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考辨

Answer 1

1、汉武帝有无“罢黜百家独尊儒术”
关于所谓“汉武帝采纳董仲舒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这个被学界津津乐道、充斥于大学讲坛和相关学术著作、几成定论的话题，近20年来受到质疑。如孙景坛先生在《南京社会科学》1993年第6期，发表了《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子虚乌有》一文，认为董仲舒没有提出这样的建议，而从汉武帝乃至整个汉代也均不存在“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事实。
对于孙景坛先生上述观点，学界有不少人反对，但提不出可靠的文献、史料加以反驳，而有的学者譬如宋定国教授则依据可靠的史料、文献，在既肯定孙景坛大胆质疑精神的基础上，又进而进行了有理有据的考辨。在《国学纵横》（首都师范大学2013年1月版）中，他写道：首先应当肯定：第一、孙先生不迷信古今权威，敢于依据文献，发现破绽而提出质疑，这种求索和较真精神，难能可贵，值得提倡；第二、孙先生针对长期以来几成定论的，关于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一说，提出的质疑，确实值得认真考证，重新厘定。譬如他所质疑的关于董仲舒的记载，是班固与司马迁史书中“差异最大的一篇”。“班固将《董仲舒传》从《史记·儒林列传》中析出，独立成篇。内容除抄司马迁外，横增出董仲舒在武帝初期的对策一事，并附录了《天人三策》”，确实值得探究、考证。
司马迁不仅与汉武帝同时，而且在公元前127年（汉武帝元朔二年）19岁时，随家迁至京城，在从孔安国学《尚书》的同时，还从董仲舒学《春秋》，与董仲舒有师生之谊。董仲舒在公元前104年去世时，司马迁42岁。恰在此年，司马迁以太史令身份倡议并奉汉武帝之命与上大夫壶遂等制定《太初历》，并开始著述《史记》，“绝宾客之知，忘室家之业，日夜思竭其不肖之材力，务一心营职。”而在此前24岁时即作为郎中多年，多次侍从汉武帝巡游。在公元前111年（元鼎六年）35岁时，还受命为郎中将，并以皇帝特使身份奉使西征巴蜀以南，到达邛（今四川西昌一带）、笮（今四川汉源一带）、昆明（今云南曲靖一带），安抚西南少数民族，设置五郡。到公元前99年（天汉二年）47岁时，又以太史令身份，于三月随汉武帝巡游至河东祭祀后土。十一月，李陵战败被匈奴俘虏，司马迁因替李陵辩护而被判死刑。次年李陵被灭族。司马迁为著作史记而自请宫刑，忍辱苟活，到公元前97年（汉武帝天汉四年）49岁时，被赦出狱，任中书令，发愤专著史记，到公元前91年（汉武帝征和二年）55岁终于完成。约在次年去世。
我之所以细述司马迁简历，旨在说明司马迁在20多岁后就侍从汉武帝多次出游，并曾丰诏参与“太初历”的制定等，还曾以皇帝特使身份奉使西征巴蜀以南，说明他与汉武帝关系密切，而与董仲舒又有师生之谊，因而对于汉武帝和董仲舒之间发生的事，尤其是像被后世誉为“开此后两千余年封建社会以儒学为正统之先河”的，所谓“汉武帝采纳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说这样一桩大事，却在《史记》关于汉武帝和董仲舒的纪、传中只字未提，的确让人不解，生疑！况且司马迁又是在年富力强、精力充沛的中年42时开始著述《史记》，对于当朝发生的大事，是决不会疏漏的！还有，对于曾经教诲自己的老师，当时名声显赫的董仲舒，司马迁理应格外关心和了解，像老师向汉武帝进言《三策》这样的大事，要是真的有，他不可能不知道；要是知道，他又不可能不记。
通过《史记·儒林列传》与《汉书·董仲舒传》相比较，我认为司马迁关于董仲舒生平的记载比较符合情理：
“董仲舒，广川人也。以治春秋，孝景时为博士。下帷讲诵，弟子传以久次相受业，或莫见其面，盖三年董仲舒不观于舍园，其精如此。进退容止，非礼不行，学士皆师尊之。今上即位，为江都相。以春秋灾异之变推阴阳所以错行，故求雨闭诸阳，纵诸阴，其止雨反是。行之一国，未尝不得所欲。中废为中大夫，居舍，著灾异之记。是时辽东高庙灾，主父偃疾之，取其书奏之天子。天子召诸生示其书，有刺讥。董仲舒弟子吕步舒不知其师书，以为下愚。于是下董仲舒吏，当死，诏赦之。于是董仲舒竟不敢复言灾异。
