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与邓颖超：志同道合的爱情故事
周恩来和邓颖超是一对有着特殊婚恋观和价值观的职业革命家，他们的爱情故事因诞生于特定的历史时期而烙上鲜明的革命色彩，在今天来看，这份革命时期的爱情反而更具一份别致的韵味。
革命伴侣
周恩来与邓颖超相识于“五四”运动。当时，从日本留学归国的周恩来，在天津学生界已很有名气；而在北洋直隶第一女子师范学校读书的邓颖超，是“女界爱国同志会”的讲演队长。有趣的是，周恩来喜欢演话剧，而男生的学校没有女生，所以他就扮演女生；而邓颖超所在的学校没有男生，她穿长袍马褂、戴一顶礼帽，扮演男新闻记者，周恩来还指导她们演话剧。不过邓颖超一直相信那时的周恩来把她看成小妹妹——那一年，她只有15岁。
一年后，周恩来赴法留学，邓颖超则到北京师大附小当了教员，两人鸿雁往来。邓颖超知道周恩来当时有一个女朋友，所以从来不曾想过，有一天他们会成为毕生的革命伴侣。1923年，邓颖超突然收到周恩来从法国寄来的一张明信片，在这张印有李卜克内西和卢森堡画像的明信片上，周恩来写道:“希望我们两个人将来，也像他们两个人一样，一同上断头台。”
1956年的一天，周恩来的侄女来访，大家坐在客厅里聊天。侄女好奇地问起两人当年的往事，周恩来坦诚相告:当年在法国的那个美丽的朋友，“对革命也很同情”，“但是，我觉得作为革命的终身伴侣她不合适”，在周恩来眼里，“坚持革命”的小超是终身伴侣的最佳人选。1925年，他们在广东结婚。
邓颖超后来说，她“理解恩来”，“他所需要的是能一辈子从事革命工作，能经受得住革命的艰难险阻和惊涛骇浪的伴侣”。从这一点上讲，为革命而挑选伴侣的周恩来被证明是有眼光的。邓颖超在怀念周恩来的文章中说，即便两人在通信中明确了恋爱关系后，“我们定约后的通信，还是以革命的活动、彼此的学习、革命的道理、今后的事业为主要内容，找不出我爱你、你爱我的字眼”。
两人通信期间，周恩来加入了共产党，邓颖超加入了共青团，但彼此都严格遵守党的秘密，互相没有通报。这种习惯也一直延续到他们以后的婚姻生活。在家里，邓颖超是个纪律性极强的人，周恩来不跟她说的事情她从来不问。
开国总理的家庭
1925年婚后不久，邓颖超发现自己怀孕了，她当时是何香凝的秘书，一心一意要把工作做好，所以私自做主打掉了孩子。周恩来知道此事后勃然大怒：“你的身体是革命的本钱，孩子不是你一个人的，是我们两个人的后代，你应该跟我商量，这是我们两个人的大事，你为什么不跟我商量？”
没多久，邓颖超又怀上了第二个孩子，预产期在1927年3月，之前周恩来已赴上海工作，邓颖超的母亲来广州陪她分娩。3月21日邓颖超生产，但因为胎儿过大又是难产，生了三天三夜也没生下来。最后医生动用产钳把孩子夹了出来，婴儿的头颅受了伤，刚生下来就夭折了。
本想在医院多休养几天的邓颖超，却又因为“四一二”政变、国共两党关系的分裂而必须逃离广州。在这家德国医院的医生王德馨和护士韩日修的帮助下，邓颖超和母亲一起先到了香港，然后辗转到上海。因为产后过于疲劳，邓颖超此后再没有怀上孩子。
