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经济学为什么叫经济学而不是政治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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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权就有钱，有钱不一定有权 经济学前面为什么要冠上“政治”二字，叫“政治经济学”？从学说史和经济史的有关材料看，有这样两点感觉： 第一，政治经济学的称谓出自重商主义的著作。商人和代表商人利益的经济理论家认为，商业的发展和商人利益的扩增需要得到国王和政府的支持，冠上“政治”二字，就突出了经济在国家生活中也包括国王、政府活动中的重要意义，以取悦国王和政府，求得资助。商人在封建社会是没有地位的，在法国属第三阶级，屈居僧侣和士兵之后。就是在封建社会末期，商业的发展也还受到封建割据或地方主义的限制，关卡林立，币值紊乱，国与国之间的壁垒就更严重了。而商人需要“大规模的销售，而不是面向个别顾客的销售……他不是为满足他个人需要而购买，而是把许多人的购买行为集中到他的购买行为上”。这就需要尽可能统一的国内市场和世界市场。意大利银行家斯卡鲁非在1582年曾建议，由教皇或皇帝领导召开一次欧洲大会，建立统一的全欧货币制度，以利流通，解决结算和汇款困难。商人需要国王和政府，国王和政府也需要商人———需要商人的钱来建立中央集权。所以，法国重商主义经济学家蒙克莱田对国王真是揣摩透了，加上“政治”二字给国王呈上《献给国王和王太后的政治经济学》一书。大家心领神会地接受了，并沿用下来、约定俗成，成了理论经济学的通称或专称。 第二，经济学家懂得，即使再好的理论，也要得到最高决策者认可才能转化为政策付诸实践，达到目的。所以，重商主义之后的经济学家也懂得加上“政治”二字的积极意义，继承了“政治经济学”这个精心设计的天才名称。按照我国学者王亚南的说法，亚当·斯密写《国富论》和我国严复译《原富》，都是为了献给国王（皇帝）的。他说：“十九世纪末年，中国维新派人物严复，就曾将这部书以效法亚当·斯密把他的‘富其君又富其民’当作国策，献给英王的精神，来献策于光绪皇帝的，冀有助于清末的维新‘大业’。”这就是经济学叫政治经济学的缘由。“政治经济学”既然已成为经济学的专称或通称，为社会所接受，以后也就一般化、符号化了，不论经济学家的政治追求如何，都用同一的学科名称。19世纪中叶，又有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和无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即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分野。 不论重商主义的政治经济学，还是古典学派的政治经济学等，都是代表一定阶级或阶层利益的经济学家希图把自己的理论贡献给国王、政府和社会，作为政治的依据，转化为政策。所以，亚当·斯密直言政治经济学是“被看作政治家或立法家的一门科学的政治经济学”，“其目的在于富国裕民”。实际上，直到今天，任何国家的政治领导者所采取的任何一项经济政策，都是以一定的经济理论为依据的。所以，名为政治经济学，实为经济政治学。从经济理论到经济政策，体现和反映了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关系。虽然经济理论不直接是经济基础，但它揭示经济关系，是经济关系的科学表述。因此，经济理论工作者应当具有高度的科学精神，实事求是地揭示经济关系的真谛和发展趋势，为扫除经济增长中的障碍，为国家、为社会提供最有价值的理论。 政治经济学的重要性已为几百年的实践所证明。亚当·斯密的一个自由放任的经济学主张就影响了全世界。但是，不是所有的政治经济学理论都是正确的，别说各家各派，就是一棵树上结的果子也不可能每个都是甜的。因此，作为学术，可以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但决策者应谨慎明智地作出选择。对究竟采用和不采用哪家哪派的经济理论作为经济政策的依据，决策者负有责任。一旦在实践中出了差错甚至出现败绩，责任主要应由选择者来承担，经济理论家则只能在理论上修正错误或放弃根本错误的理论。经济理论转化为经济政策有两方面的困难，一是要在良莠芜杂的百家理论中选择好理论，二是选中了要操作正确、规范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