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大钊在狱中的故事

Question

李大钊在狱中都干些什么

Answer 1

我国共产主义的先驱者李大钊同志，一生光明磊落，对革命无限忠诚，最后壮烈牺牲在敌人的绞刑架下，他的高风亮节，是永存的。“四人帮”及其顾问为了篡改党史，从根本上否定我国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实现其“改朝换代”的迷梦，对李大钊进行了种种恶毒的诬蔑和诽谤。他们由张春桥及某顾问亲自出马，胡说什么李大钊“晚节不终”、是叛徒等等。他们的攻击矛头首先指向广大群众并未见过的李大钊的《狱中自述》，企图造成一种印象，似乎它是一个向敌人“乞怜”和“投降”的文件。但这只不过是彻头彻尾的诬陷。让我们来读一读李大钊这篇最后的遗文吧，这篇革命文献，是他对无产阶级事业无限忠诚的历史见证，是无产阶级的正气歌，它将象李大钊同志的英名一样永存。
《狱中自述》全文约二千七百字。在困难的条件下，他一共写了三稿，初稿较为简略，三稿比起二稿只作了某些文字上的修改。三个稿子的精神完全一致。现在就以第三稿即最后一稿为主，来看看他是怎样写的。我们从“自述”中看到：在敌人的酷刑摧残下，李大钊无所畏惧，坚持革命的原则，掌握斗争的策略，身陷囹圄，仍然一心为了民族解放，为了“再造”和“振兴中国”，义正词严，字字血泪，严守我们党的机密，继续阐述当时公开宣传的革命主张，掩护一同被捕的同志，这样的“自述”，哪里能找到一丝一毫损害革命利益的字句？
首先，李大钊在“自述”中回顾了自己壮烈的、革命的一生，表达了自己的坚定信仰和伟大抱负，宣传了反对帝国主义、改造中国的革命主张。这方面的内容，在“自述”中占了很大的篇幅。其中反复说明了自己深感“再造中国之不可缓”，而要“再造中国”，就必须坚决反对帝国主义压迫这个“中国今日扰乱之本原”，废除“束制吾民族生机之不平等条约”；就必须“对外联合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及被压迫之弱小民族，并列强本国内之多数民众，对内唤起国内之多数民众，共同团结于一个挽救全民族之政治纲领下”，来“达到建立—恢复民族自主、保护民众利益、发达国家产业之国家之目的”。
第二，《狱中自述》的其余部分，谈了孙中山“亲自主盟”介绍他“入国民党”的情况，还谈了国民党在北京和广州、武汉的一些情况。“四人帮”和那个顾问想从这里抓住李大钊的“把柄”，这完全是枉费心机。
李大钊当时不是一个人被捕，而是有六十多位革命同志与他一同被捕；同时，革命领导机关被破获，许多文件落到敌人手中。在这种情况下，作为一个革命领导人所要考虑的，就不能只是与敌人一拚了事，而是要尽可能地保护其他被捕的同志，保护革命组织，保护革命群众。《狱中自述》的这部分内容，正是起着这个作用。
具体地来看看他对当时的情况究竟写了些什么，就十分清楚了。这些情况可分为三类。
一类是为了迷惑敌人、保护革命势力而写的假情况。如说国民党“在北方并无重要工作”，说“北京为学术中心，非工业中心”，故“无工会之组织”，说传言党人在北京有如何之举动，“皆属杯弓市虎之谣”等等。
一类是为了驳斥敌人对革命和对当时斯大林领导下的苏联的诬蔑而作的说明。当时，敌人把李大钊等一案诬为“苏联阴谋案”，把共产党诬蔑为“赤俄的工具”，并借此大搞所谓“讨赤驱赤”。李大钊坚决声明：他们的住所是由国民党人徐谦等掌管的“庚子赔款委员会”，而不是苏联大使馆；一切事项“并未与任何俄人商议”，一切用款则全由国民党自广州、武汉汇寄。显而易见，说明这些情况的目的，决不是为了“讨好”敌人，而只是为了保护革命。
还有一类，是李大钊经过慎重的选择，也谈了一些众所周知的国民党的情况。如谈到了国民党一些头面人物－－蒋介石、汪精卫、吴稚晖、李石曾、于右任、陈友仁、徐谦、顾孟余的名字，谈了国民党第一、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和武汉国民党中央的一些情况。这些情况全部是早已见诸报章的。李大钊这样写，正是为了掩护和他一起被捕的革命同志。
孙中山曾经与张作霖缔结过军事联盟，共同反对吴佩孚，并在一个长时间内，由汪精卫掌管这些联系。而当时，奉系军阀也正在采取拉国民党、打共产党的反革命策略，宣布被捕的国民党员“将来均可依法释放”。国民党当时在北方处于半分开的地位。这些情况，李大钊是非常清楚的。他绝口不谈共产党，却谈国民党，正是为了利用当时奉系军阀的这个政策，“以子之矛，攻子之盾”，尽可能多地保存革命力量。这不但无可非议，而且是原则性和灵活性相结合，正确地运用了革命的策略，来反对反革命的策略！
第三，三个稿子都没有一个字提到共产党，根本没有承认自己是共产党员，更谈不到有任何泄露党的机密之事。这一点，就连当时的敌人也不得不对报界承认：“李无确供”。
《狱中自述》最后以气壮山河的气概说：“钊自束发受书，即矢志努力于民族解放之事业，实践其所信，励行其所知，为功为罪，所不暇计。今既被逮，惟有直言。倘因此而重获罪戾，则钊实当负其全责。”他并向奉系当局提出，对一同被捕的“爱国青年”，应“不事株连”，完全表达了这位伟大的共产主义战士、党的卓越领导人的崇高革命气节和无产阶级的宽广胸怀！
对于李大钊这篇光辉的遗文，“四人帮”及其顾问竟妄加攻击和诬蔑，他们用以骗人的，是蓄意制造和推行的一条极左路线。按照这种极左的逻辑，似乎在敌人面前，就只能连声呼喊最最“革命”的口号，而象李大钊那样，采取正确的斗争策略和灵活的斗争方式方法，即便确实保卫了党和革命的利益，保护了革命的力量，也要被指斥为“叛徒”和“投降”。更不用说他们那些毫无根据的捏造了。正因为这样，他们才搞得“叛徒”俯拾皆是，而冤狱遍于国中。惨痛的教训我们永远不能忘记。评价一个同志在敌人的法庭上、监狱里、刑场上的行为，必须坚持实事求是和具体地分析具体情况的原则，因为这些同志是在非常困难和复杂、非常危险的条件下进行斗争的。

