亡国之音～南京真的有金陵之气？为什么多少王朝都在此建都，却又无一幸免的遭到亡国？

Question

有谁思考过这个问题？难道这些仅仅只是巧合？

Answer 1

为什么南京又称金陵?风水信则有不信则无。信,南京自建城,开秦淮河,埋金人,就是在破坏王气,虎踞龙盘也只是一个区域内的小风水,与燕山,太行,秦岭不可比拟。不信风水只说地理,将长江做防线就是短命的王朝象征,北方济南,徐州失去就只能等待敌军了。沃土是养秀才,打仗靠书呆子是不行的。

Answer 2

南京城西北濒临长江，东有“龙盘”紫金山，西有“虎踞”清凉山，北有玄武湖，南有雨花台，山水环抱，形势极为险要。战国时楚灭越后，认为此处有“王气”，遂“埋金以镇之”，故名“今陵”。
从孙权开始，然后是东晋，至宋齐梁陈，金陵共建六朝京都，号称中国六大古都之一。可见的确有点“王气”。然而金陵的所谓“王气”又往往是靠不住的。
公元212年，孙权于金陵故址，利用秦淮河边天然石壁筑“石头城”。大臣张昭建议：“秣陵(金陵)王气，宜为都邑”；诸葛亮亦赞曰：“钟山龙盘，石城虎踞，帝王之宅”。229年孙权定都金陵，称“建业”。然而传到孙亮便戛然而止，不过区区51年，接下来是东晋，寿数稍长点儿，103年。然后南北朝宋齐梁陈四代都很短，宋59年，齐33年，梁55年，陈52年。金陵的“王气”远非结束于陈后主。五代十国末，南唐建都金陵，历三代38年，末代君王便是赫赫有名的李煜“李后主”。明初朱元璋建都金陵，称应天府，以开封为北京，金陵从此称为“南京”，但53年后就被燕王朱棣把“王气”移到了北京；近代太平天国建都南京，称“天京”，虽声势浩大，但只历11载而覆灭；现代呢？君不见蒋公介石也还坐了最末一代的金陵帝王么？统治亦不过22年，其中还有八年躲在陪都重庆。如此算来金陵建都前后十朝，共477年，平均每朝不到50年。
??相比下，中国其它古都的朝代可就长得多了，建都长安的汉、唐，建都北京的明、清，都是数百年的历史，大一统的帝国。
那么，金陵王气的短命除了某些偶然因素之外，是不是有什么规律性的东西？是不是有更为深刻的经济、地理、人文的原因？
首先我们从南京的地理因素出发，它之所以屡屡被选做京都，一个重要的原因就在于它依山傍水，虎踞龙盘，易守难攻。尤以南京城墙天下闻名，顶宽7米，高达20米，周长33.7公里，比号称“世界第一大城”的29.5公里的巴黎城墙还长。城垣基础全部为花岗岩，所以称“石头成”。而石头城面临的长江更是号称“天堑”的中国第一大江。这里的关键就在于一个“守”字，在此处建都的天子们，一开始就着眼于“守成求稳”，缺乏攻略开拓，问鼎中原的进取雄心，像这类不思进取的帝王不短命才怪。
??如果我们把南京的地理考虑再扩大一些，它处于整个中国的东南一隅，一道长江“天堑”把它与辽阔的北中国隔断，最易于偏安苟且。
中国历史上的外患多来自西北游牧地区，当外患横扫中原时，也只有南渡金陵才能暂避兵锋。也就是说，南京及周边的地理环境决定了它是防守型的，而不是进攻型的。
??六大古都中的杭州亦大同小异，而且比南京更偏东南。它南临钱塘江，西有崇山峻岭，东北有松江、太湖，更适于躲避战乱。
??而开封、洛阳则不同，地处中州，号称“四战之地”，与南京相反，易攻难守。古代地理学家顾祖禹指出：“长安四塞之国，利在于守；开封四通五达之郊，利在于战。而洛阳守不如雍，战不如梁”。只有具备称霸诸夏的雄才大略和军事实力，才会选择这块“中土”为都，以便号令四方，控弦九州。故开封、洛阳并非最理想的建都所在。
??长安、北京又有不同，长安依秦岭，傍渭水，以八百里秦川之富为其京畿供应，以潼关、函谷之险为其京门锁钥，东出可囊括四海，西向则并吞八荒，贾谊称“关中之固，金城千里”；而北京则枕燕山，面渤海，华北平原为其粮仓，京杭大运河为其漕运，北出长城可势控满蒙，南下中原可威震江淮。忽必烈称北京“地处雄要，北依山险，南压区夏，若坐堂皇，而俯视庭宇”。