没有孩子，使得原本就陷于繁忙公务的总理家庭又少了几分普通人家的生活气息。周恩来与邓颖超各有一间卧室。邓颖超的作息极有规律，每天23点必然准时上床。经常是周恩来回来时，邓颖超已经睡着了，邓颖超起床时，周恩来开始休息。虽在同一屋檐下，但两人还得用写信、打电话这样的方式进行沟通。邓颖超常常写纸条让值班卫士送给总理，上写：“恩来同志，你应该休息了。”或“你今天时间太长了”等等。
“文革”之前，周恩来与邓颖超还经常一起出去看戏、散步，两人偶尔也会浪漫一下:有一次总理回来，邓颖超给了他一个拥抱，工作人员都在一旁看着笑。但这样的气氛在“文革”之后荡然无存。两人交流的内容也越来越多地被工作占据，几乎没有任何私密性。这个家，其实更像是一个办公室。
60年代末一个夏天的晚上，一个护士突然发现邓颖超没有反应，一动不动，急得大喊“大姐、大姐”，碰巧在家的周恩来一听，连忙赶了过来:“小超，小超啊！你怎么了？快醒醒！”——平素在家，周恩来从不亲昵地喊“小超”，而是跟着大家一起称呼“大姐”。后来得知，靠安眠药睡觉的邓颖超在那天服药后，药性突然发作陷入睡眠状态，虽然虚惊一场，但周恩来那种本能爆发的焦虑和急切给工作人员留下深刻印象。“总理和大姐的感情非常深，但那时国家处在那样一种状态，总理只好把全部精力都投入到工作中，大姐也理解他的付出。他们真的是为了这个国家，牺牲了孩子，牺牲了家庭。”
志同道合的美好婚姻
周恩来和邓颖超的一生都是在革命的道路上奋斗着，在他们的一生中，他们的离别就像一日三餐一般平常。
1925年8月8日是他们结婚的日子，但第二天一早，周恩来就走了，他当时正在忙于指挥省港大罢工；邓颖超也离开了新婚的小家，到广东区委上班去了。
1927年3月，原本正在进行合作的国共两大政党，因为蒋介石的叛卖活动突然交恶。这时的周恩来正在上海中共中央机关工作，革命工作的需要使周恩来不得不离开正要分娩的妻子。邓颖超独自承受了难产和婴儿夭折的巨大痛苦，直到5月才辗转来到上海与周恩来重逢。
1927年7月，武汉的汪精卫也背叛了革命。7月下旬，周恩来准备秘密从武汉来到南昌。刚刚重逢两个多月、历经劫难的这对革命夫妻，又面临着新的分离。直到晚饭前，周恩来才告诉邓颖超，当晚就要动身去九江，去干啥，呆多久，什么也没有讲。邓颖超对保密已成习惯，什么也没有问。他们只是在无言中紧紧地握手告别。在白色恐怖的岁月里，无论是同志间、夫妻间，每次的生离，实意味着死别。
……
为了革命的利益，服从革命的需要，这样的离别贯穿了周恩来和邓颖超的生活。这聚少离多的婚姻模式在今天的我们看来充满了动荡和感伤。然而，像周恩来、邓颖超这样的革命者自然要以革命利益为重，如何顾得上小我的悲欢离合？他们在步入婚姻之前，早已确定彼此之间有着共同的信念，并要为实现这共同信念相互扶持地共度此生。他们的结合也许因为过于理性而缺乏浪漫色彩，但相互的理解、共同的事业将他们紧密地联结在一起，他们的婚姻依然充满了温情、美满和幸福。这一点，在1944年11月周恩来赴重庆谈判时，邓颖超给他的家信中可以深刻地体会到。她在信中这样写道：
“这回分别不比往回，并非惜别深深，而是思恋殷殷！这回我们是在愈益热爱中分别的，何况在我还有歉意缭绕心头呢！我真想你得太！
你走了，似乎把我的心情和精神亦带走了！我人在延安，心则向往着重庆。有时感觉在分享你与两岩内外故人相聚之欢呢！”
在这封家信中，邓颖超一句“你走了三天了，我可想你得太！”没有丝毫的矫揉造作，它朴素而真实，却让她那殷切的挂念赫然在目。这短短的呼喊，就像是从邓颖超的心底发出的，使人的心灵为之震撼。
