锵锵三人行 嘉宾李晶是哪里的？想了解下

Answer 1

　　李菁
　　李菁 2001年5月进入《三联生活周刊》，任社会部记者。此前，1995年7月在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任编辑，2000年10月，在《中国青年报》报业发展中心任记者、编辑。
　　大学毕业后，我在一家名头算响的大公司扮演御用文人的角色，但养尊处优的生活过得越久，心里越没来由地空虚。奉献了五年的青春之后，毅然决定投入"围城"外火热的生活。

　　我所在公司的上司是个酷爱读书的文化人，每周到三联书店扫书。因他的发现，办公室便多了一本《三联生活周刊》。那时工作清闲，每期都看得极为细致，连那两页的美国图书排行榜都一字不落地看完（编辑部后来有过一次是否继续保留这个栏目的争论，我斗胆支持了一下，但也没挽回它的命运）。2001年4月在网上偶然看到生活周刊招聘社会部记者时，我心里怦然一动。
　　也许是看走了眼
　　见面那天李鸿谷大人谈话的具体内容我已想不起来，只记得在他那一句紧似一句的追问之下，我内心一腔悲愤，早有了拔腿便走的冲动，觉得从上学那天起，就没被如此刁难过，暗下决心与"三联"就此了断。但李大人好像浑然不知我对他的咬牙切齿，没过几天，打来电话问我何时再来，我支吾半天，终是不好意思凛然告之"不想去"。"再去看看吧。"我给了自己一个台阶，谁知就这样稀里糊涂地呆了下来。
　　我至今仍对见面那天所受到的精神折磨耿耿于怀，以至现在每有机会我还跳出来控诉他。李大人像个无辜的孩子一样喃喃自语:"我真的有问题吗?"偶尔也会不无委屈地解释，是想借此知道每位应聘者"认知的边界"。后来经常能看到来自全国各地的"三联"信徒，怀着无限向往走进办公室，跟李大人谈话过后人仰马翻、痛不欲生的场景，难免心生同情。虽然经李大人确认，我是目前在职的社会部记者中惟一被正式招聘进来的，但我始终认为那是他一时昏头看走眼的结果。
　　与社会部众多"好孩子"出身的记者相比，李大人是个后进青年变先进的典型。我常开玩笑说李大人之所以对新人百般刁难，很可能是自己做学生时是常被好学生告状的坏孩子，虽然后来一不小心变成好人，但看到"好学生"，潜意识仍有挑战和征服的欲望。
　　与李鸿谷相处久了，发现他其实算是宽厚的人。社会部的头头，有时是个两边受气的角色，一面要率领麾下寡男众女（目前社会部只剩下朱文轶一男丁）承担"硬新闻"的那一部分，在"国泰民安"的时候也要搜肠刮肚地找到足够"硬"的东西；另一方面，还要兼任"指导员"一职，应对我们周期性的工作低潮、思想波动，承担我们不敢对主编发泄而转嫁到他身上的怨气。每个新来的记者起初莫不是对李大人唯唯诺诺，不敢造次，时间一长便知他当初的"刺"原来只在业务层面生长。平素在办公室里，我们经常当众编排他的笑话，李大人也不急，说多了，他顶多无奈状地长叹一声:"你们这帮坏人啊!"不过偶尔，他还是有几分怀恋地讲自己当年当古惑仔、一脚（还是一拳，记不清了）击落对方两颗门牙的辉煌，每听到此，我总倒抽一口凉气，暗自提醒自己最近不要欺他太甚，但没几天，便又蠢蠢欲动。
　　行万里路识万般人
　　我到"三联"正经做过的第一个稿件是关于"大舜号"海难的审判。之前对发生在家乡的那场海难印象深刻，于是主动提出做这个报道。后来家人帮助找到一遇难者家属，我暗自庆幸运气好，在电话里一口气和他谈了三个小时，听筒从左耳换到右耳，再从右耳换到左耳，听他讲他的哥哥在"大舜号"沉没之前一直和他保持通话、冷静交待自己的后事、托他照料年迈双亲的细节，以及他们对海难营救及处理方式的不满。他讲得悲切，我记得详尽，直到两耳和太阳穴都神经性地疼痛起来，才挂下电话长舒一口气。我强按心头的喜悦向李大人做了汇报，想就此动手开写。不料李大人面无表情:"很好，不过一个不够，继续找，至少要采访8个家属!"
