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马鞍马镫等（高分悬赏）
麻烦给我讲解马身上要戴的各种物件，如马鞍马镫等，我要知道这各个物件的发明，历史，物理原理，作用和好处，越详细越好，从百度百科上扒下来的不给分。
再次重申！！！百度百科上一样的不算！！
马在我国被驯养，大约在新石器时代晚期。马以其快捷健走、力大温良的优点，很早就被人类所认识。早期马多被用来驾车，春秋战国时期，各诸侯国的军队最初都是以步兵和兵车混合为主，动辄都是几十万，而骑兵最多不过五六千骑。直至赵武灵王提倡“胡服骑射”，才为赵国训练了一支强大的骑兵队伍，改变了原来的军队装备，这是军事史上一项伟大的变革。此后，各诸侯国都非常重视发展骑兵。
但是，在当时骑马是一件十分辛苦的事，因为还没有发明马镫。在公元前亚历山大率军东征，横扫中亚大地时，他的将士们的双腿是在马腹的两边空荡荡地悬垂着，没有任何支撑。他们靠着大腿的力量，用力夹住猛烈颠跛的马以保持自身的稳定。这种艰辛可以料想。而马镫是骑马时踏脚的装置，没有它，当马飞奔或腾越时，骑士们只能用双腿夹紧马身，同时用手紧抓马鬃才能避免摔下马来。陕西临潼秦始皇兵马俑的出土是我国考古的重大发现。在秦始皇兵马俑二号坑中出土了许多与真马大小相似的陶马。马身上马具齐备，但就是没有发现马镫。
马镫虽然很小，作用却很大，它可以使骑士和战马很好地结合在一起，把人和马的力量合在一起，发挥出最大效力。马镫最早是由中国人发明的，但准确的时间目前学界尚无定论。
最早的马镫实物，发现于公元3世纪中叶到4世纪初的中国东北的鲜卑人活动的区域，出土地点在辽宁省西部与内蒙古赤峰相接的北票县。1965年，考古人员在北票县北燕贵族冯素弗墓中，出土了一对木芯长直柄包铜皮的马镫。这对马镫长24．5厘米，宽16．8厘米，是国际上现存时代最早的马镫实物。
吉林市郊帽儿山墓地是20世纪八十年代发现的，其年代大致相当于西汉中晚期至南北朝。1993年在帽儿山墓地18号墓中出土了一副马镫，用铜片夹裹木芯，以铆钉缀合加固。这是我国出土年代较早的马镫。北燕是慕容鲜卑所创建的王朝，当时在东北地区与高句丽互相争夺地盘，双方都很重视发展骑兵。由于慕容鲜卑与北方草原游牧地区关系更为密切，便率先发明了马镫，从而使其骑兵的战斗力猛增。
1965年至1970年，南京象山发掘了东晋琅琊王氏族墓群，7号墓中出土了一件装双镫的陶马，墓葬年代为东晋永昌元年（322）或稍后。这件陶马的双镫是已知马镫的较早实例。
1965年在辽宁北票西官营子发掘了北燕冯素弗墓。北燕是公元四世纪初迁至辽西的汉族统治者冯氏在前燕、后燕基础上建立的鲜卑族国家，冯素弗是北燕王冯跋的弟弟。这是一座时代明确的北燕墓葬。墓中出土了一副马镫，形状近似三角形，角部浑圆，在木芯外面包镶着鎏金的铜片。
[编辑本段]欧洲最早的马镫
欧洲最早的马镫，出土于公元6世纪的匈牙利阿瓦尔人的墓葬中，以窄踏板直柄金属马镫为主。阿瓦尔人是来自蒙古高原的柔然人的后代。柔然人的重点活动地区是阴山以北的草原，与鲜卑人及北魏王朝发生多次战争被打败之后，柔然人于6世纪沿欧亚草原之路西迁到匈牙利定居。因此，有些西方考古学者认为：是柔然人从中国北方把马镫传播到欧洲，甚至认为阿瓦尔人的马镫就是中国传统的直柄横穿金属马镫，或者有中国工匠直接参与到为阿瓦尔人制做马镫上来。因此，马镫被称为“中国靴子”。
通过上述考证与论述，可以确认：最早的马镫发现于公元3—4世纪鲜卑人活动的中国北方草原地区，这是中国古代北方游牧民族对世界的一项伟大贡献。
马镫发明后，很快就由中国传到朝鲜，在公元五世纪的朝鲜古墓中已有了马镫的绘画。至于流传到西方的马镫，是首先由中国传到土耳其，然后传到古罗马帝国，最后传播到欧洲大陆的。
英国著名中国科技史专家李约瑟对中国发明的马镫给予高度评价，他说：“关于脚镫曾有过很多热烈的讨论……最近的分析研究，表明占优势的是中国。直到8世纪初期在西方（或拜占庭）才出现脚镫，但是它们在那里的社会影响是非常特殊的。林恩·怀特说：‘只有极少的发明像脚镫这样简单，但却在历史上产生了如此巨大的催化影响。’”，“我们可以这样说，就像中国的火药在封建主义的最后阶段帮助摧毁了欧洲封建制度一样，中国的脚镫在最初却帮助了欧洲封建制度的建立”。
事实上，欧洲人是踩着中国人的马镫进入了骑士时代的。
[编辑本段]发展历史
中国有据可考的马镫，出现在北魏时期，这种马镫是木芯长直柄包铜皮的挂式马镫。其后，这种马镫通过高句丽向东传播，扩散到朝鲜半岛和日本，继而出现了窄踏板金属马镫在欧亚大草原上的广泛传播。在中国南方地区，约在公元4世纪也已出现了马镫。总之，木芯长直柄马镫是东西方各类马镫的源头。其后，马镫也被高句丽人掌握和改造，用木芯包铁镫代替了北燕的木芯包铜镫。
马镫的发明几乎可以和轮子的发明相提并论。有了它，骑兵可以更轻松的在马上做各种动作，人类战争史才真正迎来了骑兵无敌的年代。马镫的历史有两千多年的时间了，最早是用皮革制成的。马镫有银、铜、铁鎏银、铁等不同的材质。它是马具中至关重要的一个部件。是为了帮助骑士上马而发明的。
中国最初的马镫只有单独的一个，垂系马鞍的革带也很短。骑士上马之后，马镫就没有实际用途了。古人在原始马镫的基础上，通过改良，制作出真正的马镫，就是现在的双马镫。马镫的产生和使用，标志着骑乘用马具的完备，因而具有里程碑的意义。在军事上，它使骑兵上下马迅速，人骑在马上不易坠地，控制战马更加自如，马镫解放了骑兵的双手，增加了战斗力。在日常生活中，马镫使没有经过正规训练的人，甚至妇女都可以稳稳的骑在马上。骑马的姿势也更加潇洒大方。
[编辑本段]考古类型学分析
为了使研究尽量客观，我们尽可能地搜集经科学发掘或有准确出土地点的马镫，并参考相关的雕塑和壁画，一共选取了188件标本，绝大部分为实物马镫。由于个别地区实物标本贫乏，所以我们还选择了一些雕塑和壁画中的马镫作为补充资料。我们选取的标本年代主要集中在4世纪-9世纪。10世纪以后，马镫样式趋于统一，仅选取了这一时期有代表性的标本，以说明马镫发展演变的完整过程。
尽管马销样式繁多，但是仔细分析，不难发现马镫的区别主要在于悬系部分。依据悬系部分的特征，种类繁多的马镫可以归类为四个类型，即直柄横穿型马镫、壶镫、T形柄金属马镫和8字形马镫。这四个类型既相互关联，又各自具有鲜明的地域特色。
A型 直柄横穿型马镫，总体特征为直柄，柄上有一横穿。该型马镫演变趋势为横柄越来越短，踏板越来越宽；镫环形状虽然也有不同，但不像镫柄和踏板那样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因此不作为分式的主要依据。根据镫柄和踏板的变化，A型马镫可分以下八式：
AI式：木芯长直柄马镫。镫柄为长条状，其长度与马镫通高之比约为二分之一，柄上部有穿，柄根部渐窄；马镫通体厚度相同，踏板略微向上凸起。此式马镫质地为木芯，三面包铜片或外包皮革。
AI式马镫在3世纪中叶～4世纪中叶出现于辽宁朝阳地区，均出于鲜卑人墓葬中。
AII式：木芯包金属直柄马镫。镫柄较I式变短，为短粗的条状，其长度与马镫通高之比小于或等于三分之一，柄上部有一长方形横穿，柄根部略窄于上部。踏板微凸，其宽度与马镫通体厚度基本相同或略宽。
AII式马镫质地为木芯，四面包铜片（通常鎏金）或铁片。AII式马镫4世纪开始流行于我国东北地区，5～6世纪流行于朝鲜半岛和日本。
AIII式：长直柄金属镫。镫柄为长条状，柄端带横穿的部分加宽，呈横置的长方形或方形。踏板宽于马镫通体厚度，有的踏板上还带有小突起。
AIII式马镫最早的标本见于宁夏固原北魏漆棺画墓（固原县文物工作站， 1984： ），年代为484~486年（孙机，1996：122）。但是这种长直柄金属镫在我国流行时间不长，迅速为新式样马镫所代替；在朝鲜半岛和日本则一直沿用到7世纪。
AIV式：窄踏板直柄金属镫。镫柄大大缩短，其与横环连接的部分成短柱状，形似柄颈，从而使柄部看起来很像镫环上扁形的“耳”（苏联学者称为“带薄片耳”型镫），镫柄为圭首形或方形；穿位于镫柄的中部或下部。踏板一般都较为平直或略微向下弧，其宽度大于马镫通体厚度，但不像后来的金属镫那样踏板中间有一道突起的脊）。