董仲舒为人廉直。是时方外攘四夷，公孙弘治春秋不如董仲舒，而弘希世用事，位至公卿。董仲舒以弘为从谀。弘疾之，乃言上曰：‘独董仲舒可使相缪西王。’胶西王素闻董仲舒有行，亦善待之。董仲舒恐久获罪，疾免居家。至卒，终不治产业，以修学著书为事。故汉兴至于五世之闲，唯董仲舒名为明于春秋，其传公羊氏也。”
关于董仲舒的简历，董仲舒和公孙弘之间的纠葛，以及董仲舒怎么当上的胶西相，又如何“疾免居家”，专门“修学著书”，司马迁都交待得很清楚，并得出结论：董仲舒的学说在于汉代五世以来“名为明于春秋，其传公羊氏也。”而其中却只字未提董仲舒向汉武帝进言《三策》之事。
相比之下，班固的《董仲舒传》则确实漏洞、抵牾之处甚多，尤其是把董仲舒誉为“儒者宗”，更与司马迁的结论相悖，不能不令人困惑、生疑。
《董仲舒传》与《史记》在记载上的一个最大的区别在于：
《史记·儒林列传》载：“及今上即位，赵绾﹑王臧之属明儒学，而上亦乡之，于是招方正贤良文学之士。自是之后，言诗于鲁则申培公，于齐则辕固生，于燕则韩太傅。言尚书自济南伏生。言礼自鲁高堂生。言易自菑川田生。言春秋于齐鲁自胡毋生，于赵自董仲舒。及窦太后崩，武安侯田蚡为丞相，绌黄老﹑刑名百家之言，延文学儒者数百人，而公孙弘以春秋白衣为天子三公，封以平津侯。天下之学士靡然乡风矣。”
很明显，司马迁虽然也将董仲舒列为“儒林”，但他所说的“儒”显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儒”，因为从他所开列的名单看，这些人都是专治《诗》《书》《礼》《易》和《春秋》的人。这从《史记》称“坑儒”为“坑术士”也可窥见一斑。而班固在《董仲舒传》中则称董仲舒为“大儒”，并说“自武帝初立，魏其、武安侯为相而隆儒矣。及仲舒对册，推明孔氏，抑黜百家。”还引征了刘向、刘歆父子对董仲舒的评价，尽管刘歆没有其父对董仲舒的评价高，但仍称其为“群儒首”。其心目中的“儒”已经与“推明孔氏”联系在一起，显然比司马迁要狭隘多了。班固心目中的“儒”，可以说与孔子所代表的“儒家”或“儒学”联系在一起了。
但是，孙先生的大胆推断似也值得商榷：第一、司马迁在《儒林列传》中关于董仲舒“今上即位，为江都相”的记载也存在明显的疏漏：即没有说明董仲舒被任为“江都相”的因由，董仲舒总不至于平白无故地当上“江都相”吧？！这正是值得考证的地方。而班固也正是在这个被司马迁疏忽的地方，用董仲舒应对汉武帝的《天人三策》作了补充，说明了董仲舒当上“江都相”的缘起。但是，这种可能性可以说没有，因为据《史记》载：汉武帝即位，赵绾﹑王臧因“欲立明堂以朝诸侯”，触怒好黄老之学的窦太后而被迫自杀，所以，在窦太后健在时，汉武帝怎么可能举贤良以对策呢？而这样的漏洞却未见孙先生提及（也许是我没见到孙先生相关的文稿）；第二、说“汉武帝采纳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说的始作俑者是班固，其根据是班固伪造了《三策》。我以为，仅凭《史记》等书没有相关《三策》的记载而《汉书·董仲舒传》独载，就断言班固是“伪造”，未免唐突，因为不同史书对某人、某事记载不同（有无、详略、抵牾等）的情况，并不鲜见，而《史记》并非没有疏漏和错误，况且《三策》中并没有“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说，因此，即便《三策》就算是班固“伪造”，也证明不了班固是“汉武帝采纳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说的始作俑者；第三、说“司马光则是汉武帝采纳董仲舒的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说的正式泡制者”云云，更理由欠足。孙先生征引了《资治通鉴卷十七》即《汉纪九》中的大量证言，但并不能说明其断言就准确。《资治通鉴》在《汉纪九》中确实几乎全文引用了《三策》的内容，但在文字及其排列顺序上，与《汉书·董仲舒传》是有出入的，并且在引用后的《考异》中，又坦然指出了像孙先生所说的，班固《汉书》关于相关记载的抵牾之处。请看，《考异》云：
