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晚清革命党阵营里一流的学问家,刘师培本可成为流芳百世
的人物,遗憾的是最终他却因背叛革命为清廷效命而钉在了历史的耻
辱柱上。大错是如何铸成的呢?解开这个谜团,也许需
要我们回到历
史的现实情境中,追寻促成这一事件的他个人及其环境的诸因素。
晚清是一个诞生有学问的革命家的时代。进入民国,革命家与学
问家一身二任的时代特点就明显地淡化了。在革命党阵营里,第一位
有学问的革命家,当数章太炎。第二位,恐怕就要说到刘师培了。
不过,师培虽与太炎并称“二叔”,但在许多方面,实在没办法
与太炎比。单就革命的坚定性而言,太炎虽也有过放弃革命到印度去
做和尚的想法,而且此事的许多隐情至今还是个谜,然而太炎毕竟贞
操清明,彪炳史册,而刘师培,却以背叛革命、充当清廷走狗的不争
事实为士林所不齿。
不争是不争,原因却未必清楚。讲到刘的背叛革命,就笔者所接
触的资料看,大都语焉不详,不能使人餍足。读史至此,也就难免要
问:刘师培作为一位连命都敢于豁出去的“激烈派第一人”,怎么说
变就变了呢?
“变”当然是那个时代的最大特点,可刘未免也变得太快了——
昨天夜里还是个好好的人,转天早上便成了鬼。这里的原因,到底何
在呢?
刘之背叛,与对孙中山的不满有很大关系。
照我看,刘之背叛,与对孙中山的不满有很大关系。刘与孙没有
任何私人交情,也从没有被孙真正信任过。这一点,甚至连太炎都不
能免。而作为文人气甚重的章太炎和刘师培,都多少有一点瞧不起孙
中山。当然,刘年轻,瞧不起的成分要更多些。所以,刘师培一踏上
日本,便立刻参与了试图推倒孙中山的风波。
那是1907年2月13日,刚好大年初一,刘师培带着母亲、老婆,和
苏曼殊一起,开始东渡扶桑。同行的,还有刘的姻弟汪公权,一个狭
隘、自私、阴险的小人。
此时的日本,正可谓是革命党人的水泊梁山。刘师培上得山来,
屁股还没坐暖,就赶上了日本政府劝逐孙中山的事件,自大膨胀而容
易激动的心灵立即迸裂开来,立马便卷入了革命阵营的内讧,对孙中
山大举围攻。
2月25日,日本外务省次官内田康哉举行宴会,为中山饯行。参加
宴会的有黄兴、章太炎、胡汉民、汪精卫、宋教仁、张继、汪东等人,
刚刚踏足于此的刘师培也在其中。可见,刘实已为革命党最上层领导
圈子中的一员。此时,他年仅24岁。但是,他显然不是孙中山的嫡系。
此次中山离日,日本政府赠送五千元路费,日商铃木久五郎另捐
送一万元。孙考虑到组织武装起义需要经费,就收下了。正由于这笔
钱,导致了革命阵营的内乱和分裂。一部分人唱高调,拿钱等于受贿,
会损害同盟会的威信。另一些人则认为,钱可以拿,但要公平分配。
争来争去,终于演变成“倒孙风波”。
3月4日,孙中山带着汪精卫、胡汉民两大亲信离开日本。他这一
走,革命党炸了营。此时,太炎主持《民报》,已穷得揭不开锅,因
此提出,要将铃木所赠一万元留作报社经费。孙中山本来就对章太炎
办《民报》的风格有意见,觉得老章不充分利用这个阵地宣传革命,
却迂腐地大谈什么国粹,实在不合适。而且,南方再举起义更急需钱,
因此只给拨了两千元。章太炎则认为孙中山不理解,更不支持他的工
作,表白自己谈国学,无非是为革命实践奠定更深厚的理论根基。这
种思想与风格上的分歧已经影响到两人的感情,偏偏孙中山又没把日
本政府赠款的事通报章太炎等人,太炎感觉受了侮辱和愚弄,不禁怒
气中烧,也就真的成了一个“疯子”。他三把两把扯下《民报》社中
所悬中山像,写上“出卖《民报》之孙文,应即撕去”等语,寄到香
港,对孙给予严厉抨击。他提议,罢免孙的总理职务,由黄兴接替。
张继、谭人凤、田桐等人表示同意。
这时的刘师培,正处在与章太炎的热恋期,于是完全倒向章的一
系。从思想感情到私人交往,他都不能不倒向章。而他与孙中山,则
完全谈不上什么交往或感情:“盖孙文本不学之徒,贪淫性成,不知
道德为何物。”此话虽出之于尔后,但情绪的潜伏却不可谓短暂。有
了这种情绪,再加上他原本就过多的狂妄,复加之判断错误,所以推
波助澜,火上加油。他找到当时代行总理职权的庶务总干事刘揆一,
