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祝福》写祥林嫂半生经历,大致可分为四段:第一段是从婆家逃出、经卫老婆子绍介到鲁四老爷家做工,结果被抓回,又卖进山里给贺老六做妻;第二阶段是贺老六病死,儿子又遭狼,大伯索屋,祥林嫂再度回到鲁家;第三阶段是被柳妈恐吓捐门槛,被街坊细民所戏弄,精神崩溃;第四阶段是终于被逐,弃尸街头。这里的情节构成可以这样分析:第一、二阶段反映的是祥林嫂与婆婆、大伯这些家族权威人物的矛盾;第三阶段反映的是祥林嫂与鲁四老爷、柳妈、街坊细民这些伦理道德观念和封建迷信思想的代表者、信奉者和帮闲者的矛盾。这两种矛盾都其实是祥林嫂与其所处身的外部命运的矛盾,具体地看反映了祥林嫂与家族制度、伦理观念以及封建迷信思想的矛盾。第四阶段是祥林嫂与自我的矛盾。对于灵魂的有无的疑惑和对于地狱鬼神的恐惧,本质是对于自我存在的深度怀疑。祥林嫂在伦理道德和求生本能之间丢失了自己,她的灵魂失掉了归所。从外部到内在,情节的矛盾不断加深,其形式不断变化,人物的性格心理也得到充分而深入的展示。
陕西省长安县第一中学 李振民
祥林嫂悲剧
和别里科夫悲剧之比较
鲁迅先生的《祝福》和契诃夫《装在套子里的人》有不少相似之处:主题相似,都在控诉腐朽、没落势力的罪恶。虽然各自的背景不同,祥林嫂是处在封建礼教盛行、封建势力强大的社会背景中;别里科夫则处在沙皇专制统治行将灭亡的形势下。人物的命运相似,生活偶然事件,成全了主人公悲剧的社会性、必然性。虽然各自的表现形式不同,祥林嫂是因为思想的愚昧、麻木,尽管有些“疑惑”,但毕竟还是糊涂地“老了”,“老”得可怜、可悲、可气。别里科夫的根源则在其腐朽、反动的本质,死心塌地为沙皇效命,甘愿为其殉葬,是死有余辜。可恨、可恨、太可恨。
还有人物性格里的固执,以及人物与其环境的关系,连同人物“死难”的遗憾与悲凉,都互有一种难以言状的映衬与对比。
两个人物性格里有着极相似的固执,这种“陨身不恤”的固执,是其悲剧的主要内在因素。然而,两位大师对各自笔下人物所倾注的感情大不相同,因而小说人物的社会观念也各不相同。鲁迅先生对祥林嫂是“哀其不幸,怒其不争”,表现在祥林嫂的性格中,就是她对封建礼教有“疑惑”,但不清醒,对封建势力有反抗,但方式很愚昧。契诃夫对别里科夫则只有痛恨,表现在其性格中,就是抵触、反对、毁灭世间一切自然美好的事物,包括他的爱情、婚姻,乃至生命。正是由于作者对人物倾注的感情不同,才产生了这种人物思想的差异,也就有了人物在社会环境中的典型的自我表现。别里科夫,一个被反动势力压垮,而后屈从于反动势力,进而又为反动势力效命,最终为反动势力殉葬的“汉奸”式的人物,心甘情愿地为沙皇殉葬。而祥林嫂则心不甘、情不愿地被宰割了作为“祝福”的“牺牲”品。
祥林嫂总是对生活充满了希望。希望逃离婆婆的虐待;希望不被人嘲笑、指责;希望她的阿毛依然能在她的身边,还有她的贺老六;即使在她觉得活着实在没有希望的情形下,还希望能死得安然,希望“死掉的一家人,都能见面”。然而,冷酷的现实,罪恶的封建礼教,总在一次又一次残忍地剥夺她的缩之又缩的可怜的希望,剥夺了她生的希望,也剥夺了她死的希望。
