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很少人知道并相信，在明朝中后期，中国就已经开始了近代化！满人入主中原打断了这一历史进程，耽误中国整整300年。
一般人都想象不到，明朝非常先进与开放，在许多方面不仅不落后于西方，而且还居于世界领先水平。
首先，我们先看明朝的精神文明：
明代的中国，在伏尔泰眼中是西方学习的榜样。那时的皇帝似乎不很勤政，但良好的体制和各级官僚很好地维持着帝国的运转。那时的知识分子也不再仅仅是皇权的依附物，而把书院作为抗争的阵地，并敢于在朝堂上与皇帝据理力争，而且象王夫之、唐甑这样的学者则开始关注人权等问题。中国全境亡于蒙古的痛苦经历和关外落后民族的不断侵扰，也使得知识分子开始把目光投向“民族国家”的构建问题。书院的广泛分布、生活的富足、教育的普及，使得各种学术活动遍地开花，也使得更多的中国人有条件与同期脱离了宗教束缚的西方人一样思考着人性问题。那时，以中原华夏贵胄自居的明代知识分子，是自信的，也是开放的，从皇帝到各级官僚，再到一般知识分子，对西方先进技术的掌握和引进抱着热忱的欢迎态度。以往被看得很低的“奇淫技巧”，在明代也获得了广阔的生存空间，当时中国人的思想自由和创造力都极其惊人。
1、在政治思想上，许多思想家都把思想锋芒都达到了“民权”高度。王夫之提出了虚君立宪思想，他说：“预定奕世之规，置天子于有无之处”，
“以法相裁，以义相制，……有王者起，莫能易此”。宪法高于一切，即使天下再易手，新的“王者”也不能轻易改变宪法。即使今天，这样的道理又有几人知道？黄宗羲则怒批君主专制：“为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已矣”。东林党领袖顾宪成则提出：“天下之是非，自当听之天下”，如此明确的舆论监督思想，今天又有几人知道？
2、在人文思想方面，明朝思想家们普遍主张以人为本，张扬个性。王阳明说：“我的灵明，便是天地鬼神的主宰。”王艮说：“知得身是天下国家之本”。汤显祖说：“天地之性人为贵，人反自贱者，何也。”陈确说：“天理正从人欲中见，人欲恰到好处，即天理也”。同时，他们都主张学术要冲破一切网罗，自由驰骋，即使孔子之言，也不能尽信。王阳明说：“学贵得之心，求之于心而非也，虽其言之出于孔子，不敢以为是也”。又说：“道，天下之公道也；学，天下之公学也，非朱子可得而私也，非孔子可得而私也。”而400多年后，中国还有“两个凡是”之论！真不可以道里计！唯物主义思想巨人王廷相还把“惟先儒之言是信”的教条主义者人嘲笑成“函关之鸡”，他说：“学者于道，不运在我心思之神以为抉择取舍之本，而惟先儒之言是信，其不为函关之鸡者几希”。冯梦龙在《广笑府叙》中说：“又笑那孔夫子这老头，你絮絮叨叨说什么道学文章，也平白的把好些活人都弄死了”，这样的话与鲁迅等启蒙精英在五四时期的言论岂不是如出一辙？
3、在经济思想方面，王夫之明确主张皇帝也不能侵犯私有财产：“王者虽为天地之子，天地岂得而私之，而敢谈天地固然之博厚，以割裂为己土乎”。他又指出人君也不能干涉经济自由：“人则未有不自谋其生，上之谋之，不如其自谋，上为谋之，且弛其自谋之心，而后生计愈蹙”。而这个道理，在400多年后，治国者还是不知道，他们的智慧还不如小岗村的那些冒着杀头危险私搞“承包”的农民！
其次，我们再看看明朝的科学技术：
自16世纪中叶至17世纪中叶100年间，是我国科学技术史上一个群星灿烂的高峰时期，各种科学成果异彩纷呈，同时出现方以智、李时珍、徐光启、徐霞客、宋应星五位科学巨人以及朱载堉、李之藻、王征等众多科学家。中国的科学学科体系已具雏形，与西方相比毫不逊色。莱布尼茨在《中国近事》序言说：“中国这一文明古国与欧洲难分轩轾，双方处于对等的较量中”。李约瑟也认为，由于历史的巧合，近代科学在欧洲崛起与耶稣会传教团在中国的活动大体同时，因而近代科学几乎马上与中国传统科学相接触。在明代，中国的传统数学、天文学由于西学的到来而复兴。到1644年中国的和欧洲的数学、天文学和物理学已经没有显著的差异，它们完全融合，浑然一体。在明朝，各种技术和原始机器的发明和创新尝试在各个领域不断涌现。在北京保卫战中，明朝军队竟然出动了中国人制造的“喷火坦克”，足见当时中国社会之开放自由、创造力之勃发。
1634年，即明朝灭亡前十年，在徐光启的主持下《崇祯历书》修编完成。而一年前的1633年在西方，被誉为近代科学奠基人之一的伽利略被罗马教廷判处终身监禁，晚年极其悲惨。而徐光启当时的职务是“东阁大学士”和“文渊阁大学士”，得到崇祯皇帝的宠信。这是西方和中国明朝在天文学上的对比，可以说，中国明朝崇祯皇帝对天文学的支持远超过欧洲。这部集欧洲天文学所有经典为大成的《崇祯历书》不仅代表“西学东渐”的学术成果，还代表着中国对西方天文学的接纳，而更为可贵的是这在欧洲还尚且不能。