AIV式马镫质地为金属，以铁制为多，亦有铜制。目前我们所能见到的最早的AIV式马横标本是宁夏固原李贤墓出土的明器铁马镫，年代为569年。AIV式马镫的分布十分广泛，几乎传遍欧亚大陆各地。
AV式：马蹄形镫环直柄金属镫。银柄圭首形或方形，穿位于镫柄的中部或下部。镫环为马蹄形，踏板宽大，中间有一道横脊，两边略微下卷。
AV式马镫均为金属质地，一般为青铜制。目前所见AV式马横标本均有豪华装饰，采用鎏金、包银或错金银工艺，制作极其精美，其中或有等级之分。这种马镫数量不多，只在内蒙古、陕西和俄罗斯米努辛斯克盆地发现了少数几例。
AVI式：宽踏板直柄金属镫。镫柄以方形为主，亦有圭首形；穿位于镫柄的中部或下部。踏板宽大，微微下弧，中间有一道横脊，两边下卷，有的踏板上还有接孔AVI式马镫以铁制为主，亦有铜制。AVI式马镫分布广泛，几乎遍布整个欧亚大陆。
AVII式：镫柄进一步缩短，柄颈退化；穿变得宽大，其位置与镫环极为接近：一般位于紧接镫环上端处或在镫柄与镫环之间。欧洲维京人墓葬（ 9－11世纪）中出现一种马镫：长镫环，镫环上端为宽大的穿，有的穿上还带攀。维京人的马镫基本上与AVI式马镫相同。AVII式马镫分布广泛，几乎遍布欧亚大陆。
AVIII式：镫柄退化，仅存镫环，镫环梁部有穿。
AVIII式马镫是10世纪金属马镫的典型代表，后来逐渐成为欧亚大陆马镫的主流。
B型 壶镫。 直柄，柄上端有穿，整个马镫形似圆壶，将足前部包住。壶镫是一种有鲜明地域特色的马镫，目前只见于日本和朝鲜半岛南部。壶镫制作工艺分为两种：一种是先做出镫架，再把镫环前部的镫架包上皮革；另一种是用木头旋制出壶形镫。后一种马镫出现较晚，始见于7世纪。依据壶镫不同的制作工艺，可将其分两个亚型。
春秋网http://bbs.cqzg.cnBa型：镫架包皮革壶镫，变化趋势与直柄横穿型马镫相似。据镫柄和踏板的变化，可以分为三式。
BaI式：长直柄，柄上端有穿，形似AII式马镫镫环前套上皮囊（表一，31）。BaI式马镫镫架为木芯包金属。无论从形制还是从材质，都表明BaI式马镫与AII式马镫有一定的渊源关系。可以说，BaI式马镫是All式马镫本地化的产物。
BaII式：长直柄，穿位于镫柄上端，踏板呈半月形（表一，34）。BaII式壶镫在6世纪采用木芯包金属雕架，6世纪末逐渐为金属镫架取代。
BaIII式：镫柄大大缩短，形成一个柄颈，将宽大的穿连接在雕环上，踏板呈半月形，镫架为金属制。
Bb型：木旋壶镫，用木头旋制而成，其形制与BaII式壶镫相同，但材质不同（表一，36）。流行于7世纪。
C型 T形柄金属马镫。带有T字形短直柄，踏板宽于马镫通体厚度。这种金属镫的T字形短直柄可能是直柄横穿型马镫的一种变体，因技术或其它原因无法做出穿部，而采用直柄上加横杠的工艺来代替。
春秋网http://bbs.cqzg.cnC型马镫仅见两件标本，均为铁制。一件发现于俄罗斯阿尔泰地区库德尔格，另一件发现于我国新疆克尔木齐。库德尔格墓葬年代为6－7世纪。克尔木齐那件马镫最初被认为是战国至汉代遗物（新疆社科院考古所，1983：图166）。从形制上看，这件马镫的踏板宽于马镫通体厚度，除了镫柄略有不同外，与郑仁泰墓、独孤思贞墓所出马镫非常接近，年代应在6—7世纪。最近出版的《新疆古迹大观》已正确将其断为唐代之物（新疆美术摄影出版社，1999年：340）。
D型 8字形马镫。整个马镫的形状如同阿拉伯数字8，上面弯曲出的小圈为控系用的圈鼻，下面为销环。D型马镫均为金属质地，一般为铁制。该型马镫可分为两个亚型。
Da型：马镫的镫鼻与横环连接部分不交叉，大多在镫环上方形成一个圆形或扁圆形的小圈鼻。这种类型的马镫亦有早晚之别，早晚变化主要体现在颈部的有无和踏板的宽窄，可分两式。
DaI式：长颈8字形马镫。镫鼻与错环之间采用长颈，形制上明显模仿直柄横穿型马镫，踏板略宽于马镫通体厚度。
DaII式：无颈8字形马镫。镫鼻与雕环之间无颈，踏板定于马镫通体厚度，有越来越加宽的趋势，晚期或带装饰。
Db型：镫环与横鼻连接部分采用卷曲工艺，镫鼻呈圆形或三角形。
8字形马镫起源于南西伯利亚，始见于6-7世纪，后来传人中亚和欧洲广大地区。这种马镫似乎从未向东方传播，中国境内、朝鲜半岛和日本至今尚未发现。8字形马镫具有鲜明的地域特色，采用西方传统的锻造工艺制作。而直柄横穿型金属马镫通常采用东方传统的铸造制作。8字形马镫的早期形式明显模仿直柄横穿型马镫。由于长直柄型马镫不适合用锻造工艺制作，长颈8字形马镫后来迅速被无颈8字形马镫取代。
据以上讨论，马镫源于中国东北鲜卑墓出上的木芯长直柄马镫。5世纪在中国北方出现的金属马镫是在木芯长直柄马镫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后来对欧亚大陆军事变革产生直接影响的是金属马镫。直柄横穿型马镫和海东的壶镫以及南西伯利亚的8字形马镫均有渊源关系，后两种类型的马镫是在直柄横穿型马镫影响下，结合当地制作工艺特色发展起来的。
马鞍 一般使牛皮包裹三合板木架,而后用钢板做为骨架
对于这一问题，由于长期以来始终没有在考古中发现西汉马鞍和两汉马镫的实物和雕塑、绘画等方面的证据，传统观点是这样认为的：“西汉时，马鞍、马镫仍未出现，多少影响了骑兵的战斗力”⑴、“……（西汉）但马镫仍未出现，这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骑兵的战斗力。”⑵ 而需要强调的是，这里及本文所说的“马鞍”并非指其广义上所含概的所有用于隔开人体和马背的物体，而是指其狭义，即两端上翘的“高桥马鞍”。那么事实真的如上面所说吗？这里就要对此进行一下粗浅的讨论
第一个革新（这只是一般性的看法，但其实际的发明顺序不一定是这样）是高桥马鞍的出现，马鞍两端从平坦转为高翘，限制了骑手身体的前后滑动趋势，提供了纵向的稳定性。第二个则是马镫的使用，它通过固定双脚提供横向稳定性，同时在马鞍的协助下将人和马结为一个整体，使骑兵利用马匹的速度进行正面冲击成为可能。西方学者这样评论进入欧洲的匈奴人携带的新装备：“马鞍是人与马完全结合在一起的关键。匈奴人独特的马鞍引起了罗马人的惊奇。他们的马鞍不像罗马人的那样由裹住马肚子的皮革制成，匈奴人的马鞍的特别之处在于它有一个两头高的木制托架。这样不论马怎么跑，骑士们都能稳稳地坐在马背上。……相反，罗马人笨拙的骑术使不少骑手经常在战斗中失去平衡，而从马上掉下来，这通常很危险，有时甚至是致命的。……除了马鞍，匈奴人还从亚洲带来了一项在当时具有革命性的创新：欧洲人从未见过的马镫。为了防止腿在长距离的骑马后会疲劳，人们在马鞍上系上了绷带、皮带或者用一种亚麻织成的腿带。这样，脚就有了可踏的地方。……尽管当时这种马镫还不完善，但它给骑手们一种安全感，同时也能让他们在马上站起来向各个方向转身。由于有了木马鞍和马镫，匈奴骑手们能在骑马的过程中朝每个方向射箭。”⑶ 鞍镫的引进，在欧洲来讲是一件大事，正是它使骑兵取代步兵成为中世纪战争的主力，“一旦马镫成为8世纪的法兰克人通用之物，马匹不仅能用于迅速集中力量，并且也能用来作战了。速度可以转化为突击。”⑷“马镫使中世纪穿戴沉重的铠甲的封建骑士得以产生。”⑸ 由此可见其重要的程度。
台风马鞍
“马鞍”也是一种台风的名称，由世界气象组织(简称WMO)台风委员命名。该台风的序号为9-4，英文名Ma-on，中文名马鞍，名字来源于中国香港，其意义为山峰名
但是，在当时骑马是一件十分辛苦的事，因为还没有发明马镫。在公元前亚历山大率军东征，横扫中亚大地时，他的将士们的双腿是在马腹的两边空荡荡地悬垂着，没有任何支撑。他们靠着大腿的力量，用力夹住猛烈颠跛的马以保持自身的稳定。这种艰辛可以料想。而马镫是骑马时踏脚的装置，没有它，当马飞奔或腾越时，骑士们只能用双腿夹紧马身，同时用手紧抓马鬃才能避免摔下马来。陕西临潼秦始皇兵马俑的出土是我国考古的重大发现。在秦始皇兵马俑二号坑中出土了许多与真马大小相似的陶马。马身上马具齐备，但就是没有发现马镫。
马镫虽然很小，作用却很大，它可以使骑士和战马很好地结合在一起，把人和马的力量合在一起，发挥出最大效力。马镫最早是由中国人发明的，但准确的时间目前学界尚无定论。
