时代风格，而且具有别时代的意义。到了盛唐时期，人物、山水、花鸟、鬼神、鞍马、屋字等绘画，勃然兴起，各具异彩，不仅在中华大地上起了承前启后的作用，而且对东方各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中国文化在日本、朝鲜、越南等广为传播，不少国家派遣留学生来历朝学习绘画、雕刻、书法等艺术。与印度的关系也日益密切，玄类去印度取经，把中国的文化艺术也带到了印度。这种国际文化交流，对中国文化的发展不同程度地起了促进作用。因此，唐代的美术，在中国美术史上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这个时代的画家，至今有文献记载或有画迹可查的，约有四百人，真是人材辈出，各有千秋。其中突出的画家，有阎立本、李思训、吴道子、王维、曹霸、韩斡、韩滉、张萱、周昉、戴嵩、边鸾等，他们在诗、书、画等各个方面部取得了重大的成就，可谓艺绝当代，名闻遐迩。
当时绘画似已有分科，人物画的发展，更是蓬蓬勃勃。如吴道子对艺术形象的塑造，掌握了“守其神，专其一”的法则，达到‘窃眸欲语”之妙。由于他卓越的绘画成就，获得了“画圣”之誉。盛唐以后，人物画出现了新的画题，即所谓“绮罗人物”，不论是绘画或雕塑，都要求曲眉丰颊、体态肥胖的造型，瑰丽灿烂的色彩，细腻I：整的画风，“情性笑言”的神色，表现出封建贵族的妇女形象，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再现自然美的山水画和花乌画方面，也获得较大的发
展，不同风格的画家，竞相出现。有李思训父子的精工细描、金碧辉煌的青绿山水，王维的“诗中有画，画中有诗”的山水画，等等。此外，还出现一些擅长某一类题材，如画牛、马、鹰、鹤、龙等的画家。
唐代的壁画和雕塑，也呈现出中国佛教艺术最灿烂的时代面貌，不论在题材内容与表现形式上，都有新的发展。从壁画方面来看，石窟壁画较为丰富，如新疆拜城的克孜尔千佛洞，敦煌莫高窟和天水麦积山石窟，保存了隋至初唐、盛唐、中唐、晚唐各个时期的作品。除了佛教画之外，尚有人物、历史故事和山水、禽兽等。这些壁画中，以敦煌壁画最为丰富，规模也最宏大。在雕塑方面，佛教造像遍及全国，艺术风格更为写实、生动，充分体现出民族特点。在洛阳龙门石窟及敦煌莫高窟、天水麦积山等处，都有较多的唐代造像。雕塑到了唐代，已出现分工，不仅有泥塑造像、石雕、木雕，而且出现了刻楼、贴金等专业。唐代的彩塑，也进一步得到发展，手法更为写实。
唐代的绘画、雕塑艺术的辉煌成就，在中国美术史上起着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重大作用。末代的美术，就是在这一基础上继承发展，愈臻完善的。
相关知识延伸：唐朝是我国封建社会的最鼎盛时期。由于统治者实行了一定程度的缓和社会矛盾和促进社会生产发展的政策，封建经济很快得到恢复和发展。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安定，给文化艺术的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唐代的美术，在中国美术史上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尤其是绘画，不仅有鲜明的时代风格，而且具有别时代的意义。到了盛唐时期，人物、山水、花鸟、鬼神、鞍马、屋字等绘画，勃然兴起，各具异彩，不仅在中华大地上起了承前启后的作用，而且对东方各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中国文化在日本、朝鲜、越南等广为传播，不少国家派遣留学生来历朝学习绘画、雕刻、书法等艺术。与印度的关系也日益密切，玄类去印度取经，把中国的文化艺术也带到了印度。这种国际文化交流，对中国文化的发展不同程度地起了促进作用。因此，唐代的美术，在中国美术史上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这个时代的画家，至今有文献记载或有画迹可查的，约有四百人，真是人材辈出，各有千秋。其中突出的画家，有阎立本、李思训、吴道子、王维、曹霸、韩斡、韩滉、张萱、周昉、戴嵩、边鸾等，他们在诗、书、画等各个方面部取得了重大的成就，可谓艺绝当代，名闻遐迩。
当时绘画似已有分科，人物画的发展，更是蓬蓬勃勃。如吴道子对艺术形象的塑造，掌握了“守其神，专其一”的法则，达到‘窃眸欲语”之妙。由于他卓越的绘画成就，获得了“画圣”之誉。盛唐以后，人物画出现了新的画题，即所谓“绮罗人物”，不论是绘画或雕塑，都要求曲眉丰颊、体态肥胖的造型，瑰丽灿烂的色彩，细腻I：整的画风，“情性笑言”的神色，表现出封建贵族的妇女形象，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再现自然美的山水画和花乌画方面，也获得较大的发
展，不同风格的画家，竞相出现。有李思训父子的精工细描、金碧辉煌的青绿山水，王维的“诗中有画，画中有诗”的山水画，等等。此外，还出现一些擅长某一类题材，如画牛、马、鹰、鹤、龙等的画家。
唐代的壁画和雕塑，也呈现出中国佛教艺术最灿烂的时代面貌，不论在题材内容与表现形式上，都有新的发展。从壁画方面来看，石窟壁画较为丰富，如新疆拜城的克孜尔千佛洞，敦煌莫高窟和天水麦积山石窟，保存了隋至初唐、盛唐、中唐、晚唐各个时期的作品。除了佛教画之外，尚有人物、历史故事和山水、禽兽等。这些壁画中，以敦煌壁画最为丰富，规模也最宏大。在雕塑方面，佛教造像遍及全国，艺术风格更为写实、生动，充分体现出民族特点。在洛阳龙门石窟及敦煌莫高窟、天水麦积山等处，都有较多的唐代造像。雕塑到了唐代，已出现分工，不仅有泥塑造像、石雕、木雕，而且出现了刻楼、贴金等专业。唐代的彩塑，也进一步得到发展，手法更为写实。
唐代的绘画、雕塑艺术的辉煌成就，在中国美术史上起着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重大作用。末代的美术，就是在这一基础上继承发展，愈臻完善的。
第3个回答 2006-04-14
二 隋、唐美术概述
隋朝(公元581—618年)统一全国，结束了两晋、南北朝三百多年来社会分裂、动荡不安的局面。随着经济的迅速恢复，新王朝的统治开始得到巩固。同时，陷王朝又开凿运河，贯通南北，加速着南北之间的经济、文化交流，从而也促进了文化艺术的繁荣。
隋代美术，是和政治、经济的稳固有着密切联系的。当时，南北的画家云集京师，互相影响，互相融合。主要的画家有展子虔、董伯仁和郑法士等数十人。隋代除了绘画、壁画之外，卷轴画已风行。展子虔的《游春图》，是目前我国保存最早的一幅山水卷轴画，可以代表当时山水画的面况展子虔的绘画成就卓著，他是唐以前杰出的大画家之一。
这一时期的绘画，起着从魏、晋、南北朝过渡到唐代的桥梁作用。