周恩来和邓颖超是一对有着特殊婚恋观和价值观的职业革命家，他们的爱情故事因诞生于特定的历史时期而烙上鲜明的革命色彩，在今天来看，这份革命时期的爱情反而更具一份别致的韵味。
革命伴侣
周恩来与邓颖超相识于“五四”运动。当时，从日本留学归国的周恩来，在天津学生界已很有名气；而在北洋直隶第一女子师范学校读书的邓颖超，是“女界爱国同志会”的讲演队长。有趣的是，周恩来喜欢演话剧，而男生的学校没有女生，所以他就扮演女生；而邓颖超所在的学校没有男生，她穿长袍马褂、戴一顶礼帽，扮演男新闻记者，周恩来还指导她们演话剧。不过邓颖超一直相信那时的周恩来把她看成小妹妹——那一年，她只有15岁。
一年后，周恩来赴法留学，邓颖超则到北京师大附小当了教员，两人鸿雁往来。邓颖超知道周恩来当时有一个女朋友，所以从来不曾想过，有一天他们会成为毕生的革命伴侣。1923年，邓颖超突然收到周恩来从法国寄来的一张明信片，在这张印有李卜克内西和卢森堡画像的明信片上，周恩来写道:“希望我们两个人将来，也像他们两个人一样，一同上断头台。”
1956年的一天，周恩来的侄女来访，大家坐在客厅里聊天。侄女好奇地问起两人当年的往事，周恩来坦诚相告:当年在法国的那个美丽的朋友，“对革命也很同情”，“但是，我觉得作为革命的终身伴侣她不合适”，在周恩来眼里，“坚持革命”的小超是终身伴侣的最佳人选。1925年，他们在广东结婚。
邓颖超后来说，她“理解恩来”，“他所需要的是能一辈子从事革命工作，能经受得住革命的艰难险阻和惊涛骇浪的伴侣”。从这一点上讲，为革命而挑选伴侣的周恩来被证明是有眼光的。邓颖超在怀念周恩来的文章中说，即便两人在通信中明确了恋爱关系后，“我们定约后的通信，还是以革命的活动、彼此的学习、革命的道理、今后的事业为主要内容，找不出我爱你、你爱我的字眼”。
两人通信期间，周恩来加入了共产党，邓颖超加入了共青团，但彼此都严格遵守党的秘密，互相没有通报。这种习惯也一直延续到他们以后的婚姻生活。在家里，邓颖超是个纪律性极强的人，周恩来不跟她说的事情她从来不问。
开国总理的家庭
1925年婚后不久，邓颖超发现自己怀孕了，她当时是何香凝的秘书，一心一意要把工作做好，所以私自做主打掉了孩子。周恩来知道此事后勃然大怒：“你的身体是革命的本钱，孩子不是你一个人的，是我们两个人的后代，你应该跟我商量，这是我们两个人的大事，你为什么不跟我商量？”
没多久，邓颖超又怀上了第二个孩子，预产期在1927年3月，之前周恩来已赴上海工作，邓颖超的母亲来广州陪她分娩。3月21日邓颖超生产，但因为胎儿过大又是难产，生了三天三夜也没生下来。最后医生动用产钳把孩子夹了出来，婴儿的头颅受了伤，刚生下来就夭折了。
本想在医院多休养几天的邓颖超，却又因为“四一二”政变、国共两党关系的分裂而必须逃离广州。在这家德国医院的医生王德馨和护士韩日修的帮助下，邓颖超和母亲一起先到了香港，然后辗转到上海。因为产后过于疲劳，邓颖超此后再没有怀上孩子。
没有孩子，使得原本就陷于繁忙公务的总理家庭又少了几分普通人家的生活气息。周恩来与邓颖超各有一间卧室。邓颖超的作息极有规律，每天23点必然准时上床。经常是周恩来回来时，邓颖超已经睡着了，邓颖超起床时，周恩来开始休息。虽在同一屋檐下，但两人还得用写信、打电话这样的方式进行沟通。邓颖超常常写纸条让值班卫士送给总理，上写：“恩来同志，你应该休息了。”或“你今天时间太长了”等等。