生活给了别里科夫许许多多的希望。他有知识、有职业。他的生活本来很有希望。他本可以有友好的邻居,可以有热情的同事,可以有一个很“招人喜欢”的妻子,一个幸福美满的家庭,可以有自己的事业,甚至会有所成就。但他却总是不敢面对,分明觉得“她是一个待他诚恳而亲热的女人”,甚至在校长命名日的宴会上“挨着她坐下,甜滋滋地微笑着说‘小俄罗斯的语言那么柔和清脆,使人联想到古希腊语言’”,却不敢面对一张画着他“臂弯里挽着华连卡”的漫画,本来就是“恋爱中的anthrpos”,他却“认为我有责任向您保证我跟这事没有一点关系”,本来因为斋戒而很想吃肉,他却吃“用奶油煎出来的鲈鱼,这固然不能说是素食,然而也不能说是荤菜。”“女仆他是不用的,因为担心别人会对他有坏想法。”为了标榜“我的举动素来在各方面都称得起是正人君子”,他总是回避、拒绝生活恩赐给他的所有希望,对一切总是很失望,对太太们的家庭戏剧晚会失望,对教士们的吃荤、打牌失望,对人们的大声说话、写信、交朋友、看书、周济穷人、教人念书写字失望,对年青教师和小姐骑自行车失望,对年青小伙穿绣花衬衫出门失望,对“城里开了一个戏剧俱乐部,或者阅览室,或者茶馆”失望。
祥林嫂和别里科夫,都跟自己的环境格格不入。祥林嫂尊重她身边的每一个人,但所有的人都歧视她。鲁镇所有的人都“烦厌和唾弃”她,就连叫她的“音调”和对她的“笑容”都“冷冷的”。柳妈“不耐烦”她讲阿毛的故事,责备她“怎么后来竟依了”贺老六。“四叔”干脆骂她“是一个谬种”,不该在“天地圣众歆享”“牲醴和香烟”的时候死去。别里科夫从来都不尊重别人的感情、意志,但却要求所有的人尊重他。他的口头禅是“千万别闹出什么乱子”来,他却总是给大家闹出这样或那样的乱子。就因为柯瓦连科“穿着绣花衬衫出门”,“在大街上拿着书本走来走去”,“又骑什么自行车”,他就把柯瓦连科家那“又高又陡 ”的楼梯,“闹”得“乒乒乓乓”的。他认为,“既然政府还没有发出通告,允许做这种事,那就做不得。”可“政府”并没有“允许”他穿“雨鞋”带“雨伞”,他怎么就可以做这种“不合时宜”的事呢?政府还没有“发出通告”,“允许”他死,他怎么就死了呢?
祥林嫂衔冤而死,死得慌恐不安,别里科夫抱恨而亡,却亡得坦然。祥林嫂临死前,似有所感悟。“这里的人照例相信鬼,然而她却疑惑了”,但这种“疑惑”又是不明确的,“希望其有,又希望其无……”,希望“死掉的一家人,都能见面”,又怕因为“那两个死鬼的男人”,“阎罗王”要把她“锯开来,分给他们”。应该说,这既是一种“疑惑”,更是一种慌恐。其实,她希望的是洗清自己的冤情,洗清她“败坏风俗”“不干不净”的坏名声,但既然有阿毛作证,她和贺老六之间的“不干不净”恐怕永远也洗不清了。她怎么能不慌恐呢。而别里科夫则因为“生平第一回听到别人对他说这么不客气的话”,他还没来得急“报告校长”,还有那么多“违背法令、脱离常规、不合规矩”,“虽然看来跟他毫不相干,却惹得他闷闷不乐”、“唉声叹气”、“垂头丧气”、乃至叫他“战战兢兢”、“心神不定地搓手,打哆嗦”、“使得他满心害怕和憎恶”,而且“认为我有责任”应该“摆平”的事,还没有“摆平”,加之婚姻的苦恼,这一回,全不用费心了,你看,“他躺在棺材里,神情愉快、甚至高兴”,能说他死得不坦然吗。