参考资料：人民日报

Answer 2

李大钊小故事
中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者、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和早期领导人之一李大钊，出生是十分的凄楚：他尚未来到人间时，父亲李任荣就因患肺病逝世；刚过周岁，母亲周氏又因感伤过度而病逝。因此，李大钊是“在襁褓中即失怙恃，既无兄弟，又鲜姊妹，为一垂老之祖父教养成人”。其祖父李如珍，平时管教李大钊甚严，不准他外出去看赌博，更不许他骂人、打架，否则就要他接受大热天上房顶举着沉重的木杈翻麻等处罚。如此严格的家教，对李大钊的成长影响很深。

李大钊自己做父亲后，从祖父的家教中受到启发，同样对子女加以严格的教育。扫雪、教歌就是他教子实践中的两则小故事。

一年冬天，大雪纷纷扬扬下个不停，院子里像铺了一层厚厚的棉絮。李大钊对他的女儿和儿子说：“雪下得多大啊，你们快拿着扫帚到院子里去扫雪。要高兴的话，堆个大雪人也好。”孩子们的外祖母心疼小外孙：“天这么冷，你还叫孩子们去扫雪，要是冻病了可怎么办？”李大钊笑着说：“孩子应当从小养成吃苦的习惯，免得长大了什么也不会做。身体经常活动，也会增强抵抗力。呆在家里不动弹，就更怕冷了。”说完，他和孩子们拿了簸箕与扫帚，走到院子里。他一面扫雪，一面对孩子说：“将来谁也不能当寄生虫，谁要是不劳动，谁就没有饭吃！”孩子们边扫雪，边听父亲讲新奇的故事，一点也不觉得冷，反而是越扫越有劲……

孩子们渐渐长大，上学了。李大钊又非常注重用音乐来陶冶孩子的心灵，用歌曲寓理于情，寓教于乐，使孩子在愉悦中受到教育。夏天的一个晚上，他稍有空闲，就将儿子李葆华、女儿李星华喊进书房，先要他俩将当时在学校学的歌唱给他听，孩子们高兴地唱起了喜欢而又熟悉的《校歌》：“啊，我们亲爱的孔德，啊，我们的北河沿！你永是青春的花园，你永是美丽的王国……”李大钊听完歌，没有一句夸奖，只是幽默地说：“北河沿是一条又脏又臭的水沟，我天天到北大去，都从那里经过，里面常泡着死猪、烂狗，臭烘烘的，怎么能说是孩子们青春的花园、美丽的王国呢？这个歌子太不现实了，这不是培养孩子们睁着眼睛撒谎吗？”接着，他就教孩子们唱《国际歌》。他一边弹琴，一边用低沉的声音唱着。他说，声音不能太大，让街上警察、暗探听见，他们会把我们逮起来的。他不仅教孩子会唱，还把歌词大意讲解给孩子听，并且用家乡一位穷苦大伯一年辛苦到头，全家还是吃不饱穿不暖的例子，帮助孩子领会歌词的意义，加深印象……结果，没教唱几遍，孩子们都会唱了，而且深深地爱上了这首珍贵的歌！