唐代，是我国封建社会的鼎盛时期。由于统治者实行了一定程度的缓和社会矛盾和促进社会生产发展的政策，封建经济很快得到恢复和发展。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安定，给文化艺术的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唐代的美术，在中国美术史上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尤其是绘画，不仅有鲜明的时代风格，而且具有别时代的意义。到了盛唐时期，人物、山水、花鸟、鬼神、鞍马、屋字等绘画，勃然兴起，各具异彩，不仅在中华大地上起了承前启后的作用，而且对东方各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中国文化在日本、朝鲜、越南等广为传播，不少国家派遣留学生来历朝学习绘画、雕刻、书法等艺术。与印度的关系也日益密切，玄类去印度取经，把中国的文化艺术也带到了印度。这种国际文化交流，对中国文化的发展不同程度地起了促进作用。因此，唐代的美术，在中国美术史上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这个时代的画家，至今有文献记载或有画迹可查的，约有四百人，真是人材辈出，各有千秋。其中突出的画家，有阎立本、李思训、吴道子、王维、曹霸、韩斡、韩滉、张萱、周昉、戴嵩、边鸾等，他们在诗、书、画等各个方面部取得了重大的成就，可谓艺绝当代，名闻遐迩。
当时绘画似已有分科，人物画的发展，更是蓬蓬勃勃。如吴道子对艺术形象的塑造，掌握了“守其神，专其一”的法则，达到‘窃眸欲语”之妙。由于他卓越的绘画成就，获得了“画圣”之誉。盛唐以后，人物画出现了新的画题，即所谓“绮罗人物”，不论是绘画或雕塑，都要求曲眉丰颊、体态肥胖的造型，瑰丽灿烂的色彩，细腻I：整的画风，“情性笑言”的神色，表现出封建贵族的妇女形象，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再现自然美的山水画和花乌画方面，也获得较大的发
展，不同风格的画家，竞相出现。有李思训父子的精工细描、金碧辉煌的青绿山水，王维的“诗中有画，画中有诗”的山水画，等等。此外，还出现一些擅长某一类题材，如画牛、马、鹰、鹤、龙等的画家。
唐代的壁画和雕塑，也呈现出中国佛教艺术最灿烂的时代面貌，不论在题材内容与表现形式上，都有新的发展。从壁画方面来看，石窟壁画较为丰富，如新疆拜城的克孜尔千佛洞，敦煌莫高窟和天水麦积山石窟，保存了隋至初唐、盛唐、中唐、晚唐各个时期的作品。除了佛教画之外，尚有人物、历史故事和山水、禽兽等。这些壁画中，以敦煌壁画最为丰富，规模也最宏大。在雕塑方面，佛教造像遍及全国，艺术风格更为写实、生动，充分体现出民族特点。在洛阳龙门石窟及敦煌莫高窟、天水麦积山等处，都有较多的唐代造像。雕塑到了唐代，已出现分工，不仅有泥塑造像、石雕、木雕，而且出现了刻楼、贴金等专业。唐代的彩塑，也进一步得到发展，手法更为写实。
唐代的绘画、雕塑艺术的辉煌成就，在中国美术史上起着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重大作用。末代的美术，就是在这一基础上继承发展，愈臻完善的。
游 春 图 隋 展子虔
《游春图》是我国现存著名画家作品中最古老的一件山水画卷，传为隋代展子虔所作。
展子虔，渤海(今山东阳信)人，一生经历了北齐、北周、隋三个朝代，曾为隋文帝所召，任朝散大夫、帐内都督等职，是隋代具有代表性的画家。展子虔擅长画楼阁、人马、山川。所作人物，描法甚纫，以色晕染，神采如生，意度具足，被著名画理家汤垕定评为“唐画之祖”(《画鉴》)。所作马匹，形神毕肖，立马有走势，卧马侧腹有腾骧起跃状，故唐代著名美术史论家张彦远在《历代名画记》中说：“展则车马为胜”。所作山水，触景留情，精妙绝伦，尤其是描绘山水的远近之势，有咫尺千里的意趣，蕴含着浓厚的诗意，诚如《宣和画谱》所称：“略与诗人同者也”。据史籍载，展子虔还是一位有名的壁画作者。他辗转大江南北，足迹遍于四方，曾在洛阳和长安的光明寺、灵宝寺、云华寺，江都(扬州)的东安寺，以及浙西、四川等地作过壁画，留下了不少画迹，甚至于到了商代尚有遗存。但由于历经水患兵火之灾，展子虔的作品散失惨重，到了明代便难以见到了。所以，董其昌把《游春图》视为“世所罕见”之墨宝，詹景风把《游春图》当作稀世之“奇宝”，都不是没有原因的。这正说明《游春图》不仅有其本身的高度艺术成就，而且对我国传统山水画的发展历史，具有补苴罅漏的珍贵价值。
《游春图》为大青绿着色绢本画卷，宋徽宗赵佶题签。全团描绘官贵士人在风和日丽、春色宜人的季节，到都城郊野“踏青”的游乐生活情景。画面右上半部分给以大片山石树林，一条湖堤小径婉蜒曲折地仲入山间幽谷，山下是“桃路李径花未残”，山上是“层青峻碧草树腾”，充满翠蝴葱茧的浓郁春意。人们或策马纵游，或伫立观赏。所画四马，一为前导缓行，二为昂首疾步，三为扬蹄奔跑，四为垂头迫逼，神态各异，虎虎如生，为乎远静穆的胜境增添了蓬发生机，起到了以动写静，而倍增其幽静的良好艺术效果，不仅显示了画家画马的艺术功力，而且表现了画家构图、点景和立意的才华。隔水相应的是左下角的山林屋字，在湖畔草地上，有两人伫立观望湖面的春满轻浪，其闲情逸志，自若如意。画面中段设以大片水色，由近及远，水天弥漫。在波光激荡的湖面上，一艘华丽的游艇随波荡漾，中有三女子正纵目四野，陶醉于明丽的湖光山色，留连忘返。在用笔设色上，《游春图》以青绿勾填法描绘山川、人物、树石，并直接用青绿浦 石徐染，不加破所，因而使画面达到了轻重有致，粗细自然，明暗间出的艺术效果，显示出富丽堂皇的古拙美，对渲染画面气氛，深化画意，都起了恰到好处的作用。后人对《游春图》颇为赞赏，为其所作的诗跋有多种。其中元人有题诗云：“暖风吹浪生鱼鳞，画图仿佛西湖春。锦鞯诗人两相逐，碧山桃杏霞初匀。粉堦朱槛眼欲醉，垂杨浅试翛蛾颦。人间别自有蓬岛，仙源之说元非真。危桥凌空路欲转，飞流直下烟迷津。画船也有诗兴好，蝉娟未必飞梁尘。两翁隔水俯晴绿，韶老似酒融芳晨。望中白云无变态，我欲乘风听松獭。落花出洞世岂知，瑶池池上春干载。”这对《游春图》画面内容和深刻含意的揭示，可以说是“点睛”之笔。
《游春图》是我国早期山水画处在演变阶段的一幅重要绘画作品。它在山水画形式格局方面的突破，对我国山水画趋向独立画科的发展，起了重大的推进作用。魏、晋、南北朝时期，传统绘画中的山水，是作为人物故事画的陪衬出现在画面的。那时的画家作画，都把人物屋宇画得很大，把山水树石点缀得很小，客观物体之间没有自然的比例关系，所以人物虽画得极其妙绝，山水则往往粗成而已，古人称之为“人大于山”、“水不容泛”。展子虔的《游春图》，在透视关系的处理上，已开始注意客观物体之间远近、高低、大小的一般关系和深度层次，把山水画发展成较为合乎比例关系的新格局。这件作品以自然景物为主，点景人物为辅，配以殿阁舟桥的崭新面貌，与隋代以前那种群峰之势“若钢饰犀相”、流水之状“不容泛”、树石成“列植之状”、“若伸臂布指”的山水之作相比较，当为一大进步。它的出现，标志着先代山水画的椎拙阶段已经结束，“青绿重彩，工细巧整”的较为完整的山水画创作逐渐开始。
