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江浦的近代衰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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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近代，清江浦逐渐走向衰落，并因此淡出了今人的视野。
清江浦的衰落，首先表现在人口的锐减。乾隆四十年（1775）清江浦人口高峰时曾达54 万人，到宣统三年（1911）清江浦人口已不及10 万人，1949 年解放时，清江浦的人口仅剩3.6万人。
其次，近代清江浦的衰落还表现在城市经济的萧条和贸易的萎缩。近代以前的清江浦“舟车鳞集，冠盖喧阗，两河市肆，栉比数十里不绝”，到清末民初，“逮海道大通，津浦筑路，舟车辐辏，竟赴捷足，昔之都会遂成下邑”。《民国续纂清河县志》对比清江浦的前后状况，曾发出“俯仰数十年间，有风景不殊之感焉”这样的感慨。进入民国以后，清江浦仅是苏北一个区域性的商品集散地。
最后，近代清江浦的政治地位也在下降，主要表现在驻浦机构的裁撤和级别的降低，清末停废的驻浦所局有20 多个，到1904年漕运总督也最终裁撤。
交通削弱
近代以前，中国的交通运输主要靠运河，清江浦也正是因此繁盛一时。而到了近代，随着铁路的引进，运河运输被取代，运河沿线城市的地位也一落千丈。
清朝后期，黄河再次改道，运河的泥沙淤塞日益严重，清政府忙于战事，无暇顾及河道疏通。1853年太平天国军队占领南京，运河漕运就此断绝。19世纪70年代，轮船招商局承包所有江南漕粮运输，全部经由海运，清江浦漕运中转站地位失去，客流量大大减少，商业活动日渐衰微。清政府大量裁撤驻扎在这里的官僚机构，原本赖以存在的许多消费性行业走向了萎缩。随着漕运的衰废，政府对这里的重视程度也大为降低，原本漕运、河工、盐务带来的大量的工作机会也因而丧失了。
1874年年底，日本侵占台湾。李鸿章奉召进京见恭亲王奕时，力陈中国修建铁路的重要，并请先造清江浦到北京的铁路，以便南北交通。奕向来支持洋务运动，当然同意李鸿章的观点，但他深知修铁路将会遇到顽固派的强烈反对，恐难实行，所以对李鸿章说此事“无人敢主持”。李鸿章仍不甘心，希望他有机会劝说慈禧、慈安，但奕回答说“两宫亦不能定此大计”，由此可见修铁路的阻力之大。后来薛福成、马建忠、刘铭传、张謇等多位清朝官员提议修建至清江浦的铁路，均无果而终。
1912 年11 月，津浦铁路（天津至南京浦口）全线通车，绕过了清江浦，给清江浦赖以仰仗的运河运输以致命的一击，作为漕运枢纽的清江浦的交通区位优势至此几乎完全丧失。1919年，孙中山在《建国方略》中规划两条铁路线经过清江浦，却一直束之高阁。
自然灾害
清江浦及其周边地区，明清以来一直是自然灾害频发的地带，洪灾、旱灾均时有发生。淮河在1921年和1931年先后两次发生全流域型的特大水灾，人口死伤无数。黄河也先后于1935 年和1938 年两次决口,其中后一次是国民党政府为阻滞日军进攻而故意炸毁花园口大坝，人为地制造了一场灾难，使黄河泛滥长达9年。
近代每一次自然灾害对清江浦及其城市腹地的破坏都是巨大的、灾难性的。以1906年夏秋的洪灾为例，是年淮河流域出现特大洪水，端午之后，大雨连下10天，其后断断续续一直下到了中秋，清江浦一带几成泽国，米价飙升。加上受海水漫滩的影响，苏北滨海地区的农民纷纷逃难至此，至8月底，难民已有60万人。后在华洋义赈会的帮助下，地方政府才勉强平息了难民潮，但仍造成了三万灾民的死亡。
经济结构崩溃