　　我一听就懵了。采访一个尚且不易，还要再找7个!茫茫人海哪里去找?心里千万个不满，但初来乍到，也不好发作。只得硬着头皮拿着电话本把大连的同学、朋友悉数打一遍，真是七大姑八大姨都用上了。在我的逼迫下，他们又在周围发动了"地毯式搜索"，勉强搞到7个人的电话号码，其中两位幸存者又冷冷地拒绝了采访要求，待辗转联系上这5位家属、采访完他们后，我觉得快要虚脱了。
　　很长一段时间，都是这样的日子。为了一个3000字的稿件，可以找到十几人、甚至几十人。名单列了长长一串，一个一个地骚扰，真有宁可错杀千万，也决不漏掉一个的感觉。那段时间心理压力极大，连晚上做梦都在打电话找人。醒来暗想，这样的日子可不能久过。但我后来意识到，这种采访方式几乎成了每个社会部记者的入门训练。扛过这一道关口之后，面对一个新的选题时，就可以有效率而准确地切入，不再会有茫然无措之感。
　　到"三联"后听说社会部记者要经常出差，我心里一阵暗喜。小时候有不少抄在小本上的名言警句，其中最喜欢的一句是：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后来又加上一句"识万般人"。那时整天幻想着像三毛一样，背起行囊四处周游。长大之后方知道，平庸如我，只能和大多数人一样过着柴米油盐的生活。借出差之机实现我"行万里路"的心愿，是我那时一个小私心杂念。
　　我很快就知道自己的想法是多么可笑，我的第一次"崩溃"也就是来"三联"半年后的一次出差。2002年春节之前，我被打发到四川写一桩冰毒案。 "出差"--一旦坐上飞机离开北京，很大程度意味着"只可成功不许失败"。后来我不止一次被问到"万一"采访不到怎么办，我不知该如何解释我们的压力正在于如何绞尽脑汁不让这"万一"发生。

　　南方冬天的阴冷潮湿让我这个北方人极不适应，我一边咒骂着小城宾馆没有暖气的房间，一边满脸堆笑地与推说"敏感"绝不应承采访的警方软磨硬泡。直到星期五的中午，我还在掩饰自己的心烦意乱，照例做淑女状和刑警大队长周旋。这边，李鸿谷的电话已催过来，告诉我合刊截稿日提前，必须周日一大早交稿。
　　我跑到路边阴暗又烟雾缭绕的网吧里，在又脏又粘的键盘上恶狠狠地敲出几个字:"警告信"。将"我警告你，不要再逼我，否则我要起义了!"发给李鸿谷后，再冲出去，继续与警方纠缠。也许是我眼神里的绝望还是誓不罢休的纠缠精神打动了他们，最后一天晚上，终于有人坐在我的对面，踏踏实实地跟我讲故事。
　　第二天，匆匆搭上回北京的飞机。到达时，天色已晚，我坐的那辆富康在机场高速路上出了小差错，一头撞向路边护栏，万幸的是，虽然车头撞得稀烂，我和司机除了吓得说不出话来，都没受什么伤。后来回想起车撞向护栏的那一瞬间，我竟不无恶意地想，如果我真出了事，李大人和主编大人第一个心疼的肯定不是我，而是那几页稿子。