展子虔是一位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画家。他的山水画风格为唐代李思训、李昭道父子所宗，对后世影响颇大，而《游春图》历来被评家视为“开青绿山水之源”的重要作品，在山水画发展史上具有奠基的意义。
龙门石刻大佛 唐
在河南省洛阳市南郊十二公里处，有一条河流叫伊水。它两岸青山对峙，形成一座天然门阙，古称伊阙，又叫龙门。唐代大诗人白居易称赞说：“洛都四郊山水之胜，龙门首焉。”
可是，龙门之所以为世所瞩目，倒不在于风景秀丽，而在于雕刻艺术。伊水两岸石窟星罗棋布，在南北长达一千米的石灰岩峭壁上，迄今还保存有历代大小窟龛二干一百零二个，大小造像九万七千余尊。这个石窟群与甘肃敦煌莫高窟、山西大同云冈石窟齐名，号称我国“三大石窟”。
洛阳是我国历史上许多朝代的首都，又是佛教传入我国后建立第一座寺庙(白马寺)的地方。龙门石窟的开凿以及它的繁荣，和它地处京畿、佛教兴盛有关。公元五世纪下半叶，在北魏拓跋族统治者中，出了一位酷爱汉族文化的皇帝——孝文帝元宏(公元467—499年)，他在许多方面实施了汉化改革，把自己的姓也改成汉姓。为了更便于统治全境和进一步学习南朝的正统汉文化，公元494年，他将首都从偏远的平城(今山西大同)迁到洛阳。就在迁都前后，龙门开始出现凿窟造像活动，不久即取代云冈石窟，成为北魏造像活动中心。
龙门的北魏造像，标志着中国北方佛教雕塑汉族化的新阶段。以云冈为代表的早期造像所包含的外来因素，被强大的汉族艺术传统融和消化了，汉化政策是这一变化的重要推动力。佛像穿着宽衣博带的汉式服装，秀骨清相，面带温文尔雅的神情与亲切蔼然的微笑，通体散发着汉族贵族文化特有的典雅气息。这一以龙门为代表的新的造像样式，风行了北魏全境，在现存许多北魏石窟中，均可见到。
北魏是龙门造像的第一个高峰期，顶峰却在一百多年以后的唐代。继北魏之后，东魏、西魏、北齐、北周、隋、唐历代都在龙门营造石窟，至北宋初期才更然而止，前后长达四百余年。
洛阳是唐朝的东都，龙门的营造活动在初、盛唐时达到了高潮。雄踞峰颠的代表作，便是这里介绍的奉先寺卢舍那大佛像。像高17．14米，头高4米，耳长1．9米。双手与腿部已毁，但丝毫无损于它的磅赌气势。佛像头部圆满秀丽，既有男子汉的庄严，又略带女性的慈和，下视的眼神透出威武与英睿，微翘的唇角显得尊贵与严峻。这不是一具普渡众生、慈悲为怀的宗教偶像，而是被高度美化了的大唐帝国高居九重的帝王化身。据记载，这尊大佛像以及同窟左右胁侍护法供养人十一尊，是唐高宗李治(公元649—683年在位)在咸亨三年(672年)下救，武则天(公元624—705年)资助两万贯脂粉钱开凿，至上元二年(675年)完成的。执掌了国柄的武则天，为了替自己歌功颂德，树碑立传，不遗余力地建寺造像，龙门奉先寺大佛只是一例。工程的主要负责人是和尚，象北魏云冈石窟主持人昙曜一样，也善能阿谀上意，以佛像模拟美化统治者。据考证，武则天“方额广颐”，卢舍那大佛的头部基本形状和女性气质，不是只同她巧合而己。
不过，对武则天的评价虽然莫衷一是，对卢舍那大佛雕刻艺术的评价，却众口一词。它是那么完美，在任何角度都可以欣赏到它头部优美的轮廓线与严谨的结构，令人百看不厌。它的雄伟壮丽、典雅崇高与严肃睿智，常使人不禁联想起希腊巴底农神庙的主神雅典娜像，但它比雅典娜像更稳重，更完整，更有气魄，象一座不可格撼的山岳。它比早已毁灭的雅典娜像高出四米多。如果撇开武则天的影子，它确实形象地体现了初唐自强奋发，激昂向上的时代精神。
大佛的雕刻手法极为精湛。佛头运刀果断准确，五官体积厚重，线条明快。又采取对比手法，用富于装饰性的螺发肉髻和大耳，简素的衣纹与华丽的背光，把头部衬托得更突出，更美丽，更引人注目。大佛曲眉丰颊的面部特征与硕壮丰满的体魄，反映了唐代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所产生的审美观点与美学思想，并逐渐形成有别于历代风格，具有强烈时代特征的造像样式，给人以清新、健美、雄浑、典丽等等美的享受。
当然，这一切赞誉，最后都应奉献给唐代的艺术匠师。他们用短短的三年零九个月，在坚硬的石灰岩峭壁上开掘了深广四十米以上的大窟，雕刻了高度在十到十八米之间的十一等大佛像，这是何等宏伟的创造啊!
菩 萨 像(敦煌彩塑) 唐
一千六百多年前的一天傍晚，乐僔和尚肩扛锡杖，在荒无人烟的戈壁古道上跋涉。当他走到鸣沙山东麓时，忽然眼前一亮，定睛注视，只见对面三危山上金光万道，千佛一齐显现。他赶忙拜倒在地，并决定不再向前走，因为他终于找到了一块“圣地”。他募工在悬崖上挖了一个石窟，塑造佛像，观禅修行。这是公元366年，前秦符坚建元二年的事。实际上，那些大放金光的“千佛”，是夕阳的余晖返照三危山犬牙交错的巉岩，在一个虔诚佛教徒眼里形成的幻象。那景象，今天有时仍然可以见到。想不到，当年乐僧和尚播下的这粒种子，经过历代人民的血汗浇灌，竟成长为一株稀世奇葩——莫高窟艺术。
敦煌地处丝绸之路的咽喉，当年是进出中国的第一道关卡，因此那里成了中西经济文化的第一个交流点，也是佛教由西域东传时在中国的第一站。随着经济与佛教的发达，石窟艺术也因之繁荣。从乐僧发现“圣地”之后，呜沙山东麓南北长约一千六百米的悬崖峭壁，被历代贵宦巨商和佛教信徒争先恐后地开窟造像，到武则天时，已多达一千多个窟宪，所以莫高窟又名千佛洞。但由于长期来自然力与人为的破坏，损失惨重，以至现在，只宰存有十六国、北魏、西魏、北周、隋、唐、五代、北宋、西夏、元等十余个朝代建造的洞窟五百个左右，彩塑两千多尊，壁画四万五千多平方米。
这座集中历代劳动人民艺术才华和智慧的大宝库，在本世纪初才被发现。窟内的彩塑、壁画以及秘藏的历代珍贵文书文物，遭到了帝国主义者的盗劫与破坏。解放以后，莫高窟才受到国家的保护，所有文物得到妥善管理，研究工作也进一步开展。国内外有关学者都对敦煌艺术作精深研究，形成了一门新的学科：敦煌学。
莫高窟开掘在砾岩悬崖上，因砾岩粗粝松脆不能雕刻，古代艺术家使用泥塑造作佛像，再施彩绘，使它们五彩缤纷，唯妙唯肖。莫高窟的彩塑经历了由稚拙到成熟，由兴盛到式微几个阶段。北朝的早期彩塑，较多地仿效西域与印度佛像式样，后期逐渐汉化，无论形貌、体格或服装，都出现了汉民族特色。到了唐代，汉民族特色更加浓厚，艺术水平达于顶峰。特别是盛唐彩塑，犹如朵朵怒放的牡丹，饱满、华贵、完美、自然、秋艳，望之令人心旷神怡。这里介绍的第四十五窟菩萨像，就是一尊颇有代表性的盛唐彩塑。
菩萨在佛教中，是地位仅次于佛的圣人。但他们的形象却不象佛出家苦修，衣著简朴的校样，而是印度古代世俗贵族的写照：头挽华鬘，有时还顶着宝冠，颈系项链，胸佩璎珞，臂腕戴着钏环，足胚套着脚镯，一身珠光宝气，气象华贵雍容。由于印度酷热，菩萨像也象人们一样上身赤裸，有时最多披条飘带般的天衣，下身穿裙。因此，菩萨像是佛教美术中最美丽多姿、惹人喜爱的形象。