“《汉书武纪》：‘元光元年五月，诏举贤良，董仲舒、公孙弘出焉。’《仲舒传》曰：‘仲舒对册，推明孔氏，抑黜百家。立学校之官，州县举茂才、孝廉，皆自仲舒发之。’今举孝廉在元光元年十一月，若对策在下五月，则不得云自仲舒发之，盖《武纪》误也。然仲舒对策，不知果在何时？元光元年以前，唯今年举贤良见于《纪》。三年，闽越、东瓯相攻，庄助已为中大夫，故皆著之于此。《仲舒传》又云：‘辽东高庙、长陵高园灾。仲舒推说其意；主父偃窃其书奏之，仲舒由是得罪。’按二灾在建元六年，《主父偃传》，上书召见在元光元年。盖仲舒追述二灾而作书，或作书不上，而偃后来方见其草藁也。”
从《考异》可以看出，《资治通鉴卷十七》即《汉纪九》对于班固《汉书》关于董仲舒《对策》内容和年代上的抵牾之处，不仅没有掩饰，而且专门作了说明。因此，《汉纪九》关于《对策》年代上的调整，以及在董仲舒与汉武帝对策内容上，对班固《董仲舒传》中相关文字上的修改，显然是出于力图解决《董仲舒传》中存在的矛盾，而决非怀有像孙先生说的那样的目的，况且在这样做的同时，依然申明“然仲舒对策，不知果在何时？”说明尽管作了修改，但仍存有疑问。字里行间，昭示了司马光等《资治通鉴》的编撰者们，治史之严谨态度。
严谨治史，乃史学家最基本的品格。从《资治通鉴》、《汉书》的总体看，司马光及其一班编撰者们也好，班固也好，都是具备并恪守这样品格的史学家。至于其著述中所存在的一些问题（疏漏、抵牾、失实等等），则有多种原因导致，而且其它史书也都程度不同地存在，我认为不宜轻易地作出“伪造”、“炮制”之类的推断。因为这牵涉到对史学家来说最为重要文品和人品问题。假如司马光和班固真像孙先生所断言的那样，随心所欲地“伪造”和“炮制”史料的话，那他们作为史学家的人品和文品就大有问题了！他们所编撰的《汉书》和《资治通鉴》，还值得一看吗？！
但最为重要的还是，孙先生所引征的班固和司马光的相关文字，都没有“汉武帝采纳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说。
班固在《武帝纪赞》说的是“孝武初立，卓然罢黜百家，表章《六经》。”而在《董仲舒传》说的则是“自武帝初立，魏其、武安侯为相而隆儒矣。及仲舒对策，推明孔氏，抑黜百家。”
其中虽有“罢黜百家”、“抑黜百家”之说，但并没有“独尊儒术”之词；把“表章《六经》”、“隆儒”和“推明孔氏”推断或概括为“独尊儒术”，是很不妥、甚至可以说是荒唐的！因为即便把“孔氏”视为“儒”的代名词，但“隆”和“推明”与“独尊”之意也相差甚远！至于“表章《六经》”，则与“独尊儒术”就更相距十万八千里了！
至于司马光，在《资治通鉴卷十七》即《汉纪九》或其它卷，根本就没有“汉武帝采纳董仲舒的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一说，虽然孙先生引征了其“吾爱董仲舒，穷经守幽独。所居虽有园，三年不游目。邪说远去耳，圣言饱充腹，发策登汉庭，百家始消伏”（见《司马温公文集》第12卷）《独乐园诗》作旁证，其中尽管有“百家始消伏”五字，但终不能证明司马光炮制了“汉武帝采纳董仲舒的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一说。
2、董仲舒有无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
宋定国教授在《国学纵横》中指出：长期以来几成定论的所谓董仲舒向汉武帝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所依据的是《举贤良对策》之第三策中的下一段话：
“《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也。今师异道，人异论，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亡以持一统；法制数变，下不知所守。臣我以为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邪辟之说灭息，然后统纪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从矣。”