让家庭洋溢着欢乐的气氛——李大钊的家教故事

我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先驱李大钊 (1889 — 1927) ，为传播马克思主义，创建中国共产党，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但他又是位著名学者。“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是对他一生的写照。 李大钊在繁忙的工作之余，非常重视对子女的教育，重视培养他们的各种能力，以使他们成为全面发展的人才。长子李葆花 16 岁便参加革命，曾任安徽省委第一书记、南京军区政委 、中国人民银行行长等职；长女李星华，1932 年入党，长期从事教育和民间文艺的研究工作 ，是我党的优秀干部。

李大钊早年任北京大学教授、图书馆主任，并参与《新青年》编辑工作，是社会名流。但他生活俭朴，“冬——絮衣，夏——布衫”，一个大饼，一根洋葱，常常是他的便饭，有人去他府上拜访，见他的幼女炎华，身穿红粗布小棉袄，外套蓝粗布小褂，前襟和袖口油光光的，土里土气的，像个乡下孩子，完全不像北大名教授的女儿。有位亲戚对此很不理解，有次问起李大钊，他只是淡淡一笑说：“点种”“庄稼人种地要点种，你当教授点什么种 ? ”亲戚迷惑不解。�

解放后，乐亭县第一中学师生访问李大钊故居时，这个亲戚向师生们谈到这件事。一位老师听后提议全体学生起立，他激动地说：“同学们，你们明白李大钊同志所说的‘点种'的意思吗 ? 他的种子，就是革命的种，共产主义的种！我们要让李大钊同志点的种，在我们心里开花结果。”直到这时，这位亲戚才恍然大悟，明白了李大钊所说的“点种”的真正含义。�

李大钊不仅在课堂上向学生灌输真理，为革命事业培养“火种”，在家庭里，也教育子女要经风雨、见世面，努力做革命事业的接班人。他经常带领孩子去郊游，一同乘船、渡河、爬山，以锻炼他们的胆量，开阔胸襟。�

有一年冬天，北京城雪花纷飞，大地披上了银装。李大钊对孩子们说：“雪下大了，你们快拿扫帚到院子里去扫吧 ! 要是高兴的话，堆个大雪人也好哇。如果有兴趣还可以借雪吟诗，这比我小时候只能隔窗望雪作诗要好得多呀 ! ”

孩子们听了，一阵欢呼雀跃，立即拿扫帚出门。孩子的外祖母和母亲表示反对。外祖母说：“外面太冷，冻坏了孩子怎么办 ? ”李大钊却笑着说：“孩子们应当从小养成吃苦的习惯，免得长大了什么也不会做。何况人只有经常活动，身体才会有抵抗力。扫扫雪怎么会冻坏身体呢，呆在屋里不动弹，才更经不起风寒呢 ! ”李大钊说完，就带着儿女出了门。一边扫雪，一边给孩子们讲故事，干得热火朝天。

古人说：“乐则生矣。学至于乐，则自不已，故进也。”李大钊教育孩子，善于从孩子的特点出发，循循善诱，寓教于乐，生动活泼，从不刻板生硬，更不打骂孩子，从而使教育收到了良好的效果。

李大钊家中堂屋的北墙上，挂着一张富有诗意的画，画中有位少女怀抱琵琶在演奏，各种飞禽走兽闻声而来。李大钊十分欣赏此画，他绘声绘色地对孩子们说：“你们看，音乐的力量有多么大 ! 这个弹奏乐器的姑娘，只要手指轻轻拨动，就能引来美丽的孔雀、高傲的仙鹤、 凶猛的狮子老虎，还有各种叫不上名堂的鸟兽，他们一个个都被音乐陶醉了。人就更不用说 了。音乐不仅能陶醉人，而且还能鼓舞人心。”李大钊经常教孩子们唱歌。有次，他教孩子们唱的是教堂里的一首赞美诗，其中有这样几句 ：禾捆收回家，禾捆收回家，我们就要欢喜禾捆收回家。他边唱边讲解：“你们看农民们辛辛苦苦地种下东西，收获的时候是多么喜欢呀 ! 他们忘记了辛苦，只有快乐。我们的革命也是一样，等到革命胜利的那一天，我们会像农民把庄稼收回家一样快乐呢 ! ”

