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寻找共赢互动新模式：
总结美国总统奥巴马刚结束的四天中国国事访问，一项最醒目的成果应该是中美战略互信被进一步强调与提高。这反映在本次访问的总体气氛，在双方领导人所表述的语言，更凸显于具有重要意义的《中美联合声明》文件中。长达6500字的联合声明，以文件的形式宣示了这两个现在与未来的超级大国选择以合作代替消极对抗的相互承诺。文件将中美双边关系定位为：“21世纪积极合作全面的中美关系”，“应对共同挑战的伙伴关系”。
反之，在具体协议方面，奥巴马此行没有给外界带来太多惊喜。尤其在西方舆论界最为关注的几大议题：人民币汇率、伊朗制裁、双方应对气候变化与减低碳排放的具体承诺、中国改善人权状况等，两国领导人的发言与联合声明里不是重申原有的承诺，就是略去不提。
在很大的程度上，互信是建立在双方关系对等，以及同意搁置分歧的基础上。相对于老布什、克林顿、小布什等前任，奥巴马访华全程也展示柔软身段与前任所没有的低调姿态。
对奥巴马访华 ,中国媒体都正面评价
对于这样的访问结果，中西方媒体的报道与评论，呈现截然不同的面貌。肯定与失望的区分，刚好对应在中西方舆论的分界上。
在中国，不论是官方媒体、市场化媒体或者门户网站，舆论界普遍对于奥巴马的访问给予正面评价。连有“民族主义大本营”之称的《环球时报》，昨天也一改对美日等大国的质疑立场，以少见的积极笔调，肯定中美对“合作”的关注替代了此前的对两国一些具体分歧的议论。《环球时报》在其封面文章中这样写道：“随便翻翻近代史，就知道中美这样的大国合作对世界和平与繁荣意味着什么。”
以年轻人为主要受众的腾讯网，17日围绕奥巴马的上海演讲制作了“今日话题”，其中几个标题这么写到：“对话，奥巴马比前任更温和”、“没有克林顿的火药味”、“也没有布什的一味传教”。至于奥巴马在演讲中对普世价值的宣言与对中国网络管制的批评，则被形容为对中国“温柔的鞭策”、“恳切的希望”。
西方舆论五味杂陈
与此同时，摊开昨天的《纽约时报》、《洛杉矶时报》、英国《金融时报》，风景截然不同。仅有互信承诺而没能产生实质协议作为成果的访问被批评为“两手空空”、“无功而返”、“过度忍让”等。
美国舆论纷纷指出，奥巴马是第一个需要面对“会说不的中国”的美国总统。中国所持有的8000亿美元美国国债，让中美之间的实力天枰产生方向性的逆转，而在军事领域以及地区政治格局里，中国的影响力也稳步增强。过去那种中国政府在美国总统到访前夕释放异见人士，调整汇率或经济规则以为双边会谈创造良好气氛的日子，已经一去不复返。西方舆论认为，奥巴马的谦卑换来的只是中国的僵硬态度与沉默，中国让步的很少，以赢家之姿胜出。
西方媒体的五味杂陈，说明了国际格局的变化需要时间适应。另一方面，中西方都可以用更长远的视角与眼光，去发现中美关系变化与美国温和态度的意义。
中国近年出现民族主义抬头的趋势，这其实源自于中国社会在自身崛起过程中一种对于外界的不信任与恐慌。在国家受辱历史教育中成长的民众对西方的“围堵”仍高度敏感，所谓“西方亡我之心不死”的观念仍根植于一部分人的潜意识中。西方大国做出的“合作”与“不遏制”战略保证，有助于缓解中国社会的潜在恐慌，扭转民族主义激化的趋势，这是奥巴马谦卑访华行的另一种成果。它对于引导中国崛起道路的价值，可能不亚于两国领导人在会谈中所达成的协议。
如今，这个受到高度评价的战略互信，是否能转换成双方具体合作方案与配合，是有待观察的要点。所谓“共赢”，不应该是一方居高临下、趾高气扬地要求另一方服从；当然也不是一方温和委婉，另一方岿然不动。必须指出的是，在相对实力上美国依然处于优势，而在经济低迷的情况下，奥巴马面对的民意压力也在增大。
《金融时报》认为，可能需要几个月、甚至几年的时间，才能判断奥巴马与中国开展友好战略接触的政策能否奏效：即中国在帮助美国对付美方官员所称的“全球重大问题”（如气候变化、核武扩散、经济失衡）上，提供更多实质性的支持。
中美互动未来的走势，将让外界看到双方对于“共赢”理解与诚意。例如说，美国持续禁止高科技产品对华出口，或者中国继续维持与自身经济基本面不相符的低汇率政策，显然都不是寻求共赢的表现。
中日：
胡锦涛主席访日期间，双方发表了《中日关于全面推进战略互惠关系的联合声明》。这份文件在继承已有3个政治文件原则的基础上，根据中日关系的新发展，确定了两国关系长远发展的指导原则，规划了两国关系的未来发展，成为中日之间第4份重要政治文件。这对于巩固中日关系的政治基础，增进中日两国的战略互信，构筑两国关系长期健康稳定发展的总体框架，全面深化中日战略互惠关系，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双方还发表了《中日两国政府关于加强交流与合作的联合新闻公报》，涵盖了两国70项具体合作项目。
