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 · · · · · ·
故事开始于1965年。那一年，古巴革命的领袖切•格瓦拉来到派恩岛。在反思过去的同时，他开始写自传。他回忆起自己在阿根廷度过的童年时光，和同伴一起穿越南美大陆的旅行，以及对那位能拯救苍生苦海的领袖的等待。蓬科是他的战友，也是他的保镖兼管官。在切撰写回忆录的过程中，他始终伴随左右，不仅提出自己的看法，而且还帮助补充缺失的内容。在他看来，切有意把自己的过去写在某种神话，目的是激励更多的能人志士投身革命。对此种做法，他始终抱有疑问。后来，切关于在玻利维利创建游击中心的计划得到了卡斯特罗的认可，他是自传就此中断了。
三年后，蓬科回到的派恩岛。切在玻利维亚的冒险行动失败了，蓬科是为数不多的几个幸存者之一。游击队员们留下的日记给了他无穷的灵感，他开始重新构建发生在异国他乡的战斗故；切和玻利维亚共产党领袖展开了正面的交锋，但结果却不尽如人意；切试... () 故事开始于1965年。那一年，古巴革命的领袖切•格瓦拉来到派恩岛。在反思过去的同时，他开始写自传。他回忆起自己在阿根廷度过的童年时光，和同伴一起穿越南美大陆的旅行，以及对那位能拯救苍生苦海的领袖的等待。蓬科是他的战友，也是他的保镖兼管官。在切撰写回忆录的过程中，他始终伴随左右，不仅提出自己的看法，而且还帮助补充缺失的内容。在他看来，切有意把自己的过去写在某种神话，目的是激励更多的能人志士投身革命。对此种做法，他始终抱有疑问。后来，切关于在玻利维利创建游击中心的计划得到了卡斯特罗的认可，他是自传就此中断了。
三年后，蓬科回到的派恩岛。切在玻利维亚的冒险行动失败了，蓬科是为数不多的几个幸存者之一。游击队员们留下的日记给了他无穷的灵感，他开始重新构建发生在异国他乡的战斗故；切和玻利维亚共产党领袖展开了正面的交锋，但结果却不尽如人意；切试图招募当地的印第安老乡加入游击队，但他们的反应却异常冷漠，因为，在他们眼中，游击队员都是些超人；切明白，在这场战争中，等待他的只有死亡，但是，他愿意用自己的行动和声音唤起百姓的斗志，他愿意用自己的生命告诉他们：他是人，不是神，他们也可以像他一样走上革命的道路。玻利维亚军队逮捕并杀害了切，蓬科的故事就此结束。
这就是切•格瓦拉的故事。他出生于阿根廷一个自由，民主的家庭，他是一个医生。他原本信奉甘地的非暴力思想，然而，美国对危地马拉革命的武装干涉改变了他，使他成为一个激进分子。这也是一个拉丁美洲的革命斗争故事。它探索了一个革命者的心路历程。小说试图挖掘真理的本质，挖掘故事的本质。小说的主人公背负着死亡的命运，生活在重重危险之中。这虽说是一个悲剧，但也充满了歌声和笑声。它给读者展现了一幅有声有色的拉丁美洲画卷，追踪了游击队员的真实生活，诠释了英雄主义的含义，也揭示了狂热的政治欲望所带来的血的代价。
作者简介 · · · · · ·
杰伊·坎特(Jay Cantor)1948年出生于美国纽约。1960年代，就读于哈佛大学哈佛商学院，是人权运动和反越战运动的积极分子。其后在加利福尼亚大学学习，师从诺尔曼·布朗和赫伯特·马尔库塞。先任教于塔夫茨大学。
杰伊·坎特的另外两部小说师《大颈区》(Great Neck)和《疯子猫》(Krazy Kat)。此外还出版有两本文集：《中间地带：文学和政治》(The Space Between:Literature and Politics)和《论创造自己的母亲》(On Giving Birth to One's Own Mother)。杰伊·坎特师1989年麦克阿瑟奖(MacArthur Prize Fellowship)得主。
有关的书评，转自豆瓣：
《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历史小说》
2008-11-14 01:33:09 来自: 不敬神的YODA (广州)
切·格瓦拉之死的评论
本书的作者杰伊•坎特应该再拿一次麦克阿瑟天才奖，因为他的确是一个天才。他的成就前无古人，说不定还会后无来者——他可能是人类文明发展至今唯一一个有能力将伟大哲学思想与恢宏文学叙事完美结合的人。
《切•格瓦拉之死》是一部极具野心的巨著，它是真真正正的灵魂炸药：它能够让有的人怀疑并重整自己的人生观，让另外的人颠覆自己的人生观。读懂它就读懂了历史，虽然它并没有为历史而给出什么标准答案，如果说这个世界只能剩下一本关于历史的书，那么就剩下它吧，让那些什么经什么书和什么《红楼梦》之流为其让路吧，让那些什么记什么传和什么《飘》什么《莎士比亚全集》之流都给它滚蛋吧，在它的完美面前，它们都黯然失色，如同尼米兹面前的小舢板一般。
本书的正文分为两大部分，第一部分名为“批评与自我批评”，是以格瓦拉的视线来看待他自己的回忆，这回忆包含了他的家庭生活，他生活的社会环境，他学生时代所受到的屈辱，他的病痛，他青年时穿越拉丁美洲的大路旅行，他当时的政治观念，以及他身处流放地派恩岛时刚发生的那些忆述往事的记忆。书的第二部分名为“玻利维亚战争日记”，是以格瓦拉的管家篷科，以及其他游击队员的战地日记为主体组成的。这一部分讲述了战后幸存下来的篷科在整理各人的日记时，所产生的思想的沉浮与悲痛。
在书的最前，最后部分，以及两大部分的中间，作者还意味深长地把大段的“历史大事记”塞进去。这给予了本书以更多的历史视角。若不说得那么的“技术”，我们也可以说，这让读者在阅读时能够进行对比，以了解格瓦拉与其所身处的癫狂绝望的世界中的种种存在的事实或是谜团。
在小说正文的起始部分，就出现了那么的一句话：“人生不是走过旷野的漫步。”这是格瓦拉的母亲的警言。这位母亲影响了格瓦拉的一生（他的父亲也是，但不如其母的影响之巨大）。格瓦拉对抗其父母，但同时也深受其左右。我们回顾历史，可以看到格瓦拉的一生的确不仅仅是走过无聊旷野的平静漫步。他一次又一次地向自己挥拳打击，一次又一次地粉碎了自己原来的信念，走向暴力的共产主义革命，走向灭亡。这是一个疯狂的理想主义者的一生，他因为内心的敏感与脆弱，因为感情的充沛与热烈，而成为了一个理想主义者，又因为这样，所以他能够轻易地做到了为求目的不择手段的残暴，他的理想与斗争，他的每一个转变，欲念与挣扎，都是对自己的鞭笞与升华，同时也是对整个癫狂世界的扭曲，折射，和重组再现。
格瓦拉出生在一个中产阶级家庭，他的父母同情劳动人民，同情弱势群体，不满当权的统治阶级。他的父亲信奉甘地的非暴力思想，这也是他青少年时期所信奉的；而他的母亲则是恰好相反，是一个逻辑鲜明，愤世嫉俗的雄辩家。他们一家参与支持人民的集会，但后来的各种事件让他们逐渐对这种一群人上街走几圈的无力举动失去了信任。
