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为什么在二战结束后没有对日本进行制裁

Answer 1

德国不用说领土被苏，美，英，法四国；瓜分；军事领导都在海德堡受到国际法庭审判；法西斯政体被废了，在这几大国”帮助下”建成了民主制．
日本比较特殊，表面上也受到了国际法庭审判，但由于美国已进驻日本本土，在美的保护下，东京审判远没有海德堡审判那样彻底，为今日日本极右势力沉渣泛起埋下了隐患．并且由于美国保护，日本经济也并未受到致命打击，比德国强多了．因为美国的全球称霸战略中中国和朝鲜都被列为它的目标或说敌人，所以它要借助日本，让日本成为它东亚战略的后方，物资供应地． 而意大利由于投降较早，只是后来对法西斯组织进行剿灭，对参战的人进行审判；废除法西斯政体这样的活动．相对德日，意所涉及到的大国利益纠纷弱一些，这也是其受判较轻的原因之一．

Answer 2

制裁只是得到一种直接报酬，相对于把日本培养成它在亚洲的爪牙来说，后者更可取一点~

Answer 3

我个人的观点是：美国向以日本为跳板，控制东亚地区，面对苏联。

Answer 4

　　二战后美国对日本实行纵容政策。在美苏冷战开始以后，美国为对抗社会主义阵营，包围苏联和中国等社会主义国家，调整对日政策，将削弱日本转为扶植和利用日本，为此姑息养奸放出大批在押的日本战犯，不仅不追究他们的罪责，而且还让他们重返政坛，成为政府的一支重要力量。
　　1945年8月14日，日本天皇颁布终战诏书，接受《波茨坦公告》，至此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随着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对日本的战后处理被提上了日程。战后美国是西方资本主义阵营中力量最强大的国家，而且是惟一拥有核武器的国家。美国以强大的国力作后盾，在战后处理日本问题时，表现出了强烈的控制欲望，企图垄断对日占领。
　　1945年10月，联合国最高司令官总司令部（GHQ）设立于东京。1945年12月，美、英、苏在莫斯科召开外长会议，商议建立对日处理机构问题。会议决定设立由11个国家参加的远东委员会，由远东委员会决定对日政策。对日处理机构虽然建立起来了，但是，参加远东委员会11个国家的地位是不同的。在这11个国家中，只有美国可以在紧急的情况下，向联合国最高司令官发出必要的指示，而联合国最高司令官是美国的麦克阿瑟。在莫斯科外长会议上还决定成立由美、英、苏、中四国参加的对日理事会，但是，对日理事会只不过是联合国最高司令官的咨询机构，没有任何实际权力。因此，对日占领实际是由美国实行单独占领。美国的占领政策，直接关系到对军国主义的清算是否彻底，关系到战后日本国家的政治走向。
　　美国的对日占领是通过日本政府来实行的，因此美国的对日占领政策被称为“间接占领”。1945年10月15日，联合国最高司令官麦克阿瑟“宣布解散日本本土日军完成” 。在实行对日占领之后，根据《波茨坦公告》精神，麦克阿瑟下令解散日本的右翼团体和财阀，开除20余万人的公职，释放政治犯，并将28名犯有严重战争罪行的甲级战犯交给远东军事法庭审判，这在一定程度上打击了日本军国主义的势力。
　　然而，美国对日本军国主义铲除得并不彻底。例如：远东军事法庭所列的70名甲级战犯中，仅有28人受审，其余全部释放。即使受到审判的甲级战犯多数不久就获得释放，被处以极刑的仅7人。大量的乙级、丙级战犯被免于起诉。甚至在远东军事法庭上充当证人的就有策划和参与侵略战争的骨干分子，策划“九一八事变”并炮制东亚联盟侵略理论的法西斯分子石原莞尔就坐在了证人席上。他在军事法庭上竟狂妄地说：“我是战争罪犯，请军事法庭把我当作战犯对待。” 公然藐视法庭，这是对远东审判的莫大讽刺。日本在侵略战争中负有重要责任的战争罪犯，并不像德国那样全部受到惩罚，有的还在政府中任职。有人认为“纽伦堡审判和东京审判，都是战胜国对战败国的审判，缺乏国际法的依据” ，但比较而言，东京审判更没有权威性，然而即是如此本来就不彻底的东京审判，日本右翼分子还要翻案。
