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新时期小说创作的发展，你怎么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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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
鲁迅一反常规，把农民置于小说艺术构思的核心，精心勾画出一代农民的真实相貌时，便立刻引起了人们的惊叹。新文学追求者们佩服鲁迅的眼光，并竞相效仿，推动了一代“乡土文学”的振兴。此后，农材题材小说一直在新文学中占有一定地位。鲁迅失望于旧民主主义革命的不彻底，在总结其教训的过程中，把对现状批判的“哀其不幸”与对以农民为主的国民的不觉悟的“怒其不争”结为一体，提出了改造国民性的深刻命题。他希望来一场改造国人灵魂，唤醒国人觉悟的彻底的思想革命运动。在《呐喊》、《彷徨》有关农村的艺术世界中，鲁迅以最诚挚厚重的感情注视着阿Q、闰土、祥林嫂等一代农民，同情他们在残酷的封建剥削压迫下悲惨贫困的生活，肯定他们质朴耐劳等美好品质，理解他们潜藏的革命愿望。然而，他以渗出血泪的目光焦灼地关注着的，是农民在封建思想长期、广泛影响下所形成的精神固疾。《风波》通过辫子去留的风波，展示的是农民麻木愚昧的灵魂；《阿Q正传》是农民在思想戕害下所形成的国民性弱点的形象记录；《故乡》描写闰土在经济压迫和精神残害下的麻木不仁，而着重揭示的仍是他精神世界的变化；《祝福》刻划祥林嫂在封建宗法社会里所受的精神奴役和心灵的创伤。总之，揭示农民群众受沉重的精神枷锁束缚，被残酷的封建思想观念无形绞杀而形成的种种精神缺陷，远远超过了对他们所受的经济、政治压迫方面的描写而成为艺术表现的中心。这样，鲁迅告诉人们，中国农民要摆脱奴隶的命运，固然要反抗经济上政治上的剥削压迫，而更为重要的是要打碎精神上的枷锁，求得思想上的解放。这些作品形象地表现了中国思想革命，即改造人的精神面貌的重要性和必要性。
高晓声
高晓声“一直致力于描写和反映中国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和农村命运，对普通农民在农村各个历史时期的物质和精神变化作追踪式的描写。”[2]《李顺大造屋》虽使阔别文坛20余年后的高晓声声名鹊起，但真正奠定高晓声在中国当代文坛重要地位的却是他那“上城出国十二年，小说一篇写白头”的陈奂生系列小说。陈奂生系列小说主要包括《“漏斗户”主》、《陈奂生上城》、《陈奂生转业》、《陈奂生包产》、《战术》、《种田大户》、《陈奂生出国》等作品，创作时间前后历时10余年，横跨20世纪八九十年代，通过对主人公陈奂生之生存状态的跟踪式描绘，为人们展示了一幅幅农村生活的色彩斑斓的历史画卷，“深刻地概括了新中国30年的农民的命运。特别是突出了农村改革全过程中农民心理变化的全过程。”[3]恰如有的论者所言：“我们认识了陈奂生，从而认识了一个时代”。[4]在以文学为时代立传时，高晓声与赵树理所取之散点透视的方式不同，选取了追踪式反映这一模式，给人以一种强烈的历史的纵深感。
赵树理
赵树理有感于在民族战争和解放战争推动下农村发生的翻天覆地的变革，当他拿起笔来描写自己所熟悉所热爱的农村的时候，便把满腔热情倾注在有了阶级的自觉同地主阶级进行坚决斗争的农民群众身上。他关心他们的斗争，歌颂他们在新生政权支持下的翻身解放。《小二黑结婚》写在新的时代和民主政府的支持下，小二黑和小芹恋爱自由获得的胜利。《李有才板话》正面描写农民同地主的斗争，歌颂李有才为代表的农民在党领导下的成长。《李 家庄的变迁》展示党领导下的人民革命，经过斗争、失败、再斗争、再失败，直到最后胜利的艰难历程。《田寡妇看瓜》、《传家宝》、《邪不压正》等等，也都是在阶级斗争的背景下，展现农村生活的巨大变化。赵树理紧密结合时代和政治斗争的需要，把农民群众推翻地主统治的斗争、当家作主的信心和自豪淋漓尽致地表现了出来。从这些作品，我们可以看到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政治斗争的尖锐激烈和人民大众的翻身解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