菩萨原是男子，后因他们具有大慈大悲的特定神格，面容慈爱，姿态柔和，再加上衣饰华丽，极易被看作女性，于是后来便逐渐女性化了。在我国菩萨像中，具有男子气的所谓“天男相”菩萨竟成风毛麟角。第四十五窟盛唐菩萨像便是典型的女子形象，她身体作S形倾斜，优美地站立着。头部斜而微仰，弯长的柳叶眉下，风眼半闭，眼神恍惚朦胧，抿紧的樱唇两角微翘，满脸高贵骄矜的神态。这分明是一尊盛唐贵族妇女像，哪里还有多少宗教气息。唐代是我国封建社会的鼎盛时期，政治、经济、文化都取得高度成就。盛唐时国力强盛，四海富足，朝野耽于逸乐，追求感观的享受，这不能个反映到美术上来，佛教雕塑于是也出现世俗化倾向。艺术匠师大胆地以伎女为模特儿塑造菩萨像，大胆地表现人体美，竟成为风气。同时，时俗祟尚肥胖的审美情趣，也统治了佛教美术，这些，在四十五窟这尊菩萨身上都得到了充分反映。四十五窟菩萨像，神情体态刻划之精采，肌肤质感表现之精当，妆銮彩绘之精湛，民族风格之精良，都令后代雕塑家仰之弥高，望尘莫及。
步辇图 唐 阎立本
唐代画家阎立本的名作《步辇图》，是一幅最早反映我国古代汉、藏民族要求团结统一的历史画卷。它真实地纪录了一千三百多年前，汉、藏民族之间亲密交往的重要历史事件，那就是著名的文成公主和松赞干布的联姻。据记载：藏族吐善王赞普曾遣使至长安请婚，公元640年(贞观十四年)，唐太宗李世民接受了联姻要求，答应把文成公主嫁给吐善松赞干布。松赞干布便派使者禄东赞到长安迎娶。《步辇图》所展示的画面，就是描绘唐太宗接见禄东赞的情景。
《步辇图》的右侧，唐太宗坐于辇上，宫女九人前后左右分列，有的抬辇、扶辇，有的持扇，有的打伞，各具姿态。画的左侧，有虬髯执笏者，当是朝中引班的礼官。其后拱手肃立者，是吐善使者禄东赞。最后一人当是朝中的翻译官。这两组人物中，主要是唐太宗和禄东赞。他们的身分和性格，被刻划得十分鲜明生动，从而有力地表现了作品所描绘的故班情节。唐太宗是历史上享有盛名的皇帝，是一份治国安邦有建树的政治家。作者在画面上以赞美的笔调加以表现。他安祥自若，威严的神情中流露出对使者的喜爱和嘉许。
画家通过对服饰、举止，特别是容貌神情的描绘，生动地刻划了藏族使者禄东赞的精神气质。禄东赞脸颊丰满，高鼻，黑黑的络腮胡，体现了藏族人民矫健中略带粗犷的性格特征。特别是他那宽阔的额头上几条长长的皱纹，与他质朴的颜面组合在一起，表现了他的才智和丰富的经历。他举止谦恭，敬畏中显得精于，憨厚中使人可信。
《步辇图》的表现手法简练而明朗，舍弃了一切不必要的背景和道具，使人物更加突出。作者利用人物的服饰打扮、外貌特征，使每个人物的不同民族和不同身分，得到了恰如其分的表现，使人一目了然。
在这幅画上，唐太宗无疑是最主要的人物。他虽然置于画的右边，又被宫女簇拥，照理不易突出。但作者却用巧妙的艺术手段，达到了预期的效果。在我国传统绘画中，画家为了突出众多人物中的主人公，常常把他画得比其他人物略大些。《步辇图》在采用同样手法的同时，利用宫女手执的两把大扇——两根画面上最长的线条，在唐太宗的头部上方“人”字形相交，把人们的视线引向了主角。而石绿色大扇与朱色大伞的强烈色彩对比，更增强了它的艺术效果。另外，宫女的彩条衣裙与唐太宗大块的单纯色的对比处理，画面左边三人的服饰中，禄东赞那粗粗细细，斑澜有致的长袍与其他两人的大块颜色的对比手法，都充分体现了作者匠心独具。
《步辇图》是一幅工笔重彩画。他以重彩刷染，脸部加昂，其效果单纯而明朗。但色不盖墨，线条的表现力，在这里仍明显可见。作者继承了前代优秀画家顾恺之、张僧繇的艺术成就。线条匀细挺拔，富有弹性。
《步辇图》的作者阎立本(？—673年)，是初唐具有代表性的著名画家。他的父亲阎毗，是隋代著名工艺家和工程学家，善于营造宫殿，修筑长城。哥哥阎立德，也是著名画家。阎立本继承家业，并努力从前人的艺术中学习和汲取营养，在人物画等方面获得了很高的成就。历史上称他“兼能书画，朝廷号为丹青神化”。阎立本是开一代画风的划时代人物。唐太宗时任工部尚书，官至右相。他的画多重大题材，除《步辇图》外，还有《历代帝王像》、《职贡图》、《凌烟阁功臣像》等。这里介绍的《步辇图》，较为充分地体现了阎立本的艺术风格和政治素养。
江帆楼阁图 唐 李思训
《江帆楼阁图》传为唐代画家李思训的手笔，是古代绘画中早期青绿山水画的代表作品。
我国山水画发展到了唐代，风格多样，名家辈出，呈现出一派空前繁荣的新景象。李思训在展子虔画风的影响下，不仅在形式上进一步发展了以山水为主体，人物为点景的格局，而且在笔调的细密以及青绿设色上，继承了六朗、隋代以来我国山水画中以色彩为主的固有表现手法，借鉴和丰富了前人小青绿设色法，采用青绿勾所，开创了“青绿为质，金碧为纹”的“金碧山水”画先声，把传统的色彩表现形式更进一步发挥得绚丽灿烂。通过李思训的艺术实践，山水画趋向独立画科的基础，基本上稳定了下来。李思训及其子李阳道的山水画建树，对古代山水画形式的演变，有着深刻的意义。至于李思训的作品，世传极少。现在能见到的《明皇幸蜀图》、《青山行旅图》、《宫苑图》等虽届李氏流派，但皆为后人摹本。因此，《江帆楼阁图》就成了研究李思训山水画风格和中国古代山水画特色的弥足珍贵的作品。
《江帆楼阁图》，绢本，青绿设色，横54．7公分，纵10l公分。画面上部作江天浩渺，风帆溯流，展现了千里之遥的纵目境界。左下部为长松秀岭，碧殿朱廊。在翠竹茂林的掩映之下，山径婉蜒曲折，点景人物中，或乘骑蹲道，或闲步同游，或肩挑背负，缓行于桃红丛绿之间。满山的古树苍枝，杈搓交纵，状如屈铁。藤条绕柯，盘根错节，更给画面意境增添了古朴的气氛。全图峰峦连绵，境界雄远，结构新颖，笔墨工致，无论是青绿着色，还是朱墨放染，都有入木三分之妙。特别是由于画家出身豪门，对宫苑的楼台殿阁和树石山泉，本来就深有感受，再说他又有一手“界画”的高超技艺，笔调上以劲健见长，善于在精绘妙制之中，求工细巧整和古雅厚实之趣。因此，表现在《江帆楼阁图》中对山水、人物、建筑的刻画，以及傅彩染色、钩所填鼓等技法，都达到了自成家数的境地，真是“风骨奇峭，挥扫躁硬”，进而使画面状山水之貌而气势无穷，发景外之趣而余味不尽。这与先人之作相比，自然要高出一筹，成熟得多了。唐人齐融有《题李思训山水》诗云：“卜筑藏修地白偏，尊前诗洒集群贤。丰岩松照时藏鹤，一枕秋声夜听泉。风月漫劳酬逸兴，池槐随处度流年。南唐人物依然在，山水幽居股稠川。”这种奇妙胜境，在《江帆楼阁图》中也依稀可见。李思训作山水，因为特别好写“湍濒漏缓，云雾飘渺”之景，且又常配以神仙放事中的人物，使反堑更幽邃，意境更美妙，具有山川景色的特殊神韵，因此令人赞绝。
李思训(公元65l——718年)是唐朝宗室。他不仅是一位“早以艺称于当时”的大画家，同时是一位以战功显于当时的右武卫大将军。他的儿子李昭道，曾做过太原府仓曹，后来官至中书舍人。李昭道的官职虽不高，但在山水画方面却继承了父业，功力不凡，所作“金碧山水”，设色用笔，更为纤细毕具，有“变父之势，妙有过之”之誉，不愧为“一时妙手”。因父子以“金碧山水”齐名，所以时人言及山水画时，便有“大李将军”、“小李将军”之称。昭道虽官不至将军，俗因其父而称之。李思训父子的山水画创作，在我国山水画发展史上有重要的地位，以他们为代表的青绿山水一派，和盛唐以后兴起的水墨山水，为晚唐五代山水画的成熟，准备了较为充分的条件。了解一下李思训的这些创作情况和艺术成就，对我们欣赏《江帆楼阁图》这一件具体作品来说，是颇有裨益的。
送子天王图 唐 吴道子
