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于1957年的三幕话剧
《茶馆》,无疑是
老舍在当代的杰作。借
北京城里一个名为裕泰的茶馆在三个时期(清末1898年初秋;
袁世凯死后军阀混战的民国初年;40年代抗战结束、内战爆发前夕)的变化,来表现19世纪末以后半个世纪中国的历史变迁。这种具有相当时间跨度的“历史概括”,是当代作家普遍热衷的。对这一宏大题旨的表现,作者选择了自身的生活经历和艺术经验所能驾驭的轨道。“在这些变迁里,没法子躲开政治问题。《剧本》1958年第5期。)他选择了从“侧面”,从“小人物”的生活变迁入手的角度,并把对他们的表现范围,限制在茶馆这个“小社会”中。没有运用中心情节和贯串全剧的冲突——当代话剧常见的结构方式,而采用被称为“图卷戏”或“三组风俗画”(注:《座谈老舍的〈茶馆〉》中李健吾的发言。
《文艺报》1958年第1期。)的创新形式。众多的人物被放置在显现不同时代风貌的场景中。这些人物,涉及市民社会的“三教九流”:茶馆的掌柜和伙计,受宠的太监,说媒拉纤的社会渣滓,走实业救国道路的资本家,老式新式的特务、打手,说书艺人,相面先生,逃兵,善良的劳动者……其中,常四爷、王利发和秦仲义贯串全剧。他们的性格、生活道路各不相同,“旗人”常四爷耿直,“一辈子不服软”;秦仲义办工厂,开银号,雄心勃勃;掌柜王利发则“见谁都请安、鞠躬、作揖”:但最终都走投无路,为自己祭奠送葬。“我可没作过缺德的事,伤天害理的事,为什么就不叫我活着呢?”“我爱咱们的国呀,可是谁爱我呢?”——剧中的悲凉情绪,人物关于自身命运的困惑与绝望,透露了与现代历史有关的某种悖谬含意。
老舍《茶馆》的叙述动机,来自于对建立现代民族国家的强烈渴望,和对一个不公正的社会的强烈憎恶。新旧社会对比既是他结构作品的方法,也是他的历史观。他对于“旧时代”北京社会生活的熟悉,他对普通人的遭际命运的同情,他的温婉和幽默,含泪的笑,使这部作品,接续了老舍创作中深厚的人性传统。北京人民艺术剧院的一代卓越艺术家,如于是之、郑榕、黄宗洛、
英若诚等的演出,对确立该剧在当代的“经典”地位,也起到重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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