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时间的“长”与“短”
一般认为，人类学田野调查的周期以一年为标准。如果调查的时间短于一年，就不大可能对研究对象进行深度的了解。但是，“几上几下”式的短期调查，由于使田野与书斋密切结合，避免了单纯的行为主义调研，同时又节约经费，因而日渐受到研究者的青睐和推崇。
2、地点的“生”与“熟”
人类学田野调查多半是研究异文化的，即大多以“生”地作为调查点。一般而言，如果从一开始就研究自己经常看到的文化，要发现其中深层次文化的运行规则，往往是不容易的，也容易犯熟视无睹的错误，“想当然”地忽略一些重要的东西。但以“生”地为调查点，也存在许多不利因素，如需较长时间才能进入田野，存在着语言、文化上的沟通障碍等等。而“熟”地也未必不是好的调查点，也有许多人类学者回家乡做田野调查，这样不但可以节约经费，还可以迅速进入“田野”这种有特殊关系的社区。
3、观察的“入”与“出”
有学者认为，在人类学田野调查中，主要有四种程度不同的观察：局外的观察，这是比较客观的，其分离度也高，但卷入田野的程度最低；观察者的参与，观察者参与到田野中，但参与其中的程度适中，仅是以观察者的身份参与，同时保持了客观的立场，这种参与观察最难做到；参与者的观察，观察者已经深深地参与进去了，但还能够有一些观察，有一点客观；完全参与者，很多的是完全的主观参与，只能形成主观价值判断。在调查过程中，能否参与、参与到什么程度、观察到什么程度都是参与观察中所要关注的重要问题。
传统民族志，亦即现实主义民族志作者在对“异文化”的描述中非常强调写作的“客观性”和“科学性”，为了表现其“科学性”，在其著述中往往采用“当地人”的观点，尽可能使用主位研究法。当他们看见某人做某事时，他们不说“我看见某人做某事”，而是说“某人做了某事”。这样就产生了两种互相矛盾的效果：一方面作者让他们的作品表现出一定的“科学性”，另一方面使读者不知道在田野工作中人类学者的知识与他们获得知识的方法之间的联系。从20世纪60年代起，人类学理论发生重大转变，尤其是在民族志的撰写上对由马氏所确立的传统民族志提出反思，于是人类学界出现一股对民族志做出新实验的潮流。这一潮流的基本特点有三：一是把人类学者和他们的田野作业经历当作民族志实验的焦点和阐述的中心；二是对文本有意识的组织和艺术性的研究；三是把研究者当成文化的翻译者，对文化事象进行阐释。
4、深度访谈与问卷调查的有机结合
人类学田野调查除了参与观察以外，另一重要方面就是深度访谈。有一些问题是难以直接观察出来的，只有通过深层次访谈才能把这些问题“聊”出来。这种深度访问方法在效度上是很高的，即针对所问问题得到了真正需要的满意程度很高的材料。但是，其信度却不一定高，即每次所问的结果未必相同，不一定能重复。与人类学深度访谈相比照的是社会学意义上的问卷调查。问卷调查的信度很高，具有可重复性，其最大困境就是有时效度很可疑，即得到的结果不一定令人满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