《送子天王图》，又名《释迦降生图》，描绘的是释迦降生后，他的父亲净饭王抱他去拜谒天神的情景。画的前段，描写送子之神及其所骑瑞兽向前奔驰的神态，气氛紧张而愉快。端坐的天王，态度雍容自若，流露出他因喜事而激奋的心情，又带着王者的威严和沉思的神色。两旁文武侍臣以及侍女的表情，也都环绕了这个情节，表露出各不相同的性格和表情动作。这段描写天王召见送子之神的情节之所以生动，主要不在于人物动作的富有变化，而在于人物各不相同的心理变化。种种心理变化，集中地表现在这件不平凡的事情将要发生之前，各人所具有的表情特征。大画家吴道子笔下的这些神仙特别生动，达到了“窃眸欲语”、“转目视人”的感人程度。画的后一段，表现净饭王怀着崇敬的心情，小心翼翼地抱着小儿——释迦(即悉达多太子)缓步而持重地行走着。在净饭王前面有一神怪伏地而拜，显得张惶失措的样子。这些场面烘托出这个婴儿具有无上的威严。吴道子对神怪的描绘，也是非同一般的。他借助于神怪本身的生动表情，使画面收到“虬须云鬓，数尺飞动，毛根出肉，力健有余”的效果。总之，对于人物形象的生动刻划，吴道子达到了以前历代画家所不能企及的程度。
《送子天王图》，体现了吴道子典型的表现方法。在吴道子之前，表现人物服饰道具的线条，基本上是用“十八描”中所谓的“游丝描”和“铁线描”一类。他在学习前辈画家张僧繇的“张家样”，曹仲达的“曹家样”的基础上，推陈出新，创造了线条圆转，衣服宽松，裙带飘举，即所谓“英莱条”形式。在吴道子笔下，线条成了一种富有生命，独立自由的友现形式。他认为，在绘画创作中，线条的速度、压力和节奏有机进行，是传达内容和感情的主要关键，而色彩应服从于线，甚至不加色彩而只用墨线也可以独立成画，即“白画”，或白描。所以，吴道：严所绘的壁画，不象当时一般作品那样绚丽，而是傅彩简淡，轻拂丹青，史称为“吴家样”。《送子天王图》正是这样的一幅画，吴道子以轻重多变、迎风飘举的线条，略施色彩，生动地表现了佛教故事中的一个重大题材。
吴道子(约公元685——758年)，又名道玄，河南阳翟(禹县)人。幼年贫穷孤苦，但未满二十岁，“已穷丹青之妙”。
隋朝(公元581—618年)统一全国，结束了两晋、南北朝三百多年来社会分裂、动荡不安的局面。随着经济的迅速恢复，新王朝的统治开始得到巩固。同时，陷王朝又开凿运河，贯通南北，加速着南北之间的经济、文化交流，从而也促进了文化艺术的繁荣。
隋代美术，是和政治、经济的稳固有着密切联系的。当时，南北的画家云集京师，互相影响，互相融合。主要的画家有展子虔、董伯仁和郑法士等数十人。隋代除了绘画、壁画之外，卷轴画已风行。展子虔的《游春图》，是目前我国保存最早的一幅山水卷轴画，可以代表当时山水画的面况展子虔的绘画成就卓著，他是唐以前杰出的大画家之一。
这一时期的绘画，起着从魏、晋、南北朝过渡到唐代的桥梁作用。
唐代，是我国封建社会的鼎盛时期。由于统治者实行了一定程度的缓和社会矛盾和促进社会生产发展的政策，封建经济很快得到恢复和发展。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安定，给文化艺术的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唐代的美术，在中国美术史上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尤其是绘画，不仅有鲜明的时代风格，而且具有别时代的意义。到了盛唐时期，人物、山水、花鸟、鬼神、鞍马、屋字等绘画，勃然兴起，各具异彩，不仅在中华大地上起了承前启后的作用，而且对东方各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中国文化在日本、朝鲜、越南等广为传播，不少国家派遣留学生来历朝学习绘画、雕刻、书法等艺术。与印度的关系也日益密切，玄类去印度取经，把中国的文化艺术也带到了印度。这种国际文化交流，对中国文化的发展不同程度地起了促进作用。因此，唐代的美术，在中国美术史上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这个时代的画家，至今有文献记载或有画迹可查的，约有四百人，真是人材辈出，各有千秋。其中突出的画家，有阎立本、李思训、吴道子、王维、曹霸、韩斡、韩滉、张萱、周昉、戴嵩、边鸾等，他们在诗、书、画等各个方面部取得了重大的成就，可谓艺绝当代，名闻遐迩。
当时绘画似已有分科，人物画的发展，更是蓬蓬勃勃。如吴道子对艺术形象的塑造，掌握了“守其神，专其一”的法则，达到‘窃眸欲语”之妙。由于他卓越的绘画成就，获得了“画圣”之誉。盛唐以后，人物画出现了新的画题，即所谓“绮罗人物”，不论是绘画或雕塑，都要求曲眉丰颊、体态肥胖的造型，瑰丽灿烂的色彩，细腻I：整的画风，“情性笑言”的神色，表现出封建贵族的妇女形象，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再现自然美的山水画和花乌画方面，也获得较大的发
展，不同风格的画家，竞相出现。有李思训父子的精工细描、金碧辉煌的青绿山水，王维的“诗中有画，画中有诗”的山水画，等等。此外，还出现一些擅长某一类题材，如画牛、马、鹰、鹤、龙等的画家。
唐代的壁画和雕塑，也呈现出中国佛教艺术最灿烂的时代面貌，不论在题材内容与表现形式上，都有新的发展。从壁画方面来看，石窟壁画较为丰富，如新疆拜城的克孜尔千佛洞，敦煌莫高窟和天水麦积山石窟，保存了隋至初唐、盛唐、中唐、晚唐各个时期的作品。除了佛教画之外，尚有人物、历史故事和山水、禽兽等。这些壁画中，以敦煌壁画最为丰富，规模也最宏大。在雕塑方面，佛教造像遍及全国，艺术风格更为写实、生动，充分体现出民族特点。在洛阳龙门石窟及敦煌莫高窟、天水麦积山等处，都有较多的唐代造像。雕塑到了唐代，已出现分工，不仅有泥塑造像、石雕、木雕，而且出现了刻楼、贴金等专业。唐代的彩塑，也进一步得到发展，手法更为写实。
唐代的绘画、雕塑艺术的辉煌成就，在中国美术史上起着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重大作用。末代的美术，就是在这一基础上继承发展，愈臻完善的。
游 春 图 隋 展子虔
《游春图》是我国现存著名画家作品中最古老的一件山水画卷，传为隋代展子虔所作。
展子虔，渤海(今山东阳信)人，一生经历了北齐、北周、隋三个朝代，曾为隋文帝所召，任朝散大夫、帐内都督等职，是隋代具有代表性的画家。展子虔擅长画楼阁、人马、山川。所作人物，描法甚纫，以色晕染，神采如生，意度具足，被著名画理家汤垕定评为“唐画之祖”(《画鉴》)。所作马匹，形神毕肖，立马有走势，卧马侧腹有腾骧起跃状，故唐代著名美术史论家张彦远在《历代名画记》中说：“展则车马为胜”。所作山水，触景留情，精妙绝伦，尤其是描绘山水的远近之势，有咫尺千里的意趣，蕴含着浓厚的诗意，诚如《宣和画谱》所称：“略与诗人同者也”。据史籍载，展子虔还是一位有名的壁画作者。他辗转大江南北，足迹遍于四方，曾在洛阳和长安的光明寺、灵宝寺、云华寺，江都(扬州)的东安寺，以及浙西、四川等地作过壁画，留下了不少画迹，甚至于到了商代尚有遗存。但由于历经水患兵火之灾，展子虔的作品散失惨重，到了明代便难以见到了。所以，董其昌把《游春图》视为“世所罕见”之墨宝，詹景风把《游春图》当作稀世之“奇宝”，都不是没有原因的。这正说明《游春图》不仅有其本身的高度艺术成就，而且对我国传统山水画的发展历史，具有补苴罅漏的珍贵价值。