　　连夜赶到办公室，没想到办公室比平时还热闹，采访偷渡事件的雷静也刚从福建回来，都准备在此熬夜。以往的雷静少言寡语，安静得像个女孩，但那一晚，他显得焦躁不安，不时站在窗前，一边看远方的天空一点点变白、三环路上的车由少增多，一边喃喃自语:"不想活了!这样的日子没法过!"雷静被逼要跳楼的段子也由此诞生。回武汉过了春节，任李鸿谷怎么劝说，雷静还是毅然抛下了我们，不肯再回京。
　　那时最怕李大人看到稿件后哀叹:"没材料啊!"经常觉得自己已经黔驴技穷搞到这点材料却被他轻薄，顿时万念俱灰恨不能立即上去和他拼命。但时间长了，也能慢慢体会李大人的一番苦心。在社会部的稿件上，主编大人也坚定地支持"李鸿谷路线"，我后来经常能发现这样的改动:"×××感到很欣慰。"被主编改成:"×××（跟记者）说他感到很欣慰。"
　　在"三联"几年，收获之一是培养了很多"线人"。但有时很内疚地发现自己很功利，经常一忙，便无暇与朋友联络寒暄；但如若采访需要，即便十年没联络，最终也能将人家挖出来。直到后来我经常骚扰的几个线人，一接电话便一把将假笑撕下:"又什么事，说吧!"时间长了，我也不再假模假式，电话一通便直奔主题。
　　我曾跟李大人说，我们的工作就像特工，经常被"空投"到一个与自己无任何关联的地点，短短几天之内完成任务。李大人冷冷打击我:"你也太美化自己了!"不过后来真的有机会采访一个身份类似"特工"的人，短短几天"交手"，他半开玩笑地慨叹:"你们完全可以做我这一行了!"
　　初到"三联"，时常觉得这份工作是"高消耗"型的，不易久留。三年，顶多三年!我暗自给自己定下期限。一晃眼，已超过这个"大限"半年了，无数次想过放弃，但最终又留了下来一一或许就是那种永远无法预料明天会出现在哪一个地方、和什么样的事件发生关联、与什么样的人打交道的感觉让我留下来的吧，这种奇妙的感觉的确令我迷恋!
　　忐忑着跨出国门
　　2002年4月,"国航"釜山发生空难。周二上班，李鸿谷或是苗炜试探着说了一句,"韩国那么近，我们可以去一趟啊!"然后目光在社会部里巡视一番，落到了惟一有护照、游过新马泰和日本的我身上:"李菁，你试一试，行的话，咱们就去一趟!"
　　我开始狂打电话。查号台查出使馆电话，拨过去永远是语音报读"签证须知"，好不容易有人接听，却说这类事情不知该找谁。又打了N个电话后，终于误打误撞地找到一个签证官。当天简短的英文面谈之后，他让我第二天再带齐所有证件等签证。
　　签证搞定，兴奋不过几秒，便又立即陷入接踵而至的诸多细节：到那里住在哪里?上哪儿找翻译?……实际上，等到我第二天中午从使馆里拿到签证，我只有半天的时间便要启程。丝毫找不出头绪，只能拿着电话本一个一个打电话试运气，但是辗转找到的留学生都在汉城，我努力克制自己的焦躁心情，继续寻找一一我戏称这样的举动为"撒下漫天大网"，不知哪条线上会有鱼上钩。
　　二三个小时后，有好消息传来，终让我心情稍些放松。姐姐帮我联系到釜山一家商社的会长柳富烈，只是在来中国谈生意时由我姐姐为他做过英文翻译，由此"不幸"而无端地要为一个他从不知道的中国杂志服务。据说姐姐刚刚联系到柳会长时他还莫名其妙:"中国记者到釜山采访，找我干吗?"后来才明白这算是私人之请。