　　对军国主义铲除不彻底的最显著的一点是保留了日本的天皇制。众所周知，日本明治维新是在资本主义没有得到充分发展、资产阶级在政治上未形成强大力量的形势下发生的。为了实现社会变革，资产阶级不得不联合下层武士，打出“尊王”的旗号，借助封建君王来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这就导致了日本资本主义改革不彻底，封建意识形态存留于近代日本社会之中。1899年颁布的《大日本帝国宪法》，虽然名义上实行“君主立宪”，但是，它同时肯定“万世一系”的天皇神圣不可侵犯，与西方国家的君主立宪有相当大的区别。日本天皇近代一直是陆海军统帅，天皇对侵略战争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战争结束后，反法西斯国家中的苏联、荷兰等国，认为：“天皇很令人担心，战争结束时国民全部服从天皇的命令，如果以后仍服从天皇的命令，可能会发生不测事件，因此，强烈主张废除天皇制，认为天皇是战犯。” 而盟军最高司令官麦克阿瑟却认为：“没发一枪，没流一滴血，就占领了日本，这证明了日本天皇的力量非常强大。对日本来说，天皇是非常必要的，因此要协助日本维护天皇制。” 美国认为利用天皇和天皇制，可以实现在远东的战略目的。麦克阿瑟有一句名言：“天皇至少有100万军队的价值。” 迫于国际上要求废除天皇制的强烈呼声，美国要求日本早日发表放弃战争声明，制定新宪法。1946年2月4日，麦克阿瑟提出了改正新宪法三原则，即人民主权、放弃战争、废除封建制度。关于天皇，提出“天皇是国家元首，皇位世袭，天皇依据宪法行使职务及权能，根据宪法反映国民的意志” 。
　　1947年在美国的指导下，日本制定了新宪法。新宪法明确规定保留天皇制，天皇依然是日本的国家元首，内阁总理大臣需由天皇任命。新宪法规定日本天皇不再是神，没有统帅军队、最终决定国家政策的大权，天皇只是名义上的国家元首。战后日本的天皇已经不能与近代天皇同日而语了，但是，由于新宪法中仍然保留着天皇制，这就不利于日本反省战争，清除军国主义和皇国主义的影响。
　　对日改革与旧金山和约
　　美国对日占领初期，在日本曾实行了一系列“非军事化”政策，并进行了一系列的社会改革。先后公布了《教育基本法》、《劳动基准法》、《独立禁止法》、《地方自治法》等法律，着手对日本政治体制进行改革。这些改革对日本走上和平、民主道路起了重要作用。
　　战后民主主义、社会主义成为一股不可抗拒的潮流，东欧出现了八个社会主义国家，亚洲人民的民族解放运动风起云涌。在这种形势下，1946年丘吉尔在美国发表了著名的“铁幕”演说，西方国家加强了对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警惕与封锁。1947年反对共产主义的杜鲁门主义问世，1948年美国等西方国家结成名为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军事同盟。然而，即使在西方视共产主义、社会主义为洪水猛兽之时，美国仍没有重新武装日本的打算。1949年3月3日，麦克阿瑟在接受英国记者威尔普拉迪斯的采访时表示：“美国不准备重新武装日本，美国对日本的希望就是它保持中立。”
　　就在美国构筑其在亚洲乃至世界战略体系之时，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美国认为北朝鲜的目的在于席卷整个朝鲜半岛，在远东向美国挑战。1950年6月27日，美国总统杜鲁门发表“参战声明”，派第七舰队进入台湾海峡，直接介入朝鲜战争。美国认为在太平洋构筑防止共产主义势力蔓延、并与之斗争的地区性共同安全保障框架非常重要，日本则是美国在远东封锁共产主义战略的防波堤。于是，美国开始改变对日占领初期的“非军事化”政策，对日本从改革变为扶植。
　　朝鲜战争爆发后，尽快实现对日媾和，建立比较稳定的日美关系，就成为美国重要的战略方针。1950年11月24日，美国政府制定了《对日讲和七原则》，提出对日媾和的国家是“与日本交战国家的全部或者一部，在同意提案的基础上，实行讲和” ，透露出对日媾和可能是对日作战的一部分国家，如果哪个国家对七原则表示疑义，就可能被排除在外。苏联与美国在对日本的领土处理、媾和后的防卫和经济体制、中国参加媾和等方面存在着严重的意见分歧。在中国由谁来参加对日媾和问题上，美英的意见也不一致。英国主张应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参加媾和，美国则认为应让台湾参加。由于在由哪一方代表中国参加对日媾和问题上，美英意见始终不能达成一致，最后决定既不邀请北京，也不邀请台湾。就这样，中国虽然在反法西斯战争中牺牲和贡献巨大，却被排斥在对日媾和之外。
　　1951年9月，美国主导的旧金山对日媾和会议召开，日本与参加会议的48个国家签订了《对日和约》，1952年4月28日生效。旧金山《对日和约》的签订，标志着盟国对日战争处理问题的结束。中国外交部长周恩来1952年5月5日就美国宣布单独《对日和约》生效，提出了强烈抗议。苏联虽然参加了旧金山媾和会议，但是没有在条约上签字。苏联警告与第二次世界大战敌国结成军事同盟，不限制日本军备规模，是很危险的。