李大钊还在百忙之中抽出时间教孩子学音乐。有一次他带着葆华、星华去拍卖行买回一架旧风琴，由他弹琴伴奏，孩子们合唱了一首校歌。唱完后，李大钊说：“北沿河是一条又脏又臭的水沟，你们校歌里怎么说它是孩子们青年的花园、美丽的王国呢 ? 这首歌的歌词太不真实了，这不是培养孩子们睁着眼睛说瞎话吗 ? ”他借此机会教孩子们唱《国际歌》、《少年先锋队歌》等革命歌曲。教完歌还给他们讲解歌词的含义，讲解从事革命的道理。这种家教，寓教于乐，在孩子们幼小的心灵里撒下了革命的种子。

有位教育家曾经说过：“儿童一旦懂得尊重与羞辱的意义之后，尊重与羞辱对于他的心理便是最有力量的一种刺激。”李大钊在家庭教育中，十分注意运用“尊重”这种“最有力量” 的方法。他注意研究儿童心理，根据孩子们心理、生理特点，采取循循善诱的方法，有针对性地进行教育。

有一年夏天，李大钊从北京回河北老家歇暑假，给孩子们每人买回一包礼物——笔、墨、方 格字帖。孩子们很是高兴，立即研墨展帖，端端正正坐在八仙桌前写了起来。

这次是李星华生平第一次临帖写大字，所以她左临一张，看看不像，右临一张，看看还是不像，气得小脸发红，直想哭出来。她放下笔，躲到后院里偷偷地抹眼泪。这时李大钊和妻子发现星华在哭，但摸不清她为什么哭。妻子正好张口问星华，却被李大钊拦住了。他说。“ 女孩子的心理是很难揣摸的，你要是问她为什么哭，她不会告诉你的，你不要硬逼着问她。哭的原因不是很明显地摆在那里了吗 ? ”妻子莫名其妙。李大钊接着说：“我记得在一本什么书上看过：一个很可爱的小女孩，一不留神，用小刀划破了自己的手指，这个小女孩立即把伤口包了起来，生怕别人包括自己的爸爸妈妈发现，直到伤口长好了才给人看。你说这是一种什么心理呢 ? 这就是女孩的一种好胜心，你明白了吗 ? ”妻子这才恍然大悟。过了一会儿 ，李大钊把小星华叫来，一同走到八仙桌前，指着星华写的字帖微笑着说：“你的字写得很好，有点像魏碑帖上的。因为这是你第一次临帖，写得还不大整齐，笔画有的地方粗，有的地方细。字有的个儿大，有的个儿小，要是天天耐心练习，就一定会写好的。你看，你哥哥写得也不整齐呀，可是他不着急，沉得住气，只有这样，将来才会把它慢慢地写好。”

Answer 3

李大钊从被捕到就义，在狱中共22天。敌人对他进行了多次审讯。为了逼迫李大钊招供，敌人对他施用了多种酷刑，电椅、老虎凳、用竹签插手指……最后竟残忍地拔去了他双手的指甲。李大钊坚贞不屈，没有向敌人泄露党的任何机密。为了保护同时被捕的其他同志，李大钊还用血迹斑斑的双手写下《狱中自述》，表示自己“负其全责”，要敌人“对于此等爱国青年，宽大处理，不事株连。”李大钊在《自述》中自豪地写道：“钊自束发受书，即矢志努力于民族解放之事业，实践其所信，励行其所知。”

敌人转而采用软化引诱的办法。张作霖的参谋长杨宇霆亲自出马，他以同乡的身份劝降李大钊，许以高官厚禄：“李先生，只要你肯为张大帅、吴大帅效劳，保你官职在我之上。”

李大钊轻蔑地回答：“张作霖是狰狞之子，吴佩孚是狼狈之儿，我岂能为他们效劳。大丈夫生于世间，宁可粗布以御寒，糙食以当肉，安步以当车，就是断头流血也要保持气节！”