最早的马镫实物，发现于公元3世纪中叶到4世纪初的中国东北的鲜卑人活动的区域，出土地点在辽宁省西部与内蒙古赤峰相接的北票县。1965年，考古人员在北票县北燕贵族冯素弗墓中，出土了一对木芯长直柄包铜皮的马镫。这对马镫长24．5厘米，宽16．8厘米，是国际上现存时代最早的马镫实物。
吉林市郊帽儿山墓地是20世纪八十年代发现的，其年代大致相当于西汉中晚期至南北朝。1993年在帽儿山墓地18号墓中出土了一副马镫，用铜片夹裹木芯，以铆钉缀合加固。这是我国出土年代较早的马镫。北燕是慕容鲜卑所创建的王朝，当时在东北地区与高句丽互相争夺地盘，双方都很重视发展骑兵。由于慕容鲜卑与北方草原游牧地区关系更为密切，便率先发明了马镫，从而使其骑兵的战斗力猛增。
1965年至1970年，南京象山发掘了东晋琅琊王氏族墓群，7号墓中出土了一件装双镫的陶马，墓葬年代为东晋永昌元年（322）或稍后。这件陶马的双镫是已知马镫的较早实例。
1965年在辽宁北票西官营子发掘了北燕冯素弗墓。北燕是公元四世纪初迁至辽西的汉族统治者冯氏在前燕、后燕基础上建立的鲜卑族国家，冯素弗是北燕王冯跋的弟弟。这是一座时代明确的北燕墓葬。墓中出土了一副马镫，形状近似三角形，角部浑圆，在木芯外面包镶着鎏金的铜片。
[编辑本段]欧洲最早的马镫
欧洲最早的马镫，出土于公元6世纪的匈牙利阿瓦尔人的墓葬中，以窄踏板直柄金属马镫为主。阿瓦尔人是来自蒙古高原的柔然人的后代。柔然人的重点活动地区是阴山以北的草原，与鲜卑人及北魏王朝发生多次战争被打败之后，柔然人于6世纪沿欧亚草原之路西迁到匈牙利定居。因此，有些西方考古学者认为：是柔然人从中国北方把马镫传播到欧洲，甚至认为阿瓦尔人的马镫就是中国传统的直柄横穿金属马镫，或者有中国工匠直接参与到为阿瓦尔人制做马镫上来。因此，马镫被称为“中国靴子”。
通过上述考证与论述，可以确认：最早的马镫发现于公元3—4世纪鲜卑人活动的中国北方草原地区，这是中国古代北方游牧民族对世界的一项伟大贡献。
马镫发明后，很快就由中国传到朝鲜，在公元五世纪的朝鲜古墓中已有了马镫的绘画。至于流传到西方的马镫，是首先由中国传到土耳其，然后传到古罗马帝国，最后传播到欧洲大陆的。
英国著名中国科技史专家李约瑟对中国发明的马镫给予高度评价，他说：“关于脚镫曾有过很多热烈的讨论……最近的分析研究，表明占优势的是中国。直到8世纪初期在西方（或拜占庭）才出现脚镫，但是它们在那里的社会影响是非常特殊的。林恩·怀特说：‘只有极少的发明像脚镫这样简单，但却在历史上产生了如此巨大的催化影响。’”，“我们可以这样说，就像中国的火药在封建主义的最后阶段帮助摧毁了欧洲封建制度一样，中国的脚镫在最初却帮助了欧洲封建制度的建立”。
事实上，欧洲人是踩着中国人的马镫进入了骑士时代的。
[编辑本段]发展历史
中国有据可考的马镫，出现在北魏时期，这种马镫是木芯长直柄包铜皮的挂式马镫。其后，这种马镫通过高句丽向东传播，扩散到朝鲜半岛和日本，继而出现了窄踏板金属马镫在欧亚大草原上的广泛传播。在中国南方地区，约在公元4世纪也已出现了马镫。总之，木芯长直柄马镫是东西方各类马镫的源头。其后，马镫也被高句丽人掌握和改造，用木芯包铁镫代替了北燕的木芯包铜镫。
马镫的发明几乎可以和轮子的发明相提并论。有了它，骑兵可以更轻松的在马上做各种动作，人类战争史才真正迎来了骑兵无敌的年代。马镫的历史有两千多年的时间了，最早是用皮革制成的。马镫有银、铜、铁鎏银、铁等不同的材质。它是马具中至关重要的一个部件。是为了帮助骑士上马而发明的。
中国最初的马镫只有单独的一个，垂系马鞍的革带也很短。骑士上马之后，马镫就没有实际用途了。古人在原始马镫的基础上，通过改良，制作出真正的马镫，就是现在的双马镫。马镫的产生和使用，标志着骑乘用马具的完备，因而具有里程碑的意义。在军事上，它使骑兵上下马迅速，人骑在马上不易坠地，控制战马更加自如，马镫解放了骑兵的双手，增加了战斗力。在日常生活中，马镫使没有经过正规训练的人，甚至妇女都可以稳稳的骑在马上。骑马的姿势也更加潇洒大方。
[编辑本段]考古类型学分析
为了使研究尽量客观，我们尽可能地搜集经科学发掘或有准确出土地点的马镫，并参考相关的雕塑和壁画，一共选取了188件标本，绝大部分为实物马镫。由于个别地区实物标本贫乏，所以我们还选择了一些雕塑和壁画中的马镫作为补充资料。我们选取的标本年代主要集中在4世纪-9世纪。10世纪以后，马镫样式趋于统一，仅选取了这一时期有代表性的标本，以说明马镫发展演变的完整过程。
尽管马销样式繁多，但是仔细分析，不难发现马镫的区别主要在于悬系部分。依据悬系部分的特征，种类繁多的马镫可以归类为四个类型，即直柄横穿型马镫、壶镫、T形柄金属马镫和8字形马镫。这四个类型既相互关联，又各自具有鲜明的地域特色。
A型 直柄横穿型马镫，总体特征为直柄，柄上有一横穿。该型马镫演变趋势为横柄越来越短，踏板越来越宽；镫环形状虽然也有不同，但不像镫柄和踏板那样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因此不作为分式的主要依据。根据镫柄和踏板的变化，A型马镫可分以下八式：
AI式：木芯长直柄马镫。镫柄为长条状，其长度与马镫通高之比约为二分之一，柄上部有穿，柄根部渐窄；马镫通体厚度相同，踏板略微向上凸起。此式马镫质地为木芯，三面包铜片或外包皮革。
AI式马镫在3世纪中叶～4世纪中叶出现于辽宁朝阳地区，均出于鲜卑人墓葬中。
AII式：木芯包金属直柄马镫。镫柄较I式变短，为短粗的条状，其长度与马镫通高之比小于或等于三分之一，柄上部有一长方形横穿，柄根部略窄于上部。踏板微凸，其宽度与马镫通体厚度基本相同或略宽。
AII式马镫质地为木芯，四面包铜片（通常鎏金）或铁片。AII式马镫4世纪开始流行于我国东北地区，5～6世纪流行于朝鲜半岛和日本。
AIII式：长直柄金属镫。镫柄为长条状，柄端带横穿的部分加宽，呈横置的长方形或方形。踏板宽于马镫通体厚度，有的踏板上还带有小突起。
AIII式马镫最早的标本见于宁夏固原北魏漆棺画墓（固原县文物工作站， 1984： ），年代为484~486年（孙机，1996：122）。但是这种长直柄金属镫在我国流行时间不长，迅速为新式样马镫所代替；在朝鲜半岛和日本则一直沿用到7世纪。
AIV式：窄踏板直柄金属镫。镫柄大大缩短，其与横环连接的部分成短柱状，形似柄颈，从而使柄部看起来很像镫环上扁形的“耳”（苏联学者称为“带薄片耳”型镫），镫柄为圭首形或方形；穿位于镫柄的中部或下部。踏板一般都较为平直或略微向下弧，其宽度大于马镫通体厚度，但不像后来的金属镫那样踏板中间有一道突起的脊）。
AIV式马镫质地为金属，以铁制为多，亦有铜制。目前我们所能见到的最早的AIV式马横标本是宁夏固原李贤墓出土的明器铁马镫，年代为569年。AIV式马镫的分布十分广泛，几乎传遍欧亚大陆各地。
AV式：马蹄形镫环直柄金属镫。银柄圭首形或方形，穿位于镫柄的中部或下部。镫环为马蹄形，踏板宽大，中间有一道横脊，两边略微下卷。
AV式马镫均为金属质地，一般为青铜制。目前所见AV式马横标本均有豪华装饰，采用鎏金、包银或错金银工艺，制作极其精美，其中或有等级之分。这种马镫数量不多，只在内蒙古、陕西和俄罗斯米努辛斯克盆地发现了少数几例。
AVI式：宽踏板直柄金属镫。镫柄以方形为主，亦有圭首形；穿位于镫柄的中部或下部。踏板宽大，微微下弧，中间有一道横脊，两边下卷，有的踏板上还有接孔AVI式马镫以铁制为主，亦有铜制。AVI式马镫分布广泛，几乎遍布整个欧亚大陆。
AVII式：镫柄进一步缩短，柄颈退化；穿变得宽大，其位置与镫环极为接近：一般位于紧接镫环上端处或在镫柄与镫环之间。欧洲维京人墓葬（ 9－11世纪）中出现一种马镫：长镫环，镫环上端为宽大的穿，有的穿上还带攀。维京人的马镫基本上与AVI式马镫相同。AVII式马镫分布广泛，几乎遍布欧亚大陆。
AVIII式：镫柄退化，仅存镫环，镫环梁部有穿。
AVIII式马镫是10世纪金属马镫的典型代表，后来逐渐成为欧亚大陆马镫的主流。