其中“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盖是所谓“董仲舒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一说之由来。若然，这种推断并不不符合这句话的原意。
为了说明问题，让我们干脆把这段话都译成白话看看：
“《春秋》重视一统，这是天地间不变的原则，古今共通的道理。如今老师们所讲的道理彼此不同，人们的议论也彼此不同，百家提供的方案悬殊，目的也不同，所以上面难于掌握统一的准则；法制数次改变，在下的不知道应当遵从什么好。臣我以为，凡是不属于六艺的科目和孔子的学术的，都一律禁止，不许它们齐头并进。邪僻的学说灭息了，然后统一的准则就可以建立而法度也就可以彰明，人民就知道所应遵从什么了。”
这段话立论的根据是“如今老师们所讲的道理彼此不同，人们的议论也彼此不同，百家之说提供的方案悬殊，目的也不同，所以上面难于掌握统一的标准；法制数次改变，在下的不知道应当遵从什么好。”而立论的目的则是“凡是不属于六艺的科目和孔子的学术的，都一律禁止，不许它们齐头并进。邪僻的学说灭息了，然后统一的标准就可以建立而法度也就可以彰明，人民就知道所应遵从什么了。”
简单地概括起来，这里讲的就是关于“统一言论，统一法度，统一行动”的道理。这道理从维护统一的国家的角度讲，即使现在看来，也是说得通的。
但问题的关键在于如何理解“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这句话。其中“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即“凡是不属于六艺的科目和孔子的学术的”这个词组，本来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六艺之科”，一是“孔子之术”。可是人们似乎要么是忽略了前者，要么是把前者归结为“孔子之术”，进而把“孔子之术”又归结为“儒术”！
这是个传承已久的天大的误解！
而所谓“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说正与此有关。由于对这个词组的错误认识，才导致了对“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这句话的整个认识的错误。
我认为，“六艺之科”与“孔子之术”并非一回事。
《六艺》就是班固在《武帝纪赞》中说的《六经》。“六艺之科”即“《六经》所涉及的科目”，其所涵盖的范围广泛。而儒家所谓的《六经》（即《六艺》），系作为迄今所知中国学术文化之源的典籍，而决不止是“儒家经典”。把《六经》当成“儒家经典”，不仅有违史实，而且无形之中，把中国学术产生的历史人为地大大往后推了。因为包括儒家在内的诸子百家，产生于战国时期，而中国学术的萌发和成熟，要比这早得多。人们一谈论中国学术，总是从战国时期的“诸子百家”谈起，而忽略“诸子百家”所赖以产生的活水源头。这样，实际上就把诸子百家当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
就迄今所见，流传到孔子时代的古典文献，主要就是《六经》。所以，《六经》就是当列为中国学术源头的主要典籍。按照成书的年代先后，其排列顺序应是《易》《书》《诗》《礼》《乐》和《春秋》。以前按《诗》《书》《礼》《乐》《易》《春秋》排列，是儒家把它们当作儒家典籍所为；因为儒家作《十翼》即《易传》而加以揆发、阐释，所以《易》被放在了孔子重点修订的《春秋》之前。
先秦时期的诸子百家，可以说没有一家与《六经》即《六艺》无关。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讲，诸子百家都可以归属于“六艺之科”。而《三策》中所说的“百家”，显然主要不是指先秦传习下来的“诸子百家”。至于“孔子之术”，自然可以理解为“儒术”，但严格说来，“孔子之术”与“儒术”，也是不能划等号的。况且，“三策”中并未用“儒术”这样的字眼。所以，《三策》中所说的“百家”，指的主要是那些不属于“六艺之科”和“孔子之术”范围的各种“邪辟之说”。