《游春图》为大青绿着色绢本画卷，宋徽宗赵佶题签。全团描绘官贵士人在风和日丽、春色宜人的季节，到都城郊野“踏青”的游乐生活情景。画面右上半部分给以大片山石树林，一条湖堤小径婉蜒曲折地仲入山间幽谷，山下是“桃路李径花未残”，山上是“层青峻碧草树腾”，充满翠蝴葱茧的浓郁春意。人们或策马纵游，或伫立观赏。所画四马，一为前导缓行，二为昂首疾步，三为扬蹄奔跑，四为垂头迫逼，神态各异，虎虎如生，为乎远静穆的胜境增添了蓬发生机，起到了以动写静，而倍增其幽静的良好艺术效果，不仅显示了画家画马的艺术功力，而且表现了画家构图、点景和立意的才华。隔水相应的是左下角的山林屋字，在湖畔草地上，有两人伫立观望湖面的春满轻浪，其闲情逸志，自若如意。画面中段设以大片水色，由近及远，水天弥漫。在波光激荡的湖面上，一艘华丽的游艇随波荡漾，中有三女子正纵目四野，陶醉于明丽的湖光山色，留连忘返。在用笔设色上，《游春图》以青绿勾填法描绘山川、人物、树石，并直接用青绿浦 石徐染，不加破所，因而使画面达到了轻重有致，粗细自然，明暗间出的艺术效果，显示出富丽堂皇的古拙美，对渲染画面气氛，深化画意，都起了恰到好处的作用。后人对《游春图》颇为赞赏，为其所作的诗跋有多种。其中元人有题诗云：“暖风吹浪生鱼鳞，画图仿佛西湖春。锦鞯诗人两相逐，碧山桃杏霞初匀。粉堦朱槛眼欲醉，垂杨浅试翛蛾颦。人间别自有蓬岛，仙源之说元非真。危桥凌空路欲转，飞流直下烟迷津。画船也有诗兴好，蝉娟未必飞梁尘。两翁隔水俯晴绿，韶老似酒融芳晨。望中白云无变态，我欲乘风听松獭。落花出洞世岂知，瑶池池上春干载。”这对《游春图》画面内容和深刻含意的揭示，可以说是“点睛”之笔。
《游春图》是我国早期山水画处在演变阶段的一幅重要绘画作品。它在山水画形式格局方面的突破，对我国山水画趋向独立画科的发展，起了重大的推进作用。魏、晋、南北朝时期，传统绘画中的山水，是作为人物故事画的陪衬出现在画面的。那时的画家作画，都把人物屋宇画得很大，把山水树石点缀得很小，客观物体之间没有自然的比例关系，所以人物虽画得极其妙绝，山水则往往粗成而已，古人称之为“人大于山”、“水不容泛”。展子虔的《游春图》，在透视关系的处理上，已开始注意客观物体之间远近、高低、大小的一般关系和深度层次，把山水画发展成较为合乎比例关系的新格局。这件作品以自然景物为主，点景人物为辅，配以殿阁舟桥的崭新面貌，与隋代以前那种群峰之势“若钢饰犀相”、流水之状“不容泛”、树石成“列植之状”、“若伸臂布指”的山水之作相比较，当为一大进步。它的出现，标志着先代山水画的椎拙阶段已经结束，“青绿重彩，工细巧整”的较为完整的山水画创作逐渐开始。
展子虔是一位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画家。他的山水画风格为唐代李思训、李昭道父子所宗，对后世影响颇大，而《游春图》历来被评家视为“开青绿山水之源”的重要作品，在山水画发展史上具有奠基的意义。
龙门石刻大佛 唐
在河南省洛阳市南郊十二公里处，有一条河流叫伊水。它两岸青山对峙，形成一座天然门阙，古称伊阙，又叫龙门。唐代大诗人白居易称赞说：“洛都四郊山水之胜，龙门首焉。”
可是，龙门之所以为世所瞩目，倒不在于风景秀丽，而在于雕刻艺术。伊水两岸石窟星罗棋布，在南北长达一千米的石灰岩峭壁上，迄今还保存有历代大小窟龛二干一百零二个，大小造像九万七千余尊。这个石窟群与甘肃敦煌莫高窟、山西大同云冈石窟齐名，号称我国“三大石窟”。
洛阳是我国历史上许多朝代的首都，又是佛教传入我国后建立第一座寺庙(白马寺)的地方。龙门石窟的开凿以及它的繁荣，和它地处京畿、佛教兴盛有关。公元五世纪下半叶，在北魏拓跋族统治者中，出了一位酷爱汉族文化的皇帝——孝文帝元宏(公元467—499年)，他在许多方面实施了汉化改革，把自己的姓也改成汉姓。为了更便于统治全境和进一步学习南朝的正统汉文化，公元494年，他将首都从偏远的平城(今山西大同)迁到洛阳。就在迁都前后，龙门开始出现凿窟造像活动，不久即取代云冈石窟，成为北魏造像活动中心。
龙门的北魏造像，标志着中国北方佛教雕塑汉族化的新阶段。以云冈为代表的早期造像所包含的外来因素，被强大的汉族艺术传统融和消化了，汉化政策是这一变化的重要推动力。佛像穿着宽衣博带的汉式服装，秀骨清相，面带温文尔雅的神情与亲切蔼然的微笑，通体散发着汉族贵族文化特有的典雅气息。这一以龙门为代表的新的造像样式，风行了北魏全境，在现存许多北魏石窟中，均可见到。
北魏是龙门造像的第一个高峰期，顶峰却在一百多年以后的唐代。继北魏之后，东魏、西魏、北齐、北周、隋、唐历代都在龙门营造石窟，至北宋初期才更然而止，前后长达四百余年。
洛阳是唐朝的东都，龙门的营造活动在初、盛唐时达到了高潮。雄踞峰颠的代表作，便是这里介绍的奉先寺卢舍那大佛像。像高17．14米，头高4米，耳长1．9米。双手与腿部已毁，但丝毫无损于它的磅赌气势。佛像头部圆满秀丽，既有男子汉的庄严，又略带女性的慈和，下视的眼神透出威武与英睿，微翘的唇角显得尊贵与严峻。这不是一具普渡众生、慈悲为怀的宗教偶像，而是被高度美化了的大唐帝国高居九重的帝王化身。据记载，这尊大佛像以及同窟左右胁侍护法供养人十一尊，是唐高宗李治(公元649—683年在位)在咸亨三年(672年)下救，武则天(公元624—705年)资助两万贯脂粉钱开凿，至上元二年(675年)完成的。执掌了国柄的武则天，为了替自己歌功颂德，树碑立传，不遗余力地建寺造像，龙门奉先寺大佛只是一例。工程的主要负责人是和尚，象北魏云冈石窟主持人昙曜一样，也善能阿谀上意，以佛像模拟美化统治者。据考证，武则天“方额广颐”，卢舍那大佛的头部基本形状和女性气质，不是只同她巧合而己。
不过，对武则天的评价虽然莫衷一是，对卢舍那大佛雕刻艺术的评价，却众口一词。它是那么完美，在任何角度都可以欣赏到它头部优美的轮廓线与严谨的结构，令人百看不厌。它的雄伟壮丽、典雅崇高与严肃睿智，常使人不禁联想起希腊巴底农神庙的主神雅典娜像，但它比雅典娜像更稳重，更完整，更有气魄，象一座不可格撼的山岳。它比早已毁灭的雅典娜像高出四米多。如果撇开武则天的影子，它确实形象地体现了初唐自强奋发，激昂向上的时代精神。
大佛的雕刻手法极为精湛。佛头运刀果断准确，五官体积厚重，线条明快。又采取对比手法，用富于装饰性的螺发肉髻和大耳，简素的衣纹与华丽的背光，把头部衬托得更突出，更美丽，更引人注目。大佛曲眉丰颊的面部特征与硕壮丰满的体魄，反映了唐代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所产生的审美观点与美学思想，并逐渐形成有别于历代风格，具有强烈时代特征的造像样式，给人以清新、健美、雄浑、典丽等等美的享受。
当然，这一切赞誉，最后都应奉献给唐代的艺术匠师。他们用短短的三年零九个月，在坚硬的石灰岩峭壁上开掘了深广四十米以上的大窟，雕刻了高度在十到十八米之间的十一等大佛像，这是何等宏伟的创造啊!