B型 壶镫。 直柄，柄上端有穿，整个马镫形似圆壶，将足前部包住。壶镫是一种有鲜明地域特色的马镫，目前只见于日本和朝鲜半岛南部。壶镫制作工艺分为两种：一种是先做出镫架，再把镫环前部的镫架包上皮革；另一种是用木头旋制出壶形镫。后一种马镫出现较晚，始见于7世纪。依据壶镫不同的制作工艺，可将其分两个亚型。
春秋网http://bbs.cqzg.cnBa型：镫架包皮革壶镫，变化趋势与直柄横穿型马镫相似。据镫柄和踏板的变化，可以分为三式。
BaI式：长直柄，柄上端有穿，形似AII式马镫镫环前套上皮囊（表一，31）。BaI式马镫镫架为木芯包金属。无论从形制还是从材质，都表明BaI式马镫与AII式马镫有一定的渊源关系。可以说，BaI式马镫是All式马镫本地化的产物。
BaII式：长直柄，穿位于镫柄上端，踏板呈半月形（表一，34）。BaII式壶镫在6世纪采用木芯包金属雕架，6世纪末逐渐为金属镫架取代。
BaIII式：镫柄大大缩短，形成一个柄颈，将宽大的穿连接在雕环上，踏板呈半月形，镫架为金属制。
Bb型：木旋壶镫，用木头旋制而成，其形制与BaII式壶镫相同，但材质不同（表一，36）。流行于7世纪。
C型 T形柄金属马镫。带有T字形短直柄，踏板宽于马镫通体厚度。这种金属镫的T字形短直柄可能是直柄横穿型马镫的一种变体，因技术或其它原因无法做出穿部，而采用直柄上加横杠的工艺来代替。
春秋网http://bbs.cqzg.cnC型马镫仅见两件标本，均为铁制。一件发现于俄罗斯阿尔泰地区库德尔格，另一件发现于我国新疆克尔木齐。库德尔格墓葬年代为6－7世纪。克尔木齐那件马镫最初被认为是战国至汉代遗物（新疆社科院考古所，1983：图166）。从形制上看，这件马镫的踏板宽于马镫通体厚度，除了镫柄略有不同外，与郑仁泰墓、独孤思贞墓所出马镫非常接近，年代应在6—7世纪。最近出版的《新疆古迹大观》已正确将其断为唐代之物（新疆美术摄影出版社，1999年：340）。
D型 8字形马镫。整个马镫的形状如同阿拉伯数字8，上面弯曲出的小圈为控系用的圈鼻，下面为销环。D型马镫均为金属质地，一般为铁制。该型马镫可分为两个亚型。
Da型：马镫的镫鼻与横环连接部分不交叉，大多在镫环上方形成一个圆形或扁圆形的小圈鼻。这种类型的马镫亦有早晚之别，早晚变化主要体现在颈部的有无和踏板的宽窄，可分两式。
DaI式：长颈8字形马镫。镫鼻与错环之间采用长颈，形制上明显模仿直柄横穿型马镫，踏板略宽于马镫通体厚度。
DaII式：无颈8字形马镫。镫鼻与雕环之间无颈，踏板定于马镫通体厚度，有越来越加宽的趋势，晚期或带装饰。
Db型：镫环与横鼻连接部分采用卷曲工艺，镫鼻呈圆形或三角形。
8字形马镫起源于南西伯利亚，始见于6-7世纪，后来传人中亚和欧洲广大地区。这种马镫似乎从未向东方传播，中国境内、朝鲜半岛和日本至今尚未发现。8字形马镫具有鲜明的地域特色，采用西方传统的锻造工艺制作。而直柄横穿型金属马镫通常采用东方传统的铸造制作。8字形马镫的早期形式明显模仿直柄横穿型马镫。由于长直柄型马镫不适合用锻造工艺制作，长颈8字形马镫后来迅速被无颈8字形马镫取代。
据以上讨论，马镫源于中国东北鲜卑墓出上的木芯长直柄马镫。5世纪在中国北方出现的金属马镫是在木芯长直柄马镫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后来对欧亚大陆军事变革产生直接影响的是金属马镫。直柄横穿型马镫和海东的壶镫以及南西伯利亚的8字形马镫均有渊源关系，后两种类型的马镫是在直柄横穿型马镫影响下，结合当地制作工艺特色发展起来的。
马鞍 一般使牛皮包裹三合板木架,而后用钢板做为骨架
对于这一问题，由于长期以来始终没有在考古中发现西汉马鞍和两汉马镫的实物和雕塑、绘画等方面的证据，传统观点是这样认为的：“西汉时，马鞍、马镫仍未出现，多少影响了骑兵的战斗力”⑴、“……（西汉）但马镫仍未出现，这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骑兵的战斗力。”⑵ 而需要强调的是，这里及本文所说的“马鞍”并非指其广义上所含概的所有用于隔开人体和马背的物体，而是指其狭义，即两端上翘的“高桥马鞍”。那么事实真的如上面所说吗？这里就要对此进行一下粗浅的讨论
第一个革新（这只是一般性的看法，但其实际的发明顺序不一定是这样）是高桥马鞍的出现，马鞍两端从平坦转为高翘，限制了骑手身体的前后滑动趋势，提供了纵向的稳定性。第二个则是马镫的使用，它通过固定双脚提供横向稳定性，同时在马鞍的协助下将人和马结为一个整体，使骑兵利用马匹的速度进行正面冲击成为可能。西方学者这样评论进入欧洲的匈奴人携带的新装备：“马鞍是人与马完全结合在一起的关键。匈奴人独特的马鞍引起了罗马人的惊奇。他们的马鞍不像罗马人的那样由裹住马肚子的皮革制成，匈奴人的马鞍的特别之处在于它有一个两头高的木制托架。这样不论马怎么跑，骑士们都能稳稳地坐在马背上。……相反，罗马人笨拙的骑术使不少骑手经常在战斗中失去平衡，而从马上掉下来，这通常很危险，有时甚至是致命的。……除了马鞍，匈奴人还从亚洲带来了一项在当时具有革命性的创新：欧洲人从未见过的马镫。为了防止腿在长距离的骑马后会疲劳，人们在马鞍上系上了绷带、皮带或者用一种亚麻织成的腿带。这样，脚就有了可踏的地方。……尽管当时这种马镫还不完善，但它给骑手们一种安全感，同时也能让他们在马上站起来向各个方向转身。由于有了木马鞍和马镫，匈奴骑手们能在骑马的过程中朝每个方向射箭。”⑶ 鞍镫的引进，在欧洲来讲是一件大事，正是它使骑兵取代步兵成为中世纪战争的主力，“一旦马镫成为8世纪的法兰克人通用之物，马匹不仅能用于迅速集中力量，并且也能用来作战了。速度可以转化为突击。”⑷“马镫使中世纪穿戴沉重的铠甲的封建骑士得以产生。”⑸ 由此可见其重要的程度。
台风马鞍
“马鞍”也是一种台风的名称，由世界气象组织(简称WMO)台风委员命名。该台风的序号为9-4，英文名Ma-on，中文名马鞍，名字来源于中国香港，其意义为山峰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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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个回答 2009-02-15
马鞍和马镫是全套马具中继马嚼和缰绳之后最重要的发明。在没有鞍镫的时代，人们需要骑跨于裸马的背上，仅靠抓住缰绳或马鬃并用腿夹紧马腹使自己在马匹飞驰的时候不致摔落。但这种方式是很不可靠的，首先是长时间骑马容易疲劳，同时在奔跑的马背上也难以有效地使用弓箭，而在近战中，骑手无法随心所欲地使用刀剑和长矛，劈砍或刺杀落空、双方兵刃的撞击等都随时会令骑手从马上滑下。因此这一时期骑兵除速度占优外，其战斗力是远不如脚踏实地的步兵的，所以在骑兵到达目的地后，往往下马作为步兵投入战场，亚历山大时代的马其顿骑兵就是如此。本回答被提问者采纳
第2个回答 2009-02-01
汉代是中国古代历史的第一个黄金时期，其初步奠定了中国后世2000年的大致疆域，从此使“天下一统”的观念深入汉民族的内心深处，并且在经济、政治、文化上对周边地区甚至远至中西亚都产生了巨大影响，第一次使中国作为一个稳固强大的帝国登上世界历史的一级竞争舞台。汉朝之所以能够取得如此辉煌的成就，原因之一就在于其强有力的军事力量，这一力量的最重要来源就是它能征善战的骑兵部队。而对于骑兵来讲非常重要的马具，其最关键的马鞍和马镫在两汉时代、尤其是西汉是否存在的问题也就成为了一个引人注目的事情。
对于这一问题，由于长期以来始终没有在考古中发现西汉马鞍和两汉马镫的实物和雕塑、绘画等方面的证据，传统观点是这样认为的：“西汉时，马鞍、马镫仍未出现，多少影响了骑兵的战斗力”⑴、“……（西汉）但马镫仍未出现，这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骑兵的战斗力。”⑵ 而需要强调的是，这里及本文所说的“马鞍”并非指其广义上所含概的所有用于隔开人体和马背的物体，而是指其狭义，即两端上翘的“高桥马鞍”。那么事实真的如上面所说吗？这里就要对此进行一下粗浅的讨论。