1、徐光启提出建立以数学为基础的整个科学技术发展的学科构架。崇祯2年（1629年）7月26日，徐光启给崇祯皇帝上奏折《条议历法修正岁差疏》，论述了“数学和其他科学的关系，数学在生产实践中作用”，他是把数学作为其他一切自然科学和工程学的基础来看待。
2、方以智对自然科学和哲学进行了科学划分和论述。那时西方连哲学和科学的区别都弄不清楚，而方以智已经明确提出概念的区分和关系的论述。
3、在军事科学方面，徐光启在崇祯2年（1631年）上疏建议组建全火器装备的现代化陆军。他建议，一营陆军用“双轮车”120辆、“炮车”120辆、“粮车”60辆。“西洋大炮”16位，“中炮”80位，“鹰铳”100门，“鸟铳”1200门，战士2000人，队兵2000人。……练成15营6万人，并推举孙元化先训练一营。此计划得到崇祯皇帝的激切赞赏和大力支持，并投入实施。孙元化是徐光启的学生，也是徐光启新军事思想的大力实践者。孙元化本身在科学上也有相当造诣，著有《几何体论》、《几何用法》、《太西算要》。可以说没有孔有德的叛变，他会训练出一支相当强大的火器部队来，彻底歼灭满清应该也没有问题。但孙元化很快被叛军孔有德俘虏，后虽放回却因渎职罪而被处死。徐光启训练新式陆军的计划虽然落空，但他却已经指明了中国近现代军事的发展方向。没有满清的中断，中国在军事上是不会落后于西方的。
4、在机械工程学与物理学方面，王徵自制出自行车、自转磨、虹吸、鹤饮、刻漏、水铳、连弩、代耕、轮壶，同乡人把他当作诸葛孔明复出。王徵和金尼阁合作翻译了《西儒耳目资》，这是中国第一部罗马字注音专著。王徵和西方传教士邓玉函合作翻译编写创作了《远西奇器图说》，这是中国第一部系统引进西方机械工程学与物理学的著作。
5、现代医学也开始萌芽，李时珍的《本草纲目》实事求是，不迷信古人，其正确性超过了以往所有本草学著作。而吴有性的《瘟疫论》则透露着中华新医学的曙光。
第三，我们再看看物质文明：
明朝代表着当时人类文明发展的最高水平。明代末年的中国生产力高度发展，永乐年间的铁产量高达9700吨，而17世纪欧洲产铁量最多的俄罗斯才2400吨；无论是铁、造船、建筑等重工业，还是丝绸、棉布、瓷器等轻工业，明朝在世界上都遥遥领先，工业总产量占全世界的2/3以上，比农业产量在全世界的比例还要高得多。与此同时，明末的对外贸易量也相当惊人。根据已有研究成果推算，明中期到明末的百年间，由欧亚贸易流入中国的白银在7000到10000吨左右，约占当时世界白银总产量的1/3。那时，不是欧洲而是中国占据了世界经济中心的地位。
第四，我们再看看明朝的对外交往：
明朝人对外极其开放。在对待外国文明的态度上，瞿太素主张应以文化的高低来区分是否文明国度，他说：“其人而忠信焉，明哲焉，虽远在殊方，诸夏也。若夫汶汶焉，汩汩焉，寡廉鲜耻焉，虽近于比肩，戎狄也”。
流亡到日本的朱舜水也说：“世人必曰：‘古人高于今人，中国胜于外国。’此是眼界逼窄，作此三家村语。”徐光启说：“欲求超胜，必须会通；会通之前，必须翻译”，“令彼三千年增修渐进之业，我岁月间拱受其成”。这一主张得到了崇祯皇帝的全力支持。事实上，明朝中国民间和官方已经同时展开对西方科技思想书籍的大规模翻译。现在我们把林则徐，魏源看成是睁眼看世界第一人。其实比他们早两个世纪，徐光启等一大批明朝知识分子已经把视野转向世界，并且认识到中国以后最大的竞争对手是西方列强。徐光启说：“今之建贼，果化为虎豹矣，若真虎豹者，则今之闽海寇夷是也”。也就是说，虽然那时关外的建州满人虽然是明朝的大敌，但象徐光启、崇祯皇帝那样的人已经知道西方将是中国更凶恶的敌人，因此在内忧外患之中还不忘加紧引进西方科技。
明朝，中国人不仅走了出去，而且还独占中国近海以及东南亚的海上霸权，确保了祖国的海上安全。更为关键的是，由于我们不仅没有关上国门，而且还走了出去，这样使我们的航海与军事技术都始终与西方世界始终接轨，不至落后。
郑芝龙在明朝官方的支持下曾经发展成为拥有三千多艘海洋贸易船只，超级庞大的海上贸易集团。当时郑芝龙集团势力已经达到“凡海舶不得郑氏令旗，不能来往，每舶例入二千金，岁入以千万计，以此富敌国”。崇祯元年，荷兰人和汉人许心素联手在东山岛海面上向他发动攻击，郑芝龙盛怒之下出动千艘船只进行还击，捕获荷兰人的两艘大船和85名荷兰船员。不久又攻入厦门港，把许心素抓获处死并再捕获一艘荷兰船和一艘快艇。等到强大的中国海盗集团刘香势力崛起之后，“荷兰人与刘香勾结，在1633年7月12日突袭厦门，把港内郑芝龙水师的二、三十艘战船击沉或烧毁，这些被破坏的船只每艘上面配备有16门、20甚至36门的大炮，可见郑芝龙的明军水师实力强大到什么程度。而在短短两三个月内，郑芝龙竟能连续对荷兰人发动两次庞大的海上反攻。出动包括五十艘特大战船在内的150艘战船，使刘香海盗集团和荷兰人遭受到重创。最后彻底消灭了强大的刘香海盗集团，并使荷兰殖民强盗受到沉重打击。这种战果在中外交锋的历史上是罕见的。也奠定了郑芝龙的明军海上力量在这片海域上的霸主地位。荷兰人在见识了他的厉害之后，改变了对他敌对的态度，与他合作，以求在几乎完全由他垄断的贸易中得到一些好处。