??要之，在六大古都中，南京、杭州属“偏安避乱型”，洛阳、开封属“居中四战型”，长安、北京则属“长治久安型”。
其次我们从南京一带的经济原因考虑，江南向为鱼米之乡，王羲之曾说：“以区区吴越，经纬天下十分之九”。它北连江淮，南控湖海，尽得资源地利，故又有“守江必守淮”之说。
??按说经济发达应更利于长治久安，为什么反倒短命了呢？须知“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做为首都应能统驭九州，使万方来朝，所以大一统王朝都城一般都选在地近中原的通衢交汇之处。而南京偏于东南一隅，去北国万里，天高地远，鞭长莫及，“天恩”难惠，以区区吴越之富，焉能令“普天”久安？甚至可以说，如果京畿比外省太过富饶，反而容易使统治者安于现状，不思进取，视边患灾馑为无关痛痒的足疥手癣之类小疾，
??另一方面，京都的富庶反给统治者提供了加速腐败的温床，使“后主”们沉醉于“车如流水马如龙，花月正春风”的“上苑”。君不闻宋代林升有诗讥刺：
??山外青山楼外楼，西湖歌舞几时休？暖风薰得游人醉，直把杭州当汴州！
??杭州与南京在大地理范围内均属江南鱼米之乡，南宋初迁都于此，称“临安”（已含临时偏安之意），西子湖光，六合塔影，歌舞升平，繁极一时，人口超过百万，为当时世界第一大城。后马可·波罗称其为“世界最美丽华贵的天城”。过于优裕的环境对腐败简直就是催化剂。
??蓄发造反的太平天国一旦攻入“天京”便陷入腐化内哄，再不思北进一统山河。当年“国军”被日寇逼到穷困的西南，倒还打了几个硬仗。胜利后一回到江南，到处“劫收”日产伪产，几个月就把“国军”给腐蚀垮了。
??反过来，富庶的江南不仅没有为南国君王们提供北伐中原的动力，反倒成了勾引北方霸主们馋涎欲滴的一块肥肉。
最后我们从它的文化原因考虑，江南无疑是中国文化最发达地区，诗词歌赋，金石书画，笙管笛箫，戏曲评弹，直至刺绣陶瓷，无不精妙，恐怕就连进士举人也要比北方出得多一些。
??于是江南养成了一种温文尔雅的人文气质，所谓“江南衣冠”是也，与粗蛮的山东大汉、燕赵豪杰、东北胡子、西部刀客们相比，从性格到体力都要柔弱得多，正所谓“江南出才子，北方出良将”。在铁血搏杀的冷兵器时代，灵秀的江南小生显然不是精于骑射的北方大汉们的对手。
??甚至连这一带的方言都被称为“吴侬软语”，“君子动口不动手”之谓也。可记得《石头记》中“金陵十二钗”个个都似“水做成的”一般，混迹其中唯一的男子汉贾宝玉也无异于脂粉娇娃。毋宁说，精致的江南文化是一类偏于女性的文化。在这种文化的薰陶下，春秋时代越王勾践报仇雪耻之乡的江南逐渐演变为“花月春风”消磨意志的温柔乡。
??“年少万兜鍪”的孙仲谋，其实也看出如果一味“坐断东南”，龟缩建业，终难成霸业，公元221年决定建都于“鄂”，改称“武昌”，并于229年在此称帝，意与“中国”抗衡，但遭江东（今江浙）大族极力反对，甚至声称“宁饮建业水，不食武昌鱼；宁还建业死，不止武昌居”，死都不愿放弃优裕平静的“江东”文化生活。直至后主孙皓也未能将都城从建业迁至更靠近中原的武昌。
??所以，除了地理、经济等外部因素，有无坚定的战争意志往往成为胜败的决定因素。连雄才伟略的孙权大帝都无法动员臣民迁都，试想由那样一类只会抚琴吟诗，苟且偷安的南国“后主”们，领着一班养尊处优的臣子，和一群“几曾识干戈”的士卒，又隔着万里天堑，焉敢问鼎中原？即使拥有谢安、祖狄、岳飞这般北伐名将，获得淝水之战、朱仙镇大捷之类胜利，也终究要受制于腐败苟安的朝廷，而无法扭转乾坤。