马鞍和马镫是全套马具中继马嚼和缰绳之后最重要的发明。在没有鞍镫的时代，人们需要骑跨于裸马的背上，仅靠抓住缰绳或马鬃并用腿夹紧马腹使自己在马匹飞驰的时候不致摔落。但这种方式是很不可靠的，首先是长时间骑马容易疲劳，同时在奔跑的马背上也难以有效地使用弓箭，而在近战中，骑手无法随心所欲地使用刀剑和长矛，劈砍或刺杀落空、双方兵刃的撞击等都随时会令骑手从马上滑下。因此这一时期骑兵除速度占优外，其战斗力是远不如脚踏实地的步兵的，所以在骑兵到达目的地后，往往下马作为步兵投入战场，亚历山大时代的马其顿骑兵就是如此。
第一个革新（这只是一般性的看法，但其实际的发明顺序不一定是这样）是高桥马鞍的出现，马鞍两端从平坦转为高翘，限制了骑手身体的前后滑动趋势，提供了纵向的稳定性。第二个则是马镫的使用，它通过固定双脚提供横向稳定性，同时在马鞍的协助下将人和马结为一个整体，使骑兵利用马匹的速度进行正面冲击成为可能。西方学者这样评论进入欧洲的匈奴人携带的新装备：“马鞍是人与马完全结合在一起的关键。匈奴人独特的马鞍引起了罗马人的惊奇。他们的马鞍不像罗马人的那样由裹住马肚子的皮革制成，匈奴人的马鞍的特别之处在于它有一个两头高的木制托架。这样不论马怎么跑，骑士们都能稳稳地坐在马背上。……相反，罗马人笨拙的骑术使不少骑手经常在战斗中失去平衡，而从马上掉下来，这通常很危险，有时甚至是致命的。……除了马鞍，匈奴人还从亚洲带来了一项在当时具有革命性的创新：欧洲人从未见过的马镫。为了防止腿在长距离的骑马后会疲劳，人们在马鞍上系上了绷带、皮带或者用一种亚麻织成的腿带。这样，脚就有了可踏的地方。……尽管当时这种马镫还不完善，但它给骑手们一种安全感，同时也能让他们在马上站起来向各个方向转身。由于有了木马鞍和马镫，匈奴骑手们能在骑马的过程中朝每个方向射箭。”⑶ 鞍镫的引进，在欧洲来讲是一件大事，正是它使骑兵取代步兵成为中世纪战争的主力，“一旦马镫成为8世纪的法兰克人通用之物，马匹不仅能用于迅速集中力量，并且也能用来作战了。速度可以转化为突击。”⑷“马镫使中世纪穿戴沉重的铠甲的封建骑士得以产生。”⑸ 由此可见其重要的程度。
既然马鞍和马镫是以骑兵为主力的作战方式产生的前提，从中国古代骑兵运用的情况中就大致可以发现一些端倪了。可以认为，在中国至迟到秦代，马鞍和马镫仍未产生。作出这一判断不仅是由于始皇陵兵马俑中具有表现细致的马具，却惟独没有高桥马鞍与马镫（图1），而且还因为在兵马俑战阵的布局上，骑兵数量相对很少，且被布置在远离主阵的侧面角落里，这说明在秦代以前，骑兵的作用只是侦察、侧翼包抄、骚扰遮断、偷袭和追击，并不能成为作战主力，更不用提独立承担整个战役了。
能够为此提供佐证的是孙膑对骑兵作战的叙述：“用骑有十利：一曰迎敌始至；二曰乘虚背敌；三曰追散击乱；四曰迎敌击后；五曰遮其粮食，绝其军道；六曰败其关津，发其桥梁；七曰掩其不备，卒击其未振旅；八曰攻其懈怠，出其不意；九曰烧其积蓄，虚其市里；十曰掠其田野，系累其子弟。此十者，骑战之利也。”⑹ 可见这一时期骑兵担任的只是辅助任务，拥有鞍镫的可能性不大。
那么历史记载中汉朝骑兵的作战情况又是如何呢？
文帝时，“十四年冬匈奴谋入边为寇，攻朝那塞，杀北地都尉昂。上乃遣三将军军陇西、北地、上郡，中尉周舍为卫将军，郎中令张武为车骑将军，军渭北，车千乘，骑卒十万。……于是以东阳侯张相如为大将军，威侯赤为内使，栾布为将军，击匈奴。匈奴遁走。”⑺ 可以看出，此时汉军的骑兵在单场战役中的参战规模和所占兵力比例明显增大，已经不再仅仅担任辅助作用了。
自武帝以后，骑兵的地位进一步上升：“其明年，元朔之五年春，汉令车骑将军卫青将三万骑，出高阙。”⑻“右贤王以为汉兵不能至，饮酒醉。汉兵出塞六七百里，夜围右贤王。”⑼“其明年春汉复遣大将军卫青将六将军，兵十余万骑，乃再出定襄数百里击匈奴。”⑽“其明年春，汉使骠骑将军去病将万骑出陇西，过焉支山千余里，击匈奴，得胡首虏万八千余级，破得休屠王祭天金人。其夏，骠骑将军复与合骑侯数万骑出陇西、北地二千余里，击匈奴，过屠延，攻祁连山，得胡首虏三万余人，裨小王以下七十余人。”⑾“元狩四年春，上令大将军青、骠骑将军去病出将各五万骑，步兵转者踵军数十万，而敢力战深入之士皆属骠骑。”⑿“秋，蝗。遣浚稽赵破奴二万骑出朔方击匈奴，不还。”⒀“夏五月，贰师将军三万骑出酒泉，与右贤王战与天山，斩首虏万余级。”⒁“四年春正月，朝诸侯王于甘泉宫。发天下七科谪及勇敢士，遣贰师将军李广利将六万骑、步兵七万人出朔方，因杼将军公孙敖万骑、步兵三万人出雁门，游击将军韩说步兵三万人出五原，强弩都尉路博德步兵万余人与贰师会。”⒂“冬，辽东乌桓反，以中郎将范明友为度辽将军，将北边七郡，郡二千骑击之。”⒃ 在这些战例中，可以看到两个趋势。一是骑兵在总兵力中所占份额不断增大，随着车兵的逐渐退出战场，骑步两兵种在数量上的比率关系从十万比数十万，上升到七万比十四万，骑兵明显已经取代步兵而成为战斗主力，相反步兵则下降到“踵军”即跟随在后助战的地位，致于只由骑兵独立参加的战役更是屡见不鲜。二是往往一次战役就长驱奔袭数百里乃至一两千里进行会战，长时间骑马带来的疲劳问题愈发突出，如果骑手不能以充沛的体力投入战斗，取得河西、漠北等大规模决战的胜利是不可能的。在没有鞍镫的情况下，这样的战役几乎无法想象。
另一方面，从具体的战斗方式上看，早在楚汉战争时期，“汉军围之数重，项王谓其骑曰：‘吾为公取彼一将。’令四面骑驰下，期山东为三处。于是项王大呼驰下，汉军皆披靡，遂斩汉一将。……与其骑会为三处，汉军不知项王所在，乃分军为三，复围之。项王乃驰，复斩汉一都尉，杀数十百人，复聚其骑亡其两骑耳，乃谓其骑曰：‘何如？’骑皆伏曰：‘如大王言。’”⒄ 能够采用此种在敌阵之中冲突的战斗方式，说明骑者在马上已经具备了相当的稳性，否则极易摔下。
西汉时期，弓箭是匈奴和汉军骑兵最重要的作战武器，它的使用受到马具的严重制约。没有马鞍的时候，在奔马上射箭极为困难，因为骑手一边要双腿使劲夹住马腹并保持平衡，一边还要双臂用力拉开弓并尽量使射出的箭命中目标，即便是自幼生活在马背上的游牧民族，这一作战方式也是非常低效且难于实行的，这时候最好的办法是停住马射箭或干脆下马发射；当高桥马鞍投入应用后，它给予骑手一个纵向的稳定作用，使其可以在飞驰时向前方射箭，但由于横向上无有效支撑，朝左右方向甚至转身向后射箭时仍然容易跌落，是很危险的，前面引用西方学者的评价中就可看出这一点。但是，在史料中却有这样的记载：“匈奴追者骑数百追之，广行取胡儿弓，射杀追骑，以故得脱。”⒅ 这种转身后射的情况，说明此时应已有马鞍和马镫的使用。况且在汉代的史料中，除个别故意表示轻蔑汉军者外，从未见到有关匈奴下马作战的记录，假如没有鞍镫的应用，这不能不说是个非常奇怪的现象。
古代弓箭的使用还受到天气影响，弓弦如果被雨水浇湿，作用将会大减，而假若遇上严寒天气，威力也会严重下降。宋人就曾记载：“契丹将耶律逊宁号于越者，以数万骑入寇瀛州。都部署刘廷让与战于君子馆，会天大寒，我师不能彀弓矢，敌围廷让数重。”⒆ 而在著名的白登之围中，“于是汉悉兵，多步兵，三十二万，北逐之。高帝先至平城，步兵未尽到，冒顿纵精兵四十万围高帝于白登。”⒇“会天寒，士卒堕指者二三，遂至平城。匈奴围我平城，七日而后罢去。”(21) 在如此寒冷的境况下，匈奴和汉军的弓箭很难说还会保持威力，双方一旦接阵就会爆发激烈的白刃战。在短兵相接的战斗中，没有鞍镫的骑兵战斗力不可能赶得上步兵，如果匈奴下马迎击，也不会是历来擅长步战的汉军的对手，要阻止汉军突围便是件困难的事情，那么长达七天的轻松围困就变得难以解释了。更何况此战匈奴的兵力虽据《史记》所称有四十万，却很可能是个虚数，因为在《史记》中原本就提到冒顿时期的匈奴有“控弦之士三十余万”(22)， 扣除留守草原的兵力，又何来如此之多的人马？再说纵使“四十万”之数是准确的，由于游牧民族参加出征的人数中经常要包括大量妇女、老人、儿童等非战斗人员，其真正的作战兵力也远不会有那么多，加上前面所述近战中的质量劣势，应付起汉军的突围来更加捉襟见肘了。既然如此，不惧戎马的刘邦为什么还迟迟不敢突围呢？对此只能有一种解释，就是当时的匈奴骑兵已经装备了马鞍和马镫，对步兵具有强大的近战优势和冲击力，冒险突围只会导致全军覆没。