荷兰的东印度公司根本无法和郑芝龙集团竞争，无论在军事上，还是在贸易上，都是如此。德国学者Aldree he wiltn说“他除靠那一项强暴的营业税收（每舶例入二千金），又靠本身的投机生意，而终于积攒起一笔莫大资产，他的船只计有三千，他令其船主们巡航到暹罗、马尼拉、马六甲等地，就豪华以及财富而论，他凌驾在他君主之上”。当时就连郑氏家族手下其他成员，都富可敌国，如户官郑泰“守金门，资以百万计”“富至千万”“少者百万”。
我们还可以从另外一些方面看看这个中国的海上集团当时强大富裕到什么地步。《明末中国的私人海上贸易》中说：“崇祯元年，台湾荷兰长官与郑芝龙订立为期三年的购货合同，议定郑芝龙每年向荷兰交付生丝一千四百担，糖五千担，糖姜一千担，绢绫五千担，荷兰人支付29万9700元，这项合同后因荷兰东印度公司缺乏现金作罢。”
总之，明末华夏文明处于进入人类文明更高级阶段的前夜，前程未可限量。虽然因为饥荒西北起了民变，但以明朝的实力是完全可以镇压下去的。而事实上，民变之起也跟由于平定满人而增加税收有关。增加税收，江南尚不觉得吃力，而西北却承受不了。假如满人不在关外闹事，一是西北民变未必会起，二是明朝也可倾力镇压，而左支右绌而致流寇坐大。
中国自宋以来，北宋、南宋、明从根本上说都不是亡于内，而是亡于外。假如，没有被少数民族灭亡，华夏文明成果都将会得到进一步积淀，也许会创造更加灿烂的前景。但这一切却被女真、蒙古和满人这些敌人毁掉了！
明末传教士利玛窦对那时的明朝社会有过这样描述：“这里物质生产极大丰富，无所不有，糖比欧洲白，布比欧洲精美……,人们衣饰华美，风度翩翩，百姓精神愉快，彬彬有礼，谈吐文雅。（利玛窦中国札记第十章
）。这多么像今天西方的景况呀。 [11]
一个变革中的国家是较为脆弱的，而一个正在发生“革命”的国家则更为脆弱。明朝晚期出现了动荡，正是中国的一次“蜕皮”时期。这很不幸地让鞑清钻了空子，于是社会发展的完全被破坏了。鞑清入主时搞的屠城，把很多繁荣的都市都毁灭了，中国的经济遭到了致命的破坏。而鞑清反动的文化政策、残酷的“文字狱”又造成了中国文化方面“万马器喑”的状况。社会发展的源动力因此被彻底消灭了。这是一个彻底的悲剧！
上面说的是明朝，在满清异族统治下，华夏变成了什么样子呢？
首先我们看看清朝精神文明：
满人通过嘉定三屠、扬州十日，几乎把所有崇尚气节、不甘异族统治的知识分子屠杀殆尽。通过大屠杀政策，满族人还第一次彻底灭绝了华夏民族的传统服饰和发饰，华夏民族脑袋后面晃荡的那根猪尾巴成了征服者打在华夏民族身上最耻辱的烙印，华夏民族曾经不曾丢失过的自信骄傲以及民族意识都荡然无存。鲁迅所极力批判的国民劣根性，难道不就是奴才的品性吗？高贵的华夏民族在满清异族统治下奄奄一息，苟延残喘。
在清初几代皇帝厉行的文字狱下，知识分子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传统终极关怀，对人权、对人性的思考也都在中国大地上灭绝了，荒谬的金石学，鱼虫学冒了出来，中国的传统文化不再是有生命的形体，而被博物馆化，钻研满清认可的那些所谓经典和埃及学家在大英博物馆里翻阅埃及文献没有两样，而且还有个很接近的名字——汉学。汉人的学问已成故纸，这意味着汉族真的成为一个考古意义上的名词，或者说清朝的汉人已经不是汉人，
清朝统治者，还通过修纂《四库全书》，焚毁和篡改了大量代表华夏文明最高发展阶段思想精华的书籍，如后来对东亚国家农业、手工业的发展贡献巨大的《农政全书》、《天工开物》都不见了，直到鸦片战争后中国的留日学生才在日本重新发现。
其次，我们再看看清朝的物质文明：
农业方面，明末崇祯时有田783万顷，到乾隆31年（1766）才恢复到741万顷，可见清朝过了一百多年才恢复到明末的生产规模。而最高的记录是嘉庆17年的791万，仅仅超过明崇祯时期7、8万顷。清朝最大的功绩是人口方面，乾隆年间已近四亿，是明末数倍！但在粮食生产没有增加、工商业也没有明朝发达的情况下，人口翻了两番意味着什么呢？难道不是人民生活质量的普遍下降吗？
乾隆时来访的英国特使马戛尔尼说：“遍地都是惊人的贫困”,“很多人没有衣服穿”,“象叫花子一样破破烂烂的军队”。
中国历史上的人口发展，都存在着一个上限，大概在一亿左右，以宋、明之富也没有超越这个极限。清朝生产力并没有提升，却滋生出这么多的人口，不仅说明从清朝开始，中国进入一种低生活质量的发展模式，而且这是一种“反近代化”的道路，巨大的人口也成为中国现代化的巨大包袱。
中国一直都出产大麻、鸦片等作物，并且是鸦片出口国，可到了满清时才有大量民众吸食鸦片，而且中国还成为最大的鸦片输入国呢。生理繁殖活动的异常活跃和对麻醉品的大量需求，显然反映出文化思想活动的贫乏和压抑。
