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谈你对大一统的思想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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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一统”是中国传统的政治思想，它与统一多民族国家的认同密不可分。历史地看，中国的大一统思想观念源远流长，经历了不同的发展阶段。中国历史上真正“大一统”国家始于秦朝，这是史学界的共识。司马迁《史记》中的大一统史学观、董仲舒所阐述的春秋大一统思想，都有当时现实社会的基础。学者们在论述中国的大一统始于秦时，也会指出中国人希望统一的观念始于战国。的确，《孟子·梁惠王上》记载梁惠王问孟子：“天下恶乎定？”孟子回答：“定于一。”王又问：“孰能一之？”孟子回答：“不嗜杀人者能一之。”这里的“一”就是“统一”。冯友兰在其《中国哲学简史》中说这段话清楚地表现了时代的愿望。除战国诸子所反映出统一的愿望之外，成书于战国时期的《尚书》的《尧典》《皋陶谟》《禹贡》等篇，也都可以看到大一统的思想体系。例如，《尧典》把原本属于“族邦联盟”内的尧、舜、禹、共工、四岳、皋陶、伯益、夔、后稷、商契等不同族属的邦君，按照在一个朝廷里担任各种官职来描述的做法，就体现了作者的大一统思想观念。一般认为成书于战国时期的《周礼》，其编纂的内容、结构和体例也透露出大一统的思想体系。就连邹衍的大九州论也包含着大一统思想要素。
对于战国时期大一统观念形成的原因，一般的解释是人民苦于战争和各国以邻为壑等灾难而迫切希望统一。我以为这只说出了一个方面，但并未触及问题本质。问题的实质在于夏商西周时期的“多元一体的复合制国家形态结构”及其传统理念已经为战国时大一统思想的发展作了较为充分的准备，如果从三代再往前追溯，我们就会发现尧舜禹时期相关思想的萌发也不可忽视。
关于夏商西周三代的国家形态和结构问题，以往传统的观点有两种：一种认为夏商周是“统一的中央集权制国家”；另一种则把三代的各个王朝看作是由许多“平等的”邦国组成的联盟。第一种观点虽然可以解释战国时大一统思想的历史渊源，但其“统一的中央集权制国家说”本身却脱离了历史的真实。第二种观点，即“邦国联盟”说，也无法解释战国时大一统思想的历史渊源，更主要的是它不能合理地解释三代王朝国家的结构，忽视了夏王、商王和周王对地方诸侯邦国的支配作用。在国土结构上，它无法解释《诗经·小雅·北山》所说“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无法解释《左传》昭公九年周天子的大臣詹桓伯所说西部岐山和山西一带的“魏、骀、芮、岐、毕，吾西土也”，东部齐鲁之地的“蒲姑、商奄，吾东土也”，南方的“巴、濮、楚、邓，吾南土也”，北部的“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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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一统”的思想不是我们简单认为的一个国家在地里地域上的统一，也不是要求去建立一个地域宽广，民族众多，文化丰富，高度集中的大国。“大一统”的国家统一，更能体现的是一个国家在建立之时的政治统一和文化法律的统一，当然这是说的古代的“大一统”，已经和如今的引申有着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