还有一个有趣的现象，就是在两汉史料中出现了“突骑”这一叫法：“若夫平原易地，轻车突骑，则匈奴之众易桡乱也”(23)“会上谷太守耿况、渔阳太守彭宠各遣其将吴汉、寇恂等将突骑来助击王郎”(24)“贼追急，短兵接，光武自投高岸，遇突骑王丰，下马授光武，光武抚其肩而上，顾笑谓耿弇曰：‘几为虏嗤。’”(25) 对于《汉书》中“突骑”一词的含义，颜师古注为：“突骑，其言骁锐可用冲突敌人也。”(26) 颜师古是唐人，其注释未必就能代表汉代“突骑”的真正意义，那么在汉代史料记载中它的作用又是什么呢？“光武北击群贼，（吴）汉常将突骑五千为军锋，数先登陷陈。”(27)“刘永将周建别招聚收集得十余万人，救广乐。汉将轻骑迎与之战，不利，堕马伤膝，还营，建等遂连兵入城。”(28) 可见至少在东汉初年，骑兵已经能够担当站在头排正面冲锋、“先登陷阵”的任务了，利用骑兵的冲击力冲垮敌阵、步兵随后跟进决定胜负的作战方式已经确立。如果说在同匈奴的近战中仅仅是用骑兵对抗骑兵，双方彼此处境相同，对骑手稳性的要求不一定很高的话，那么在此要面对的则是以步兵为主力的敌军，若想正面冲击其阵，只有同时装备了马鞍和马镫才有可能办到。
尽管有这么多的文献证据证明汉代鞍镫的存在，缺乏考古方面的实证却是不争的事实。在中国所发现的最早表现高桥马鞍的文物是东汉末年作品，如雷台汉墓出土的骑俑（图2）和鞍马彩绘木雕；而最早具备马镫的雕塑作品是长沙西晋永宁二年墓中的骑马乐俑（图3），因这批俑中有马镫者只是在马身左侧鞍下有一个三角型镫具，仅及小腿一半高，而右侧则没有，且骑者的脚也未踏于其中，所以被认为是马镫的雏形，即用于上马的器具；致于最早的实物双马镫，则是辽宁北票十六国时期北燕冯素弗墓的鎏金铜裹木质马镫（图4）。但迄今为止，对于西汉和东汉初年的高桥马鞍及两汉马镫，却始终没有发现其实物和能够证明它们存在的艺术作品。
未发现不等于没有。既然通过史书可以推测出它们的存在，就应该从“为什么这些东西没有出现”的方面去思考。
鞍镫产生于东亚是肯定的，但它们的发明是否来自中原汉地呢？从需求促成发明的角度上讲，很难想象一个以稼穑为生的农耕民族会比终年骑在马背上的游牧民族对此有更急切的需求。从而可以推断，最早发明鞍镫的荣誉更应该属于匈奴等北方民族。这样，寻找其实物证据为何不存的方向就应转向匈奴。
如前面所说，公元4世纪入侵欧洲的匈奴人使用木制的马鞍，而他们所使用的原始马镫也只不过是绷带、皮带或者用一种亚麻织成的腿带。由于无论是原来居住还是西迁途中经过的地域，多半是稀树草原和沙漠，缺乏树木，这必定会限制制作高桥马鞍的数量而仅供贵族和作战士兵使用；同时在需要将供应不足的木材用于制造马鞍和弓的情况下，也不大可能再改进制造木质马镫，致于主要用于打造武器的金属则更加缺乏，用其制造马镫更加不可能。因此4世纪时的软式原始马镫应与两汉时代的匈奴马镫无大差别。反观冯素弗墓的双马镫，已经是很成型的东西，自然不会是后世马镫的祖先。那么在此之前，必定经历过一个相当长阶段的原始状态。因为西方记载中匈奴的“绷带”状软式马镫已具备了后世马镫固定双脚的功能，因而与长沙西晋墓骑俑仅用于上马的单镫相比，它更可能是真正意义上的马镫的祖先，而上马用的镫具只不过是为真正的马镫提供了外型上改进的榜样而已，因双镫也有帮助上马的功能，所以在它改进之后单镫就被取代了。
说到这里，一看便知，原始纯木质马鞍和用皮革、麻纤维制作的马镫（或者说只是一种“绑带”而已），甚至是后来使用木制而无金属外皮的马镫，都是极易腐朽而难于保存至今的，即使能够保留下来，那些外表仅仅是一条麻布、皮带的物品，要准确判断它们的用途也是难上加难。这就是为什么始终没有发现汉代马鞍尤其是马镫的原因。
除去这些，还有一些国外考古发现和国内存在争议的艺术作品。如上世纪初蒙古匈奴墓地的发掘，“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诺音乌拉山脉一座陵墓墓室中的随葬品，这座陵墓是1912年一位蒙古采金工程师偶然发现的，1924年对它进行了科学性发掘。……幸运的是发现了一只中国漆杯，上有两段铭文，因此得以确定六号墓的年代：公元一世纪初左右。事实上，这是匈奴单于乌珠留的墓。……主要的运输工具是备鞍的马匹。马勒、马嚼和马鞍类似于斯基泰时代阿尔泰地区的同类物件。马鞍通常由填以毛料的两块皮垫构成，不过少数马鞍配有一个木框，前后装有鞍头，并且配备马镫。配有马镫的马鞍象征了一大进步。”(29)乌珠留单于死于东汉初年，如果能够证实这真是乌珠留的墓，无疑是给汉代鞍镫的存在增加了一个有力的证据。另外据称大英博物馆藏有一个贵霜（公元1~5世纪）铜壶，壶壁浮雕花纹上有两个手持长矛的骑马骑士，马上均有绳索状脚镫。(30) 而云南石寨山发现的处于西汉时期的古滇文化青铜战争场面贮贝器的顶部，也有一个骑无鞍马者的鎏金塑像，其双脚拇趾套在鞍前垂下的绳圈中，起到马镫的作用（图5），虽然其形制决定了只能用于跣足民族，但它的存在至少说明马镫的早期形态应近乎于此，而不是由上马用具发展而来，同时也表明了高桥马鞍的发明不一定早于马镫。西汉霍去病墓前的石雕群中，有一头横卧的石牛，在其背部即有线刻的鞍镫，是欧亚大陆能见到的最早骑镫，但其制成年代受到怀疑，原因是有人认为其上骑镫系后人所刻。而证据确凿的反映西汉马鞍和两汉马镫的艺术作品一直都没能找到。
鞍镫的实物不易保存是客观现实，可为何汉代的雕塑、绘画等艺术作品中也没有它们的影子？这个问题比较令人费解，但至少有一种解释可以初步说明其缘由，那就是审美方面的原因。在历史传统中，一件新物品投入应用后，经常可能经过相当长的时间才在美学上被人们——尤其是艺术工匠——所接受，在此之前制作的很多作品都仍然会保留它出现前的样子，即艺术创作上的“惯性”。如果仔细观察的话，中国晋代以后也不乏表现没有鞍镫或有鞍无镫之骑手和马匹的作品。比如图6中的持槊骑兵和图7的披铠骑士，皆无鞍镫的痕迹，而使用长槊的作战方式与加剧骑手不稳定性的重甲骑兵的产生，都是以鞍镫的使用为基础的。再如在唐朝，马镫的使用已经很普遍了，“昭陵六骏”身上的镫具就清楚地说明了这一点（图8），但图9中的骑马队伍却都未装备马镫，如果说是平民百姓缺乏财力倒还罢了（其实一副马镫也不见得是什么很贵的东西），而这里却是堂堂王家的盛装出行，且其所行路程也不会很短，否则规模如此浩大、擎着众多旌旗就没有意义了，那为什么所有的人还都让双脚空垂在那里受累呢？这只能说明绘制这幅画的人无视马镫的存在，也许他是感觉不美观，或是有其他什么原因，但终归是未将其画上去。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不仅中国，在西方中世纪以后的美术作品中，也往往出现忽视马鞍和马镫的倾向，如图10中的匈奴王阿提拉，既无马鞍又无马镫。众所周知，正是匈奴人的三棱椎箭、高桥马鞍和原始马镫打败了罗马人的大盾、投枪和短剑。此种“疏忽”如果不是故意的，很难说得通。这种东西方艺术创作中共有的“惯性”对鞍镫进入艺术作品起到了相当大的阻碍和迟滞作用。
通过对以上文献和考古文物的资料观察，可以看出，尽管至今为止尚没有实物和艺术作品来证明它们的存在，高桥马鞍和马镫这两项对骑兵来讲至关重要的发明，在两汉时代仍然应该是已经投入应用的。正是它们使匈奴成为草原霸主，也正是它们推动了汉帝国在政治、军事上的大幅度扩张，为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稳固帝国的政治和文化影响扩散到北亚和中亚奠定了基础。相信随着汉代考古的进一步发展，两汉时期的马鞍和马镫最终会揭开它们朦胧的面纱。
对于这一问题，由于长期以来始终没有在考古中发现西汉马鞍和两汉马镫的实物和雕塑、绘画等方面的证据，传统观点是这样认为的：“西汉时，马鞍、马镫仍未出现，多少影响了骑兵的战斗力”⑴、“……（西汉）但马镫仍未出现，这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骑兵的战斗力。”⑵ 而需要强调的是，这里及本文所说的“马鞍”并非指其广义上所含概的所有用于隔开人体和马背的物体，而是指其狭义，即两端上翘的“高桥马鞍”。那么事实真的如上面所说吗？这里就要对此进行一下粗浅的讨论。