清代铁和布匹这两项指标性的工业产品的总产量在鸦片战争之前从来没有达到过明末的水平，在所谓的“康乾盛世”结束不久，中国工业产量仅为全世界的6%，无论总产量还是在全世界的比例都不及明代末年。
第三，我们再看看清朝的科技水平:
事实上，清朝所有科技研究都已停止，直至近代以来才重新恢复。林则徐广东禁烟期，民间有人献上所谓威力极大的火炮，其实仅仅是明代最普通的军事装备。明代中国的海军极其为强大，战船都配备当时最强大的火炮，而到了鸦片战争时期，中国人竟然好象头一次见到这样的战船，而不得不惊叹“船坚炮利”。直到现在，每一本关于近代的历史书上都会写着，“中国被西方的坚船利炮打开了国门”，而不知在明朝的时候，我们的船和炮一点也不逊色西方！
第四，我们再看看清朝的对外交往：
为了防止汉族得到当时在台湾的郑氏政权和日本、韩国等华夏附属文明的帮助，满清执行闭关锁国政策，富庶的东南沿海地区被辟为无人地带，不仅阻碍了中国贸易的发展，也使得中国与世界主流文明脱轨，中国从1644年至1840年200年间与世界潮流背道而驰。[12]
总之，在清朝统治下，中国文明出现了严重倒退，与西方文明的差距愈来愈大，等到鸦片战争爆发时，在英国人眼里我们已经属于类似印第安人那样的半开化民族了。
明朝海禁,是对倭国的经济封锁,与别国外贸不绝.而胡清的海禁,目的则是切断汉人与海外的一切联系,以防汉人光复中国.清朝的闭关锁国，目的全在后者，完全没有对前者进行考虑。否则，就不会一直以为自己是“天朝上国”，完全不去了解世界，对火器完全不加改进，直到外国的坚船利炮打过来了都措手不及……
再让你看一下我大明朝的皇帝：
明朝是一个伟大的朝代，太祖皇帝朱元璋像赶猪一样赶走了蒙古人，并多次出长城攻蒙古。而在他的儿子，从虽聪明贤良，但却拘泥于书本中的侄子惠帝手中拿得江山的最伟大的明成祖永乐皇帝朱棣的时代，大明疆土超过了950万平方公里，他六次出长城攻蒙古，并亲征到铁木真家乡的壮举也让蒙古人胆寒。明朝在东北三省和现在俄罗斯远东地区的土地上驻有大军数十万，设置了建州三卫所和奴尔干都司，管理在东北的汉族人和已与过去宋朝时金国的女真人大为不同的自称女真人的渔猎民族。（不要说猛哥帖木儿来自朝鲜会宁，蒙元军队中很多人也容入此族，而且当时还已经有了很多在元朝时被蒙古人从俄罗斯西伯利亚通古斯地区赶过来的人并入了女真人，女真人真是杂的可以）明朝在当时做为大明北方边城的现在俄罗斯的尼古拉耶夫斯克（庙街）留有庙宇和石碑，在明朝称为是苦兀的库页岛上也留有石碑，在现在俄罗斯的符拉迪沃斯托克（海参崴）的永宁寺留有大明功德碑。明朝在西藏设有乌斯藏都司，管理着过去吐蕃国的子民，明朝人称其为乌斯藏人的现在的藏族人的祖先。明成祖永乐皇帝亲自召见了藏传佛教最大派别的格鲁派创始人宗呵巴大师，在北京请他讲学。明朝有决定和册封西藏所有法王的所有权力，明朝通过藏人的代表，那些法王们来管理西藏。明朝的乌斯藏都司有大量的官员驻扎在现在的西藏，随时与北京联系。明朝在新疆东部设有哈密卫所，管理哈密以东的新疆地区。明朝还把海外的马来西亚马六甲（当时明朝称其为满喇加）、缅甸北部（当时明朝称其为木都剌）和印尼中部（明朝当时称其为大明旧港宣蔚司）100多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变成了明朝有驻军的海外殖民地。这是一个多么伟大的时代，胡清伪帝康熙，哪一点能比其肩。
此外，明朝初年的郑和七下西洋这一伟大壮举带来了六十个海外番国，还给明朝带来了巨大的海军军事力量，这一点是伟大而且惊人的。明朝郑和船大小是麦哲伦船的十倍。也正因为这样，蒙古人心中类似二战时日本人眼中的日本天皇裕仁的活人神铁木真的子孙帖木儿所创的帖木尔汗国，在其建国之帝帖木尔时还想进功中国大明，可到了其儿子时就完全放弃了这可笑的想法，大明独步中外，壮怀激烈，又一个汉唐是也。
明朝的洪熙仁宗皇帝，宣德宣宗皇帝都是相当不错的治世明君，说他们无知导至明朝禁海的胡狗们恰恰忘了，使明朝禁海的就是因为这些胡狗的祖先蒙古鞑靼部和和瓦剌部的进扰，是他们使大明不得不关上了海洋的大门，去全力迎接这些胡狗的侵扰。而两位皇帝爱民如子，常下田耕种，杀贪官，修北京城，还北击蒙古的美谈，终将传于史书之中，万古流芳。
一般人都想象不到，明朝非常先进与开放，在许多方面不仅不落后于西方，而且还居于世界领先水平。
首先，我们先看明朝的精神文明：
明代的中国，在伏尔泰眼中是西方学习的榜样。那时的皇帝似乎不很勤政，但良好的体制和各级官僚很好地维持着帝国的运转。那时的知识分子也不再仅仅是皇权的依附物，而把书院作为抗争的阵地，并敢于在朝堂上与皇帝据理力争，而且象王夫之、唐甑这样的学者则开始关注人权等问题。中国全境亡于蒙古的痛苦经历和关外落后民族的不断侵扰，也使得知识分子开始把目光投向“民族国家”的构建问题。书院的广泛分布、生活的富足、教育的普及，使得各种学术活动遍地开花，也使得更多的中国人有条件与同期脱离了宗教束缚的西方人一样思考着人性问题。那时，以中原华夏贵胄自居的明代知识分子，是自信的，也是开放的，从皇帝到各级官僚，再到一般知识分子，对西方先进技术的掌握和引进抱着热忱的欢迎态度。以往被看得很低的“奇淫技巧”，在明代也获得了广阔的生存空间，当时中国人的思想自由和创造力都极其惊人。