李大钊被捕，举国震惊。中共党组织、工人群众、知识分子和各界进步人士千方百计进行营救。4月10日，北京大学等在京9所高校联合推定北大校长余文灿、师大校长张贻惠为代表，向北京政府和奉系首脑递交了一份意见书，要求：“（一）未放学生请速放；（二）认为情节重大之学生，请从轻发落，取宽大主义，不再株连；（三）李大钊系属文人，请交法庭依法审讯；（四）李大钊之妻女，请即释放……”

新闻界为营救李大钊，也广造舆论。4月15日，《世界日报》刊登了市民李公侠致张学良的一封信，列举了10条要求宽赦李大钊的理由，其中第八条写道：“且李氏私德尚醇。如冬不衣皮袄，常年不乘洋车，尽散月入，以助贫苦学生，终日伏案面究各种学问……”

面对来自社会各界和舆论的强大压力，张作霖一度动摇迟疑。就在这时，已叛变革命的蒋介石亲自出面，推波助澜，给张作霖拍来密电，要求处死李大钊。

为了博得帝国主义支持，和蒋介石携手言欢，张作霖下令杀害李大钊。1927年4月29日的北京《晨报》披露了李大钊遇难的详细过程：

前日方传军法会审尚未正式开庭，而昨日下午党人20名已被绞杀决矣……

当日看守所马路断绝交通，警戒极严。军法会审派定东北宪兵营长高继武为监刑官，在所内排一公案，各党人一一依判决名次点名，宣告执行，由执刑吏及兵警送往绞刑台。闻看守所中只有一架，故同时仅能执行二人，而每人约费时18分始绝命，计自2时至5时，20人始处刑完毕。首登绞刑者，为李大钊，闻李神色未变，从容就死。

李大钊就义前留下的遗照，目光和悦，泰然自若，宛如平日。李大钊第一个从容走上绞刑架，凶残卑鄙的敌人为了折磨李大钊，竟绞了他三次，历时28分钟。

李大钊牺牲时年仅39岁。他被害的当天傍晚，赵纫兰母女三人被释放回家。当时她们还不知道噩耗。次日晨，李大钊的舅舅周玉春上街买报纸，看到了李大钊遇害的消息，哭着回到家中。《晨报》记者记述：“李妻闻耗，悲痛号泣，气绝复苏者数次，病乃愈加剧，以致卧床不走。小儿女绕榻环立，其孤苦伶仃之惨状，见者莫不泪下。”

Answer 4

李大钊，字守常，直隶乐亭人，现年三十九岁。在襁褓中即失怙恃，既无兄弟，又鲜秭妹，为一垂老之祖父教养成人。幼时在乡村私校，曾读四书经史，年十六，应科举试，试未竟，而停办科举令下，遂入永平府中学校肄业，在永读书二载。其时祖夫年八旬，只赖内人李赵氏在家服侍。不久，祖父弃世。

钊感于国势之危迫，急思深研政理，求得挽救民族、振奋国群之良策，乃赴天津投考北洋法政专门学校。是校为袁世凯氏所创立，收录全国人士。钊既入校，习法政诸学及英、日语学，随政治知识之日进，而再建中国之志亦日益腾高。钊在该校肄业六年，均系自费。我家贫，只有薄田数十亩，学费所需，皆赖内人辛苦经营，典当挪借，始得勉强卒业。

卒业后我仍感学识之不足，乃承友朋之助，赴日本东京留学，入早稻田大学政治本科。留东三年，益感再造中国之不可缓，值洪宪之变而归国，暂留上海。后应北京大学之聘，任图书馆主任。历在北京大学、朝阳大学、女子师范大学、师范大学、中国大学教授史学思想史、社会学等科。数年研究之结果，深知中国今日扰乱之本原，全由于欧洲现代工业勃兴，形成帝国主义，而以其经济势力压迫吾产业落后之国家，用种种不平等条约束制吾法权税权之独立与自主。而吾之国民经济，遂以江河日下之势而趋于破产。今欲挽此危局，非将束制吾民族生机之不平等条约废止不可。从前英法联军有事于中国之日，正欧、美强迫日本以与之缔结不平等条约之时，日本之税权法权，亦一时丧失其独立自主之位置。厥后日本忧国之志士，不忍见其国运之沉沦，乃冒种种困难，完成其维新之大业，尊王覆幕，废止不平等条约，日本遂以回复其民族之独立，今亦列于帝国主义国家之林。惟吾中国，自鸦片战役而后，继之以英法联军之役，太平天国之变，甲午之战，庚子之变，乃至辛亥革命之变，直到于今，中国民族尚困轭于列强不平等条约之下，而未能解脱。此等不平等条约如不废除，则中国将永不能恢复其在国际上自由平等之位置。而长此以往，吾之国计民生，将必陷于绝无挽救之境界矣！然在今日谋中国民族之解放，已不能再用日本维心时代之政策，因在当时之世界，正是资本主义勃兴之时期，故日本能亦采用资本主义之制度，而成其民族解放之伟业。今日之世界，乃为资本主义渐次崩颓之时期，故必须采用一种新政策。对外联合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及被压迫之弱小民族，并列强本国内之多数民族；对内唤起国内之多数民众，共同团结于一个挽救全民族之政治纲领之下，以抵制列强之压迫，而达到建立一恢复民族自主、保护民众利益、发达国家产业之国家之目的。因此，我乃决心加入中国国民党。

