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人生开局五次蒙辱,励志成圣人

如题所述

第1个回答  2022-07-10
曾国藩一生的五次羞辱

01  秀才考试被考官公开批责

第一次是“壬辰年发佾生,学台悬牌,责其文理之浅”。

壬辰年是道光十二年(1832),这一年二十一岁的曾国藩又一次参加秀才考试。也许是天资确实钝拙,也许是父亲兼老师曾麟书的教育方法有问题,曾国藩此前五次考秀才,都名落孙山。道光十二年这一次,曾国藩考前下了苦功准备,考后也自觉发挥不错。结果发榜之日,却被学台悬牌,责其“文理太浅”,以佾生注册(“佾生”是指未能考取秀才但成绩尚好者,选取充任孔庙中祭礼乐舞的人员。获“佾生”资格则下次考试可免县试、府试,只参加院试即可,故称“半个秀才”)。

在一般人看来,获得“佾生”资格也算是小有收获,值得祝贺。曾国藩却觉得在大庭广众之下被悬牌批责为奇耻大辱。回到家塾,他闭门不出,咬牙发愤。没想到这一次“悬牌批责”,居然如当头棒喝、醍醐灌顶,学了十六年也没有学通的曾国藩有如桶底脱落,豁然贯通,突破了父亲刻板教育下形成的僵化文笔思路,文理大进,转过年来,第七次参加考试,终于中了秀才。这平生第一大辱居然成了曾国藩一生功名的开场锣,又一年,他中了举人;又四年,中进士,点翰林,从此飞黄腾达。

02“画图甚陋”遭同事讥笑

道光三十年正月,道光皇帝去世,年方二十、血气方刚的咸丰登基,罢黜穆彰阿,下诏“求言”。一时“天下称快”,朝野上下,为之一振。

曾国藩心情激奋,上了一道《应诏陈言疏》,痛斥当时的“以畏葸为惧,以柔靡为恭”的官场作风,曲尽当时官场的丑恶形状,曾国藩对当权者毫不留情的批判,针砭时弊,爱说真话的曾国藩不怕得罪当朝当权人仕,可谓赤胆忠心,勇气超人。

曾国藩建议皇帝举行“日讲”,即“加强学习”,以本身的振作之气,扭转官场的泄沓之风,同时改革官员选拔办法,使进取之员有机会脱颖而出。

这道奏折得到了良好的反应。皇帝对他大为赞赏。皇帝对他提出的“日讲”建议最感兴趣,命令他详细解释。于是曾国藩精心准备讲稿,并且画了一张解释讲堂布局的图表。不过他本不擅画,这张图画得相当难看。

讲稿在九卿中传阅之后,曾国藩成了北京官场议论的中心。大家议论的不是他的赤心血诚,而是讥笑他“画图太陋”。就这个水平,还充什么圣人门徒!

曾国藩的这个“笑话”很快腾于众口,风传全城,人们见了他,都“目笑存之”,令曾国藩无地自容。这就是曾国藩所说的“平生第二大堑”。

03 批评皇帝与被“京师权贵唾骂”

曾国藩认为,要想挽救大清帝国,只有敲打醒这个糊涂皇帝才行。在强烈的责任感支配下,以谨慎闻名的曾国藩做出了一个晚清官场极为罕见的举动:直言批评皇帝。他上了《敬呈圣德三端预防流弊疏》,锋芒直指咸丰皇帝的三个缺点。

皇帝大发雷霆,曾国藩并不感觉意外。但皇帝的哓哓置辩,却让他认识到通过苦口直谏使皇帝猛然惊醒洗心革面是不可能的。

04 为京师权贵所唾骂

曾国藩晚年在家书中回忆,“昔余往年在京,好与诸有大名大位者为仇,亦未始无挺然特立不畏强御之意”。

大名大位者之一是赛尚阿。咸丰二年初,赛尚阿等因为在镇压太平天国起义军过程中调度不力,日久无功而“交部议处”。朝中众人多力图为之宽减,只有曾国藩“以军务关系重大,议处罪名宜从重者,不当比照成例”。

但会议还是决定从宽处罚。曾国藩不服,“会议罢后,公专摺奏请从严议处”。赛尚阿因此终被革职。

本来,曾国藩在京官中人缘颇好。然而,这两次挑战“大名大位”者,却令他人际关系网出现了巨大破洞。因为琦善门生故旧遍天下,与穆彰阿关系也颇深。

曾国藩打破了“官官相护”的潜规则,成为官场上的异类。”案子审完之后,许多人与曾国藩拉开距离,甚至不再往来。他在官场上的处境愈益孤立。“诸公贵人见之或引避,至不与同席。”在背后当然更是遭到无数诋毁之词。弹劾赛尚阿又得罪了一大批人。因此曾国藩在咸丰二年几乎成了京师人人唾骂的人物。

05 在长沙“打脱牙和血吞”