1、在政治思想上，许多思想家都把思想锋芒都达到了“民权”高度。王夫之提出了虚君立宪思想，他说：“预定奕世之规，置天子于有无之处”，
“以法相裁，以义相制，……有王者起，莫能易此”。宪法高于一切，即使天下再易手，新的“王者”也不能轻易改变宪法。即使今天，这样的道理又有几人知道？黄宗羲则怒批君主专制：“为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已矣”。东林党领袖顾宪成则提出：“天下之是非，自当听之天下”，如此明确的舆论监督思想，今天又有几人知道？
2、在人文思想方面，明朝思想家们普遍主张以人为本，张扬个性。王阳明说：“我的灵明，便是天地鬼神的主宰。”王艮说：“知得身是天下国家之本”。汤显祖说：“天地之性人为贵，人反自贱者，何也。”陈确说：“天理正从人欲中见，人欲恰到好处，即天理也”。同时，他们都主张学术要冲破一切网罗，自由驰骋，即使孔子之言，也不能尽信。王阳明说：“学贵得之心，求之于心而非也，虽其言之出于孔子，不敢以为是也”。又说：“道，天下之公道也；学，天下之公学也，非朱子可得而私也，非孔子可得而私也。”而400多年后，中国还有“两个凡是”之论！真不可以道里计！唯物主义思想巨人王廷相还把“惟先儒之言是信”的教条主义者人嘲笑成“函关之鸡”，他说：“学者于道，不运在我心思之神以为抉择取舍之本，而惟先儒之言是信，其不为函关之鸡者几希”。冯梦龙在《广笑府叙》中说：“又笑那孔夫子这老头，你絮絮叨叨说什么道学文章，也平白的把好些活人都弄死了”，这样的话与鲁迅等启蒙精英在五四时期的言论岂不是如出一辙？
3、在经济思想方面，王夫之明确主张皇帝也不能侵犯私有财产：“王者虽为天地之子，天地岂得而私之，而敢谈天地固然之博厚，以割裂为己土乎”。他又指出人君也不能干涉经济自由：“人则未有不自谋其生，上之谋之，不如其自谋，上为谋之，且弛其自谋之心，而后生计愈蹙”。而这个道理，在400多年后，治国者还是不知道，他们的智慧还不如小岗村的那些冒着杀头危险私搞“承包”的农民！
其次，我们再看看明朝的科学技术：
自16世纪中叶至17世纪中叶100年间，是我国科学技术史上一个群星灿烂的高峰时期，各种科学成果异彩纷呈，同时出现方以智、李时珍、徐光启、徐霞客、宋应星五位科学巨人以及朱载堉、李之藻、王征等众多科学家。中国的科学学科体系已具雏形，与西方相比毫不逊色。莱布尼茨在《中国近事》序言说：“中国这一文明古国与欧洲难分轩轾，双方处于对等的较量中”。李约瑟也认为，由于历史的巧合，近代科学在欧洲崛起与耶稣会传教团在中国的活动大体同时，因而近代科学几乎马上与中国传统科学相接触。在明代，中国的传统数学、天文学由于西学的到来而复兴。到1644年中国的和欧洲的数学、天文学和物理学已经没有显著的差异，它们完全融合，浑然一体。在明朝，各种技术和原始机器的发明和创新尝试在各个领域不断涌现。在北京保卫战中，明朝军队竟然出动了中国人制造的“喷火坦克”，足见当时中国社会之开放自由、创造力之勃发。
1634年，即明朝灭亡前十年，在徐光启的主持下《崇祯历书》修编完成。而一年前的1633年在西方，被誉为近代科学奠基人之一的伽利略被罗马教廷判处终身监禁，晚年极其悲惨。而徐光启当时的职务是“东阁大学士”和“文渊阁大学士”，得到崇祯皇帝的宠信。这是西方和中国明朝在天文学上的对比，可以说，中国明朝崇祯皇帝对天文学的支持远超过欧洲。这部集欧洲天文学所有经典为大成的《崇祯历书》不仅代表“西学东渐”的学术成果，还代表着中国对西方天文学的接纳，而更为可贵的是这在欧洲还尚且不能。
1、徐光启提出建立以数学为基础的整个科学技术发展的学科构架。崇祯2年（1629年）7月26日，徐光启给崇祯皇帝上奏折《条议历法修正岁差疏》，论述了“数学和其他科学的关系，数学在生产实践中作用”，他是把数学作为其他一切自然科学和工程学的基础来看待。
2、方以智对自然科学和哲学进行了科学划分和论述。那时西方连哲学和科学的区别都弄不清楚，而方以智已经明确提出概念的区分和关系的论述。