Answer 3

南京城西北濒临长江，东有“龙盘”紫金山，西有“虎踞”清凉山，北有玄武湖，南有雨花台，山水环抱，形势极为险要。战国时楚灭越后，认为此处有“王气”，遂“埋金以镇之”，故名“今陵”。
从孙权开始，然后是东晋，至宋齐梁陈，金陵共建六朝京都，号称中国六大古都之一。可见的确有点“王气”。然而金陵的所谓“王气”又往往是靠不住的。
公元212年，孙权于金陵故址，利用秦淮河边天然石壁筑“石头城”。大臣张昭建议：“秣陵(金陵)王气，宜为都邑”；诸葛亮亦赞曰：“钟山龙盘，石城虎踞，帝王之宅”。229年孙权定都金陵，称“建业”。然而传到孙亮便戛然而止，不过区区51年，接下来是东晋，寿数稍长点儿，103年。然后南北朝宋齐梁陈四代都很短，宋59年，齐33年，梁55年，陈52年。金陵的“王气”远非结束于陈后主。五代十国末，南唐建都金陵，历三代38年，末代君王便是赫赫有名的李煜“李后主”。明初朱元璋建都金陵，称应天府，以开封为北京，金陵从此称为“南京”，但53年后就被燕王朱棣把“王气”移到了北京；近代太平天国建都南京，称“天京”，虽声势浩大，但只历11载而覆灭；现代呢？君不见蒋公介石也还坐了最末一代的金陵帝王么？统治亦不过22年，其中还有八年躲在陪都重庆。如此算来金陵建都前后十朝，共477年，平均每朝不到50年。
　　相比下，中国其它古都的朝代可就长得多了，建都长安的汉、唐，建都北京的明、清，都是数百年的历史，大一统的帝国。
那么，金陵王气的短命除了某些偶然因素之外，是不是有什么规律性的东西？是不是有更为深刻的经济、地理、人文的原因？
首先我们从南京的地理因素出发，它之所以屡屡被选做京都，一个重要的原因就在于它依山傍水，虎踞龙盘，易守难攻。尤以南京城墙天下闻名，顶宽7米，高达20米，周长33.7公里，比号称“世界第一大城”的29.5公里的巴黎城墙还长。城垣基础全部为花岗岩，所以称“石头成”。而石头城面临的长江更是号称“天堑”的中国第一大江。这里的关键就在于一个“守”字，在此处建都的天子们，一开始就着眼于“守成求稳”，缺乏攻略开拓，问鼎中原的进取雄心，像这类不思进取的帝王不短命才怪。
　　如果我们把南京的地理考虑再扩大一些，它处于整个中国的东南一隅，一道长江“天堑”把它与辽阔的北中国隔断，最易于偏安苟且。
中国历史上的外患多来自西北游牧地区，当外患横扫中原时，也只有南渡金陵才能暂避兵锋。也就是说，南京及周边的地理环境决定了它是防守型的，而不是进攻型的。
　　六大古都中的杭州亦大同小异，而且比南京更偏东南。它南临钱塘江，西有崇山峻岭，东北有松江、太湖，更适于躲避战乱。
　　而开封、洛阳则不同，地处中州，号称“四战之地”，与南京相反，易攻难守。古代地理学家顾祖禹指出：“长安四塞之国，利在于守；开封四通五达之郊，利在于战。而洛阳守不如雍，战不如梁”。只有具备称霸诸夏的雄才大略和军事实力，才会选择这块“中土”为都，以便号令四方，控弦九州。故开封、洛阳并非最理想的建都所在。
　　长安、北京又有不同，长安依秦岭，傍渭水，以八百里秦川之富为其京畿供应，以潼关、函谷之险为其京门锁钥，东出可囊括四海，西向则并吞八荒，贾谊称“关中之固，金城千里”；而北京则枕燕山，面渤海，华北平原为其粮仓，京杭大运河为其漕运，北出长城可势控满蒙，南下中原可威震江淮。忽必烈称北京“地处雄要，北依山险，南压区夏，若坐堂皇，而俯视庭宇”。
　　要之，在六大古都中，南京、杭州属“偏安避乱型”，洛阳、开封属“居中四战型”，长安、北京则属“长治久安型”。