虽然,一个死得慌然,一个死得坦然,虽然,一个沉冤难雪,一个饮恨不恤,虽然,一个死得沉重不堪,一个死得痛快淋漓,但都死得一文不值。祥林嫂死了,“四叔”家正好“祝福”,沉浸在“繁响的拥抱中”,沉浸在“天地圣众”既然“歆享了牲醴和香烟”的甘畅,自当给“鲁镇的人们”“以无限的幸福”的憧憬中,“天地圣众”也正“蹒跚”在“牲醴和香烟”的沉醉里,连“我”的“疑虑”也“全给祝福的空气一扫而空了”。谁还记得有个什么沉冤未雪的祥林嫂。别里科夫轰轰烈烈地去了,城里的“戏剧俱乐部”、“阅览室”、“茶馆”越来越多了,穿绣花衬衫的小伙子更时髦了,骑自行车小姐的笑声更爽朗了。他的死,并没有力挽沙皇统治覆灭的狂澜,白白失去了友好的邻居、热情的同事,以及“招人喜欢”的女朋友,还有形影不离的“雨鞋”、“雨伞”和“棉大衣”。
虽然“埋葬别里科夫那样的人,是一件大快人心的事,”但我们“谁也不肯露出快活的感情”。因为我们知道过不了一个礼拜,生活又会“恢复旧样子”,“虽然我们埋葬了别里科夫,可是这种装在套子里的人,却还有许多,将来也还不知道有多少呢!”契诃夫在这里明确指出了这斗争的艰巨性和持久性。而鲁迅先生则是通过环境的描写,气氛的渲染暗示了封建势力的猖獗与人们的愚昧、麻木,更能给读者以沉重、压抑之感,从而激起人们对封建礼教的痛恨与反抗。
虽然《祝福》与《装在套子里的人》有诸多相似的地方,但毕竟是两篇各具特色的作品。即便说鲁迅先生模仿了契诃夫,我们也不得不赞叹其模仿得高,模仿得绝。高就高在有所超越,绝就绝在“超越”出了一种自己的风格。无论环境的描写、人物的刻划还是情节的安排,《祝福》都超越了《装在套子里的人》的坦率、直接与锋芒毕露,而表现出一种更深沉、更稳健、更发人深思,更富意境、更富文学性的风格。
祥林嫂形象之我见
说“祥林嫂是旧中国农村劳动妇女的典型”,这是很准确的,恰到好处的。但如果进一步说:“她勤劳、善良、质朴、顽强”○1,就未免有“画蛇添脚”之嫌。祥林嫂干活是很勤快,可单凭勤快就能说祥林嫂勤劳吗?倘在卫家山、在贺家墺,或者帮助需要帮助的人,勤快就是勤劳。但在“鲁镇”,在“四叔”家,却只能说她勤快,而不可以说她勤劳。这两个词不仅有口语和书面语的区别,而且勤劳是褒义词,而勤快是个中性词。试问为自己的敌人卖力地做工(尽管为了糊口),那也叫勤劳吗?另外,小说的什么地方表现其善良的,而一个老是饿得“脸色青黄”的人,她豪华得起来么?只有顽强,从头至尾似乎都有所表现,连同“勤快”一起,控诉着封建礼教的罪恶。但祥林嫂“顽强”出来的味儿,也不是一般意义上值得褒奖的一种美德。由于思想的愚昧,她“顽强”出来的是一种让人可怜又可气的味儿,毫无可敬、可叹、可歌可泣的品位,只能算是一种耐性。
其实,祥林嫂善不善良,质不质朴,勤劳、顽强与否,都不重要,都左右不了她被吞噬的命运。
其实,祥林嫂就是旧中国的一个农村劳动妇女,有所有旧中国劳动人民的优秀传统,也有所有旧中国劳动人民的愚昧与不觉醒。在小说中,作者要重点反映的就是这种“愚昧与不觉醒”。因为这种“愚昧与不觉醒”正是封建礼教赖以存活、滋生、为害天下的土壤。作为涉世不深的祥林嫂,作为离家出逃、无处安身的祥林嫂,把“四叔”家权作临时的避风港是无可非议的,但不料祥林嫂竟安泰地过起了日子,居然把寄人篱下当作自己的归宿,而自我“满足”,就连“口角边”也“渐渐的有了笑影,脸上也白胖了。”这虽反衬出婆婆的虐待之深,但她的愚昧也可见一斑。这里实际上就种下了她愚昧的种子。“人无远虑,必有近忧”。果然,婆婆叫人把她劫了回去,逼她改嫁(可她并没有认识到,这个“避风港”并不能替她遮风挡雨)。这一回,祥林嫂的表现还要愚昧。