3、在军事科学方面，徐光启在崇祯2年（1631年）上疏建议组建全火器装备的现代化陆军。他建议，一营陆军用“双轮车”120辆、“炮车”120辆、“粮车”60辆。“西洋大炮”16位，“中炮”80位，“鹰铳”100门，“鸟铳”1200门，战士2000人，队兵2000人。……练成15营6万人，并推举孙元化先训练一营。此计划得到崇祯皇帝的激切赞赏和大力支持，并投入实施。孙元化是徐光启的学生，也是徐光启新军事思想的大力实践者。孙元化本身在科学上也有相当造诣，著有《几何体论》、《几何用法》、《太西算要》。可以说没有孔有德的叛变，他会训练出一支相当强大的火器部队来，彻底歼灭满清应该也没有问题。但孙元化很快被叛军孔有德俘虏，后虽放回却因渎职罪而被处死。徐光启训练新式陆军的计划虽然落空，但他却已经指明了中国近现代军事的发展方向。没有满清的中断，中国在军事上是不会落后于西方的。
4、在机械工程学与物理学方面，王徵自制出自行车、自转磨、虹吸、鹤饮、刻漏、水铳、连弩、代耕、轮壶，同乡人把他当作诸葛孔明复出。王徵和金尼阁合作翻译了《西儒耳目资》，这是中国第一部罗马字注音专著。王徵和西方传教士邓玉函合作翻译编写创作了《远西奇器图说》，这是中国第一部系统引进西方机械工程学与物理学的著作。
5、现代医学也开始萌芽，李时珍的《本草纲目》实事求是，不迷信古人，其正确性超过了以往所有本草学著作。而吴有性的《瘟疫论》则透露着中华新医学的曙光。
第三，我们再看看物质文明：
明朝代表着当时人类文明发展的最高水平。明代末年的中国生产力高度发展，永乐年间的铁产量高达9700吨，而17世纪欧洲产铁量最多的俄罗斯才2400吨；无论是铁、造船、建筑等重工业，还是丝绸、棉布、瓷器等轻工业，明朝在世界上都遥遥领先，工业总产量占全世界的2/3以上，比农业产量在全世界的比例还要高得多。与此同时，明末的对外贸易量也相当惊人。根据已有研究成果推算，明中期到明末的百年间，由欧亚贸易流入中国的白银在7000到10000吨左右，约占当时世界白银总产量的1/3。那时，不是欧洲而是中国占据了世界经济中心的地位。
第四，我们再看看明朝的对外交往：
明朝人对外极其开放。在对待外国文明的态度上，瞿太素主张应以文化的高低来区分是否文明国度，他说：“其人而忠信焉，明哲焉，虽远在殊方，诸夏也。若夫汶汶焉，汩汩焉，寡廉鲜耻焉，虽近于比肩，戎狄也”。
流亡到日本的朱舜水也说：“世人必曰：‘古人高于今人，中国胜于外国。’此是眼界逼窄，作此三家村语。”徐光启说：“欲求超胜，必须会通；会通之前，必须翻译”，“令彼三千年增修渐进之业，我岁月间拱受其成”。这一主张得到了崇祯皇帝的全力支持。事实上，明朝中国民间和官方已经同时展开对西方科技思想书籍的大规模翻译。现在我们把林则徐，魏源看成是睁眼看世界第一人。其实比他们早两个世纪，徐光启等一大批明朝知识分子已经把视野转向世界，并且认识到中国以后最大的竞争对手是西方列强。徐光启说：“今之建贼，果化为虎豹矣，若真虎豹者，则今之闽海寇夷是也”。也就是说，虽然那时关外的建州满人虽然是明朝的大敌，但象徐光启、崇祯皇帝那样的人已经知道西方将是中国更凶恶的敌人，因此在内忧外患之中还不忘加紧引进西方科技。
明朝，中国人不仅走了出去，而且还独占中国近海以及东南亚的海上霸权，确保了祖国的海上安全。更为关键的是，由于我们不仅没有关上国门，而且还走了出去，这样使我们的航海与军事技术都始终与西方世界始终接轨，不至落后。
郑芝龙在明朝官方的支持下曾经发展成为拥有三千多艘海洋贸易船只，超级庞大的海上贸易集团。当时郑芝龙集团势力已经达到“凡海舶不得郑氏令旗，不能来往，每舶例入二千金，岁入以千万计，以此富敌国”。崇祯元年，荷兰人和汉人许心素联手在东山岛海面上向他发动攻击，郑芝龙盛怒之下出动千艘船只进行还击，捕获荷兰人的两艘大船和85名荷兰船员。不久又攻入厦门港，把许心素抓获处死并再捕获一艘荷兰船和一艘快艇。等到强大的中国海盗集团刘香势力崛起之后，“荷兰人与刘香勾结，在1633年7月12日突袭厦门，把港内郑芝龙水师的二、三十艘战船击沉或烧毁，这些被破坏的船只每艘上面配备有16门、20甚至36门的大炮，可见郑芝龙的明军水师实力强大到什么程度。而在短短两三个月内，郑芝龙竟能连续对荷兰人发动两次庞大的海上反攻。出动包括五十艘特大战船在内的150艘战船，使刘香海盗集团和荷兰人遭受到重创。最后彻底消灭了强大的刘香海盗集团，并使荷兰殖民强盗受到沉重打击。这种战果在中外交锋的历史上是罕见的。也奠定了郑芝龙的明军海上力量在这片海域上的霸主地位。荷兰人在见识了他的厉害之后，改变了对他敌对的态度，与他合作，以求在几乎完全由他垄断的贸易中得到一些好处。
荷兰的东印度公司根本无法和郑芝龙集团竞争，无论在军事上，还是在贸易上，都是如此。德国学者Aldree he wiltn说“他除靠那一项强暴的营业税收（每舶例入二千金），又靠本身的投机生意，而终于积攒起一笔莫大资产，他的船只计有三千，他令其船主们巡航到暹罗、马尼拉、马六甲等地，就豪华以及财富而论，他凌驾在他君主之上”。当时就连郑氏家族手下其他成员，都富可敌国，如户官郑泰“守金门，资以百万计”“富至千万”“少者百万”。