大约在四五年前，其时孙中山先生因陈炯明之叛变，避居上海。钊则亲赴上海与孙先生晤面，讨论振兴国民党以振兴中国之问题。曾忆有一次孙先生与我畅论其建国方略，亘数时间，即由先生亲自主盟，介绍我入国民党。是为钊献身于中国国民党之始。翌年夏，先生又召我赴粤一次，讨论外交政策。又一年一月，国民党在广州召集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钊曾被孙先生指派而出席，被选为中央执行委员。前岁先生北来，于临入医院施行手术时，又任钊为政治委员。其时同被指认者，有：汪精卫、吴稚晖、李石曾、于右任、陈友仁诸人。后来精卫回广州，政治委员会中央仍设在广州，其留在北京、上海之政治委员，又略加补充，称分会。留于北京之政治委员，则为吴稚晖、李石曾、陈友仁、于右任、徐谦、顾孟余及钊等。去年国民党在广州开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钊又被选为中央执行委员。北京执行部系从前之组织，自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后已议决取消。中央执行委员会为全国代表大会闭会中之全党最高中央机关，现设于武汉，内分组织，宣传、工人、农民、商人、青年、妇女、海外等部。政治委员会委员长系汪精卫，从前只在上海、北京设分会，今则中央已迁往武汉，广州遂设立一分会。北京分会自吴稚晖、于右任等相继出京后，只余李石曾及钊。此时南方建设多端，在在需人。目下在北方并无重要工作，亦只设法使北方民众了解国民党之主义，并且增收党员而已。

此外，则中外各方有须与党接洽者，吾等亦只任介绍与传达之劳。至于如何寄居于庚款委员会内，其愿委亦甚简单。盖因徐谦、李石曾、顾孟余等，皆先后任庚款委员，徐谦即寄居于其中，一切管理权皆在徐、顾，故当徐、顾离京时，钊即与徐、顾二君商，因得寄居于此。嗣后市党部中人，亦有偶然寄居于此者，并将名册等簿，寄存其中，钊均径自润许，并未与任何俄人商议。盖彼等似已默认此一隅之地，为中国人住居之所，一切归钊自行管理。至于钊与立石曾诸人在委员会会谈时，俄人向未参加。我等如有事与俄使接恰时，即派代表往晤俄使。至如零星小事，则随时与使馆庶务接洽。

中山先生之外交政策，向主联俄联德，因其对于中国已取消不平等条约也。北上时路过日本，曾对其朝野人士，为极沉痛之演说，劝其毅然改变对华政策，赞助中国之民族解放运动。其联俄政策之实行，实始于在上海与俄代表越飞氏之会见。当时曾与共同签名发表一简短之宣言，谓中国今日尚不适宜施行社会主义。以后中山先生返粤，即约聘俄顾问，赞助中山先生建立党军，改组党政。最近蒋介石先生刊行一种中山先生墨迹，关于其联俄计划之进行，颇有纪述，可参考之。至于国民政府与苏俄之外交关系，皆归外交部与驻粤苏俄代表在广州办理，故钊不知其详。惟据我所知，则确无何等秘约。中山先生曾于其遗嘱中明白言之，与“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如其联俄政策之维持而有待于密约者，则俄已不是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尚何友谊之可言？而且国民党之对内对外诸大政策，向系公开与国人以共见，与世界民众以共见，因亦不许与任何国家结立密约。