曾国藩说:“余生平吃数大堑,而癸丑六月不与焉。”似乎长沙之辱在他记忆中无足轻重。事实远非如此:正是这次强烈的刺激,推动他克服了那些本不可能克服的困难,练成了湘军。

重重困难之中,曾国藩不止一次想打退堂鼓。但一想起长沙之辱,他便又鼓起了全部斗志。

吃尽了千辛万苦,曾国藩终于练成了一支一万七千人的队伍。咸丰四年四月湘潭之战中,湘军水陆不足万人,与三万之众的太平军作殊死战,十战十捷,以少胜多,歼灭太平军万余人。这是太平军兴起以来清军取得的唯一一次重大胜利。

曾国藩的打掉牙和血吞,终于取得了胜利。他用自己的艰苦奋斗,成功地挽回了面子。

可以说,没有长沙之辱,就没有曾国藩后半生的功名事业。这一次挫而后奋的成功,给了曾国藩一次印象极深的自我教育,更强化了他愈挫愈奋、百折不挠的性格特点。

从这次经验中,曾国藩领悟到,对于有志者来说,挫辱是最大的动力,打击是最好的帮助。咬紧牙关,把挫辱活生生吞下,就成了滋养自己意志和决心的营养。这构成了曾国藩生命经验中最核心的部分。

几十年后,他还在家书中教育儿子说:“天下事无所为而成者极少,有所为有所利而成者居半,有所激有所逼而成者居半”,“百端拂逆之时”,“只有逆来顺受之法”,“所谓好汉打脱牙和血吞,真处逆境之良法也”。

曾国藩是如何“脱胎换骨”的

三十岁是曾国藩一生最重要的分水岭。

曾国藩之于后人的最大意义是,他以自己的实践证明,一个中人,通过“陶冶变化”,可以成为超人。换句话说,如果一个人真诚地投入自我完善,他的本领可以增长十倍,见识可以高明十倍,心胸可以扩展十倍,气质可以纯净十倍。愚钝之人,通过自我磨砺,也可以看得透,立得定,说得出,办得来。浮嚣之人,也可以变得清风朗月般从容澄静。偏执之人,亦可以做到心胸开阔,不矜不伐。

道光二十年入京为官,不仅是曾国藩仕途上的起步,也是他一生自我完善的一个重要起点。

作为全国的政治和文化中心,北京聚集了当时最顶级的人才,而翰林院更是精英之渊薮。一入翰苑,曾国藩见到的多是气质不俗之士,往来揖让,每每领略到清风逸气。他在写给诸弟的信中兴奋地介绍说:“京师为人文渊薮,(朋友)不求则无之,愈求则愈出。现在朋友愈多,讲躬行心得者则有唐镜海先生,倭仁前辈,以及吴竹如、窦兰泉、冯树堂数人;穷经学理者,则有吴子序、邵惠西;讲习诗书、文字而艺通于道者,则有何子贞;才气奔放,则有汤海秋;英气逼人,志大神静,则有黄子寿。又有王少鹤、朱廉甫、吴莘畲、庞作人。”

曾国藩发现,这些人的精神气质与以前的朋友们大有不同。他们都是理学信徒,有着清教徒般的道德热情。他们自我要求严厉峻烈,对待他人真诚严肃,面对滚滚红尘而内心坚定。

三十岁前的曾国藩人生目标只是功名富贵、光宗耀祖。结识了这些良友之后,他深刻地检讨了自己,不觉自惭形秽,因毅然立志自新:

“慨然思尽涤前日之污,以为更生之人,以为父母之肖子,以为诸弟之先导。”

正是在三十年这一年,曾国藩立下了“学作圣人”之志。

“圣人”是儒学信徒的最高生命目标。

曾国藩自律的办法,一如他一生处理所有事物的办法一样简单而高妙:熬不下去,也要熬,以强悍的蛮劲打通此关。他以练习书法为喻,说明人在困难、倦怠、麻木面前应该如何做:“(写字写到)手愈拙,字愈丑,意兴愈低,所谓‘困’也。困时切莫间断,熬过此关,便可小进,再进再困,再熬再奋,自有亨通精进之日。不特习字,凡事皆有极困极难之时,打的通的,便是好汉。

这样当然极苦。然而曾国藩说:“极耐得苦,方得为一代之伟人。”事实上,曾国藩一生就是这样苦过来的。做事从无恒到有恒,他经历了无数心灵磨难。

曾国藩的一生,是不断自我攻伐、自我砥砺的一生。因此也是不断脱胎换骨、变化气质、增长本领的一生。

读书笔记  11

曾国藩:人生开局五次蒙辱,励志成圣人
没想到这一次“悬牌批责”,居然如当头棒喝、醍醐灌顶,学了十六年也没有学通的曾国藩有如桶底脱落,豁然贯通,突破了父亲刻板教育下形成的僵化文笔思路,文理大进,转过年来,第七次参加考试,终于中了秀才。这平生第一大辱居然成了曾国藩一生功名的开场锣,又一年,他中了举人;又四年,中进士,点翰林,从此飞黄腾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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