我们还可以从另外一些方面看看这个中国的海上集团当时强大富裕到什么地步。《明末中国的私人海上贸易》中说：“崇祯元年，台湾荷兰长官与郑芝龙订立为期三年的购货合同，议定郑芝龙每年向荷兰交付生丝一千四百担，糖五千担，糖姜一千担，绢绫五千担，荷兰人支付29万9700元，这项合同后因荷兰东印度公司缺乏现金作罢。”
总之，明末华夏文明处于进入人类文明更高级阶段的前夜，前程未可限量。虽然因为饥荒西北起了民变，但以明朝的实力是完全可以镇压下去的。而事实上，民变之起也跟由于平定满人而增加税收有关。增加税收，江南尚不觉得吃力，而西北却承受不了。假如满人不在关外闹事，一是西北民变未必会起，二是明朝也可倾力镇压，而左支右绌而致流寇坐大。
中国自宋以来，北宋、南宋、明从根本上说都不是亡于内，而是亡于外。假如，没有被少数民族灭亡，华夏文明成果都将会得到进一步积淀，也许会创造更加灿烂的前景。但这一切却被女真、蒙古和满人这些敌人毁掉了！
明末传教士利玛窦对那时的明朝社会有过这样描述：“这里物质生产极大丰富，无所不有，糖比欧洲白，布比欧洲精美……,人们衣饰华美，风度翩翩，百姓精神愉快，彬彬有礼，谈吐文雅。（利玛窦中国札记第十章
）。这多么像今天西方的景况呀。 [11]
一个变革中的国家是较为脆弱的，而一个正在发生“革命”的国家则更为脆弱。明朝晚期出现了动荡，正是中国的一次“蜕皮”时期。这很不幸地让鞑清钻了空子，于是社会发展的完全被破坏了。鞑清入主时搞的屠城，把很多繁荣的都市都毁灭了，中国的经济遭到了致命的破坏。而鞑清反动的文化政策、残酷的“文字狱”又造成了中国文化方面“万马器喑”的状况。社会发展的源动力因此被彻底消灭了。这是一个彻底的悲剧！
上面说的是明朝，在满清异族统治下，华夏变成了什么样子呢？
首先我们看看清朝精神文明：
满人通过嘉定三屠、扬州十日，几乎把所有崇尚气节、不甘异族统治的知识分子屠杀殆尽。通过大屠杀政策，满族人还第一次彻底灭绝了华夏民族的传统服饰和发饰，华夏民族脑袋后面晃荡的那根猪尾巴成了征服者打在华夏民族身上最耻辱的烙印，华夏民族曾经不曾丢失过的自信骄傲以及民族意识都荡然无存。鲁迅所极力批判的国民劣根性，难道不就是奴才的品性吗？高贵的华夏民族在满清异族统治下奄奄一息，苟延残喘。
在清初几代皇帝厉行的文字狱下，知识分子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传统终极关怀，对人权、对人性的思考也都在中国大地上灭绝了，荒谬的金石学，鱼虫学冒了出来，中国的传统文化不再是有生命的形体，而被博物馆化，钻研满清认可的那些所谓经典和埃及学家在大英博物馆里翻阅埃及文献没有两样，而且还有个很接近的名字——汉学。汉人的学问已成故纸，这意味着汉族真的成为一个考古意义上的名词，或者说清朝的汉人已经不是汉人，
清朝统治者，还通过修纂《四库全书》，焚毁和篡改了大量代表华夏文明最高发展阶段思想精华的书籍，如后来对东亚国家农业、手工业的发展贡献巨大的《农政全书》、《天工开物》都不见了，直到鸦片战争后中国的留日学生才在日本重新发现。
其次，我们再看看清朝的物质文明：
农业方面，明末崇祯时有田783万顷，到乾隆31年（1766）才恢复到741万顷，可见清朝过了一百多年才恢复到明末的生产规模。而最高的记录是嘉庆17年的791万，仅仅超过明崇祯时期7、8万顷。清朝最大的功绩是人口方面，乾隆年间已近四亿，是明末数倍！但在粮食生产没有增加、工商业也没有明朝发达的情况下，人口翻了两番意味着什么呢？难道不是人民生活质量的普遍下降吗？
乾隆时来访的英国特使马戛尔尼说：“遍地都是惊人的贫困”,“很多人没有衣服穿”,“象叫花子一样破破烂烂的军队”。
中国历史上的人口发展，都存在着一个上限，大概在一亿左右，以宋、明之富也没有超越这个极限。清朝生产力并没有提升，却滋生出这么多的人口，不仅说明从清朝开始，中国进入一种低生活质量的发展模式，而且这是一种“反近代化”的道路，巨大的人口也成为中国现代化的巨大包袱。
中国一直都出产大麻、鸦片等作物，并且是鸦片出口国，可到了满清时才有大量民众吸食鸦片，而且中国还成为最大的鸦片输入国呢。生理繁殖活动的异常活跃和对麻醉品的大量需求，显然反映出文化思想活动的贫乏和压抑。
清代铁和布匹这两项指标性的工业产品的总产量在鸦片战争之前从来没有达到过明末的水平，在所谓的“康乾盛世”结束不久，中国工业产量仅为全世界的6%，无论总产量还是在全世界的比例都不及明代末年。
第三，我们再看看清朝的科技水平:
事实上，清朝所有科技研究都已停止，直至近代以来才重新恢复。林则徐广东禁烟期，民间有人献上所谓威力极大的火炮，其实仅仅是明代最普通的军事装备。明代中国的海军极其为强大，战船都配备当时最强大的火炮，而到了鸦片战争时期，中国人竟然好象头一次见到这样的战船，而不得不惊叹“船坚炮利”。直到现在，每一本关于近代的历史书上都会写着，“中国被西方的坚船利炮打开了国门”，而不知在明朝的时候，我们的船和炮一点也不逊色西方！
第四，我们再看看清朝的对外交往：