政治委员会北京分会之用款，向系由广州汇寄，近则由武汉汇寄。当徐谦、顾孟余离京之时，顾孟余曾以万余元交付我手，此款本为设立印刷局而储存者。后因党员纷纷出京，多需旅费及安置家属费，并维持庚款委员会一切杂费及借给市党部之维持费。数月间，即行用尽。此后又汇来数万元，系令钊转交柏文蔚、王法勤等者，已陆续转交过去。去岁军兴以来，国民政府之经费亦不甚充裕，故数月以来，未曾有款寄到。必需之费，全赖托由李石曾借债维持。阳历及阴历年关，几乎无法过去。庚款委员会夫役人等之月薪，以及应交使馆之电灯、自来水等费，亦多积欠未付。委员会夫役阉振，已经拘押在案，可以质证。最近才由广州寄来两千元，由武汉寄来三千元，除陆续还付前托李石曾经借之债，已所余无几，大约不过千元，存在远东银行。历次汇款，无论由何银行汇来，钊皆用李鼎丞名义汇存之于远东银行，以为提取之便。

党中之左、右派向即存在，不过遇有政治问题主张不一致时，始更明显。其实，在主义之原则上原无不同，不过政策上有缓进急进之差耳。在北京之党员，皆入市党部，凡入市党部者，当然皆为国民党员。市、区党员之任务，乃在训练党员以政治的常识。区隶属于市，积若干区而成市，此为党员之初级组织，并无他项作用。北京为学术中心，非工业中心，故只有党之组织，而无工会之组织。在国民军时代，工人虽略有组织，而今则早已无复存在。党籍中之工人党员，亦甚罕见。近来传言党人在北京将有如何之计划，如何之举动，皆属杯弓市虎之谣，望当局悟勿致轻信，社会之纷扰，泰半由于谣传与误会。当局能从此番之逮捕，判明谣诼之无根，则对于吾党之政治主张，亦可有相当之谅解。苛能因此谅解而知吾党之所求，乃在谋国计民生之安康与进步，彼此间之误会，因以逐渐消除，则更幸矣！

钊自束发受书，即矢志努力于民族解放之事业，实践其所信，励行其所知，为功为罪，所不暇计。今既被逮，惟有直言。倘因此而重获罪戾，则钊实当负其全则。惟望当局对于此等爱国青年宽大处理，不事株连，则钊感且不尽矣！