其次我们从南京一带的经济原因考虑，江南向为鱼米之乡，王羲之曾说：“以区区吴越，经纬天下十分之九”。它北连江淮，南控湖海，尽得资源地利，故又有“守江必守淮”之说。
　　按说经济发达应更利于长治久安，为什么反倒短命了呢？须知“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做为首都应能统驭九州，使万方来朝，所以大一统王朝都城一般都选在地近中原的通衢交汇之处。而南京偏于东南一隅，去北国万里，天高地远，鞭长莫及，“天恩”难惠，以区区吴越之富，焉能令“普天”久安？甚至可以说，如果京畿比外省太过富饶，反而容易使统治者安于现状，不思进取，视边患灾馑为无关痛痒的足疥手癣之类小疾，
　　另一方面，京都的富庶反给统治者提供了加速腐败的温床，使“后主”们沉醉于“车如流水马如龙，花月正春风”的“上苑”。君不闻宋代林升有诗讥刺：
　　山外青山楼外楼，西湖歌舞几时休？暖风薰得游人醉，直把杭州当汴州！
　　杭州与南京在大地理范围内均属江南鱼米之乡，南宋初迁都于此，称“临安”（已含临时偏安之意），西子湖光，六合塔影，歌舞升平，繁极一时，人口超过百万，为当时世界第一大城。后马可·波罗称其为“世界最美丽华贵的天城”。过于优裕的环境对腐败简直就是催化剂。
　　蓄发造反的太平天国一旦攻入“天京”便陷入腐化内哄，再不思北进一统山河。当年“国军”被日寇逼到穷困的西南，倒还打了几个硬仗。胜利后一回到江南，到处“劫收”日产伪产，几个月就把“国军”给腐蚀垮了。
　　反过来，富庶的江南不仅没有为南国君王们提供北伐中原的动力，反倒成了勾引北方霸主们馋涎欲滴的一块肥肉。
最后我们从它的文化原因考虑，江南无疑是中国文化最发达地区，诗词歌赋，金石书画，笙管笛箫，戏曲评弹，直至刺绣陶瓷，无不精妙，恐怕就连进士举人也要比北方出得多一些。
　　于是江南养成了一种温文尔雅的人文气质，所谓“江南衣冠”是也，与粗蛮的山东大汉、燕赵豪杰、东北胡子、西部刀客们相比，从性格到体力都要柔弱得多，正所谓“江南出才子，北方出良将”。在铁血搏杀的冷兵器时代，灵秀的江南小生显然不是精于骑射的北方大汉们的对手。
　　甚至连这一带的方言都被称为“吴侬软语”，“君子动口不动手”之谓也。可记得《石头记》中“金陵十二钗”个个都似“水做成的”一般，混迹其中唯一的男子汉贾宝玉也无异于脂粉娇娃。毋宁说，精致的江南文化是一类偏于女性的文化。在这种文化的薰陶下，春秋时代越王勾践报仇雪耻之乡的江南逐渐演变为“花月春风”消磨意志的温柔乡。
　　“年少万兜鍪”的孙仲谋，其实也看出如果一味“坐断东南”，龟缩建业，终难成霸业，公元221年决定建都于“鄂”，改称“武昌”，并于229年在此称帝，意与“中国”抗衡，但遭江东（今江浙）大族极力反对，甚至声称“宁饮建业水，不食武昌鱼；宁还建业死，不止武昌居”，死都不愿放弃优裕平静的“江东”文化生活。直至后主孙皓也未能将都城从建业迁至更靠近中原的武昌。
　　所以，除了地理、经济等外部因素，有无坚定的战争意志往往成为胜败的决定因素。连雄才伟略的孙权大帝都无法动员臣民迁都，试想由那样一类只会抚琴吟诗，苟且偷安的南国“后主”们，领着一班养尊处优的臣子，和一群“几曾识干戈”的士卒，又隔着万里天堑，焉敢问鼎中原？即使拥有谢安、祖狄、岳飞这般北伐名将，获得淝水之战、朱仙镇大捷之类胜利，也终究要受制于腐败苟安的朝廷，而无法扭转乾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