“文革”之前，周恩来与邓颖超还经常一起出去看戏、散步，两人偶尔也会浪漫一下:有一次总理回来，邓颖超给了他一个拥抱，工作人员都在一旁看着笑。但这样的气氛在“文革”之后荡然无存。两人交流的内容也越来越多地被工作占据，几乎没有任何私密性。这个家，其实更像是一个办公室。
60年代末一个夏天的晚上，一个护士突然发现邓颖超没有反应，一动不动，急得大喊“大姐、大姐”，碰巧在家的周恩来一听，连忙赶了过来:“小超，小超啊！你怎么了？快醒醒！”——平素在家，周恩来从不亲昵地喊“小超”，而是跟着大家一起称呼“大姐”。后来得知，靠安眠药睡觉的邓颖超在那天服药后，药性突然发作陷入睡眠状态，虽然虚惊一场，但周恩来那种本能爆发的焦虑和急切给工作人员留下深刻印象。“总理和大姐的感情非常深，但那时国家处在那样一种状态，总理只好把全部精力都投入到工作中，大姐也理解他的付出。他们真的是为了这个国家，牺牲了孩子，牺牲了家庭。”
志同道合的美好婚姻
周恩来和邓颖超的一生都是在革命的道路上奋斗着，在他们的一生中，他们的离别就像一日三餐一般平常。
1925年8月8日是他们结婚的日子，但第二天一早，周恩来就走了，他当时正在忙于指挥省港大罢工；邓颖超也离开了新婚的小家，到广东区委上班去了。
1927年3月，原本正在进行合作的国共两大政党，因为蒋介石的叛卖活动突然交恶。这时的周恩来正在上海中共中央机关工作，革命工作的需要使周恩来不得不离开正要分娩的妻子。邓颖超独自承受了难产和婴儿夭折的巨大痛苦，直到5月才辗转来到上海与周恩来重逢。
1927年7月，武汉的汪精卫也背叛了革命。7月下旬，周恩来准备秘密从武汉来到南昌。刚刚重逢两个多月、历经劫难的这对革命夫妻，又面临着新的分离。直到晚饭前，周恩来才告诉邓颖超，当晚就要动身去九江，去干啥，呆多久，什么也没有讲。邓颖超对保密已成习惯，什么也没有问。他们只是在无言中紧紧地握手告别。在白色恐怖的岁月里，无论是同志间、夫妻间，每次的生离，实意味着死别。
……
为了革命的利益，服从革命的需要，这样的离别贯穿了周恩来和邓颖超的生活。这聚少离多的婚姻模式在今天的我们看来充满了动荡和感伤。然而，像周恩来、邓颖超这样的革命者自然要以革命利益为重，如何顾得上小我的悲欢离合？他们在步入婚姻之前，早已确定彼此之间有着共同的信念，并要为实现这共同信念相互扶持地共度此生。他们的结合也许因为过于理性而缺乏浪漫色彩，但相互的理解、共同的事业将他们紧密地联结在一起，他们的婚姻依然充满了温情、美满和幸福。这一点，在1944年11月周恩来赴重庆谈判时，邓颖超给他的家信中可以深刻地体会到。她在信中这样写道：
“这回分别不比往回，并非惜别深深，而是思恋殷殷！这回我们是在愈益热爱中分别的，何况在我还有歉意缭绕心头呢！我真想你得太！
你走了，似乎把我的心情和精神亦带走了！我人在延安，心则向往着重庆。有时感觉在分享你与两岩内外故人相聚之欢呢！”
在这封家信中，邓颖超一句“你走了三天了，我可想你得太！”没有丝毫的矫揉造作，它朴素而真实，却让她那殷切的挂念赫然在目。这短短的呼喊，就像是从邓颖超的心底发出的，使人的心灵为之震撼。
温馨提示：内容为网友见解，仅供参考