青年的格瓦拉离家千里，穿越拉美大陆。直到这时，他还是一个甘地主义者。有一次，他的母亲发信予他，反驳他所仰仗的甘地思想。在信中，他的雄辩家母亲尖锐地向甘地开火，对他的儿子开火。她说：“他们喋喋不休的、空洞无物地废话恰好在你的心里引发了你对某种崇高精神的向往，对史诗的向往，对伟大领袖的向往，因为你想象着这些人在马背上发表精彩绝伦的演讲，发表极具号召力的檄文。然而，泰特，这一切都只不过是你的想象而已，这不是政治，这是文学，不是吗？”
对于甘地所提倡的“织布机”哲学，格瓦拉的母亲痛斥道：“上帝不允许我们未来的世界倒退到愚昧的状态，倒退到以人为供品的祭祀时代，倒退到从前的奴隶制社会，那是西班牙人入侵之前的印第安人所过的那种原始、愚昧、落后的生活。”
她说：“历史前进的脚步总是出人意料的。”她说：“我们可能不赞同西班牙征服者的残暴，但是，他们结束了印加牧师的暴敛行径，使头脑简单的印第安人接近了理想的曙光，这是人类的福音。没错，他们的天主教会同样非常黑暗，残暴，野蛮，但是，现在看来，人民至少有可能在未来过上一种自由的、理性的生活。”她说：“让历史永远成为过去吧！”她说：“我们绝不能拒绝历史，历史也绝不能倒退……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你的拒绝也将成为历史的一部分。”她说：“甘地的织布机是宗教，是‘伊甸园’，它使愚蠢、贫穷的人民感到幸福，感到神秘。”
格瓦拉的母亲狠狠地批评了甘地的反智主义与虚伪的作秀手段。她说：“这个世界要求领导人能够站远一些，能够深思，能够理性地思考，能够为那些最最基本的计划也无法制定的广大群众制定未来的计划。”她说：“这个贫穷，苦难的世界不需要更多的预言家，空想家，不需要更多的有魅力的领袖，不需要那些所谓的‘人民头顶上的太阳’。”她告诫格瓦拉说：“想想甘地！对于一个远离世俗荣誉的人来说，他设法使自己的名字家喻户晓。他所有的牺牲都是作秀。”她说：“拍马溜须的领袖适合于宗教——适合于奴隶制！——对人类的自由毫无用处！理性和科学才是通往自由的大路。给那些天真的村民留下深刻印象的不是甘地愚蠢的思想，而是他的催眠术。”她斥责甘地说：“当印度发生可怕的地震时，他说，这是因为印度对贱民的压迫所致。这可以根除迷信吗？”她嘲笑那些“天真的村民”：“他死后，那些傻瓜争着去触摸他的尸体。”她说：“甘地并没有解放大众，也没有使他们步入理性的殿堂。”对于甘地“自愿贫寒”的做法，她也一针见血地指出其不可推广的本性。
格瓦拉的母亲对甘地最著名的“非暴力”以及“禁欲”思想同样是深恶痛绝。她说：“他具有的毁灭性力量和我们其他人一样大。”她说他只是“把愤怒转向内心”。她斥责他“迫使别人按照他们的意愿行事。这是好战的另一种表现，他就是想让别人有负罪感。”她说：“你崇拜的甘地仇恨、害怕性爱，他把非暴力和性爱混为一谈，好像杀人和做爱是同一种人类活动。”她讽刺地说：“甘地认为……如果他和一个赤身裸体的姑娘同床共枕，但又可以保持禁欲，那他就能够解决巴基斯坦的问题。这样的鬼话只能出自那个自认为自己的精液无所不能的家伙的口中。”
她提醒自己的理想主义儿子，说：“你只顾关注自己的愤慨，你忽略了周围发生的一切——对无辜群众、可怜的孩童实施的恐怖屠杀。”她说：“你像你的父亲，想为这个世界做出太大的牺牲，想成为牺牲品，成为圣人。”她认为自己的儿子应该让自己变成一个“有理性的思考家”，来引导那些“愚蠢得让人无法忍受”的群众。
面对母亲措辞激烈的来信，面对那滔滔雄辩，面对那锋芒毕露的批评，格瓦拉“备感疲倦、激动、愤怒，无法入睡。”他想反抗，想驳斥母亲的话，却又抵挡不住她那“把世界撕成碎片的那份聪明才智。”这封信的内容，对他日后的思想以及行动上的转变，在暗地里究竟产生了多大的作用，我们不得而知。唯一能够确定的是，他母亲的思想将会影响他的革命之路。
在一次冲动中，格瓦拉开枪打死了一个士兵，而他的朋友查科也死于那次冲突之中。这是他人生中最重要的转折点，是“埃内斯托•格瓦拉”真正变成“切•格瓦拉”的导火索，是走向暴力的实质性的一步。这次意外（但也是情理之中）让格瓦拉没有了退路，愤怒、绝望、失落、以及避免负罪感的念头，让他终于抛弃了甘地。从此以后，格瓦拉的手沾上了鲜血；从此以后，一个同时具有英雄与恶魔双重身份的革命斗士，就这样蜕变出来了。
切•格瓦拉拿起了枪，跟随着不计后果，具有勇敢的大无畏精神的卡斯特罗开展游击战争，夺得了古巴政权。建立政权后，发生了“古巴核危机”。这事的结束让立场强硬的古巴新政权丢足了面子，随后其工业也出现了问题。格瓦拉这个愤怒青年工业部长根本就没有足够的能力去搞好古巴的工业，然后他有跟卡斯特罗发生了分歧，被流放至派恩岛上，直至卡斯特罗批准他去往玻利维亚创建游记中心开展对抗政府的战争——他又可以回到他所乐于接受并且擅长的岗位去了。
格瓦拉在玻利维亚的初期，与玻利维亚共产党协商，要求对方提供干部以及其他支援，可是对方却一味要求古巴方面的支援，却左右摇摆，不肯实质性地支持格瓦拉的游击队。在没有当地组织支持的情况下，游击战争在还没有准备妥当的情况下就被迫爆发了，他们不停地转移方位，打击政府军，取得一定的成就，但自己也有伤亡，却无法招募到新的成员。他们发现，在这里若想要招募到当地的印第安农民成为游击队员，可是难比登天。
格瓦拉发现这里的居民真是又愚昧又顽固。他用药医好了孩子，却被巫师和病人的家人视为拥有更强巫术的巫师。在印第安人的眼中，有的只是模棱两可的传说故事和超自然的鬼话。格瓦拉苦恼地发现“无论我说什么，他都可以将其转变成自己满意的内容，因此，他可以拒绝进入历史。他甚至无需和我争辩。当我提及‘工厂’里的‘工人’时，他脑海里闪现的是来自无人知晓的冥界的新魔法师。”他悲哀地感叹道：“他们根本就不需要那些自以为是的人，他们需要的是鞋子。”在这里，我们可以发现格瓦拉的母亲在给他的信中所说的那些，都先知般地印证了他后来的经历，某种意义上来说，在玻利维亚的暴力革命，是格瓦拉对自己的过去，对父亲，对甘地思想的剧烈反抗。
一位记者找到了游击队，并采访了格瓦拉。格瓦拉谈了他对暴力革命，对拉美，对第三世界以及帝国主义的看法。他对记者表明了坚持长久艰巨的暴力斗争的观点与决心。
记者乌尔夫问格瓦拉：“谁有权利为我们的人民进行选择，这么大面积的灾难。”格瓦拉回答说：“我们没有为任何人做出选择。我们革命的目的是告诉大家，战争必须以此种方式展开。我们将其提供给人民。如果人民不和我们同心同德，我们决不会胜利。”他又说：“我们做的一切都是顺应历史的要求。”对此，乌尔夫质疑道：“历史经过你的诠释变成了一种神谕，变成了神只。发出要求的不是你吗？”格瓦拉沉默了。他无言以对，就像当年面对母亲的信件一样。