要求他召集会议,进行表决。刘揆一断然拒绝,这就更惹恼了老章和
小刘,心说你刘揆一何功何能,算个什么东西!居然铁牛当官拿起架
子来了!于是一场激烈的争吵在《民报》社内展开,张继盛怒之下,
竟与刘揆一揪打起来。最终,刘师培的目的没有达到,但同盟会领导
阶层却因此发生了很难平复的裂痕,孙中山与章太炎两位革命党的泰
山北斗,一时间也竟成了不共戴天的死敌。尔后的两三年里,又发生
一连串不幸事件,以至孙中山等骂章太炎是“丧心病狂”的“陋儒”,
章太炎等骂孙中山是“背本忘初”的“小人”,差不多爷爷奶奶都带
上了,而刘师培呢,当然也就由瞧不起而更种下了对孙中山的仇恨。
刘师培在东京搞社会主义讲习会,与孙中山奏起了不协调音。中
山讲民族主义,要建立新国家,刘师培却宣扬超越民族主义的社会主
义和无政府主义
仇恨的种子埋下了!接下去,刘师培在东京搞社会主义讲习会,
与孙中山奏起了不协调音。中山讲民族主义,要建立新国家,刘师培
却说:“有志之士渐知民族主义,然仅辨种族之异同,不复计民生之
休戚,即使光复之说果可实行,亦恐以暴易暴,不知其非。”我们大
可以说,仅就思想的路向而言,刘师培此时所宣扬的社会主义也好,
无政府主义也罢,确乎超越民族主义,值得肯定,同时又多有与三民
主义重叠之处,如民权、民生二端,故景梅九《罪案》说,社会主义
“就是三民主义里边的民生主义,与同盟会不相违背。”而且,就民
生问题论,刘师培当时的关注程度与研究深度在革命者中当首屈一指。
但是,从政治层面看,恐怕就不这么简单了。这种思想如果不与正确
的政治路向配合,便很容易走偏。而刘师培后来恰恰在政治上翻了船,
于是,回过头来再去观察他的不协调音,便不再仅仅是什么思想问题,
而是立马显露出其政治上的危害来了:“中国革命党所持之旨,不外
民族主义,故舍排满而外,别无革命。师培自斯以后,凡遇撰述及讲
演之事,均设词反对民族主义,援引故实,以折其非。盖事实均由学
理而生,若人人知民族主义不合于学理,则排满之事实,自消弥于无
形。此即古人正本清源之说也。”请看,这是多么可怕的自白。
这时,我们真想说,刘师培的高奏不协调音原来就是想存心破坏
革命。不过,谁也不是天生的叛徒。师培后来对端方的自白,固属出
卖灵魂,可也未尝没有事后追封、邀功讨好的意思。因此,我们还不
能说刘师培杂交社会主义与无政府主义,原是预设好来破坏革命的。
但是,不论对错,他在思想上、行动上都开始了与孙中山的不和与背
离,却是没有疑问的了。
导致刘师培背叛革命的直接原因,是汪、何的先下水后鼓动。
背离不等于背叛,却是背叛的前奏。只要逢上机缘,背离往往会
发展为背叛。不幸得很,机缘很快便降临到刘师培的身上来了。
“倒孙运动”运动后,章太炎处在极度的物质匮乏和精神烦恼中。
这件事给他和刘师培所带来的精神伤害,向来都没有引起史学家们的
足够重视。太炎后来所谓“见同盟会渐趋腐败,愤欲为僧”,师培所
谓“东渡以后,察其隐情,遂大悟往日革命之非”,都反映了他们当
时的愤懑心情。而革命阵营内部的不团结以至相互倾轧,更使他们觉
得乌七八糟,心情抑郁。然而,最让他们不能容忍的,还是孙中山的
不理解不支持乃至同室操戈。——当然,这仅仅是他们的一偏之见。
在失望与失落的心理背景下,清廷派来的特务可没闲着,而是在
东京展开了激烈的策反活动。综合陶成章、宋教仁以及冯自由的记载,
1907年,清廷派程某来东京向革命党求和,愿出一万元,求革命党不
要搞暗杀。可这程氏实际上是打入敌人内部的革命者,所以,总庶务
刘揆一便和他商量,现在正是用钱的时候,不如“以术取”之。但程
的身份刘师培并不知道。在他看来,程既为清廷所派,当然是朝廷的
人。所以,他找了两个日本人,与程商量,希望用这笔钱来买他们所
憎恶的孙中山的人头。程氏听此,深感诧异,立即偷告刘揆一、宋教
仁、吴昆、何天炯。刘师培阴谋未得逞,不禁对程恨恨不已。为泄愤,
他指使日本人把程诱拐到僻隐之所,狠狠地把程打了一顿。只因为程
氏大声喊叫,警察闻声赶到,才未被打死,但脑被击伤,时常疼痛,
记忆力锐减。
端方此时也在运用金钱,在东京收买侦探,离间革命党。而汪公
权、何震,也就于此时被收买,成了侦探。这两个人又回过头来“日