　　周四一早，当我坐上了去韩国的飞机时，心里满是对未知世界的惶惑和恐惧，外带不知如何完成任务的压力。"三联"的一贯作风是：任务派下来，到时只等着收活，该花的钱花到，至于怎么申请签证、到那边吃住行的问题怎么解决、如何展开采访，则一概不管。
　　因为承担着"三联"第一次自己出钱派记者出国采访的重大使命，到釜山的前两个晚上我住在MOTEL（汽车旅店）里，并非有多高尚，思想动机只是怕花钱太多，万一任务完成不好，反倒给自己增加心理负担。MOTEL其实也是情人旅馆，灯光昏暗，门口散了一地骚首弄姿的色情广告，各路神色暧昧的人进进出出。晚上一回去，我立即将自己紧紧锁在房间里，捏着鼻子躺在艳俗的粉色床上，直到第三天柳会长看不下去，慷慨地押下自己的信用卡，把我请进了四星级宾馆（连续三天，柳会长的司机开着豪华车拉上会说韩语的中国员工，和我一起
　　奔波于出事现场、各家医院、政府，提起他们，我永远感激不尽）。 到釜山的第二天，我到一家医院寻找幸存者，接待处的护士小姐很友好地查阅住院名单，说医院里有两个中国人并告诉了房间号。我兴奋地推门而入，两个中国幸存者是吉林某公司劳务输出韩国做船员，都是朝鲜族。瘦的姓吴，见到有中国人来意外之余由衷地兴奋，不待我细问就迫不及待地倾诉他第一次出国、第一次坐飞机就赶上的遭遇；对面床稍胖一些的姓朴，也许是劳务输出之前对"外事纪律"之类的概念印象深刻，一直警惕地看着我，盘问我为何不同大使馆的人一起来。我觉他事多，便不与纠缠，专心询问吴某那一瞬间的诸多细节。吴某谈兴正浓，对床的朴某突然吐出一长串朝鲜话，我虽听不懂，但大致猜出对方的意思一一不让吴跟我讲。很朴实的吴迟疑了一下，又陷于他生平第一次坐飞机就赶上的灾难的回忆中。
　　此举没奏效，朴某掏出手机，拨了一串号码后毫不避讳地大声说:"喂，是大使馆吗?我们这儿来了一个女的，自称是记者……"我一边在采访，那只耳朵却在捕捉他越来越低沉的声音，心里越来越恼火。"好，你放心，事故原因我不会说的!"朴的声音突然又提高，然后郑重其事地挂下电话。
　　"国航"的第一次空难发生在韩国，使事件陡增许多复杂，尤其在事故原因上面，韩方抓住中国机长不放，中方则认为釜山机场控制塔台存在失误。双方各执一词，当时的确十分敏感。但是，一个普通的幸存者会知道事故原因吗?即便他能对我说上什么，我还未必引用，我也要对我写上的话负责呢!朴某大约把我当成女特务了，我恼火的同时也在心里无奈发笑。
　　虽然觉得被人这样当面"检举"很伤自尊，但我还是尽力不受他干扰，专心于对吴的采访。但那边突然又猛喝一声:"喂，你的证件呢?!你有证件吗?!"那一瞬间，我觉得一股热血涌上脑门，再也控制不住自己，扭过头对他:"你有什么资格看我的证件?!我跟你说话了吗?我根本没有采访你，你也没有资格看我的证件!"
　　我后来想，这个小"刁难"若在平时，我也不会在意，但在那种情境下，从决定派我去韩国的那一刻就积蓄的压力一下子到达顶点，肆意释放出来。虽然我知道朴某看到这篇文章的概率比他再次遇上空难的概率还小，但我还是想借此机会向他道声歉吧!
