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费者剩余的影响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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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规制一般都有维护公共利益的目标，但在实际过程中却往往偏离这一目标。这主要是因为每一项规制措施出台的背后都是多种力量博弈的结果。奥尔森提出了著名的“集团规模”理论。他认为，政府对某个产业的监管从设计到实施都首先从被监管对象的利益出发，并非从全民或公共利益出发。依据集体行动的逻辑理论，规制政策以牺牲大集团的利益为代价而保护小集团的利益。斯蒂格勒提出“监管市场”理论，认为所有的监管安排同样由需求和供给决定。政府对产业的监管调控进程往往为少数存在利益相关性的企业所左右。他认为，经济管制主要不是政府对公共需要的有效和仁慈的反应，而是行业中的一部分厂商利用政府权力为自己谋取利益的一种努力。peltzman（1976）认为，产业部门比消费者更有积极性去影响政府决策。私人利益理论认为监管的存在是为了私人团体的利益，监管者本身也是自利的，他们在监管活动中会不断追求政治支持的最大化。规制俘虏理论认为，监管常常遭到被监管者的“捕获”，意即监管常常为被监管者的利益服务。
卡恩（kahn，1988）以美国交通规制为例，论证了规制机构越多导致规制效率越低的问题。据波斯纳估计，政府用于民航业的管制成本一年大约占到该行业营业额的20%。 鼓励竞争。从理论上说，政府规制虽然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弥补市场机制的缺陷，但政府干预也存在着“政府失灵”的问题。政府实施管制的出发点是提高经济效率，追求社会福利的最大化。但在管制政策的实践中，管制的效果与理论上的预测总有较大差距，甚至大相径庭，而管制本身也会引发社会成本。保护性规制由于重视生产者利益，妨害了消费者权益，并导致价格机制僵硬化。美国的经验表明，减少规制能带来巨大的经济效益。由于政府与生产者之间信息不对称，政府的规制并不一定会提高社会福利，结果如何取决于政府是否在掌握信息方面比企业更占优势。在规制者与被规制企业之间，由于信息的不对称，规制者只能将自己的经营权让渡给被规制企业，并面临一个激励与监督问题。巴隆（baron）和梅耶森（myerson）、拉丰和泰勒尔等建立了数学模型，对信息不对称条件下的政府规制做了深入分析。放松规制能调整政府与企业和市场之间的关系，发挥市场经济机制的作用，通常会减少企业以规制为基础获得的超额生产者剩余，同时增加消费者剩余。从这一意义上讲，放松规制会使社会向更重视消费者利益的方向发展。
竞争机制是市场机制的核心，市场经济运行过程自始自终表现为竞争过程。只有通过竞争，才能给市场主体以强烈刺激，推动其改革技术、降低成本，从而赢得竞争优势，并由此推动整个社会的技术进步与全面发展，从而保证资源达到最佳配置。这是西方经济学一直坚持的基本观点。斯密不主张政府对市场的干预，认为政府只应充当市场的“守夜人”。他认为，市场竞争在资源配置过程中能使社会福利最大化。“使一个民族达到富强的最有效计划，莫过于维持自然所提示的事物的秩序，允许每一个人在遵守公平规则的条件下按照自己意思追求自己利益和使用自己劳动力和资本跟同国人进行最自由的竞争。”马歇尔认为，只有自由竞争的市场经济制度才能使人们达到最好的幸福境界，因为只有这种制度使人们得到的消费者剩余最多。豪斯曼认为，竞争比保护竞争者更有利于提高消费者利益。如果竞争增加了，消费者利益和社会经济效益也可以提高。消费者可以从竞争中获益，因为竞争有利于更多的创新和更低的价格。引入竞争机制，不仅使企业提高管理效益，降低生产成本，而且能够推动企业改进服务质量，降低产品价格，有助于提高消费者剩余。 消费者剩余（Consumer’s Surplus）是指消费者购买某种商品时，所愿支付的价格与实际支付的价格之间的差额。在西方经济学中，这一概念是马歇尔提出来的，他在《经济学原理》中为消费者剩余下了这样的定义：“一个人对一物所付的价格，决不会超过，而且也很少达到他宁愿支付而不愿得不到此物的价格；因此，他从购买此物所得的满足，通常超过他因付出此物的代价而放弃的满足；这样，他就从这种购买中得到一种满足的剩余。他宁愿付出而不愿得不到此物的价格，超过他实际付出的价格的部分，是这种剩余满足的经济衡量。这个部分可以称为消费者剩余。”
消费者剩余的存在是因为消费者购买某种商品所愿支付的价格取决于边际效用，而实际付出的价格取决于市场上的供求状况，即市场价格。下面，我们以茶叶的需求为例，说明消费者剩余。如果茶叶价格为每磅20先令，某个消费者只愿买1磅；如果价格再下降为14先令时，他将买2磅；如价格再下降为10先令时，他将买3磅。价格继续下降，这个消费者的购买量也继续增加，价格为6先令，他买4磅，价格为4先令，他买6磅，价格为2先令，他买7磅，2先令是他实际支付的价格。在茶叶价格为每磅20先令时，他恰好买1磅，这表明，他从购买1磅茶叶中所得到的和把20先令用于购买其他商品所得到的满足是相等的。当茶叶价格从20先令下降为14先令时，他买了2磅茶叶，在他看来，他花了28先令（14+14）至少得到了34先令（20+14）的满足，他的消费者剩余是6先令（34-28）。当价格为10先令时，他买3磅，这就是说，这个消费者用30先令购买了3磅茶叶，在他看来，其中第一磅茶叶值20先令，第二磅值14先令，第三磅值10先令。3磅的总效用为44先令（20+14+10），而他只花了30先令。这时他的消费者剩余为14先令。依此类推，当价格最后降为2先令时，他买7磅，这7磅茶叶共值59先令（20+14+10+6+4+3+2）为他的效用总额。这个总数超过他实际支付的货币额（59-14）先令，就是他的消费者剩余。 边际效用理论还可以解释经济学中著名的“价值悖论”。价值悖论（paradox of value）又称价值之谜，指有些东西效用很大，但价格很低（如水），有些东西效用很小，但价格却很高（如钻石）。这种现象与传统的价格理论不一致。这个价值的悖论是亚当·斯密在200多年前提出的，直至边际效用理论提出后才给予一个令人满意的答案。解释这一问题的关键是区分总效用和边际效用。水给我们带来的总效用是巨大的，没有水，我们无法生存。但我们对某种物品消费越多，其最后一个单位的边际效用也就愈小。我们用的水是很多的，因此最后一单位水所带来的边际效用就微不足道了。相反，相对于水而言，钻石的总效用并不大，但由于我们购买的钻石极少，所以，它的边际效用就大了。根据边际效用理论，消费者分配收入的方式是使一切物品的每元支出的边际效用相等。人们也是根据这一原则来把收入分配于水和钻石上的：钻石的边际效用高，水的边际效用低，只有用钻石的高价格除以其高边际效用，用水的低价格除以其低边际效用，用于钻石和水的每元支出的边际效用才能相等。所以，钻石价格高，水的价格低是合理的。或者说，人们愿为边际效用高的钻石支付高价格，为边际效用低的水支付低价格是一种理性的行为。“物以稀为贵”的道理正在于“稀”的物品边际效用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