马鞍和马镫是全套马具中继马嚼和缰绳之后最重要的发明。在没有鞍镫的时代，人们需要骑跨于裸马的背上，仅靠抓住缰绳或马鬃并用腿夹紧马腹使自己在马匹飞驰的时候不致摔落。但这种方式是很不可靠的，首先是长时间骑马容易疲劳，同时在奔跑的马背上也难以有效地使用弓箭，而在近战中，骑手无法随心所欲地使用刀剑和长矛，劈砍或刺杀落空、双方兵刃的撞击等都随时会令骑手从马上滑下。因此这一时期骑兵除速度占优外，其战斗力是远不如脚踏实地的步兵的，所以在骑兵到达目的地后，往往下马作为步兵投入战场，亚历山大时代的马其顿骑兵就是如此。
第一个革新（这只是一般性的看法，但其实际的发明顺序不一定是这样）是高桥马鞍的出现，马鞍两端从平坦转为高翘，限制了骑手身体的前后滑动趋势，提供了纵向的稳定性。第二个则是马镫的使用，它通过固定双脚提供横向稳定性，同时在马鞍的协助下将人和马结为一个整体，使骑兵利用马匹的速度进行正面冲击成为可能。西方学者这样评论进入欧洲的匈奴人携带的新装备：“马鞍是人与马完全结合在一起的关键。匈奴人独特的马鞍引起了罗马人的惊奇。他们的马鞍不像罗马人的那样由裹住马肚子的皮革制成，匈奴人的马鞍的特别之处在于它有一个两头高的木制托架。这样不论马怎么跑，骑士们都能稳稳地坐在马背上。……相反，罗马人笨拙的骑术使不少骑手经常在战斗中失去平衡，而从马上掉下来，这通常很危险，有时甚至是致命的。……除了马鞍，匈奴人还从亚洲带来了一项在当时具有革命性的创新：欧洲人从未见过的马镫。为了防止腿在长距离的骑马后会疲劳，人们在马鞍上系上了绷带、皮带或者用一种亚麻织成的腿带。这样，脚就有了可踏的地方。……尽管当时这种马镫还不完善，但它给骑手们一种安全感，同时也能让他们在马上站起来向各个方向转身。由于有了木马鞍和马镫，匈奴骑手们能在骑马的过程中朝每个方向射箭。”⑶ 鞍镫的引进，在欧洲来讲是一件大事，正是它使骑兵取代步兵成为中世纪战争的主力，“一旦马镫成为8世纪的法兰克人通用之物，马匹不仅能用于迅速集中力量，并且也能用来作战了。速度可以转化为突击。”⑷“马镫使中世纪穿戴沉重的铠甲的封建骑士得以产生。”⑸ 由此可见其重要的程度。
既然马鞍和马镫是以骑兵为主力的作战方式产生的前提，从中国古代骑兵运用的情况中就大致可以发现一些端倪了。可以认为，在中国至迟到秦代，马鞍和马镫仍未产生。作出这一判断不仅是由于始皇陵兵马俑中具有表现细致的马具，却惟独没有高桥马鞍与马镫（图1），而且还因为在兵马俑战阵的布局上，骑兵数量相对很少，且被布置在远离主阵的侧面角落里，这说明在秦代以前，骑兵的作用只是侦察、侧翼包抄、骚扰遮断、偷袭和追击，并不能成为作战主力，更不用提独立承担整个战役了。
能够为此提供佐证的是孙膑对骑兵作战的叙述：“用骑有十利：一曰迎敌始至；二曰乘虚背敌；三曰追散击乱；四曰迎敌击后；五曰遮其粮食，绝其军道；六曰败其关津，发其桥梁；七曰掩其不备，卒击其未振旅；八曰攻其懈怠，出其不意；九曰烧其积蓄，虚其市里；十曰掠其田野，系累其子弟。此十者，骑战之利也。”⑹ 可见这一时期骑兵担任的只是辅助任务，拥有鞍镫的可能性不大。
那么历史记载中汉朝骑兵的作战情况又是如何呢？
文帝时，“十四年冬匈奴谋入边为寇，攻朝那塞，杀北地都尉昂。上乃遣三将军军陇西、北地、上郡，中尉周舍为卫将军，郎中令张武为车骑将军，军渭北，车千乘，骑卒十万。……于是以东阳侯张相如为大将军，威侯赤为内使，栾布为将军，击匈奴。匈奴遁走。”⑺ 可以看出，此时汉军的骑兵在单场战役中的参战规模和所占兵力比例明显增大，已经不再仅仅担任辅助作用了。
自武帝以后，骑兵的地位进一步上升：“其明年，元朔之五年春，汉令车骑将军卫青将三万骑，出高阙。”⑻“右贤王以为汉兵不能至，饮酒醉。汉兵出塞六七百里，夜围右贤王。”⑼“其明年春汉复遣大将军卫青将六将军，兵十余万骑，乃再出定襄数百里击匈奴。”⑽“其明年春，汉使骠骑将军去病将万骑出陇西，过焉支山千余里，击匈奴，得胡首虏万八千余级，破得休屠王祭天金人。其夏，骠骑将军复与合骑侯数万骑出陇西、北地二千余里，击匈奴，过屠延，攻祁连山，得胡首虏三万余人，裨小王以下七十余人。”⑾“元狩四年春，上令大将军青、骠骑将军去病出将各五万骑，步兵转者踵军数十万，而敢力战深入之士皆属骠骑。”⑿“秋，蝗。遣浚稽赵破奴二万骑出朔方击匈奴，不还。”⒀“夏五月，贰师将军三万骑出酒泉，与右贤王战与天山，斩首虏万余级。”⒁“四年春正月，朝诸侯王于甘泉宫。发天下七科谪及勇敢士，遣贰师将军李广利将六万骑、步兵七万人出朔方，因杼将军公孙敖万骑、步兵三万人出雁门，游击将军韩说步兵三万人出五原，强弩都尉路博德步兵万余人与贰师会。”⒂“冬，辽东乌桓反，以中郎将范明友为度辽将军，将北边七郡，郡二千骑击之。”⒃ 在这些战例中，可以看到两个趋势。一是骑兵在总兵力中所占份额不断增大，随着车兵的逐渐退出战场，骑步两兵种在数量上的比率关系从十万比数十万，上升到七万比十四万，骑兵明显已经取代步兵而成为战斗主力，相反步兵则下降到“踵军”即跟随在后助战的地位，致于只由骑兵独立参加的战役更是屡见不鲜。二是往往一次战役就长驱奔袭数百里乃至一两千里进行会战，长时间骑马带来的疲劳问题愈发突出，如果骑手不能以充沛的体力投入战斗，取得河西、漠北等大规模决战的胜利是不可能的。在没有鞍镫的情况下，这样的战役几乎无法想象。
另一方面，从具体的战斗方式上看，早在楚汉战争时期，“汉军围之数重，项王谓其骑曰：‘吾为公取彼一将。’令四面骑驰下，期山东为三处。于是项王大呼驰下，汉军皆披靡，遂斩汉一将。……与其骑会为三处，汉军不知项王所在，乃分军为三，复围之。项王乃驰，复斩汉一都尉，杀数十百人，复聚其骑亡其两骑耳，乃谓其骑曰：‘何如？’骑皆伏曰：‘如大王言。’”⒄ 能够采用此种在敌阵之中冲突的战斗方式，说明骑者在马上已经具备了相当的稳性，否则极易摔下。
西汉时期，弓箭是匈奴和汉军骑兵最重要的作战武器，它的使用受到马具的严重制约。没有马鞍的时候，在奔马上射箭极为困难，因为骑手一边要双腿使劲夹住马腹并保持平衡，一边还要双臂用力拉开弓并尽量使射出的箭命中目标，即便是自幼生活在马背上的游牧民族，这一作战方式也是非常低效且难于实行的，这时候最好的办法是停住马射箭或干脆下马发射；当高桥马鞍投入应用后，它给予骑手一个纵向的稳定作用，使其可以在飞驰时向前方射箭，但由于横向上无有效支撑，朝左右方向甚至转身向后射箭时仍然容易跌落，是很危险的，前面引用西方学者的评价中就可看出这一点。但是，在史料中却有这样的记载：“匈奴追者骑数百追之，广行取胡儿弓，射杀追骑，以故得脱。”⒅ 这种转身后射的情况，说明此时应已有马鞍和马镫的使用。况且在汉代的史料中，除个别故意表示轻蔑汉军者外，从未见到有关匈奴下马作战的记录，假如没有鞍镫的应用，这不能不说是个非常奇怪的现象。
古代弓箭的使用还受到天气影响，弓弦如果被雨水浇湿，作用将会大减，而假若遇上严寒天气，威力也会严重下降。宋人就曾记载：“契丹将耶律逊宁号于越者，以数万骑入寇瀛州。都部署刘廷让与战于君子馆，会天大寒，我师不能彀弓矢，敌围廷让数重。”⒆ 而在著名的白登之围中，“于是汉悉兵，多步兵，三十二万，北逐之。高帝先至平城，步兵未尽到，冒顿纵精兵四十万围高帝于白登。”⒇“会天寒，士卒堕指者二三，遂至平城。匈奴围我平城，七日而后罢去。”(21) 在如此寒冷的境况下，匈奴和汉军的弓箭很难说还会保持威力，双方一旦接阵就会爆发激烈的白刃战。在短兵相接的战斗中，没有鞍镫的骑兵战斗力不可能赶得上步兵，如果匈奴下马迎击，也不会是历来擅长步战的汉军的对手，要阻止汉军突围便是件困难的事情，那么长达七天的轻松围困就变得难以解释了。更何况此战匈奴的兵力虽据《史记》所称有四十万，却很可能是个虚数，因为在《史记》中原本就提到冒顿时期的匈奴有“控弦之士三十余万”(22)， 扣除留守草原的兵力，又何来如此之多的人马？再说纵使“四十万”之数是准确的，由于游牧民族参加出征的人数中经常要包括大量妇女、老人、儿童等非战斗人员，其真正的作战兵力也远不会有那么多，加上前面所述近战中的质量劣势，应付起汉军的突围来更加捉襟见肘了。既然如此，不惧戎马的刘邦为什么还迟迟不敢突围呢？对此只能有一种解释，就是当时的匈奴骑兵已经装备了马鞍和马镫，对步兵具有强大的近战优势和冲击力，冒险突围只会导致全军覆没。