　　凭心而论，这次采访完成得并不好。毕竟经验不足，到达现场没有针对性地四处出击，很多信息和国内已有的报道相重叠，很多有价值的细节又被忽略掉。回来后，李大人毫不客气地说我采访不够细致，印象最深的是，我好像对他漫不经心地提了一句：在釜山一下飞机似乎就能闻到海水的咸味。李大人说我采访中没有好好地利用"嗅觉"，经他提醒后，我才回忆起现场的那股消毒水和许多物体烧焦的味道混在一起，是多么刺鼻。
　　我后来将社会部划分为两个阶级：脑力劳动者和体力劳动者。李大人是脑体皆可，我们则清一色的是体力劳动者，当然我们的猪宝宝后来也曾一度由体力劳动者晋升，专攻国家政策，从诸多小事探出背后的宏大意义，但最近又不幸重新返回苦力大家庭。由"体力劳动者"而演化为"民工"，而社会部又以"女民工"居多，杀人放火，风吹草动，拿包就走。出差回来大家聚在一起，各自把一路上受了气的遭遇添油加醋地传播一下，泄了私愤后第二天"又是一个好汉"。
　　生命是一场经历
　　我们可亲可敬的庄山大哥离开之后，一次社会部聚会上，李鸿谷痛心疾首地说对不起屡被打发到矿难或洪灾现场的庄山，两个大男人都有点喝高了，有点泪眼婆娑的意思。我们几个阴阳怪气地嘲笑他们，但心里都有些酸楚和沉重。出去采访时，经常要费力地解释"三联"--一二三的"三"，联合的"联"；对方经常一脸困惑地问:"'生活'周刊?那写我们这些事干什么?"或者干脆还以鄙夷的目光。后来看到有人批评"三联"前半截"土的掉渣"，未免心生沮丧，觉得做社会部记者实在是出力不讨好。从不敢说社会部的记者做得多好，但"敬业"二字我想至少是配得上的。
　　李大人经常用"伟大的媒体"或"伟大的记者"之类的说辞，让我抛掉招之即来的犹疑。去年深秋，和金焱受命采访"神舟五号"。和一涌而上的诸多"中"字头"大媒体"相比,"三联"显得太微不足道，前去几次都被拒绝，编辑部这边选题已定，没有退路。被逼无奈，只好一次又一次去航天城。直到一天被暂时安排到一个办公室等人，一下子在办公桌玻璃板下发现了关键人物的联系方式，心头一阵狂喜。趁人家回来之前，赶紧掏出纸笔一个一个抄下来，情景活像当年电影里的女特务或女地下党。这一招果然奏效，当你直接把电话打到对方家里时，他们的戒心就小了许多，由此才算打来一个突破口。
　　记得拖着一身"斗智斗勇"后的疲惫从航天城出来，远远看见庞大的CCTV的电视转播车，悻悻地想:"人家这才叫记录历史呢!"垂头丧气地回来，又忍不住和李大人理论，但李大人用他无庸置疑的口气告诉我，我采访到的那些诸如杨利伟戴尿不湿升空、早起来三兄弟喝红酒的细节，其实有着同样的份量。对此，我一直将信将疑。或许要等到20周年的回忆录里再做评断吧。

　　如今，精明的上海人朱伟、典型的北京大爷苗炜，再加上中国的"肚脐眼"武汉来的李鸿谷，成了"三联"的三个支点，精明粗疏，细致散淡，软硬兼施，倒也有趣。男人们喜欢从事件中看出宏大以显示其对时代的把握和参透；而我，犹自喜欢大背景下小人物的命运，觉得悲天悯人才是最有力量的东西。
　　经常想，自己是个生性懒散的人，如果不是这份工作，我这辈子都不会写这么多字。之所以做了记者，一是我对一切新奇的事情都有兴趣；二是喜欢和别人分享我的感觉。少年或学生时代，唐德刚、陈香梅、王赣骏或者何振梁，这些名字与我而言曾是另一个世界，但后来终有一天他们都成了我的采访对象时，我由衷地感觉到那种叫做"奇妙"的快乐。"国航"空难、巴厘岛爆炸、神舟五号升空、巴基斯坦人质事件--这些于我，成了刻录我生命宽度和厚度的标尺。
　　我一直相信，生命就是一场经历，扩大足下的界限，与扩大脑中的疆域一样，都是一种快乐。"三联"的三年，赐予我领略别样风景的独特机会。对此，饱受"女民工"之苦的我，却永远心存感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