第1个回答 2012-04-07
贝多芬相关资料一七八七年四月，一位年青人前往维也纳拜见当时的大音乐家莫札特。此人其貌不扬，短小精明，在莫札特面前大展钢琴身手，连被誉称神童的莫札特亦为之惊叹。立即向在场的朋友说：“此年青人必为乐坛掀起狂澜。” 莫札特的预言不到十年立即应验，此人正是鼎鼎大名的贝多芬。
贝多芬一七七零年十二月十六日出生於德国科隆附近莱茵河畔的波昂。他的父亲约翰庸庸碌碌，嗜酒如命，童年时代贝多芬毫无幸福可言。
他的父亲希望儿子成为第二个神童，以便*他享受荣华富贵，所以强迫他学习钢琴，稍有不遂，即遭毒打。就在这样凄惨痛苦命运下，贝多芬渡过了童年。 贝多芬天赋过人，再加上后天刻苦的磨练，程度愈来愈高，连他的老师都自叹弗如。十二岁时贝多芬受聘为宫廷古钢琴与风琴乐师，也负起了养家责任。在宫廷中贝多芬遂渐受到重视，但他心怀远大，在一七八七年远赴维也纳投拜莫札特。但很不幸，他的母亲在波昂病危，回家不久，母亲就去世了。这对贝多芬打击甚大，他又在波昂待了五年。为了实现理想，贝多芬於一七九二年再度前往维也纳。此次华德斯坦伯爵援助甚多，为了报答，贝多芬日后写出了钢琴奏鸣曲作品五十三献给了华德斯坦。到了维也纳，贝多芬受教於海顿门下一年，又向申克、阿布雷兹贝格与萨里耶里等名师求教，尤其是后者，他学了有十年之久。一七九五年贝多芬在维也纳举行了第一次音乐会，当时他亲自弹奏自己写作的「第二号钢琴协奏曲」维也纳市民为之折服，他也因此名闻遐迩.他的「第一号交响曲」是后来才作的，同年他又出版了三首钢琴三重奏贝多芬也奠定演奏者与作曲家的双重声誉。此后五年，他又写作了第一号到第十一号钢琴奏鸣曲。以及第一号到第三号钢琴协奏曲。一七九九年贝多芬又完成了「第一号交响曲」。他凭著神奇的想像力，接连写作了震惊乐坛的名作。在这些作品中，弥漫著生命的欢愉与热情，而且表现了空前的自由意境，突破了连莫札特都束缚的严格形式。贝多芬在一帆风顺之际，声名如日中天，然而不幸的命运降临到他身上——他有了耳聋的疾病。这是很残酷的打击，为了怕人发觉他耳聋，贝多芬逐渐离群索居，自己变得愈来愈孤僻。而在此时，他与一名十七岁少女朱丽叶塔.古奇阿帝相恋。著名的十四号钢琴奏鸣曲「月光」就是他们相恋的作品。一八零二年贝多芬迁到离维也纳车程一小时的海利金宁静村庄作曲，他在那里完成了第二号交响曲。但耳疾恶化使他痛苦万分，因而他写下了海利根施塔特遗书，陈述悲惨遭遇与不幸。后来贝多芬又因康德的哲学观重建信心。「要忘掉自己的不幸，最好的方法就是埋头苦干」。此时他回到维也纳，乐思泉涌，一八零三年写出了雷霆万钧的第三号「英雄」交响曲。此曲原想献给拿破仑，但因拿破仑加冕称帝，贝多芬愤而涂掉拿破仑的名字，改称为「英雄交响曲」。同年，贝多芬又写作了极出色的第九号小提琴奏鸣曲「克罗采」。一八零四年完成第二十一号钢琴奏鸣曲「华德斯坦」。隔年又接著完成第二十三号钢琴奏鸣曲「热情」与独一无二的歌剧「费黛里欧」。在这一连串作品中他表现出真正的功力，如「华德斯坦」与「热情」使世人如痴如醉。一八零六年他又作出「第四号钢琴协奏曲」和「D大调小提琴协奏曲」。 一八零八年贝多芬同时发表了第五号交响曲「命运」与第六号交响曲「田园」。一八零九年完成第五钢琴协奏曲「皇帝」。这些全是永垂不朽的杰作。贝多芬的内心蕴藏著无穷的感情，细腻、超凡、和谐、十全十美。