表面上她是在反抗,反抗婆婆的蛮横,反抗婆婆的专制,但她并不是反抗婆婆的剥夺她的人身自由,而是反抗婆婆的逼她改嫁,反抗婆婆逼她作一个不“贞节”的女人。其实,她的一生中最美好、最幸福的也许就是改嫁到贺家墺的日子,可她居然“出格”地反抗,为了操守“贞节”,盲目的,以死来拒绝这一上天意外地恩赐给她的几日幸福。更愚昧的是,以封建迷信思想来反抗封建礼教强加给她的莫须有的罪责与痛苦——用“历来积存的工钱”“在土地庙捐了门槛”。经历了几起几落的生活磨难之后的祥林嫂,不仅没有认识到自己不幸的根源,反而在封建礼教、宗教迷信的毒害中愈陷愈深,几乎成了柳妈第二。
这里,我们看不出祥林嫂善不善良,质不质朴,而所谓勤劳与顽强,也只是愚昧的勤劳与愚昧的顽强。
尤其愚昧的是,她“单知道下雪的时候野兽在山墺里没有食吃,会到村里来;我不知道春天也会有。”“单知道雪天是野兽在深山里没有食吃,会到村里来;我不知道春天也会有。”“单知道雪天野兽在深山里没有食吃,才会到村里来的。”独不知,不单贺家墺有野兽,卫家山也有野兽,鲁镇还有野兽,而且她正和野兽同处一窝。独不知,不单自然界里有野兽吃人,人类社会也有吃人的野兽。单知道为阿毛被深山里的野兽吃了而伤心自责,却不知自己正要被社会里的人兽吃掉。
至此,祥林嫂的性格矛盾发展到了高潮。在她婆婆妈妈的反复讲述里,作者不只在强调生活的不幸给她的沉重打击,因为生活的不幸是偶然的,不可怨天忧人的。而她自身的悲剧命运却是人为的必然。试想,作者如果是在表现生活的偶然性,那和小说的主题思想又有什么关系呢。就算这种生活的偶然,给了祥林嫂雪上加霜的打击,使她的精神日渐不济,权作构成悲剧的因素之一。但作者三番五次让人物讲述这个悲惨的故事,甚至不惜让他人接二连三地用这个故事奚落祥林嫂,你以为作者心里就坦然么?作者虽然“怒其不争”,但毕竟还是“哀其不幸”的。这不仅是要把人物推到孤寂无助的绝境,成全人物的悲剧命运,更主要的是在强调这种悲剧不是生活的偶然,而是社会的必然。
《故乡》里有个“杨二嫂”,《明天》里有个“单四嫂”,为什么《祝福》里的不是“卫家嫂子”呢,或者再到鲁镇的时候,该叫她“贺六嫂”,而作者偏叫她“祥林嫂”。其实,这些称呼都带有浓厚的封建色彩,反映了封建礼教对妇女的歧视。连自己的名字都没有,可见其社会地位的卑微。“祥林嫂”这称呼,并不是说这位女士的名字叫“祥林”,而是说她家先生叫“祥林”,加上个“嫂”字就算是她的称谓了。许慎曰“祥,福也。”如果我们把“祥”附会成一个会意字,那“祥”就不过是祭祀的羔羊,或者说是祭祀的牺牲品。这么说来,祥林嫂在祝福的爆竹声里寂然死去,也就不是生活的偶然,而是作者匠心独运的必然。“林”,则暗示了这种悲剧的普遍性。
祥林嫂的悲剧,不只和“我”有关,和柳妈有关,和她的婆婆有关,和“四叔”“四婶”有关,和鲁镇的所有人有关,更和她自己有关,和她的愚昧与不觉醒有关。这就是造成其悲剧的社会根源。这就是祥林嫂悲剧的社会意义。
鲁四老爷是知识分子吗