清江浦发展的主要因素也不是靠腹地的支撑，而是依赖于地缘优势和政府的优惠政策。作为清江浦城市腹地的农村地区，晚清民国时期仍然是自然经济占统治地位。因南宋以来两淮地区自然灾害频发，农业自然环境恶劣，这里的农业经济过早地衰落了。手工业方面，纺织业也过早衰落了，民间手工业尚可称道的只有酿酒业和榨油业，但大多规模较小，带有很大的区域性。城市腹地环境的恶化，农村经济的过早凋敝，使得清江浦发展缺乏相应的腹地支撑。
清江浦在明清时期主要是依靠漕运和河工发展起来的，近代以前的清江浦，由于其交通位置的重要，政府在这里有大量的投资，高官进驻，商贾云集，清江浦因此发展起各类以这些人为对象的服务业，成为典型的消费型城市。但城市生产部门却极其微弱，其官营手工业———因漕运而兴起的造船业，却早在清乾隆年间已随着漕船厂的裁撤而没落了。清江浦缺乏自身的城市产业基础,生产部门不发达，这种缺少自身产业基础的繁荣难以抵挡突如其来的变故。在运河淤塞、漕运衰废，交通路线和方式发生变化之后，城市单一的经济结构在社会转型时期又缺乏应变的能力，其走上衰落自然不可避免。
居民心态异化
封建政府的力量一直对清江浦的经济兴衰有着极强的影响力，使得清江浦及其附近的居民对封建政府产生了极强的依赖性。许多老百姓出现盼望黄河再次决口的畸形心理，他们天真地以为，只要河流再决口，政府兴修水利又可以给予他们以工作机会了，所以居然把洪流当作“德水”。以往遇到灾害，封建政府因这里是漕运重地，为了安抚民心，通常会在赈济之外还会进行蠲免，以至于使那些平时积欠田赋的农民希望出现自然灾害，好让政府免除自己平日里积欠的田赋。
除了思想上的依赖心理外，居民观念上的保守也是影响清江浦发展的原因之一。1906 年上海人顾馨一投资创办大丰盈记面粉厂，有磨机12台，每年可产面粉60万包，这是清江浦地区少数几家具有一定规模的近代企业，然而，到1909年该厂停产，其主要原因在于当地的居民思想陈旧，视机面为“洋面”，觉得不如本地面好吃，使得该厂所产面粉销售困难。
近代清江浦一带的居民“民俗又乐安居，惮远行，中家以上皆仰食于佃户，游手贫民则皆次生于漕河盐筴”，这种保守的心态、闲散的生活方式在深层次上阻碍了清江浦的发展。
战乱波及
1853年太平天国军队占领南京，导致了漕运的没落。而之后的捻军焚城，更是给了清江浦致命的一击。
清咸丰年间，灾荒不断，农民起义。受太平天国运动的影响，北方兴起了捻军。1860年2月初，捻军李大喜部自宿迁、桃源东下，清江浦失守，大小官员逃走，捻军在城内进行了屠杀和焚烧，清江浦二十里长的繁华街市被彻底焚毁,大火三日不绝，城内财物被洗劫一空。1861年和1862年，捻军刘天福部、李成部又相继来清江浦威胁，豪门为之战栗，“人民惊走，闾里为墟”。
辛亥革命中，驻扎清江浦的清军十三协士兵发生哗变，地痞流氓乘机抢劫，并打开监狱释放囚徒，一时间地方上陷入混乱，地痞、囚徒、溃兵在城里到处抢劫。据事后统计，仅提署库存现银即有二十六万两被洗劫一空。大批溃兵在抢足了财物之后纷纷离去，而一些地方恶棍又乘机劫夺落单溃兵的不义之财。
近代以来，苏北地区许多百姓因为灾荒落草为寇，所以清末民国以来苏北地区一直是土匪活动猖獗之地，而民国时期清江浦附近的匪祸就很猖獗。民国初年，军阀割据，地方军阀对地方的敲诈和掠夺也给清江浦带来了灾难。从1916年秋开始，直系军阀马玉仁部前后驻浦九年，马部驻浦期间正逢这一地区匪患猖獗之时，马玉仁的军队虽系正规部队，却经常被土匪打败。马部剿匪无方，却常常以剿匪为名向百姓勒索钱财，弄得清江浦一带民不聊生。军阀混战也经常使城市的发展笼罩在战争的威胁之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