还有一个有趣的现象，就是在两汉史料中出现了“突骑”这一叫法：“若夫平原易地，轻车突骑，则匈奴之众易桡乱也”(23)“会上谷太守耿况、渔阳太守彭宠各遣其将吴汉、寇恂等将突骑来助击王郎”(24)“贼追急，短兵接，光武自投高岸，遇突骑王丰，下马授光武，光武抚其肩而上，顾笑谓耿弇曰：‘几为虏嗤。’”(25) 对于《汉书》中“突骑”一词的含义，颜师古注为：“突骑，其言骁锐可用冲突敌人也。”(26) 颜师古是唐人，其注释未必就能代表汉代“突骑”的真正意义，那么在汉代史料记载中它的作用又是什么呢？“光武北击群贼，（吴）汉常将突骑五千为军锋，数先登陷陈。”(27)“刘永将周建别招聚收集得十余万人，救广乐。汉将轻骑迎与之战，不利，堕马伤膝，还营，建等遂连兵入城。”(28) 可见至少在东汉初年，骑兵已经能够担当站在头排正面冲锋、“先登陷阵”的任务了，利用骑兵的冲击力冲垮敌阵、步兵随后跟进决定胜负的作战方式已经确立。如果说在同匈奴的近战中仅仅是用骑兵对抗骑兵，双方彼此处境相同，对骑手稳性的要求不一定很高的话，那么在此要面对的则是以步兵为主力的敌军，若想正面冲击其阵，只有同时装备了马鞍和马镫才有可能办到。
尽管有这么多的文献证据证明汉代鞍镫的存在，缺乏考古方面的实证却是不争的事实。在中国所发现的最早表现高桥马鞍的文物是东汉末年作品，如雷台汉墓出土的骑俑（图2）和鞍马彩绘木雕；而最早具备马镫的雕塑作品是长沙西晋永宁二年墓中的骑马乐俑（图3），因这批俑中有马镫者只是在马身左侧鞍下有一个三角型镫具，仅及小腿一半高，而右侧则没有，且骑者的脚也未踏于其中，所以被认为是马镫的雏形，即用于上马的器具；致于最早的实物双马镫，则是辽宁北票十六国时期北燕冯素弗墓的鎏金铜裹木质马镫（图4）。但迄今为止，对于西汉和东汉初年的高桥马鞍及两汉马镫，却始终没有发现其实物和能够证明它们存在的艺术作品。
未发现不等于没有。既然通过史书可以推测出它们的存在，就应该从“为什么这些东西没有出现”的方面去思考。
鞍镫产生于东亚是肯定的，但它们的发明是否来自中原汉地呢？从需求促成发明的角度上讲，很难想象一个以稼穑为生的农耕民族会比终年骑在马背上的游牧民族对此有更急切的需求。从而可以推断，最早发明鞍镫的荣誉更应该属于匈奴等北方民族。这样，寻找其实物证据为何不存的方向就应转向匈奴。
如前面所说，公元4世纪入侵欧洲的匈奴人使用木制的马鞍，而他们所使用的原始马镫也只不过是绷带、皮带或者用一种亚麻织成的腿带。由于无论是原来居住还是西迁途中经过的地域，多半是稀树草原和沙漠，缺乏树木，这必定会限制制作高桥马鞍的数量而仅供贵族和作战士兵使用；同时在需要将供应不足的木材用于制造马鞍和弓的情况下，也不大可能再改进制造木质马镫，致于主要用于打造武器的金属则更加缺乏，用其制造马镫更加不可能。因此4世纪时的软式原始马镫应与两汉时代的匈奴马镫无大差别。反观冯素弗墓的双马镫，已经是很成型的东西，自然不会是后世马镫的祖先。那么在此之前，必定经历过一个相当长阶段的原始状态。因为西方记载中匈奴的“绷带”状软式马镫已具备了后世马镫固定双脚的功能，因而与长沙西晋墓骑俑仅用于上马的单镫相比，它更可能是真正意义上的马镫的祖先，而上马用的镫具只不过是为真正的马镫提供了外型上改进的榜样而已，因双镫也有帮助上马的功能，所以在它改进之后单镫就被取代了。
说到这里，一看便知，原始纯木质马鞍和用皮革、麻纤维制作的马镫（或者说只是一种“绑带”而已），甚至是后来使用木制而无金属外皮的马镫，都是极易腐朽而难于保存至今的，即使能够保留下来，那些外表仅仅是一条麻布、皮带的物品，要准确判断它们的用途也是难上加难。这就是为什么始终没有发现汉代马鞍尤其是马镫的原因。
除去这些，还有一些国外考古发现和国内存在争议的艺术作品。如上世纪初蒙古匈奴墓地的发掘，“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诺音乌拉山脉一座陵墓墓室中的随葬品，这座陵墓是1912年一位蒙古采金工程师偶然发现的，1924年对它进行了科学性发掘。……幸运的是发现了一只中国漆杯，上有两段铭文，因此得以确定六号墓的年代：公元一世纪初左右。事实上，这是匈奴单于乌珠留的墓。……主要的运输工具是备鞍的马匹。马勒、马嚼和马鞍类似于斯基泰时代阿尔泰地区的同类物件。马鞍通常由填以毛料的两块皮垫构成，不过少数马鞍配有一个木框，前后装有鞍头，并且配备马镫。配有马镫的马鞍象征了一大进步。”(29)乌珠留单于死于东汉初年，如果能够证实这真是乌珠留的墓，无疑是给汉代鞍镫的存在增加了一个有力的证据。另外据称大英博物馆藏有一个贵霜（公元1~5世纪）铜壶，壶壁浮雕花纹上有两个手持长矛的骑马骑士，马上均有绳索状脚镫。(30) 而云南石寨山发现的处于西汉时期的古滇文化青铜战争场面贮贝器的顶部，也有一个骑无鞍马者的鎏金塑像，其双脚拇趾套在鞍前垂下的绳圈中，起到马镫的作用（图5），虽然其形制决定了只能用于跣足民族，但它的存在至少说明马镫的早期形态应近乎于此，而不是由上马用具发展而来，同时也表明了高桥马鞍的发明不一定早于马镫。西汉霍去病墓前的石雕群中，有一头横卧的石牛，在其背部即有线刻的鞍镫，是欧亚大陆能见到的最早骑镫，但其制成年代受到怀疑，原因是有人认为其上骑镫系后人所刻。而证据确凿的反映西汉马鞍和两汉马镫的艺术作品一直都没能找到。
鞍镫的实物不易保存是客观现实，可为何汉代的雕塑、绘画等艺术作品中也没有它们的影子？这个问题比较令人费解，但至少有一种解释可以初步说明其缘由，那就是审美方面的原因。在历史传统中，一件新物品投入应用后，经常可能经过相当长的时间才在美学上被人们——尤其是艺术工匠——所接受，在此之前制作的很多作品都仍然会保留它出现前的样子，即艺术创作上的“惯性”。如果仔细观察的话，中国晋代以后也不乏表现没有鞍镫或有鞍无镫之骑手和马匹的作品。比如图6中的持槊骑兵和图7的披铠骑士，皆无鞍镫的痕迹，而使用长槊的作战方式与加剧骑手不稳定性的重甲骑兵的产生，都是以鞍镫的使用为基础的。再如在唐朝，马镫的使用已经很普遍了，“昭陵六骏”身上的镫具就清楚地说明了这一点（图8），但图9中的骑马队伍却都未装备马镫，如果说是平民百姓缺乏财力倒还罢了（其实一副马镫也不见得是什么很贵的东西），而这里却是堂堂王家的盛装出行，且其所行路程也不会很短，否则规模如此浩大、擎着众多旌旗就没有意义了，那为什么所有的人还都让双脚空垂在那里受累呢？这只能说明绘制这幅画的人无视马镫的存在，也许他是感觉不美观，或是有其他什么原因，但终归是未将其画上去。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不仅中国，在西方中世纪以后的美术作品中，也往往出现忽视马鞍和马镫的倾向，如图10中的匈奴王阿提拉，既无马鞍又无马镫。众所周知，正是匈奴人的三棱椎箭、高桥马鞍和原始马镫打败了罗马人的大盾、投枪和短剑。此种“疏忽”如果不是故意的，很难说得通。这种东西方艺术创作中共有的“惯性”对鞍镫进入艺术作品起到了相当大的阻碍和迟滞作用。
通过对以上文献和考古文物的资料观察，可以看出，尽管至今为止尚没有实物和艺术作品来证明它们的存在，高桥马鞍和马镫这两项对骑兵来讲至关重要的发明，在两汉时代仍然应该是已经投入应用的。正是它们使匈奴成为草原霸主，也正是它们推动了汉帝国在政治、军事上的大幅度扩张，为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稳固帝国的政治和文化影响扩散到北亚和中亚奠定了基础。相信随着汉代考古的进一步发展，两汉时期的马鞍和马镫最终会揭开它们朦胧的面纱。
参考资料：http://www.history-club.net/DVSYS/printpage.asp?BoardID=44&ID=133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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