贝多芬有意将自己的意念放在曲子中。如第五号「命运」，一开始的主题动机就是命运之神用力敲门，第六号「田园」更可察觉出贝多芬有意对大自然的描绘第一乐章他即标明了「令人心旷神怡的乡间」字眼。一八零九年拿破仑攻占维也纳，王子公孙纷纷逃难，贝多芬经济陷入困境。在战火弥漫的日子里，他依然留在维也纳，苦心创作，他的「皇帝」协奏曲就是在隆隆炮声中写出的。由於「命运」与「田园」首次演奏并未获得维也纳人民的青睐，贝多芬有心离去前往德国，但因鲁道夫公爵、罗伯高维兹王子与金斯基公爵三人极力挽留，他才留下。日后，贝多芬写作「大公钢琴三重奏」题献给这些恩人。自法国革命后欧洲空气为之一新，个人自由与人权因而确定。贝多芬亦把音乐平民化了，将音乐从贵族中带入全民化。贝多芬的成就，功垂百世。拿破仑兵败，维也纳又恢复欢乐的气氛。一八一二年贝多芬在伤兵救济音乐会上首演「第七号交响曲」与「第八号交响曲」，非常轰动。他又博得维也纳人民的尊敬。贝多芬从一八零四年到一八一四年之间，肉体蒙受失聪的惨境，但在这十一年的岁月里，他的创作丰富，历史价值史无前例。他写出了人类音乐宝藏中光芒万丈的珍品。他的「第七号交响曲」没有标题，华格纳认为这首曲子是舞蹈的象徵，尤其是热情奔放的终乐章。「第八号交响曲」是他九大交响曲中最明朗、最爽快的曲子，以达观而超然的态度浏览人生。贝多芬的第三段人生起自一八一五年。那时他已届壮年对人生有更透彻的领悟，此后写作的音乐，除了震古铄今的第九号交响曲「合唱」和「庄严弥撒曲」外，全是钢琴奏鸣曲和弦乐四重奏曲，这全是有内在的与深邃的精神意境。由於弟弟卡尔一八一四年去世，贝多芬又负起了监护养育侄儿的责任。但领养过程与事后侄儿给他带来的问题让他吃了不少苦头。总之他无法将爱心转移到他侄儿身上。贝多芬对与人如何相处的道理完全崩溃。乐圣贝多芬变得更加消沈，同时身体状况更加严重，经济十分拮据。那时他正全力创作两大作品－－「庄严弥撒曲」和「第九交响曲」。尤其前曲是为了鲁道夫被任命为大主教登基典礼时演奏的使用。正因责任重大，他花了约五年的时光，在一八二三年完成。隔年五月七日他的「第九号交响曲」首演，将他的声望又推到新顶点。「第九号交响曲」的「快乐颂」合唱是采自席勒的诗「快乐颂」。他早年就有此念头，经过了三十二年终於达成心愿。「第九号交响曲」的成功为他带来了一生最大的荣耀与欢欣,「第九号交响曲」预演时贝多芬亲自指挥，但因耳聋无法进行，秩序大乱，因此正式公演时由乌姆劳夫指挥。 贝多芬仍在舞台上背对听众指导。当全曲演奏甫毕，听众深受感动，高声欢呼，掌声如雷，但贝多芬毫无知觉，还是经过演出者的提醒，他才看到了感人的场面，含泪答礼。这是贝多芬最后一次公开露面，他在不知不觉下患了肝病，时日就度过在病情益渐严重的日子里。他那即将远离尘世的心灵，反而趋於宁静。这时贝多芬好像在稀薄，纯净的高空中，俯视自己即将抛开的世界。写作了五首最后的弦乐四重奏曲。这些室内乐是他最后的作品，也是贝多芬留给世人的遗嘱。对万世证明精神可以克服痛苦，甚至可以克服死亡。贝多芬的余生已经不多，单是一八二六年就动了四次手术，但病情未见好转。一八二七年三月二十六日下午，维也纳突然下了一场大风雪，伴著震耳欲聋的春雷，此时贝多芬握紧右拳，咽下了最后一口气。根据记录，贝多芬的葬礼在三月二十九日举行，约有两万名以上的维也纳市民参加护送到举行追悼弥撒的雅瑟尔教堂