凡是熟悉古代中国学术文化史的人都知道，因汉初的统治者推崇“黄老之学”，颁布搜集各种藏书和整理民间传说的律令等，使秦代所造成的文化禁锢局面一下解冻，在推动学术文化趋向复兴和繁荣的同时，各种邪辟之说也鱼目混珠地竞相出笼。《三策》中所谓“百家殊方，指意不同”，不过是对包括各种邪辟之说在内的诸多学说的泛称而已。
遗憾的是，《三策》中这段话的原意却长期受到误读、曲解，而被揆度、敷衍和概括成子虚乌有的“汉武帝采纳董仲舒的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一说。
当然，要是把“孔子之术”等同于“儒术”的话，把这段话揆度成“罢黜百家，首尊儒术”，或“罢黜百家，尊崇儒术”（杨荣国等就持这一观点），还勉强说得过去，因为“首尊”和“尊崇”与“独尊”具有质的差别，但毕竟又丢掉了原话中的“六艺之科”之所指，终不能算得上严谨。据我所查阅的史料，没有发现董仲舒向汉武帝提出此建议的文字，因而迄今不认为“汉武帝采纳董仲舒的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一说成立。
从迄今所见各种文献看，在汉武帝时代，纵然存在“罢黜百家”之说，但并不存“罢黜百家”之实，至于“独尊儒术”，则既无说也无实。汉武帝用人、施政从不专尊儒学一家。如果说前期是受窦太后的牵制的话，那么在窦太后死后，情况依然仍未只用习儒之人。相反，那些治刑名、黄老等学的人依旧被重用，比如张汤、主父偃和东方朔等。即使对于并不尊儒，甚至颇有讥评者，如“是非颇谬于圣人”的司马谈、司马迁父子，不但不加罪（司马迁后来获罪是由于为投降匈奴的李陵辩护），还照样重用，使其父子相继为太史令。而董仲舒的始终未被汉武帝重用，则更是顶好的证明。
今天的学者们多都认可这个史实，却还仍然保留和侈谈“汉武帝采纳董仲舒的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一说，实在令人匪夷所思！
至于到底“汉武帝采纳董仲舒的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一说，始自何时、何人？从相关资料上看，多认为发生在汉武帝时代，但从董仲舒《春秋繁露》尚未把《六艺》称为《六经》看，显然有两个问题明摆着：一是董仲舒健在时，有了《六经》或《五经》的说法，但他却不认同、未采纳；一是董仲舒健在时还没有《六经》或《五经》的说法。此两者无论何者属实，都意味着对“汉武帝采纳董仲舒的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一说的否定。
从道理上来推断，所谓“汉武帝采纳董仲舒的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一说，肯定与把《六艺》视为“儒家经典”有关；因为把《六艺》视为“儒家经典”，则“六艺之科、孔子之术”便可顺理成章地被归结为“儒术”了，于是也就可以把“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敷衍成“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了。
然而，班固在《汉书》中虽有“罢黜百家”、“抑黜百家”之说，但并没有“独尊儒术”之论；虽有“自武帝立五经博士，开弟子员，设科射策，劝以官禄”（《汉书·儒林传》）和“表章《六经》”、“隆儒”和“推明孔氏”之言，却并无“独尊儒术”之语。所以，从班固那儿，我们也无法找到答案。
所以，愚以为：假若董仲舒的《三策》属实的话，是班固第一个把董仲舒关于“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中的“六艺之科、孔子之术”，片面地误解、归结成为“孔子之术”，进而把“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片面地误解、归结成为“罢黜百家”、“推明孔氏”，而后人则根据班固的这个说法，又把它误解、敷衍成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了。
但是，这一说法究竟始自何人、何时呢？