格瓦拉在一个乡村惊喜地发现，这里的人居然信仰共产主义。可再深入一了解，他又失望了。他们只不过把共产主义当作另一种印加神话而已（其实这个世界上又有多少人是能够真正理解“共产主义”、“资本主义”、“帝国主义”、“革命”、“解放”这些词语的？多少人都只不过把他们当成某种神话，某种神只或者是恶魔而已。如果你问一个陕西山区里的农民或者在上海CBD里上班的高级白领：“你们认为共产主义的本质是什么”，他们能够答出来吗？他们或许只不过把共产主义当成某种神话或理想而已。如果你问那些把切•格瓦拉的头像穿在身上的摇滚乐爱好者切•格瓦拉与别的共产主义革命家有什么区别，他们能够告诉你什么？告诉你他长得比较帅吗？）。村民们把“我们的宣传歪曲成千禧年的幻想，歪曲成土匪的故事”，他们让格瓦拉感到愤怒与恶心，他甚至想“揍那个孩子，揍那个女人，揍那个愚蠢的老家伙。我要在他们脸上打几个耳光，我要把他们打醒！”他认识到了自己的失望之所以会导致愤怒的原因：“我渴望控制他人，渴望在他人身上实施利他主义的权利，从而得到自身的满足。假如对方不合作，那么，伤害在所难免。”
游击队不停迁徙。他们穿越茫茫大山与连印第安人都不敢接近的原始丛林。在看不到尽头的游击战争中，队伍中的矛盾逐渐增多，士气渐渐低落下去，但其传播革命思想的任务却丝毫不得进展。格瓦拉无奈地于日记中写道：“我们发动了武装起义，我们的行动应该能够把他们从束缚着镣铐的梦游中唤醒，然而，他们毫无反应。我在他们身上察觉出一种比睡眠还要深黑的东西（也许，他们做梦的时候并没有沉睡）。无论何种情形，他们始终在观察。我们在他们眼里就是一幅风景画。”他剖析了印第安人的心理，得出了结论：“印第安人把我们视为高于他们的人群，认为我们具有超自然的能力，这样，他们就有理由蜷缩在自己的洞穴里，同时也不伤害自己的自尊。”（看看我们的四周，看看我们自己——这些或那些的政治缩头乌龟，无不是怀着与印第安人同样的卑贱思想）。他发现自己过去的理想就是当地居民现在的状态：“他们的梦幻就是甘地的梦幻，是那些拒绝历史的人的梦幻。他们梦想跨越历史，回到过去，回到他们自己的生活方式中。然而，他们的生活方式就是无尽的苦难！”
原本充满了激情与理想的游击队员越来越失望了，甚至连纯洁如切•格瓦拉这样的人也不例外。他原本在印第安人面前是极度的诚实而坚持原则的，但后来，篷科居然发现他在印第安人们面前撒谎了，这让篷科感到“整个世界在我眼前摇晃起来。”不仅如此，他甚至还发现曾经固执地坚持真理的格瓦拉也开始迎合印第安人的神话传说。篷科提醒他说：“你必须清楚，你说的一切都被他们错误地理解了。”而这时，格瓦拉居然回答说：“我们必须屈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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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对信仰的摒弃来迎合“事业”。这可能是一切革命者最后将会变成的样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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篷科在他的日记中写道：
“他在制造假象。他允许他们按照自己的意愿理解他的话。这可不像他的一贯作风。这只能有一个解释：他快死了，我们快死了。他在坟墓下面观察着局势，他的意志垮了。对切来说，这意味着一件事：他觉得自己已经死了。我很恐惧。但他看上去很是镇定，一种新的镇定，一种奇怪的镇定。他把自己的生命交给了这种镇定。
还有我们的生命。”
格瓦拉的无力感越发浓重。他觉得自己的理想与印第安人的思想成为了无法调和的矛盾：“我说，你们自己必须当家作主。他们却说，你必须做我们的国王。”
最终，格瓦拉的游击队于四面楚歌中彻底地失败了。格瓦拉把篷科留到断后的队伍里，故意给他留下了生机，而让自己与其他的人去牺牲。篷科背负着自己的，切•格瓦拉的，游击队员钱巴和科科的战争日记，回到古巴，回到安全的派恩岛上，面朝大海，重新组合关于玻利维亚的战争记忆。他对格瓦拉的看法在此期间也几经微妙的波折，他对格瓦拉有了更为透彻，深刻的认知：“在我看来，有些人像切一样，内心始终怀有死亡的恐惧。为了忍受这种恐惧，他们必须采取某种方法将其释放出来，他们跟踪它，不是自我对抗，而是将其视为他们看得见的敌人，某种他们可以命名的东西，就像玻利维亚政府军，就像帝国主义。”
篷科想象着格瓦拉被捕后的情形。他受到折磨和羞辱。可耻的政府军的军官驳斥着他的世界观，并且是用一套合乎逻辑，非常有道理的理论去驳斥他，就像当年他母亲给他的信一样，就像当年的记者乌尔夫（这个被政府军杀害的记者）一样，让他无法反抗，从心理到生理都处于崩溃癫狂的状态。篷科想象着格瓦拉的死亡。他明白了在格瓦拉的心里“有一个内容是切完全了解的，他了解它所有的变化形式：他的痛苦；痛苦的本身；我们的需要（书的封底上又译作‘我们的欲求’）”。
为了对抗痛苦，这个一生为哮喘病所缠绕的悲剧人物，不惜以痛苦对抗痛苦。他信奉甘地，也是因为甘地赞同自愿受苦；他信仰革命，也是因为革命能将他自己投入到痛苦之中。对于他来说，痛苦，就是耶稣的十字架，就是西西弗斯的巨石，就是他的救赎。对于他来说，痛苦，就是他的拳头，用以打碎牢笼，以争取自由。
切•格瓦拉，这个传奇的“红色罗宾汉”，这个“完美的人”，终归也只不过是一具凡俗的血肉之躯而已。他就这样死了。事情正如小说封底所引用的那段《纽约时报》书评中话所说的那样，他身后的世界几乎没有任何的改善，一切依然是如此的不堪入目，风雨飘摇，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在后面的“历史大事记”中，作者悲叹道：“第一次是悲剧；第二次是闹剧；第三次是……我累了，我不知道该如何解释，不知道该解释什么。”面对中美建交，越南战争，红色高棉，面对“帝——国——主——义”和“解——放”，他找不到解释，任何的解释。历史是如此的复杂，历史明明就是被清晰地记载着，任何一件具体的历史事件都能够被人从某种角度轻易地解释，任何一种哲学都能够解释历史，但是从宏观来说，从整个人类的角度来说，任何解释最终都是无力的，都是虚假的，都是能够被轻易推翻的。一切似乎都是能够被轻而易举地解决，但是为何放到一起，最终却让人无从下手？历史难道就是一个莫名其妙的谜吗？在这个谜的面前，一切的哲学，所有的思想，都显得那么的渺小——为何这个不解之谜依旧会是一个不解之谜？我们都能够在山里挖出长长的隧道搞什么机器去模拟宇宙大爆炸的情形了，可是为何这么明白可见的东西，我们却还是寻找不到一种万能的理论？难道历史是有意志的生物，它会向任何试图解释它的理论说不的吗？
面对着这种让人沮丧的情形，小说并未让人回到印第安人的洞穴中去，作者不愿意教导我们去拒绝历史，去拒绝政治，去当一个远远看着风景画的冷漠野蛮人。在小说的最后，有一段含义极为深刻，所含内容极为庞大的文字，这段文字针对的对象是切•格瓦拉，是我，是你，是作者本人，是翻译者，是研究者，是所有的读者，以及别的一切人：
“——不！（我接受他朋友的愤慨，接受他的纠正。）这绝对不是回应！（他说）这只是动物痛苦的吼叫！你错误地理解了你从这部分历史中获取的指示。你的理想主义（没有人需要）在历史中变了味道。但是，你反讽侵害的不是历史，而是你自己。你会坐着不动吗？请允许他的生命盘问你的生命，然后即兴给出一个答案——接下来的一步，必要的一步。重新开始！一切都需要从头来过！”