贝多芬一七七零年十二月十六日出生於德国科隆附近莱茵河畔的波昂。他的父亲约翰庸庸碌碌，嗜酒如命，童年时代贝多芬毫无幸福可言。
他的父亲希望儿子成为第二个神童，以便*他享受荣华富贵，所以强迫他学习钢琴，稍有不遂，即遭毒打。就在这样凄惨痛苦命运下，贝多芬渡过了童年。 贝多芬天赋过人，再加上后天刻苦的磨练，程度愈来愈高，连他的老师都自叹弗如。十二岁时贝多芬受聘为宫廷古钢琴与风琴乐师，也负起了养家责任。在宫廷中贝多芬遂渐受到重视，但他心怀远大，在一七八七年远赴维也纳投拜莫札特。但很不幸，他的母亲在波昂病危，回家不久，母亲就去世了。这对贝多芬打击甚大，他又在波昂待了五年。为了实现理想，贝多芬於一七九二年再度前往维也纳。此次华德斯坦伯爵援助甚多，为了报答，贝多芬日后写出了钢琴奏鸣曲作品五十三献给了华德斯坦。到了维也纳，贝多芬受教於海顿门下一年，又向申克、阿布雷兹贝格与萨里耶里等名师求教，尤其是后者，他学了有十年之久。一七九五年贝多芬在维也纳举行了第一次音乐会，当时他亲自弹奏自己写作的「第二号钢琴协奏曲」维也纳市民为之折服，他也因此名闻遐迩.他的「第一号交响曲」是后来才作的，同年他又出版了三首钢琴三重奏贝多芬也奠定演奏者与作曲家的双重声誉。此后五年，他又写作了第一号到第十一号钢琴奏鸣曲。以及第一号到第三号钢琴协奏曲。一七九九年贝多芬又完成了「第一号交响曲」。他凭著神奇的想像力，接连写作了震惊乐坛的名作。在这些作品中，弥漫著生命的欢愉与热情，而且表现了空前的自由意境，突破了连莫札特都束缚的严格形式。贝多芬在一帆风顺之际，声名如日中天，然而不幸的命运降临到他身上——他有了耳聋的疾病。这是很残酷的打击，为了怕人发觉他耳聋，贝多芬逐渐离群索居，自己变得愈来愈孤僻。而在此时，他与一名十七岁少女朱丽叶塔.古奇阿帝相恋。著名的十四号钢琴奏鸣曲「月光」就是他们相恋的作品。一八零二年贝多芬迁到离维也纳车程一小时的海利金宁静村庄作曲，他在那里完成了第二号交响曲。但耳疾恶化使他痛苦万分，因而他写下了海利根施塔特遗书，陈述悲惨遭遇与不幸。后来贝多芬又因康德的哲学观重建信心。「要忘掉自己的不幸，最好的方法就是埋头苦干」。此时他回到维也纳，乐思泉涌，一八零三年写出了雷霆万钧的第三号「英雄」交响曲。此曲原想献给拿破仑，但因拿破仑加冕称帝，贝多芬愤而涂掉拿破仑的名字，改称为「英雄交响曲」。同年，贝多芬又写作了极出色的第九号小提琴奏鸣曲「克罗采」。一八零四年完成第二十一号钢琴奏鸣曲「华德斯坦」。隔年又接著完成第二十三号钢琴奏鸣曲「热情」与独一无二的歌剧「费黛里欧」。在这一连串作品中他表现出真正的功力，如「华德斯坦」与「热情」使世人如痴如醉。一八零六年他又作出「第四号钢琴协奏曲」和「D大调小提琴协奏曲」。 一八零八年贝多芬同时发表了第五号交响曲「命运」与第六号交响曲「田园」。一八零九年完成第五钢琴协奏曲「皇帝」。这些全是永垂不朽的杰作。贝多芬的内心蕴藏著无穷的感情，细腻、超凡、和谐、十全十美。贝多芬有意将自己的意念放在曲子中。如第五号「命运」，一开始的主题动机就是命运之神用力敲门，第六号「田园」更可察觉出贝多芬有意对大自然的描绘第一乐章他即标明了「令人心旷神怡的乡间」字眼。一八零九年拿破仑攻占维也纳，王子公孙纷纷逃难，贝多芬经济陷入困境。