菩 萨 像(敦煌彩塑) 唐
一千六百多年前的一天傍晚，乐僔和尚肩扛锡杖，在荒无人烟的戈壁古道上跋涉。当他走到鸣沙山东麓时，忽然眼前一亮，定睛注视，只见对面三危山上金光万道，千佛一齐显现。他赶忙拜倒在地，并决定不再向前走，因为他终于找到了一块“圣地”。他募工在悬崖上挖了一个石窟，塑造佛像，观禅修行。这是公元366年，前秦符坚建元二年的事。实际上，那些大放金光的“千佛”，是夕阳的余晖返照三危山犬牙交错的巉岩，在一个虔诚佛教徒眼里形成的幻象。那景象，今天有时仍然可以见到。想不到，当年乐僧和尚播下的这粒种子，经过历代人民的血汗浇灌，竟成长为一株稀世奇葩——莫高窟艺术。
敦煌地处丝绸之路的咽喉，当年是进出中国的第一道关卡，因此那里成了中西经济文化的第一个交流点，也是佛教由西域东传时在中国的第一站。随着经济与佛教的发达，石窟艺术也因之繁荣。从乐僧发现“圣地”之后，呜沙山东麓南北长约一千六百米的悬崖峭壁，被历代贵宦巨商和佛教信徒争先恐后地开窟造像，到武则天时，已多达一千多个窟宪，所以莫高窟又名千佛洞。但由于长期来自然力与人为的破坏，损失惨重，以至现在，只宰存有十六国、北魏、西魏、北周、隋、唐、五代、北宋、西夏、元等十余个朝代建造的洞窟五百个左右，彩塑两千多尊，壁画四万五千多平方米。
这座集中历代劳动人民艺术才华和智慧的大宝库，在本世纪初才被发现。窟内的彩塑、壁画以及秘藏的历代珍贵文书文物，遭到了帝国主义者的盗劫与破坏。解放以后，莫高窟才受到国家的保护，所有文物得到妥善管理，研究工作也进一步开展。国内外有关学者都对敦煌艺术作精深研究，形成了一门新的学科：敦煌学。
莫高窟开掘在砾岩悬崖上，因砾岩粗粝松脆不能雕刻，古代艺术家使用泥塑造作佛像，再施彩绘，使它们五彩缤纷，唯妙唯肖。莫高窟的彩塑经历了由稚拙到成熟，由兴盛到式微几个阶段。北朝的早期彩塑，较多地仿效西域与印度佛像式样，后期逐渐汉化，无论形貌、体格或服装，都出现了汉民族特色。到了唐代，汉民族特色更加浓厚，艺术水平达于顶峰。特别是盛唐彩塑，犹如朵朵怒放的牡丹，饱满、华贵、完美、自然、秋艳，望之令人心旷神怡。这里介绍的第四十五窟菩萨像，就是一尊颇有代表性的盛唐彩塑。
菩萨在佛教中，是地位仅次于佛的圣人。但他们的形象却不象佛出家苦修，衣著简朴的校样，而是印度古代世俗贵族的写照：头挽华鬘，有时还顶着宝冠，颈系项链，胸佩璎珞，臂腕戴着钏环，足胚套着脚镯，一身珠光宝气，气象华贵雍容。由于印度酷热，菩萨像也象人们一样上身赤裸，有时最多披条飘带般的天衣，下身穿裙。因此，菩萨像是佛教美术中最美丽多姿、惹人喜爱的形象。
菩萨原是男子，后因他们具有大慈大悲的特定神格，面容慈爱，姿态柔和，再加上衣饰华丽，极易被看作女性，于是后来便逐渐女性化了。在我国菩萨像中，具有男子气的所谓“天男相”菩萨竟成风毛麟角。第四十五窟盛唐菩萨像便是典型的女子形象，她身体作S形倾斜，优美地站立着。头部斜而微仰，弯长的柳叶眉下，风眼半闭，眼神恍惚朦胧，抿紧的樱唇两角微翘，满脸高贵骄矜的神态。这分明是一尊盛唐贵族妇女像，哪里还有多少宗教气息。唐代是我国封建社会的鼎盛时期，政治、经济、文化都取得高度成就。盛唐时国力强盛，四海富足，朝野耽于逸乐，追求感观的享受，这不能个反映到美术上来，佛教雕塑于是也出现世俗化倾向。艺术匠师大胆地以伎女为模特儿塑造菩萨像，大胆地表现人体美，竟成为风气。同时，时俗祟尚肥胖的审美情趣，也统治了佛教美术，这些，在四十五窟这尊菩萨身上都得到了充分反映。四十五窟菩萨像，神情体态刻划之精采，肌肤质感表现之精当，妆銮彩绘之精湛，民族风格之精良，都令后代雕塑家仰之弥高，望尘莫及。
步辇图 唐 阎立本
唐代画家阎立本的名作《步辇图》，是一幅最早反映我国古代汉、藏民族要求团结统一的历史画卷。它真实地纪录了一千三百多年前，汉、藏民族之间亲密交往的重要历史事件，那就是著名的文成公主和松赞干布的联姻。据记载：藏族吐善王赞普曾遣使至长安请婚，公元640年(贞观十四年)，唐太宗李世民接受了联姻要求，答应把文成公主嫁给吐善松赞干布。松赞干布便派使者禄东赞到长安迎娶。《步辇图》所展示的画面，就是描绘唐太宗接见禄东赞的情景。
《步辇图》的右侧，唐太宗坐于辇上，宫女九人前后左右分列，有的抬辇、扶辇，有的持扇，有的打伞，各具姿态。画的左侧，有虬髯执笏者，当是朝中引班的礼官。其后拱手肃立者，是吐善使者禄东赞。最后一人当是朝中的翻译官。这两组人物中，主要是唐太宗和禄东赞。他们的身分和性格，被刻划得十分鲜明生动，从而有力地表现了作品所描绘的故班情节。唐太宗是历史上享有盛名的皇帝，是一份治国安邦有建树的政治家。作者在画面上以赞美的笔调加以表现。他安祥自若，威严的神情中流露出对使者的喜爱和嘉许。
画家通过对服饰、举止，特别是容貌神情的描绘，生动地刻划了藏族使者禄东赞的精神气质。禄东赞脸颊丰满，高鼻，黑黑的络腮胡，体现了藏族人民矫健中略带粗犷的性格特征。特别是他那宽阔的额头上几条长长的皱纹，与他质朴的颜面组合在一起，表现了他的才智和丰富的经历。他举止谦恭，敬畏中显得精于，憨厚中使人可信。
《步辇图》的表现手法简练而明朗，舍弃了一切不必要的背景和道具，使人物更加突出。作者利用人物的服饰打扮、外貌特征，使每个人物的不同民族和不同身分，得到了恰如其分的表现，使人一目了然。
在这幅画上，唐太宗无疑是最主要的人物。他虽然置于画的右边，又被宫女簇拥，照理不易突出。但作者却用巧妙的艺术手段，达到了预期的效果。在我国传统绘画中，画家为了突出众多人物中的主人公，常常把他画得比其他人物略大些。《步辇图》在采用同样手法的同时，利用宫女手执的两把大扇——两根画面上最长的线条，在唐太宗的头部上方“人”字形相交，把人们的视线引向了主角。而石绿色大扇与朱色大伞的强烈色彩对比，更增强了它的艺术效果。另外，宫女的彩条衣裙与唐太宗大块的单纯色的对比处理，画面左边三人的服饰中，禄东赞那粗粗细细，斑澜有致的长袍与其他两人的大块颜色的对比手法，都充分体现了作者匠心独具。
《步辇图》是一幅工笔重彩画。他以重彩刷染，脸部加昂，其效果单纯而明朗。但色不盖墨，线条的表现力，在这里仍明显可见。作者继承了前代优秀画家顾恺之、张僧繇的艺术成就。线条匀细挺拔，富有弹性。
《步辇图》的作者阎立本(？—673年)，是初唐具有代表性的著名画家。他的父亲阎毗，是隋代著名工艺家和工程学家，善于营造宫殿，修筑长城。哥哥阎立德，也是著名画家。阎立本继承家业，并努力从前人的艺术中学习和汲取营养，在人物画等方面获得了很高的成就。历史上称他“兼能书画，朝廷号为丹青神化”。阎立本是开一代画风的划时代人物。唐太宗时任工部尚书，官至右相。他的画多重大题材，除《步辇图》外，还有《历代帝王像》、《职贡图》、《凌烟阁功臣像》等。这里介绍的《步辇图》，较为充分地体现了阎立本的艺术风格和政治素养。
江帆楼阁图 唐 李思训
《江帆楼阁图》传为唐代画家李思训的手笔，是古代绘画中早期青绿山水画的代表作品。
我国山水画发展到了唐代，风格多样，名家辈出，呈现出一派空前繁荣的新景象。李思训在展子虔画风的影响下，不仅在形式上进一步发展了以山水为主体，人物为点景的格局，而且在笔调的细密以及青绿设色上，继承了六朗、隋代以来我国山水画中以色彩为主的固有表现手法，借鉴和丰富了前人小青绿设色法，采用青绿勾所，开创了“青绿为质，金碧为纹”的“金碧山水”画先声，把传统的色彩表现形式更进一步发挥得绚丽灿烂。通过李思训的艺术实践，山水画趋向独立画科的基础，基本上稳定了下来。李思训及其子李阳道的山水画建树，对古代山水画形式的演变，有着深刻的意义。至于李思训的作品，世传极少。现在能见到的《明皇幸蜀图》、《青山行旅图》、《宫苑图》等虽届李氏流派，但皆为后人摹本。因此，《江帆楼阁图》就成了研究李思训山水画风格和中国古代山水画特色的弥足珍贵的作品。