历史无穷的动荡给我们带来了无穷的灾难，我们恐怕永远都没有办法给正义与邪恶、进步与倒退给出一个普世定义，但这并非蔑视正义与革新的理由。我们该如何迈向未来？没有人知道。但我们还是不能拒绝迈向未来。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我们占历史的那一部分不应该是对历史，或者说是对未来的拒绝。可能这个世界真的很狂暴，很疯癫，如黑色暴风雨中于大洋中心的一叶小舟一样危险，也许历史真的是个永远也解不开的谜，但是我们的生命还是要继续，并且应该是以一种渴望光明的姿态抬头继续。
绝望的理想主义，对自由的极端诉求，罪恶的政客和资本家，犬儒懦弱而愚蠢的人民，这些都带来了伸手不见五指的黑暗和与没有救赎的世界中肆虐的腥风血雨。这本虚构的小说给我们带来的却是比纪实作品更为真实的世界。杰伊•坎特为我们展现了历史的每一个方面，每一种本质，每一样矛盾，每一团迷雾。他的小说并不是一味的赞颂英雄和英雄主义，也并非盲目地棒打恶魔与恶魔崇拜，更不是伪善地、惺惺作态地进行似是而非的“辩证”。他做的只不过是诚实地展示他所看到的想到的感受到的一切。或许有的时候，带着无尽的思索地去展示世界的真实面目的作品要比试图给出一两个标准答案来解释世界的作品更为可取。因为只要你能够把世界展现出来了，把你的所有疑问与困惑，所有自相矛盾的思想展现出来了，读者们才会从你的作品中找到属于自己的答案，而无数人的答案，最终汇聚成思想的海洋，这终会形成某种庞大的思想体系，这种体系比一切哲学家闭门造车构建的体系都要庞大，都要全面，这种体系将会成为解释历史的最终答案。这就是真正的光明，真正的未来，历史的进步将会随着这种体系的成长而走向更高级的阶段，这就是后现代主义的最伟大之处——伟大的不是它的本身，而是它所引导的体系，它所促进的前进，它是一个模糊的东西，它本身“一无是处”，没有任何的答案，但是它是通往真理之旅的的启蒙者，它承前而启后，超越了一切既有的思想。
在这本小说里，你看到了什么？这个恐怕只有你自己才知道。
我看到了太多的东西了。太多的东西堵在我的心里，堵在我的喉咙里，我已经没有办法说更多的了。我只能够在这里与君共勉一句：“人生不是走过旷野的漫步。”
故事开始于1965年。那一年，古巴革命的领袖切•格瓦拉来到派恩岛。在反思过去的同时，他开始写自传。他回忆起自己在阿根廷度过的童年时光，和同伴一起穿越南美大陆的旅行，以及对那位能拯救苍生苦海的领袖的等待。蓬科是他的战友，也是他的保镖兼管官。在切撰写回忆录的过程中，他始终伴随左右，不仅提出自己的看法，而且还帮助补充缺失的内容。在他看来，切有意把自己的过去写在某种神话，目的是激励更多的能人志士投身革命。对此种做法，他始终抱有疑问。后来，切关于在玻利维利创建游击中心的计划得到了卡斯特罗的认可，他是自传就此中断了。
三年后，蓬科回到的派恩岛。切在玻利维亚的冒险行动失败了，蓬科是为数不多的几个幸存者之一。游击队员们留下的日记给了他无穷的灵感，他开始重新构建发生在异国他乡的战斗故；切和玻利维亚共产党领袖展开了正面的交锋，但结果却不尽如人意；切试... () 故事开始于1965年。那一年，古巴革命的领袖切•格瓦拉来到派恩岛。在反思过去的同时，他开始写自传。他回忆起自己在阿根廷度过的童年时光，和同伴一起穿越南美大陆的旅行，以及对那位能拯救苍生苦海的领袖的等待。蓬科是他的战友，也是他的保镖兼管官。在切撰写回忆录的过程中，他始终伴随左右，不仅提出自己的看法，而且还帮助补充缺失的内容。在他看来，切有意把自己的过去写在某种神话，目的是激励更多的能人志士投身革命。对此种做法，他始终抱有疑问。后来，切关于在玻利维利创建游击中心的计划得到了卡斯特罗的认可，他是自传就此中断了。
三年后，蓬科回到的派恩岛。切在玻利维亚的冒险行动失败了，蓬科是为数不多的几个幸存者之一。游击队员们留下的日记给了他无穷的灵感，他开始重新构建发生在异国他乡的战斗故；切和玻利维亚共产党领袖展开了正面的交锋，但结果却不尽如人意；切试图招募当地的印第安老乡加入游击队，但他们的反应却异常冷漠，因为，在他们眼中，游击队员都是些超人；切明白，在这场战争中，等待他的只有死亡，但是，他愿意用自己的行动和声音唤起百姓的斗志，他愿意用自己的生命告诉他们：他是人，不是神，他们也可以像他一样走上革命的道路。玻利维亚军队逮捕并杀害了切，蓬科的故事就此结束。
这就是切•格瓦拉的故事。他出生于阿根廷一个自由，民主的家庭，他是一个医生。他原本信奉甘地的非暴力思想，然而，美国对危地马拉革命的武装干涉改变了他，使他成为一个激进分子。这也是一个拉丁美洲的革命斗争故事。它探索了一个革命者的心路历程。小说试图挖掘真理的本质，挖掘故事的本质。小说的主人公背负着死亡的命运，生活在重重危险之中。这虽说是一个悲剧，但也充满了歌声和笑声。它给读者展现了一幅有声有色的拉丁美洲画卷，追踪了游击队员的真实生活，诠释了英雄主义的含义，也揭示了狂热的政治欲望所带来的血的代价。
作者简介 · · · · · ·
杰伊·坎特(Jay Cantor)1948年出生于美国纽约。1960年代，就读于哈佛大学哈佛商学院，是人权运动和反越战运动的积极分子。其后在加利福尼亚大学学习，师从诺尔曼·布朗和赫伯特·马尔库塞。先任教于塔夫茨大学。
杰伊·坎特的另外两部小说师《大颈区》(Great Neck)和《疯子猫》(Krazy Kat)。此外还出版有两本文集：《中间地带：文学和政治》(The Space Between:Literature and Politics)和《论创造自己的母亲》(On Giving Birth to One's Own Mother)。杰伊·坎特师1989年麦克阿瑟奖(MacArthur Prize Fellowship)得主。
有关的书评，转自豆瓣：
《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历史小说》
2008-11-14 01:33:09 来自: 不敬神的YODA (广州)
切·格瓦拉之死的评论
本书的作者杰伊•坎特应该再拿一次麦克阿瑟天才奖，因为他的确是一个天才。他的成就前无古人，说不定还会后无来者——他可能是人类文明发展至今唯一一个有能力将伟大哲学思想与恢宏文学叙事完美结合的人。
《切•格瓦拉之死》是一部极具野心的巨著，它是真真正正的灵魂炸药：它能够让有的人怀疑并重整自己的人生观，让另外的人颠覆自己的人生观。读懂它就读懂了历史，虽然它并没有为历史而给出什么标准答案，如果说这个世界只能剩下一本关于历史的书，那么就剩下它吧，让那些什么经什么书和什么《红楼梦》之流为其让路吧，让那些什么记什么传和什么《飘》什么《莎士比亚全集》之流都给它滚蛋吧，在它的完美面前，它们都黯然失色，如同尼米兹面前的小舢板一般。