　　重新武装日本，右翼团体死灰复燃
　　美国在积极推动对日媾和的同时，准备重新武装日本。1950年6月，美国国务卿戴维斯访问日本，提出日本应重整军备，保卫自己的国家。麦克阿瑟也开始暗示日本可以重整军备。7月8日，麦克阿瑟致函日本首相吉田茂，要求日本建成75000人的国家警察预备队，增加海上保安厅成员。1950年12月29日，日本制定了《关于部队编成及组织规程》，详细规定了警察预备队组织机构、职责。随后即在全国开始募集警察预备队队员，警察预备队实际是日本重整军备的预演。
　　1951年元旦，麦克阿瑟发表的“新年致辞”，在日本国内引起了强烈反响。他一方面说日本的和平宪法表现了人类的最高理想，同时又说：“如果国际无法状态继续发展而威胁和平，支配人们的生活，当然理想就不得不让位于保存自己的法则，与尊重自由的人们携手，在联合国的原则范围内，拥有击退武力的力量，是诸君的义务。” 日本舆论认为“麦克阿瑟元帅的新年致辞，表明新宪法中禁止的日本再军备，现在已经成为一种可能” 。从1951年2月起，日本开始特别募集预备队干部，重新使用245名业已被开除的陆军士官、海军兵学校的将校，并让过去军队中有训练和指挥经验的将校参加警察预备队，强化预备队组织。
　　对在美国支持下重整军备，日本国内也有不同意见。日本共产党反对重整军备。社会党主张如果是为了维护治安，就赞成建立；如果将警察预备队军队化、特高化则坚决反对。一直站在反战立场上的日教组，1951年1月24日通过《不要将孩子再送上战场》的决议，重申“全面讲和、坚持中立、反对提供军事基地的态度，并从这种态度出发，反对重整军备” 。然而，日本社会中反对重整军备的势力并不占主流。1951年3月《读卖新闻》作了一次抽样调查，回答者3070人，其中对日本是否再建立国防军问题，赞成者为47.3％，反对者为23.6％，不知道者为29.1％。赞成者比1950年11月调查时增加了8.4％，反对者减少了9.1％。在赞成者中，认为为了再军备应修改宪法的占68.4％，反对者为8.3％，不知道者为23.3％。认为再军备仅有陆军就可以的占12.2％，也需要有海、空军的占60.5％，不知道的占27.3％ 。
　　吉田茂内阁在战后确定了“经济立国”的方针，他认为“现在最重要的是经济自立，以及随之而来的安定民生。现在对于基础脆弱的日本经济来说，如果加上重整武装的负担，日本经济不仅不能自立，而且会在其重压下崩溃，国民生活贫穷化，给共产阵营予制造社会不
　　安的好机会”，但是，他又认为“须有国家自卫能力” 。
　　为了使国民接受重整军备，日本政府除让警察预备队参与治安值勤外，还让他们参加台风等自然灾害的救援活动。1950年10月15日，根据《保安厅法》，过去在保安厅管辖下的警察预备队改为保安队，这是向重整军备迈出的第一步，同时成立了保安大学。1954年7月，保安厅改为统帅陆、海、空三军的防卫厅，保安队改称自卫队，保安大学改称防卫大学。
　　美国对日政策的改变，不仅表现在对日讲和、重整军备，还表现在对右翼集团的姑息上。本来1946年1月4日联合国总司令部宣布解除军国主义、国家主义等右翼团体，将这些团体的骨干分子逮捕。但是，朝鲜战争爆发后，右翼团体打出了民主主义招牌，奉行“亲美”路线。这些新右翼团体支持美国将日本作为反苏据点、“远东反共基地”、“远东兵工厂”的战略，明确地打出了“反共”口号，其活动得到了美国的默认。
　　朝鲜战争爆发后，联合国军总司令部加强了对日本左翼力量的镇压。1950年6月26日，麦克阿瑟致函吉田茂首相，以日本共产党机关报《赤旗》歪曲朝鲜战争事实，损害韩国人安全和福利为由，要求日本禁止《赤旗》的发行。日本政府立即作出了禁止发行命令。7月14日，日本法务省特审局以日本共产党干部德田球一、野坂参三、长谷川浩等9人违反团体规正令第10条为名，向最高检告发。15日对以上9人发布了逮捕令。这与战争刚刚结束时的政策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军国主义势力的存续，使得战后成立的日本遗族会经常以照顾遗族的感情为由，反对正视侵略战争。由于“皇国史观”的继续存在，战后有人开始美化日本近代史上的历次对外侵略战争。总之，“二战”后美国出于在全球遏制共产主义的需要，控制和垄断对日占领，并将占领政策从“改革”转变为“复兴”，在没有彻底清算日本侵略罪行的情况下，就开始扶植日本，使军国主义在战后继续存在，至今在日本社会及政治生活中有一定影响，甚至妨碍中日关系的正常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