《江帆楼阁图》，绢本，青绿设色，横54．7公分，纵10l公分。画面上部作江天浩渺，风帆溯流，展现了千里之遥的纵目境界。左下部为长松秀岭，碧殿朱廊。在翠竹茂林的掩映之下，山径婉蜒曲折，点景人物中，或乘骑蹲道，或闲步同游，或肩挑背负，缓行于桃红丛绿之间。满山的古树苍枝，杈搓交纵，状如屈铁。藤条绕柯，盘根错节，更给画面意境增添了古朴的气氛。全图峰峦连绵，境界雄远，结构新颖，笔墨工致，无论是青绿着色，还是朱墨放染，都有入木三分之妙。特别是由于画家出身豪门，对宫苑的楼台殿阁和树石山泉，本来就深有感受，再说他又有一手“界画”的高超技艺，笔调上以劲健见长，善于在精绘妙制之中，求工细巧整和古雅厚实之趣。因此，表现在《江帆楼阁图》中对山水、人物、建筑的刻画，以及傅彩染色、钩所填鼓等技法，都达到了自成家数的境地，真是“风骨奇峭，挥扫躁硬”，进而使画面状山水之貌而气势无穷，发景外之趣而余味不尽。这与先人之作相比，自然要高出一筹，成熟得多了。唐人齐融有《题李思训山水》诗云：“卜筑藏修地白偏，尊前诗洒集群贤。丰岩松照时藏鹤，一枕秋声夜听泉。风月漫劳酬逸兴，池槐随处度流年。南唐人物依然在，山水幽居股稠川。”这种奇妙胜境，在《江帆楼阁图》中也依稀可见。李思训作山水，因为特别好写“湍濒漏缓，云雾飘渺”之景，且又常配以神仙放事中的人物，使反堑更幽邃，意境更美妙，具有山川景色的特殊神韵，因此令人赞绝。
李思训(公元65l——718年)是唐朝宗室。他不仅是一位“早以艺称于当时”的大画家，同时是一位以战功显于当时的右武卫大将军。他的儿子李昭道，曾做过太原府仓曹，后来官至中书舍人。李昭道的官职虽不高，但在山水画方面却继承了父业，功力不凡，所作“金碧山水”，设色用笔，更为纤细毕具，有“变父之势，妙有过之”之誉，不愧为“一时妙手”。因父子以“金碧山水”齐名，所以时人言及山水画时，便有“大李将军”、“小李将军”之称。昭道虽官不至将军，俗因其父而称之。李思训父子的山水画创作，在我国山水画发展史上有重要的地位，以他们为代表的青绿山水一派，和盛唐以后兴起的水墨山水，为晚唐五代山水画的成熟，准备了较为充分的条件。了解一下李思训的这些创作情况和艺术成就，对我们欣赏《江帆楼阁图》这一件具体作品来说，是颇有裨益的。
送子天王图 唐 吴道子
《送子天王图》，又名《释迦降生图》，描绘的是释迦降生后，他的父亲净饭王抱他去拜谒天神的情景。画的前段，描写送子之神及其所骑瑞兽向前奔驰的神态，气氛紧张而愉快。端坐的天王，态度雍容自若，流露出他因喜事而激奋的心情，又带着王者的威严和沉思的神色。两旁文武侍臣以及侍女的表情，也都环绕了这个情节，表露出各不相同的性格和表情动作。这段描写天王召见送子之神的情节之所以生动，主要不在于人物动作的富有变化，而在于人物各不相同的心理变化。种种心理变化，集中地表现在这件不平凡的事情将要发生之前，各人所具有的表情特征。大画家吴道子笔下的这些神仙特别生动，达到了“窃眸欲语”、“转目视人”的感人程度。画的后一段，表现净饭王怀着崇敬的心情，小心翼翼地抱着小儿——释迦(即悉达多太子)缓步而持重地行走着。在净饭王前面有一神怪伏地而拜，显得张惶失措的样子。这些场面烘托出这个婴儿具有无上的威严。吴道子对神怪的描绘，也是非同一般的。他借助于神怪本身的生动表情，使画面收到“虬须云鬓，数尺飞动，毛根出肉，力健有余”的效果。总之，对于人物形象的生动刻划，吴道子达到了以前历代画家所不能企及的程度。
《送子天王图》，体现了吴道子典型的表现方法。在吴道子之前，表现人物服饰道具的线条，基本上是用“十八描”中所谓的“游丝描”和“铁线描”一类。他在学习前辈画家张僧繇的“张家样”，曹仲达的“曹家样”的基础上，推陈出新，创造了线条圆转，衣服宽松，裙带飘举，即所谓“英莱条”形式。在吴道子笔下，线条成了一种富有生命，独立自由的友现形式。他认为，在绘画创作中，线条的速度、压力和节奏有机进行，是传达内容和感情的主要关键，而色彩应服从于线，甚至不加色彩而只用墨线也可以独立成画，即“白画”，或白描。所以，吴道：严所绘的壁画，不象当时一般作品那样绚丽，而是傅彩简淡，轻拂丹青，史称为“吴家样”。《送子天王图》正是这样的一幅画，吴道子以轻重多变、迎风飘举的线条，略施色彩，生动地表现了佛教故事中的一个重大题材。
吴道子(约公元685——758年)，又名道玄，河南阳翟(禹县)人。幼年贫穷孤苦，但未满二十岁，“已穷丹青之妙”。
第4个回答 2006-04-12
我认为应该是宋代。
理由主要如下：
山水画与花鸟画在宋代达到一个高峰。
在山水画上，李成，范宽、郭熙以及稍前的巨然、关仝、董源、荆浩和南宋的刘李马夏等人确定了中国山水画的典范。这些是唐代无法相比的。唐代在山水上只有大小二李两人初步发展了魏晋顾恺之以来的山水画，而且还不是很成熟。唐代只有人物画还可以值得一提，出现了吴道子、阎立本兄弟以及周昉、张萱和一些动物画家。但总体来说，唐代的绘画是在寻找确立绘画规范的时代，而宋代则是为后代树立标榜的时代。自元以来，一些画家都是在以宋代绘画为源流。这可从画史中记载看得出来。正如毛主席所说的在文化上言必称希腊一样，在绘画上，溯源必宗两宋。同时，文人画也从宋代苏东坡、文与可等人肁始，正式登上中国画坛。
另外，五代宋的花鸟画也很发达。元代的钱选，明清的一些花鸟画家像青藤白阳等人也还是在五代宋的基础上发展了中国的大写意花鸟画。
还有一点，在宋代有正式的画院。这种画院的出现，标示着职业画家正式走上历史舞台。在以前，画家都是处于附属地位。如在唐代的阎立本，虽然身居高位，但是极不愿意以画家的身份出现在公众场合，绘画只是他的一种爱好。
画院的出现，推动了中国传统绘画的发展。也正是如此，才会出现像清代四王这样具有极为雄厚传统笔墨功夫的大家。
理由主要如下：
山水画与花鸟画在宋代达到一个高峰。
在山水画上，李成，范宽、郭熙以及稍前的巨然、关仝、董源、荆浩和南宋的刘李马夏等人确定了中国山水画的典范。这些是唐代无法相比的。唐代在山水上只有大小二李两人初步发展了魏晋顾恺之以来的山水画，而且还不是很成熟。唐代只有人物画还可以值得一提，出现了吴道子、阎立本兄弟以及周昉、张萱和一些动物画家。但总体来说，唐代的绘画是在寻找确立绘画规范的时代，而宋代则是为后代树立标榜的时代。自元以来，一些画家都是在以宋代绘画为源流。这可从画史中记载看得出来。正如毛主席所说的在文化上言必称希腊一样，在绘画上，溯源必宗两宋。同时，文人画也从宋代苏东坡、文与可等人肁始，正式登上中国画坛。
另外，五代宋的花鸟画也很发达。元代的钱选，明清的一些花鸟画家像青藤白阳等人也还是在五代宋的基础上发展了中国的大写意花鸟画。
还有一点，在宋代有正式的画院。这种画院的出现，标示着职业画家正式走上历史舞台。在以前，画家都是处于附属地位。如在唐代的阎立本，虽然身居高位，但是极不愿意以画家的身份出现在公众场合，绘画只是他的一种爱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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