本书的正文分为两大部分，第一部分名为“批评与自我批评”，是以格瓦拉的视线来看待他自己的回忆，这回忆包含了他的家庭生活，他生活的社会环境，他学生时代所受到的屈辱，他的病痛，他青年时穿越拉丁美洲的大路旅行，他当时的政治观念，以及他身处流放地派恩岛时刚发生的那些忆述往事的记忆。书的第二部分名为“玻利维亚战争日记”，是以格瓦拉的管家篷科，以及其他游击队员的战地日记为主体组成的。这一部分讲述了战后幸存下来的篷科在整理各人的日记时，所产生的思想的沉浮与悲痛。
在书的最前，最后部分，以及两大部分的中间，作者还意味深长地把大段的“历史大事记”塞进去。这给予了本书以更多的历史视角。若不说得那么的“技术”，我们也可以说，这让读者在阅读时能够进行对比，以了解格瓦拉与其所身处的癫狂绝望的世界中的种种存在的事实或是谜团。
在小说正文的起始部分，就出现了那么的一句话：“人生不是走过旷野的漫步。”这是格瓦拉的母亲的警言。这位母亲影响了格瓦拉的一生（他的父亲也是，但不如其母的影响之巨大）。格瓦拉对抗其父母，但同时也深受其左右。我们回顾历史，可以看到格瓦拉的一生的确不仅仅是走过无聊旷野的平静漫步。他一次又一次地向自己挥拳打击，一次又一次地粉碎了自己原来的信念，走向暴力的共产主义革命，走向灭亡。这是一个疯狂的理想主义者的一生，他因为内心的敏感与脆弱，因为感情的充沛与热烈，而成为了一个理想主义者，又因为这样，所以他能够轻易地做到了为求目的不择手段的残暴，他的理想与斗争，他的每一个转变，欲念与挣扎，都是对自己的鞭笞与升华，同时也是对整个癫狂世界的扭曲，折射，和重组再现。
格瓦拉出生在一个中产阶级家庭，他的父母同情劳动人民，同情弱势群体，不满当权的统治阶级。他的父亲信奉甘地的非暴力思想，这也是他青少年时期所信奉的；而他的母亲则是恰好相反，是一个逻辑鲜明，愤世嫉俗的雄辩家。他们一家参与支持人民的集会，但后来的各种事件让他们逐渐对这种一群人上街走几圈的无力举动失去了信任。
青年的格瓦拉离家千里，穿越拉美大陆。直到这时，他还是一个甘地主义者。有一次，他的母亲发信予他，反驳他所仰仗的甘地思想。在信中，他的雄辩家母亲尖锐地向甘地开火，对他的儿子开火。她说：“他们喋喋不休的、空洞无物地废话恰好在你的心里引发了你对某种崇高精神的向往，对史诗的向往，对伟大领袖的向往，因为你想象着这些人在马背上发表精彩绝伦的演讲，发表极具号召力的檄文。然而，泰特，这一切都只不过是你的想象而已，这不是政治，这是文学，不是吗？”
对于甘地所提倡的“织布机”哲学，格瓦拉的母亲痛斥道：“上帝不允许我们未来的世界倒退到愚昧的状态，倒退到以人为供品的祭祀时代，倒退到从前的奴隶制社会，那是西班牙人入侵之前的印第安人所过的那种原始、愚昧、落后的生活。”
她说：“历史前进的脚步总是出人意料的。”她说：“我们可能不赞同西班牙征服者的残暴，但是，他们结束了印加牧师的暴敛行径，使头脑简单的印第安人接近了理想的曙光，这是人类的福音。没错，他们的天主教会同样非常黑暗，残暴，野蛮，但是，现在看来，人民至少有可能在未来过上一种自由的、理性的生活。”她说：“让历史永远成为过去吧！”她说：“我们绝不能拒绝历史，历史也绝不能倒退……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你的拒绝也将成为历史的一部分。”她说：“甘地的织布机是宗教，是‘伊甸园’，它使愚蠢、贫穷的人民感到幸福，感到神秘。”
格瓦拉的母亲狠狠地批评了甘地的反智主义与虚伪的作秀手段。她说：“这个世界要求领导人能够站远一些，能够深思，能够理性地思考，能够为那些最最基本的计划也无法制定的广大群众制定未来的计划。”她说：“这个贫穷，苦难的世界不需要更多的预言家，空想家，不需要更多的有魅力的领袖，不需要那些所谓的‘人民头顶上的太阳’。”她告诫格瓦拉说：“想想甘地！对于一个远离世俗荣誉的人来说，他设法使自己的名字家喻户晓。他所有的牺牲都是作秀。”她说：“拍马溜须的领袖适合于宗教——适合于奴隶制！——对人类的自由毫无用处！理性和科学才是通往自由的大路。给那些天真的村民留下深刻印象的不是甘地愚蠢的思想，而是他的催眠术。”她斥责甘地说：“当印度发生可怕的地震时，他说，这是因为印度对贱民的压迫所致。这可以根除迷信吗？”她嘲笑那些“天真的村民”：“他死后，那些傻瓜争着去触摸他的尸体。”她说：“甘地并没有解放大众，也没有使他们步入理性的殿堂。”对于甘地“自愿贫寒”的做法，她也一针见血地指出其不可推广的本性。
格瓦拉的母亲对甘地最著名的“非暴力”以及“禁欲”思想同样是深恶痛绝。她说：“他具有的毁灭性力量和我们其他人一样大。”她说他只是“把愤怒转向内心”。她斥责他“迫使别人按照他们的意愿行事。这是好战的另一种表现，他就是想让别人有负罪感。”她说：“你崇拜的甘地仇恨、害怕性爱，他把非暴力和性爱混为一谈，好像杀人和做爱是同一种人类活动。”她讽刺地说：“甘地认为……如果他和一个赤身裸体的姑娘同床共枕，但又可以保持禁欲，那他就能够解决巴基斯坦的问题。这样的鬼话只能出自那个自认为自己的精液无所不能的家伙的口中。”
她提醒自己的理想主义儿子，说：“你只顾关注自己的愤慨，你忽略了周围发生的一切——对无辜群众、可怜的孩童实施的恐怖屠杀。”她说：“你像你的父亲，想为这个世界做出太大的牺牲，想成为牺牲品，成为圣人。”她认为自己的儿子应该让自己变成一个“有理性的思考家”，来引导那些“愚蠢得让人无法忍受”的群众。
面对母亲措辞激烈的来信，面对那滔滔雄辩，面对那锋芒毕露的批评，格瓦拉“备感疲倦、激动、愤怒，无法入睡。”他想反抗，想驳斥母亲的话，却又抵挡不住她那“把世界撕成碎片的那份聪明才智。”这封信的内容，对他日后的思想以及行动上的转变，在暗地里究竟产生了多大的作用，我们不得而知。唯一能够确定的是，他母亲的思想将会影响他的革命之路。
在一次冲动中，格瓦拉开枪打死了一个士兵，而他的朋友查科也死于那次冲突之中。这是他人生中最重要的转折点，是“埃内斯托•格瓦拉”真正变成“切•格瓦拉”的导火索，是走向暴力的实质性的一步。这次意外（但也是情理之中）让格瓦拉没有了退路，愤怒、绝望、失落、以及避免负罪感的念头，让他终于抛弃了甘地。从此以后，格瓦拉的手沾上了鲜血；从此以后，一个同时具有英雄与恶魔双重身份的革命斗士，就这样蜕变出来了。
切•格瓦拉拿起了枪，跟随着不计后果，具有勇敢的大无畏精神的卡斯特罗开展游击战争，夺得了古巴政权。建立政权后，发生了“古巴核危机”。这事的结束让立场强硬的古巴新政权丢足了面子，随后其工业也出现了问题。格瓦拉这个愤怒青年工业部长根本就没有足够的能力去搞好古巴的工业，然后他有跟卡斯特罗发生了分歧，被流放至派恩岛上，直至卡斯特罗批准他去往玻利维亚创建游记中心开展对抗政府的战争——他又可以回到他所乐于接受并且擅长的岗位去了。