Answer 5

我国共产主义的先驱者李大钊同志，一生光明磊落，对革命无限忠诚，最后壮烈牺牲在敌人的绞刑架下，他的高风亮节，是永存的。“四人帮”及其顾问为了篡改党史，从根本上否定我国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实现其“改朝换代”的迷梦，对李大钊进行了种种恶毒的诬蔑和诽谤。他们由张春桥及某顾问亲自出马，胡说什么李大钊“晚节不终”、是叛徒等等。他们的攻击矛头首先指向广大群众并未见过的李大钊的《狱中自述》，企图造成一种印象，似乎它是一个向敌人“乞怜”和“投降”的文件。但这只不过是彻头彻尾的诬陷。让我们来读一读李大钊这篇最后的遗文吧，这篇革命文献，是他对无产阶级事业无限忠诚的历史见证，是无产阶级的正气歌，它将象李大钊同志的英名一样永存。
《狱中自述》全文约二千七百字。在困难的条件下，他一共写了三稿，初稿较为简略，三稿比起二稿只作了某些文字上的修改。三个稿子的精神完全一致。现在就以第三稿即最后一稿为主，来看看他是怎样写的。我们从“自述”中看到：在敌人的酷刑摧残下，李大钊无所畏惧，坚持革命的原则，掌握斗争的策略，身陷囹圄，仍然一心为了民族解放，为了“再造”和“振兴中国”，义正词严，字字血泪，严守我们党的机密，继续阐述当时公开宣传的革命主张，掩护一同被捕的同志，这样的“自述”，哪里能找到一丝一毫损害革命利益的字句？
首先，李大钊在“自述”中回顾了自己壮烈的、革命的一生，表达了自己的坚定信仰和伟大抱负，宣传了反对帝国主义、改造中国的革命主张。这方面的内容，在“自述”中占了很大的篇幅。其中反复说明了自己深感“再造中国之不可缓”，而要“再造中国”，就必须坚决反对帝国主义压迫这个“中国今日扰乱之本原”，废除“束制吾民族生机之不平等条约”；就必须“对外联合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及被压迫之弱小民族，并列强本国内之多数民众，对内唤起国内之多数民众，共同团结于一个挽救全民族之政治纲领下”，来“达到建立—恢复民族自主、保护民众利益、发达国家产业之国家之目的”。
第二，《狱中自述》的其余部分，谈了孙中山“亲自主盟”介绍他“入国民党”的情况，还谈了国民党在北京和广州、武汉的一些情况。“四人帮”和那个顾问想从这里抓住李大钊的“把柄”，这完全是枉费心机。
李大钊当时不是一个人被捕，而是有六十多位革命同志与他一同被捕；同时，革命领导机关被破获，许多文件落到敌人手中。在这种情况下，作为一个革命领导人所要考虑的，就不能只是与敌人一拚了事，而是要尽可能地保护其他被捕的同志，保护革命组织，保护革命群众。《狱中自述》的这部分内容，正是起着这个作用。
具体地来看看他对当时的情况究竟写了些什么，就十分清楚了。这些情况可分为三类。
一类是为了迷惑敌人、保护革命势力而写的假情况。如说国民党“在北方并无重要工作”，说“北京为学术中心，非工业中心”，故“无工会之组织”，说传言党人在北京有如何之举动，“皆属杯弓市虎之谣”等等。
一类是为了驳斥敌人对革命和对当时斯大林领导下的苏联的诬蔑而作的说明。当时，敌人把李大钊等一案诬为“苏联阴谋案”，把共产党诬蔑为“赤俄的工具”，并借此大搞所谓“讨赤驱赤”。李大钊坚决声明：他们的住所是由国民党人徐谦等掌管的“庚子赔款委员会”，而不是苏联大使馆；一切事项“并未与任何俄人商议”，一切用款则全由国民党自广州、武汉汇寄。显而易见，说明这些情况的目的，决不是为了“讨好”敌人，而只是为了保护革命。
还有一类，是李大钊经过慎重的选择，也谈了一些众所周知的国民党的情况。如谈到了国民党一些头面人物－－蒋介石、汪精卫、吴稚晖、李石曾、于右任、陈友仁、徐谦、顾孟余的名字，谈了国民党第一、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和武汉国民党中央的一些情况。这些情况全部是早已见诸报章的。李大钊这样写，正是为了掩护和他一起被捕的革命同志。
孙中山曾经与张作霖缔结过军事联盟，共同反对吴佩孚，并在一个长时间内，由汪精卫掌管这些联系。而当时，奉系军阀也正在采取拉国民党、打共产党的反革命策略，宣布被捕的国民党员“将来均可依法释放”。国民党当时在北方处于半分开的地位。这些情况，李大钊是非常清楚的。他绝口不谈共产党，却谈国民党，正是为了利用当时奉系军阀的这个政策，“以子之矛，攻子之盾”，尽可能多地保存革命力量。这不但无可非议，而且是原则性和灵活性相结合，正确地运用了革命的策略，来反对反革命的策略！
第三，三个稿子都没有一个字提到共产党，根本没有承认自己是共产党员，更谈不到有任何泄露党的机密之事。这一点，就连当时的敌人也不得不对报界承认：“李无确供”。
《狱中自述》最后以气壮山河的气概说：“钊自束发受书，即矢志努力于民族解放之事业，实践其所信，励行其所知，为功为罪，所不暇计。今既被逮，惟有直言。倘因此而重获罪戾，则钊实当负其全责。”他并向奉系当局提出，对一同被捕的“爱国青年”，应“不事株连”，完全表达了这位伟大的共产主义战士、党的卓越领导人的崇高革命气节和无产阶级的宽广胸怀！
对于李大钊这篇光辉的遗文，“四人帮”及其顾问竟妄加攻击和诬蔑，他们用以骗人的，是蓄意制造和推行的一条极左路线。按照这种极左的逻辑，似乎在敌人面前，就只能连声呼喊最最“革命”的口号，而象李大钊那样，采取正确的斗争策略和灵活的斗争方式方法，即便确实保卫了党和革命的利益，保护了革命的力量，也要被指斥为“叛徒”和“投降”。更不用说他们那些毫无根据的捏造了。正因为这样，他们才搞得“叛徒”俯拾皆是，而冤狱遍于国中。惨痛的教训我们永远不能忘记。评价一个同志在敌人的法庭上、监狱里、刑场上的行为，必须坚持实事求是和具体地分析具体情况的原则，因为这些同志是在非常困难和复杂、非常危险的条件下进行斗争的。
本文通过对李大钊被捕前到被捕后的回忆，展示了革命先烈忠于革命事业的伟大精神和面对敌人坚贞不屈的高贵品质，表达了作者对父亲的敬仰与深切的怀念。除开头外，文章是按被捕前、被捕时、法庭上、被害后的顺序来叙述的。被捕前写父亲烧掉文件和书籍，工友阎振三被抓，反映出形势的险恶与处境的危险；被捕时写了敌人的心虚、残暴与父亲的处变不惊；法庭上描写了李大钊的镇定、沉着；被害后写了全家的无比沉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