在战火弥漫的日子里，他依然留在维也纳，苦心创作，他的「皇帝」协奏曲就是在隆隆炮声中写出的。由於「命运」与「田园」首次演奏并未获得维也纳人民的青睐，贝多芬有心离去前往德国，但因鲁道夫公爵、罗伯高维兹王子与金斯基公爵三人极力挽留，他才留下。日后，贝多芬写作「大公钢琴三重奏」题献给这些恩人。自法国革命后欧洲空气为之一新，个人自由与人权因而确定。贝多芬亦把音乐平民化了，将音乐从贵族中带入全民化。贝多芬的成就，功垂百世。拿破仑兵败，维也纳又恢复欢乐的气氛。一八一二年贝多芬在伤兵救济音乐会上首演「第七号交响曲」与「第八号交响曲」，非常轰动。他又博得维也纳人民的尊敬。贝多芬从一八零四年到一八一四年之间，肉体蒙受失聪的惨境，但在这十一年的岁月里，他的创作丰富，历史价值史无前例。他写出了人类音乐宝藏中光芒万丈的珍品。他的「第七号交响曲」没有标题，华格纳认为这首曲子是舞蹈的象徵，尤其是热情奔放的终乐章。「第八号交响曲」是他九大交响曲中最明朗、最爽快的曲子，以达观而超然的态度浏览人生。贝多芬的第三段人生起自一八一五年。那时他已届壮年对人生有更透彻的领悟，此后写作的音乐，除了震古铄今的第九号交响曲「合唱」和「庄严弥撒曲」外，全是钢琴奏鸣曲和弦乐四重奏曲，这全是有内在的与深邃的精神意境。由於弟弟卡尔一八一四年去世，贝多芬又负起了监护养育侄儿的责任。但领养过程与事后侄儿给他带来的问题让他吃了不少苦头。总之他无法将爱心转移到他侄儿身上。贝多芬对与人如何相处的道理完全崩溃。乐圣贝多芬变得更加消沈，同时身体状况更加严重，经济十分拮据。那时他正全力创作两大作品－－「庄严弥撒曲」和「第九交响曲」。尤其前曲是为了鲁道夫被任命为大主教登基典礼时演奏的使用。正因责任重大，他花了约五年的时光，在一八二三年完成。隔年五月七日他的「第九号交响曲」首演，将他的声望又推到新顶点。「第九号交响曲」的「快乐颂」合唱是采自席勒的诗「快乐颂」。他早年就有此念头，经过了三十二年终於达成心愿。「第九号交响曲」的成功为他带来了一生最大的荣耀与欢欣,「第九号交响曲」预演时贝多芬亲自指挥，但因耳聋无法进行，秩序大乱，因此正式公演时由乌姆劳夫指挥。 贝多芬仍在舞台上背对听众指导。当全曲演奏甫毕，听众深受感动，高声欢呼，掌声如雷，但贝多芬毫无知觉，还是经过演出者的提醒，他才看到了感人的场面，含泪答礼。这是贝多芬最后一次公开露面，他在不知不觉下患了肝病，时日就度过在病情益渐严重的日子里。他那即将远离尘世的心灵，反而趋於宁静。这时贝多芬好像在稀薄，纯净的高空中，俯视自己即将抛开的世界。写作了五首最后的弦乐四重奏曲。这些室内乐是他最后的作品，也是贝多芬留给世人的遗嘱。对万世证明精神可以克服痛苦，甚至可以克服死亡。贝多芬的余生已经不多，单是一八二六年就动了四次手术，但病情未见好转。一八二七年三月二十六日下午，维也纳突然下了一场大风雪，伴著震耳欲聋的春雷，此时贝多芬握紧右拳，咽下了最后一口气。根据记录，贝多芬的葬礼在三月二十九日举行，约有两万名以上的维也纳市民参加护送到举行追悼弥撒的雅瑟尔教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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