格瓦拉在玻利维亚的初期，与玻利维亚共产党协商，要求对方提供干部以及其他支援，可是对方却一味要求古巴方面的支援，却左右摇摆，不肯实质性地支持格瓦拉的游击队。在没有当地组织支持的情况下，游击战争在还没有准备妥当的情况下就被迫爆发了，他们不停地转移方位，打击政府军，取得一定的成就，但自己也有伤亡，却无法招募到新的成员。他们发现，在这里若想要招募到当地的印第安农民成为游击队员，可是难比登天。
格瓦拉发现这里的居民真是又愚昧又顽固。他用药医好了孩子，却被巫师和病人的家人视为拥有更强巫术的巫师。在印第安人的眼中，有的只是模棱两可的传说故事和超自然的鬼话。格瓦拉苦恼地发现“无论我说什么，他都可以将其转变成自己满意的内容，因此，他可以拒绝进入历史。他甚至无需和我争辩。当我提及‘工厂’里的‘工人’时，他脑海里闪现的是来自无人知晓的冥界的新魔法师。”他悲哀地感叹道：“他们根本就不需要那些自以为是的人，他们需要的是鞋子。”在这里，我们可以发现格瓦拉的母亲在给他的信中所说的那些，都先知般地印证了他后来的经历，某种意义上来说，在玻利维亚的暴力革命，是格瓦拉对自己的过去，对父亲，对甘地思想的剧烈反抗。
一位记者找到了游击队，并采访了格瓦拉。格瓦拉谈了他对暴力革命，对拉美，对第三世界以及帝国主义的看法。他对记者表明了坚持长久艰巨的暴力斗争的观点与决心。
记者乌尔夫问格瓦拉：“谁有权利为我们的人民进行选择，这么大面积的灾难。”格瓦拉回答说：“我们没有为任何人做出选择。我们革命的目的是告诉大家，战争必须以此种方式展开。我们将其提供给人民。如果人民不和我们同心同德，我们决不会胜利。”他又说：“我们做的一切都是顺应历史的要求。”对此，乌尔夫质疑道：“历史经过你的诠释变成了一种神谕，变成了神只。发出要求的不是你吗？”格瓦拉沉默了。他无言以对，就像当年面对母亲的信件一样。
格瓦拉在一个乡村惊喜地发现，这里的人居然信仰共产主义。可再深入一了解，他又失望了。他们只不过把共产主义当作另一种印加神话而已（其实这个世界上又有多少人是能够真正理解“共产主义”、“资本主义”、“帝国主义”、“革命”、“解放”这些词语的？多少人都只不过把他们当成某种神话，某种神只或者是恶魔而已。如果你问一个陕西山区里的农民或者在上海CBD里上班的高级白领：“你们认为共产主义的本质是什么”，他们能够答出来吗？他们或许只不过把共产主义当成某种神话或理想而已。如果你问那些把切•格瓦拉的头像穿在身上的摇滚乐爱好者切•格瓦拉与别的共产主义革命家有什么区别，他们能够告诉你什么？告诉你他长得比较帅吗？）。村民们把“我们的宣传歪曲成千禧年的幻想，歪曲成土匪的故事”，他们让格瓦拉感到愤怒与恶心，他甚至想“揍那个孩子，揍那个女人，揍那个愚蠢的老家伙。我要在他们脸上打几个耳光，我要把他们打醒！”他认识到了自己的失望之所以会导致愤怒的原因：“我渴望控制他人，渴望在他人身上实施利他主义的权利，从而得到自身的满足。假如对方不合作，那么，伤害在所难免。”
游击队不停迁徙。他们穿越茫茫大山与连印第安人都不敢接近的原始丛林。在看不到尽头的游击战争中，队伍中的矛盾逐渐增多，士气渐渐低落下去，但其传播革命思想的任务却丝毫不得进展。格瓦拉无奈地于日记中写道：“我们发动了武装起义，我们的行动应该能够把他们从束缚着镣铐的梦游中唤醒，然而，他们毫无反应。我在他们身上察觉出一种比睡眠还要深黑的东西（也许，他们做梦的时候并没有沉睡）。无论何种情形，他们始终在观察。我们在他们眼里就是一幅风景画。”他剖析了印第安人的心理，得出了结论：“印第安人把我们视为高于他们的人群，认为我们具有超自然的能力，这样，他们就有理由蜷缩在自己的洞穴里，同时也不伤害自己的自尊。”（看看我们的四周，看看我们自己——这些或那些的政治缩头乌龟，无不是怀着与印第安人同样的卑贱思想）。他发现自己过去的理想就是当地居民现在的状态：“他们的梦幻就是甘地的梦幻，是那些拒绝历史的人的梦幻。他们梦想跨越历史，回到过去，回到他们自己的生活方式中。然而，他们的生活方式就是无尽的苦难！”
原本充满了激情与理想的游击队员越来越失望了，甚至连纯洁如切•格瓦拉这样的人也不例外。他原本在印第安人面前是极度的诚实而坚持原则的，但后来，篷科居然发现他在印第安人们面前撒谎了，这让篷科感到“整个世界在我眼前摇晃起来。”不仅如此，他甚至还发现曾经固执地坚持真理的格瓦拉也开始迎合印第安人的神话传说。篷科提醒他说：“你必须清楚，你说的一切都被他们错误地理解了。”而这时，格瓦拉居然回答说：“我们必须屈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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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对信仰的摒弃来迎合“事业”。这可能是一切革命者最后将会变成的样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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篷科在他的日记中写道：
“他在制造假象。他允许他们按照自己的意愿理解他的话。这可不像他的一贯作风。这只能有一个解释：他快死了，我们快死了。他在坟墓下面观察着局势，他的意志垮了。对切来说，这意味着一件事：他觉得自己已经死了。我很恐惧。但他看上去很是镇定，一种新的镇定，一种奇怪的镇定。他把自己的生命交给了这种镇定。
还有我们的生命。”
格瓦拉的无力感越发浓重。他觉得自己的理想与印第安人的思想成为了无法调和的矛盾：“我说，你们自己必须当家作主。他们却说，你必须做我们的国王。”
最终，格瓦拉的游击队于四面楚歌中彻底地失败了。格瓦拉把篷科留到断后的队伍里，故意给他留下了生机，而让自己与其他的人去牺牲。篷科背负着自己的，切•格瓦拉的，游击队员钱巴和科科的战争日记，回到古巴，回到安全的派恩岛上，面朝大海，重新组合关于玻利维亚的战争记忆。他对格瓦拉的看法在此期间也几经微妙的波折，他对格瓦拉有了更为透彻，深刻的认知：“在我看来，有些人像切一样，内心始终怀有死亡的恐惧。为了忍受这种恐惧，他们必须采取某种方法将其释放出来，他们跟踪它，不是自我对抗，而是将其视为他们看得见的敌人，某种他们可以命名的东西，就像玻利维亚政府军，就像帝国主义。”
篷科想象着格瓦拉被捕后的情形。他受到折磨和羞辱。可耻的政府军的军官驳斥着他的世界观，并且是用一套合乎逻辑，非常有道理的理论去驳斥他，就像当年他母亲给他的信一样，就像当年的记者乌尔夫（这个被政府军杀害的记者）一样，让他无法反抗，从心理到生理都处于崩溃癫狂的状态。篷科想象着格瓦拉的死亡。他明白了在格瓦拉的心里“有一个内容是切完全了解的，他了解它所有的变化形式：他的痛苦；痛苦的本身；我们的需要（书的封底上又译作‘我们的欲求’）”。
为了对抗痛苦，这个一生为哮喘病所缠绕的悲剧人物，不惜以痛苦对抗痛苦。他信奉甘地，也是因为甘地赞同自愿受苦；他信仰革命，也是因为革命能将他自己投入到痛苦之中。对于他来说，痛苦，就是耶稣的十字架，就是西西弗斯的巨石，就是他的救赎。对于他来说，痛苦，就是他的拳头，用以打碎牢笼，以争取自由。