经查阅，清末民初的著名思想家易白沙（1886-1921年），1916年在《新青年》杂志上发表《孔子平议》，提到：自汉武帝开始，“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利用孔子为傀俑，垄断天下思想，使失其自由”。“中国二千年尊孔之大秘密”，就在于历代统治阶级“利用孔子为傀俑，垄断天下之思想，使失其自由。”（庞朴、马勇、刘贻群：《先秦儒家研究·20世纪中国学术文存》，湖北敎育出版社2003年版）。这是我所见到的最早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文字。与他同时的“国学大师”梁启超（1873-1929年）则并未使用过这一说法，但是以后这一说法却广泛流行开来。
3、汉代是否存在“罢黜百家独尊儒术”
文化专制不同于政治专制。因为政治专制可以禁锢、扼杀人们的手脚和整个肉体，但文化专制却顶多只能禁锢人们的口和笔，却永远禁锢不了人们的思考、思想。所以文化专制从一开始就行不通。
汉武帝时代学术文化发展的史实，就是证明。
与董仲舒同时的刘安（前179-前122年），就公然驳斥“儒术”而崇尚道术；就连汉武帝本人对“儒术”也并不那么热衷，而是几乎一生都迷信神仙方术。当在朝的文化人为了维护中央集权制度，而精心编造某种学说而大造舆论时，而在野的民间学术文化，却按照自己固有的规律和方向潜流、涌动着，并随着时局的动荡及其所造成的空隙，忽高忽低、波浪式地冲击着所谓主流文化。
诸多学术文化发展的史实，说明汉代根本就不存在“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史实。
因为即使在汉武帝在位（前140-前87年）期间，“儒术”以外的其它学术比如神仙方术，术数等等，不仅照旧存在和发展着，而且比先秦发展得还快。另外，直到汉末，天文、地理、水利、数学、农学、医学、纺织、建筑、冶炼、酿造、交通等等，也都获得前所未有的发展，涌现了许多建树卓越的专家、学者。
如在天文学方面，有洛下闳（约与司马迁同时），众所周知的贾逵（30－101年）、张衡（78－139年）外、刘洪（约129－210年）。洛下闳改创赤道式仪器，定下了赤道式浑仪的基本结构，“转浑天于地中”，阐明“浑天说”，将“四分法”的《颛顼历》改造为《太初历》的“八十一分法”，与唐都、司马迁、鲜于妄人等共订《太初历》，将一年分四季，二十四节气，正月初一为始，腊月三十为终，从此使国人得享“只看日历不看天”、不误农时五谷丰登的便宜；刘洪则第一次从各方面提出精确的月球运动理论，解决了大量关于月球运动的难题，奠定了中国“月球运动”学说的基础，使历法进一步走向精密，被誉为“当世无偶”的天文学家和历算家。
在农学方面，有对耕作技术和农业管理作出贡献的农学家赵过（汉武帝时期，具体生卒年待考）和氾胜之（约晚于赵过60年，具体生卒年待考）。尤其是氾胜之（约生活在公元前一世纪）所著《氾胜之书》十八篇，是现存最早的一部农书。它不仅提出了耕作的总原理和具体的耕作技术，还列举了十几种农作物的具体栽培方法，奠定了中国传统农学作物栽培总论和各论的基础，而且其写作体例也成了中国传统综合性农书的重要范本。以后从《齐民要术》到《农桑辑要》、《王祯农书》，再到《农政全书》、《授时通考》均以此为范本。
在医学方面，有熔理、法、方、药于一炉，著有《伤寒杂病论》、《金匮要略》等书，被誉为“医圣”的张仲景（公元150-219年）。《伤寒杂病论》集先秦以来医药理论和临床医术之大成，并广泛应用于医疗实践，是我国医学史上影响最大的古典医著之一，也是我国第一部临床治疗学方面的巨著。《伤寒杂病论》在继承、发展并确立了中医辨证论治的基本法则和体系，对于治则和方药的统筹，对针刺、灸烙、温熨、药摩、吹耳等治疗方法上，均贡献突出。同时还收集了许多如对自缢、食物中毒等的救治急救方法，从而奠定了张仲景在中医史上的重要地位。
在算学方面，产生了《周髀算经》《九章算术》等。
在地理、水利、纺织、建筑、冶炼、酿造和交通学等等实学方面，也都获得前所未有的发展。
至于术数之类的学术文化，在天人感应和谶纬迷信的影响下，则获得了更大的发展。据《史记·日者列传》，当时的术数学界有五行家、堪舆家、建除家、丛辰家、历家、天人家、太乙家和形法家（看相术士）等。足见汉代术数学范围较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