夜怂恿光汉入官场”。刘师培在“外恨党人,内惧艳妻”的心理作用
下,于是“渐动其心”,也被拉下了水。
这样说来,导致刘师培背叛革命的直接原因,是汪、何的先下水
后鼓动。而汪、何背叛革命的原因,据说是由于对物质享受的追求。
有人这样写道:“何震在东京颇有艳名,与其所谓姻弟汪公权有暧昧
关系。一个人讨了漂亮老婆,算不得一件好事。漂亮人总不免有些嗜
好,第一好修饰,第二好交际,这两种嗜好都需要有较多的金钱供其
挥霍。由于丈夫不能满足其欲望,便容易受到外间的诱惑。何震首先
变节,被两江总督端方收买,随后刘师培也上了这条黑船,居间穿针
引线的就是汪公权。”
那么,汪、何二人是否真有暧昧关系呢?据当时身在东京的汪东
回忆:刘终日埋头著作,又有肺病,何震则既好名又多欲。她一面利
用刘能写文章,替她出名办刊物,一面又对刘不满足,行为放荡。汪
公权趁此勾引,便与何发生了关系。周作人也说:由于苏曼殊住在刘
家,已有佚事传出,龚未生、钱玄同、刘叔雅都讲过。
看来,汪、何有染,确属空穴来风,不为无根。但相染的具体程
度,却一直没有令人满意的权威记载。不过,仅凭着一些隐隐绰绰的
模糊影象,许多人便早已相信,实际上是何震害了丈夫。可怜何震一
位狂热的女权主义者,终于败倒在“女人祸水论”的传统势力之下。
如蔡元培即说:“有小人乘间运动何震,劫持君为端方用。”徐自华
说:“陈其美过余,谓何震实媒孽之焉。”
师培归来,端方曾大排筵宴,欢迎其改变信仰。从此,他便踏上
了一条为人所不齿的不归路。
至于投敌的具体实施过程与途径,却又有其机缘和条件。据刘师
培的外甥梅鹤孙说,端方为两江总督时,李瑞清做两江师范学堂监督,
聘请历史教授,有人建议延聘刘师培,但李瑞清以刘为革命党,不敢
做主。恰好陈庆年给端方做首席幕僚,李便商之于陈,陈听了非常赞
成,第二天便与端谈到仪征刘氏三世传经的家学渊源,说刘师培“虽
为革命党人,近年已不谈种族革命。他若能来,实为上选。”端方于
是命江宁藩司樊云门具函礼聘,由李、陈电约返国。刘师培接电后尚
在犹豫,而何震久厌居东,听小人之言,并符合她的名利思想,以为
能与官场联系,自然另有出路,遂极力怂恿要挟。刘师培不能坚定立
场,权其得失,于是贸然返国。
这是一段非常重要的记载,提供了最足珍视的历史线索,与尹炎
武《刘师培外传》的相关记述正好相互印证。
两江师范学堂为1903年张之洞奏建。端方于1906年任两江总督,
对这所学校非常重视。学校中原有许多日本教师,为培养中国教员,
端方又选送21位老师到日本留学。所以,学校本来就与日本有瓜葛。
缪荃孙、陈三立以及陈庆年的学生柳诒徵,也曾在此任教。这样,李
瑞清通过端方的幕僚陈庆年向端方推荐刘师培,端方权衡利弊,命江
宁布政使、诗人樊增祥(云门)具函礼聘,由李、陈电约刘师培返国,
确属可能之事。联系刘师培此时在东京的状态,加之何震、汪公权的
怂恿,所以回国任职,也就不足为怪了。果然,时过不久,便在两江
师范的教师名单中看到了“历史教员刘师培”的记载。
刘师培1907年12月到上海,遇到诗人柳亚子。转眼便到了1908年
初。1月5日,柳亚子与陈去病、高天梅、沈道非设宴为刘洗尘。席上,
陈去病提议组织文社。这就是南社的最初动议。12日,陈去病再邀刘
师培夫妇与高旭、柳亚子等11人在国华楼小酌。参加者除原有五人外,
增加了杨笃生,还有邓实、黄节、朱少屏、张聘斋以及何震等六人。
席上大家相约结社,即名南社。宴会后,还合照了一张相片,高旭、
柳亚子并即席赋诗。可叹的是,柳亚子诗中赞美师培夫妇为“慷慨苏
菲亚,艰难布鲁东;佳人真绝世,余子亦英雄。”却浑然不知,此时
的小两口儿已经投靠清廷,并给端方写了一封极其卑劣的自白书。
据说,师培归来,端方曾大排筵宴,欢迎其改变信仰。僚属士绅,
相关名流约一百余人,纷纷向刘师培敬酒庆贺。刘师培有些陶醉了。
当然,这一切都是秘密进行的。从此,他便踏上了一条为人所不齿的
不归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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