切•格瓦拉，这个传奇的“红色罗宾汉”，这个“完美的人”，终归也只不过是一具凡俗的血肉之躯而已。他就这样死了。事情正如小说封底所引用的那段《纽约时报》书评中话所说的那样，他身后的世界几乎没有任何的改善，一切依然是如此的不堪入目，风雨飘摇，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在后面的“历史大事记”中，作者悲叹道：“第一次是悲剧；第二次是闹剧；第三次是……我累了，我不知道该如何解释，不知道该解释什么。”面对中美建交，越南战争，红色高棉，面对“帝——国——主——义”和“解——放”，他找不到解释，任何的解释。历史是如此的复杂，历史明明就是被清晰地记载着，任何一件具体的历史事件都能够被人从某种角度轻易地解释，任何一种哲学都能够解释历史，但是从宏观来说，从整个人类的角度来说，任何解释最终都是无力的，都是虚假的，都是能够被轻易推翻的。一切似乎都是能够被轻而易举地解决，但是为何放到一起，最终却让人无从下手？历史难道就是一个莫名其妙的谜吗？在这个谜的面前，一切的哲学，所有的思想，都显得那么的渺小——为何这个不解之谜依旧会是一个不解之谜？我们都能够在山里挖出长长的隧道搞什么机器去模拟宇宙大爆炸的情形了，可是为何这么明白可见的东西，我们却还是寻找不到一种万能的理论？难道历史是有意志的生物，它会向任何试图解释它的理论说不的吗？
面对着这种让人沮丧的情形，小说并未让人回到印第安人的洞穴中去，作者不愿意教导我们去拒绝历史，去拒绝政治，去当一个远远看着风景画的冷漠野蛮人。在小说的最后，有一段含义极为深刻，所含内容极为庞大的文字，这段文字针对的对象是切•格瓦拉，是我，是你，是作者本人，是翻译者，是研究者，是所有的读者，以及别的一切人：
“——不！（我接受他朋友的愤慨，接受他的纠正。）这绝对不是回应！（他说）这只是动物痛苦的吼叫！你错误地理解了你从这部分历史中获取的指示。你的理想主义（没有人需要）在历史中变了味道。但是，你反讽侵害的不是历史，而是你自己。你会坐着不动吗？请允许他的生命盘问你的生命，然后即兴给出一个答案——接下来的一步，必要的一步。重新开始！一切都需要从头来过！”
历史无穷的动荡给我们带来了无穷的灾难，我们恐怕永远都没有办法给正义与邪恶、进步与倒退给出一个普世定义，但这并非蔑视正义与革新的理由。我们该如何迈向未来？没有人知道。但我们还是不能拒绝迈向未来。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我们占历史的那一部分不应该是对历史，或者说是对未来的拒绝。可能这个世界真的很狂暴，很疯癫，如黑色暴风雨中于大洋中心的一叶小舟一样危险，也许历史真的是个永远也解不开的谜，但是我们的生命还是要继续，并且应该是以一种渴望光明的姿态抬头继续。
绝望的理想主义，对自由的极端诉求，罪恶的政客和资本家，犬儒懦弱而愚蠢的人民，这些都带来了伸手不见五指的黑暗和与没有救赎的世界中肆虐的腥风血雨。这本虚构的小说给我们带来的却是比纪实作品更为真实的世界。杰伊•坎特为我们展现了历史的每一个方面，每一种本质，每一样矛盾，每一团迷雾。他的小说并不是一味的赞颂英雄和英雄主义，也并非盲目地棒打恶魔与恶魔崇拜，更不是伪善地、惺惺作态地进行似是而非的“辩证”。他做的只不过是诚实地展示他所看到的想到的感受到的一切。或许有的时候，带着无尽的思索地去展示世界的真实面目的作品要比试图给出一两个标准答案来解释世界的作品更为可取。因为只要你能够把世界展现出来了，把你的所有疑问与困惑，所有自相矛盾的思想展现出来了，读者们才会从你的作品中找到属于自己的答案，而无数人的答案，最终汇聚成思想的海洋，这终会形成某种庞大的思想体系，这种体系比一切哲学家闭门造车构建的体系都要庞大，都要全面，这种体系将会成为解释历史的最终答案。这就是真正的光明，真正的未来，历史的进步将会随着这种体系的成长而走向更高级的阶段，这就是后现代主义的最伟大之处——伟大的不是它的本身，而是它所引导的体系，它所促进的前进，它是一个模糊的东西，它本身“一无是处”，没有任何的答案，但是它是通往真理之旅的的启蒙者，它承前而启后，超越了一切既有的思想。
在这本小说里，你看到了什么？这个恐怕只有你自己才知道。
我看到了太多的东西了。太多的东西堵在我的心里，堵在我的喉咙里，我已经没有办法说更多的了。我只能够在这里与君共勉一句：“人生不是走过旷野的漫步。”
温馨提示：内容为网友见解，仅供参考
第1个回答 2009-01-22
切·格瓦拉，一个被称为“红色罗宾汉”的游击革命家，一个被誉为“共产主义堂·吉诃德”的理想主义者，用他39年的短暂时光谱写了一部生命传奇。
切·格瓦拉，1928年6月14日生于阿根廷罗萨里奥省。他毕业于布宜诺斯艾利斯大学医学系。身为受过良好教育的阿根廷人的格瓦拉，本来可以选择稳定安逸的生活，然而，他却抛弃了这一切，投入了拉丁美洲的革命烽火。1955年，格瓦拉在墨西哥流亡时与古巴革命者卡斯特罗结识，从此加入了古巴的革命斗争。革命胜利后，曾担任古巴国家银行行长、工业部长。为了把古巴建设成为一个没有贫穷、没有剥削的新国家，格瓦拉多次出访国外，成了古巴著名的国务活动家。但是，1965年3月，在他出访亚、非国家回到哈瓦那后，古巴政坛上再未出现格瓦拉的身影。原来，这位天生的革命家已经辞去了古巴党、政、军的一切职务，去其他国家继续进行反帝斗争。这一切连他最敬爱的母亲都不知晓。
格瓦拉在给卡斯特罗的告别信中说：“哪里有帝国主义，就在哪里同它斗争；这一切足以鼓舞人心，治愈任何创伤。”而在他看来，非洲无疑是遭受帝国主义压迫最严重的地区。切·格瓦拉先在刚果东部金沙萨领导游击战争，1966年返回拉丁美洲，深入玻利维亚丛林开展“游击中心”的革命活动。1967年10月7日，格瓦拉的游击队伍被玻利维亚政府军包围，格瓦拉被俘。1967年10月9日，他被玻利维亚当局杀害，时年39岁。
格瓦拉是个满怀激情的革命家，是一个为正义，为真理献身的理想主义者。他写信给子女：“你们应当永远对于世界上任何地方、任何非正义的事情，都能产生最强烈的反感。这是一个革命者的最宝贵的品质。”身为阿根廷人，为了正义，他投身于古巴的革命事业；作为古巴国家的开创者，为了真理，他放弃了已有的一切，深入玻利维亚丛林，在极其艰苦的环境中继续反帝的游击战争。他是一个“堂·吉诃德”式的传奇人物，总是不经意间给世人以惊奇，用自己的生命书写着一个共产主义战士的悲壮历史。
作为个人，格瓦拉是坚强、刚毅的。在两岁时，他患上了哮喘病。与疾病的长期斗争磨练了他超人的意志和信心。在茂密的丛林，方脸、白皙、剑眉、大胡子、头戴圆形软帽、右手握着冲锋枪、嘴里叼着雪茄的格瓦拉镇定自若，有条不紊地指挥着游击战争，他被亲切地称为“红色罗宾汉”。临刑前，格瓦拉面对敌人的枪口，毫不退缩，“开枪吧，胆小鬼！你要打死的是一个男子汉！”这是一个英雄的声音，是一声为了真理而不屈的怒吼！