说“鲁四老爷是当时农村中地主阶级的代表人物”,是很中肯的。但如果进一步说他“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时期地主阶级知识分子的典型形象”○2就未免荒唐。或许“是一个讲理学的老监生”蒙蔽了某些人的思想。其实这里的“讲理学”,根本就不是“教授理学”的意思,而是“讲究”、“信奉”“理学”。我们来看看他的书房。美其名曰“书房”,其实很像是堆放杂物的破屋子。一个“寿”字,还是拓本;一幅对联,却“脱落”了一边;仅有的三本书,只有一本是做学问的,可惜还是“未必完全”的“一堆”。这难道是一个知识分子的书房吗?这样的“书房”的主人能是一个“讲”“学”的“先生”吗?恐怕这位“先生”连“理学”是什么都不知道。可见,“四叔”的“监生”,不是祖上的“阴德”修来的,就是鲁家的银子捐来的。总之,是徒有虚名的,正像徒有虚名的书房一样,只不过扎扎势而已。
且不说书房够不够“派”,藏书是不是汗牛充栋,单看四叔的肚子里喝有几多墨汁儿。
面对口若悬河,滔滔不绝的卫老婆子,“四叔”张口结舌,有理难辩。为了挽回“监生”的面子,维护“监生”的尊严,“四叔”装模作样而又结结巴巴地挤出了四个字:“可恶”“然而”——可谓惜墨如金。在此之前,“四叔”骂过一回祥林嫂,猜测、评价过一回祥林嫂的来历,都是在“家人”面前的表现。这回,面对卫老婆子这样一个“外人”,一个走南闯北的“人才交流”“经纪人”,“四叔”很想露一手,竭力想做到“事理通达心气和平”,“然而……”“可恶……”。
第一个“可恶”,是骂谁呢。是骂“绑匪”不该劫掠她或者不该上他家来劫人;还是骂卫老婆子不该把祥林嫂介绍了来,又串通他人将其劫走。都不是,他是在骂祥林嫂,骂祥林嫂不该从家里逃出来。在“四叔”看来,既然嫁到了卫家,就是卫家的人了。怎么可以随便逃走呢?成何体统!“可恶!然而……”“既然是她的婆婆要她回去,那有什么话可说呢。”
第二个“可恶”,显然是在骂卫老婆子,但“可恶”在哪里,“四叔”却没有讲,或者根本就讲不出,或者是没有把握讲出“监生”的水平,又或者是要做到“事理通达心气和平”的缘故。乖巧的四婶赶紧出来解围,简洁明了地概括了卫婆子的“可恶”之所在:“你自己荐她来,又合伙劫她去,闹得沸反盈天的,大家看了成个什么样子?你拿我们家里开玩笑么?”然而四婶不过只是四婶,她不仅代表不了“四叔”,而且让“四叔”很没有面子,因此,他还想再说,“然而……”一开口,他却又发现自己要说的,已被太太说尽了,所以只好又打住了。但这是不一样的,仅管只是四个字的反复,毕竟满足了四叔高高在上的自我感觉。
“四叔”竭力要做出“事理通达心气和平”的姿态来,然而现实总不给他面子,总惹他发火,总惹他骂人。而让他作了一个“事理”不“通达”,“心”不“和”,“气”不“平”的伪君子。这种强烈的反差,就构成了鲜明的讽刺。这正是“四叔”之所以是“四叔”的因由。“事理通达心气和平”是“四老爷”的信条,而它又出自朱熹对,《论语·季氏》的注解。季氏,本指季康子,但在兄弟排行中;“季”正好是第四,“伯、仲、叔、季”。因而“我”称他作“四叔”,鲁镇人唤他“四爷”,其实和《论语·季氏》并无实质性的联系。但从中可以看出,他尽管不是个“知识分子”,但有作“知识分子”的“美好愿望”;也正因为他不是个“知识分子”,所以才对孔孟、程朱这些历史上的大知识分子非常膜拜,从中看出他思想的迂腐、守旧。与其在生活中所表现出的恃强凌弱、为富不仁形成强烈的对比,充分揭示了他内心的虚伪,也揭示了封建礼教的虚伪。
如果真把“四爷”当“知识分子”看,那就曲解了作者的一番苦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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