为了防止汉族得到当时在台湾的郑氏政权和日本、韩国等华夏附属文明的帮助，满清执行闭关锁国政策，富庶的东南沿海地区被辟为无人地带，不仅阻碍了中国贸易的发展，也使得中国与世界主流文明脱轨，中国从1644年至1840年200年间与世界潮流背道而驰。[12]
总之，在清朝统治下，中国文明出现了严重倒退，与西方文明的差距愈来愈大，等到鸦片战争爆发时，在英国人眼里我们已经属于类似印第安人那样的半开化民族了。
明朝海禁,是对倭国的经济封锁,与别国外贸不绝.而胡清的海禁,目的则是切断汉人与海外的一切联系,以防汉人光复中国.清朝的闭关锁国，目的全在后者，完全没有对前者进行考虑。否则，就不会一直以为自己是“天朝上国”，完全不去了解世界，对火器完全不加改进，直到外国的坚船利炮打过来了都措手不及……
再让你看一下我大明朝的皇帝：
明朝是一个伟大的朝代，太祖皇帝朱元璋像赶猪一样赶走了蒙古人，并多次出长城攻蒙古。而在他的儿子，从虽聪明贤良，但却拘泥于书本中的侄子惠帝手中拿得江山的最伟大的明成祖永乐皇帝朱棣的时代，大明疆土超过了950万平方公里，他六次出长城攻蒙古，并亲征到铁木真家乡的壮举也让蒙古人胆寒。明朝在东北三省和现在俄罗斯远东地区的土地上驻有大军数十万，设置了建州三卫所和奴尔干都司，管理在东北的汉族人和已与过去宋朝时金国的女真人大为不同的自称女真人的渔猎民族。（不要说猛哥帖木儿来自朝鲜会宁，蒙元军队中很多人也容入此族，而且当时还已经有了很多在元朝时被蒙古人从俄罗斯西伯利亚通古斯地区赶过来的人并入了女真人，女真人真是杂的可以）明朝在当时做为大明北方边城的现在俄罗斯的尼古拉耶夫斯克（庙街）留有庙宇和石碑，在明朝称为是苦兀的库页岛上也留有石碑，在现在俄罗斯的符拉迪沃斯托克（海参崴）的永宁寺留有大明功德碑。明朝在西藏设有乌斯藏都司，管理着过去吐蕃国的子民，明朝人称其为乌斯藏人的现在的藏族人的祖先。明成祖永乐皇帝亲自召见了藏传佛教最大派别的格鲁派创始人宗呵巴大师，在北京请他讲学。明朝有决定和册封西藏所有法王的所有权力，明朝通过藏人的代表，那些法王们来管理西藏。明朝的乌斯藏都司有大量的官员驻扎在现在的西藏，随时与北京联系。明朝在新疆东部设有哈密卫所，管理哈密以东的新疆地区。明朝还把海外的马来西亚马六甲（当时明朝称其为满喇加）、缅甸北部（当时明朝称其为木都剌）和印尼中部（明朝当时称其为大明旧港宣蔚司）100多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变成了明朝有驻军的海外殖民地。这是一个多么伟大的时代，胡清伪帝康熙，哪一点能比其肩。
此外，明朝初年的郑和七下西洋这一伟大壮举带来了六十个海外番国，还给明朝带来了巨大的海军军事力量，这一点是伟大而且惊人的。明朝郑和船大小是麦哲伦船的十倍。也正因为这样，蒙古人心中类似二战时日本人眼中的日本天皇裕仁的活人神铁木真的子孙帖木儿所创的帖木尔汗国，在其建国之帝帖木尔时还想进功中国大明，可到了其儿子时就完全放弃了这可笑的想法，大明独步中外，壮怀激烈，又一个汉唐是也。
明朝的洪熙仁宗皇帝，宣德宣宗皇帝都是相当不错的治世明君，说他们无知导至明朝禁海的胡狗们恰恰忘了，使明朝禁海的就是因为这些胡狗的祖先蒙古鞑靼部和和瓦剌部的进扰，是他们使大明不得不关上了海洋的大门，去全力迎接这些胡狗的侵扰。而两位皇帝爱民如子，常下田耕种，杀贪官，修北京城，还北击蒙古的美谈，终将传于史书之中，万古流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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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个回答 2009-02-02
满清入关之后，沈阳故宫因为是清朝发祥地，被尊称为陪都，主要作为皇帝回关东告祭祖先陵寝，同时巡视东北防务，举行宴请八旗父老的宴会等典礼活动的场所。本回答被提问者采纳
第2个回答 2009-02-02
好像在冬天是用来做行宫的。相当于回老家
第3个回答 2009-02-08
入关前俩帝主的
第4个回答 2009-02-05
避暑，祭祀
满清入关后沈阳故宫做什么用
第四,我们再看看清朝的对外交往: 为了防止汉族得到当时在台湾的郑氏政权和日本、韩国等华夏附属文明的帮助,满清执行闭关锁国政策,富庶的东南沿海地区被辟为无人地带,不仅阻碍了中国贸易的发展,也使得中国与世界主流文明脱轨,中国从1644年至1840年200年间与世界潮流背道而驰。[12] 总之,在清朝统治下,中国文明出现了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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