格瓦拉牺牲以后，世界各国人们纪念他，出版了各种语言的传记、影视作品，怀念他、赞扬他。在世人眼中，切·格瓦拉已经超越了革命者的身份，成为追求真理、正义的理想主义者的象征，成为拯救人类于苦难的精神偶像。
没读过才看！！
切·格瓦拉，1928年6月14日生于阿根廷罗萨里奥省。他毕业于布宜诺斯艾利斯大学医学系。身为受过良好教育的阿根廷人的格瓦拉，本来可以选择稳定安逸的生活，然而，他却抛弃了这一切，投入了拉丁美洲的革命烽火。1955年，格瓦拉在墨西哥流亡时与古巴革命者卡斯特罗结识，从此加入了古巴的革命斗争。革命胜利后，曾担任古巴国家银行行长、工业部长。为了把古巴建设成为一个没有贫穷、没有剥削的新国家，格瓦拉多次出访国外，成了古巴著名的国务活动家。但是，1965年3月，在他出访亚、非国家回到哈瓦那后，古巴政坛上再未出现格瓦拉的身影。原来，这位天生的革命家已经辞去了古巴党、政、军的一切职务，去其他国家继续进行反帝斗争。这一切连他最敬爱的母亲都不知晓。
格瓦拉在给卡斯特罗的告别信中说：“哪里有帝国主义，就在哪里同它斗争；这一切足以鼓舞人心，治愈任何创伤。”而在他看来，非洲无疑是遭受帝国主义压迫最严重的地区。切·格瓦拉先在刚果东部金沙萨领导游击战争，1966年返回拉丁美洲，深入玻利维亚丛林开展“游击中心”的革命活动。1967年10月7日，格瓦拉的游击队伍被玻利维亚政府军包围，格瓦拉被俘。1967年10月9日，他被玻利维亚当局杀害，时年39岁。
格瓦拉是个满怀激情的革命家，是一个为正义，为真理献身的理想主义者。他写信给子女：“你们应当永远对于世界上任何地方、任何非正义的事情，都能产生最强烈的反感。这是一个革命者的最宝贵的品质。”身为阿根廷人，为了正义，他投身于古巴的革命事业；作为古巴国家的开创者，为了真理，他放弃了已有的一切，深入玻利维亚丛林，在极其艰苦的环境中继续反帝的游击战争。他是一个“堂·吉诃德”式的传奇人物，总是不经意间给世人以惊奇，用自己的生命书写着一个共产主义战士的悲壮历史。
作为个人，格瓦拉是坚强、刚毅的。在两岁时，他患上了哮喘病。与疾病的长期斗争磨练了他超人的意志和信心。在茂密的丛林，方脸、白皙、剑眉、大胡子、头戴圆形软帽、右手握着冲锋枪、嘴里叼着雪茄的格瓦拉镇定自若，有条不紊地指挥着游击战争，他被亲切地称为“红色罗宾汉”。临刑前，格瓦拉面对敌人的枪口，毫不退缩，“开枪吧，胆小鬼！你要打死的是一个男子汉！”这是一个英雄的声音，是一声为了真理而不屈的怒吼！
格瓦拉牺牲以后，世界各国人们纪念他，出版了各种语言的传记、影视作品，怀念他、赞扬他。在世人眼中，切·格瓦拉已经超越了革命者的身份，成为追求真理、正义的理想主义者的象征，成为拯救人类于苦难的精神偶像。
没读过才看！！
有没有人读过《切·格瓦拉之死》?
《切•格瓦拉之死》是一部极具野心的巨著,它是真真正正的灵魂炸药:它能够让有的人怀疑并重整自己的人生观,让另外的人颠覆自己的人生观。读懂它就读懂了历史,虽然它并没有为历史而给出什么标准答案,如果说这个世界只能剩下一本关于历史的书,那么就剩下它吧,让那些什么经什么书和什么《红楼梦》之流为其让路吧...
切·格瓦拉之死内容简介
故事始于1965年，古巴革命的领导者切·格瓦拉在派恩岛反思过去，开始撰写自传。他回想起在阿根廷的童年时光、与同伴穿越南美大陆的旅程以及对能拯救苍生的领袖的期待。他的战友兼保镖蓬科始终陪伴左右，提出看法并补充缺失内容，质疑切将过去神话化的做法。切计划在玻利维亚建立游击中心，这一计划得到卡斯特罗的...
切·格瓦拉之死的内容简介
在切撰写回忆录的过程中，他始终伴随左右，不仅提出自己的看法，而且还帮助补充缺失的内容。在他看来，切有意把自己的过去写在某种神话，目的是激励更多的能人志士投身革命。对此种做法，他始终抱有疑问。后来，切关于在玻利维利创建游击中心的计划得到了卡斯特罗的认可，他是自传就此中断了。三年后，蓬科...
切·格瓦拉之死的介绍
《切·格瓦拉之死概述 》，是新星出版社2006年出版的图书，这是一本史诗般壮丽的小说。作者运用史实、传说和他自己的惊人想象描述了古巴革命领袖切·格瓦拉的一生。
格瓦拉传图书评价
《格瓦拉传》是一本深入揭示切·格瓦拉真实生平的权威著作。作者以其亲身经历的战争和对格瓦拉死亡的见证，经过40年的不懈努力，探寻了历史真相。此书以极高的学术价值和深度，为读者揭示了一个鲜为人知的切·格瓦拉形象。本书的译者毕业于北京大学西语系，拥有深厚的语言功底和西班牙语文学与文化研究的专长...
切·格瓦拉之死
当局在10月11日正式报告了格瓦拉在10月9 日被杀。10月15日卡斯特罗宣告古巴全国哀悼三天。切格瓦拉之死被认为大力鼓舞了当时社会主义革命运动思想遍及至拉丁美洲和其他第三世界国家。 寻找格瓦拉骸骨 格瓦拉牺牲时,他带领的游击队几乎全军覆没,只有极个别人幸存。 格瓦拉的尸体究竟被埋在哪里,事隔多年,已没人能说得清...
切·格瓦拉之死作者简介
邹亚，1961年出生于中国，南京河海大学外国语学院英语系的副教授。她翻译过《来自无人地带的明信片》与《客迈拉》等作品。杰伊·坎特与邹亚在各自的领域内都有着深厚的学术造诣和丰富的创作经历。他们不仅在自己的专业领域有着突出的贡献，同时在文学翻译方面也有着不俗的表现。杰伊·坎特的《大颈区》与...
切·格瓦拉之死
在往后的日子里经常骄傲地展示在记者面前。 格瓦拉在10月9日下午1:10被处死在拉伊格拉的一间校舍。 玻利维亚当局在10月11日正式宣布了格瓦拉在10月9 日被杀。10月15日卡斯特罗宣告古巴全国哀悼三天。切·格瓦拉之死被认为大力鼓舞了当时的社会主义革命运动，影响遍及拉丁美洲和其他第三世界国家。
切·格瓦拉故事传说
切·格瓦拉的传奇故事主要体现在他的战争日记和英勇事迹中。1966年11月至1967年10月，他在玻利维亚的游击战日记详细记录了革命活动的起始、政府军的发现，以及纵队分组和失败的经过。这些日记揭示了格瓦拉与玻利维亚共产党的分歧，导致部队人数少于预期。他的日记被Ramparts杂志未经修饰地翻译并迅速传播全球，...
切·格瓦拉面对死亡正气凛然:你们要杀的是个男人
玻利维亚人雷希纳尔多·乌斯塔里·阿尔塞是一名医生兼记者,曾近距离目睹了格瓦拉被枪杀后不久的尸体,因披露格瓦拉被谋杀这一事实而至今流亡巴西。40多年来,他遍访格瓦拉的同志与战友,查阅玻利维亚军方机密文件,在《切·格瓦拉——一个偶像的人生、毁灭与复活》(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刘长申译)一书中,首次披露了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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