现在的中日关系已进入了重新调整、重新定位的新阶段。中日关系如何发展也将取决于日本对中国政治、经济上的态度。 21世纪初，中日关系正处在共同构建“友好合作伙伴关系”的转折期。未来10～20年期间，是影响中日关系的一些最重要因素的变化方向进一步明朗化的关键时期。“中日伙伴关系”的目标能否得以实现？从目前看，其前景既有光明，也有阴影。就我国的对日政策而言，应在中日关系中力求因势利导，趋利避害，尽量争取实现有利于我国的周边稳定和经济发展的最佳前景。 因为日本政府在侵华战争问题上的态度，和劳工赔偿、慰安妇问题、钓鱼岛、东海油气田等等问题，我国国民对日本本能的抱有一种政治上的反对和感情上的拒绝----即使是对中国的经济发展有着促进作用的经济往来。
总结美国总统奥巴马刚结束的四天中国国事访问，一项最醒目的成果应该是中美战略互信被进一步强调与提高。这反映在本次访问的总体气氛，在双方领导人所表述的语言，更凸显于具有重要意义的《中美联合声明》文件中。长达6500字的联合声明，以文件的形式宣示了这两个现在与未来的超级大国选择以合作代替消极对抗的相互承诺。文件将中美双边关系定位为：“21世纪积极合作全面的中美关系”，“应对共同挑战的伙伴关系”。
反之，在具体协议方面，奥巴马此行没有给外界带来太多惊喜。尤其在西方舆论界最为关注的几大议题：人民币汇率、伊朗制裁、双方应对气候变化与减低碳排放的具体承诺、中国改善人权状况等，两国领导人的发言与联合声明里不是重申原有的承诺，就是略去不提。
在很大的程度上，互信是建立在双方关系对等，以及同意搁置分歧的基础上。相对于老布什、克林顿、小布什等前任，奥巴马访华全程也展示柔软身段与前任所没有的低调姿态。
对奥巴马访华 ,中国媒体都正面评价
对于这样的访问结果，中西方媒体的报道与评论，呈现截然不同的面貌。肯定与失望的区分，刚好对应在中西方舆论的分界上。
在中国，不论是官方媒体、市场化媒体或者门户网站，舆论界普遍对于奥巴马的访问给予正面评价。连有“民族主义大本营”之称的《环球时报》，昨天也一改对美日等大国的质疑立场，以少见的积极笔调，肯定中美对“合作”的关注替代了此前的对两国一些具体分歧的议论。《环球时报》在其封面文章中这样写道：“随便翻翻近代史，就知道中美这样的大国合作对世界和平与繁荣意味着什么。”
以年轻人为主要受众的腾讯网，17日围绕奥巴马的上海演讲制作了“今日话题”，其中几个标题这么写到：“对话，奥巴马比前任更温和”、“没有克林顿的火药味”、“也没有布什的一味传教”。至于奥巴马在演讲中对普世价值的宣言与对中国网络管制的批评，则被形容为对中国“温柔的鞭策”、“恳切的希望”。
西方舆论五味杂陈
与此同时，摊开昨天的《纽约时报》、《洛杉矶时报》、英国《金融时报》，风景截然不同。仅有互信承诺而没能产生实质协议作为成果的访问被批评为“两手空空”、“无功而返”、“过度忍让”等。
美国舆论纷纷指出，奥巴马是第一个需要面对“会说不的中国”的美国总统。中国所持有的8000亿美元美国国债，让中美之间的实力天枰产生方向性的逆转，而在军事领域以及地区政治格局里，中国的影响力也稳步增强。过去那种中国政府在美国总统到访前夕释放异见人士，调整汇率或经济规则以为双边会谈创造良好气氛的日子，已经一去不复返。西方舆论认为，奥巴马的谦卑换来的只是中国的僵硬态度与沉默，中国让步的很少，以赢家之姿胜出。
西方媒体的五味杂陈，说明了国际格局的变化需要时间适应。另一方面，中西方都可以用更长远的视角与眼光，去发现中美关系变化与美国温和态度的意义。
中国近年出现民族主义抬头的趋势，这其实源自于中国社会在自身崛起过程中一种对于外界的不信任与恐慌。在国家受辱历史教育中成长的民众对西方的“围堵”仍高度敏感，所谓“西方亡我之心不死”的观念仍根植于一部分人的潜意识中。西方大国做出的“合作”与“不遏制”战略保证，有助于缓解中国社会的潜在恐慌，扭转民族主义激化的趋势，这是奥巴马谦卑访华行的另一种成果。它对于引导中国崛起道路的价值，可能不亚于两国领导人在会谈中所达成的协议。
如今，这个受到高度评价的战略互信，是否能转换成双方具体合作方案与配合，是有待观察的要点。所谓“共赢”，不应该是一方居高临下、趾高气扬地要求另一方服从；当然也不是一方温和委婉，另一方岿然不动。必须指出的是，在相对实力上美国依然处于优势，而在经济低迷的情况下，奥巴马面对的民意压力也在增大。
《金融时报》认为，可能需要几个月、甚至几年的时间，才能判断奥巴马与中国开展友好战略接触的政策能否奏效：即中国在帮助美国对付美方官员所称的“全球重大问题”（如气候变化、核武扩散、经济失衡）上，提供更多实质性的支持。
中美互动未来的走势，将让外界看到双方对于“共赢”理解与诚意。例如说，美国持续禁止高科技产品对华出口，或者中国继续维持与自身经济基本面不相符的低汇率政策，显然都不是寻求共赢的表现。
中日：
胡锦涛主席访日期间，双方发表了《中日关于全面推进战略互惠关系的联合声明》。这份文件在继承已有3个政治文件原则的基础上，根据中日关系的新发展，确定了两国关系长远发展的指导原则，规划了两国关系的未来发展，成为中日之间第4份重要政治文件。这对于巩固中日关系的政治基础，增进中日两国的战略互信，构筑两国关系长期健康稳定发展的总体框架，全面深化中日战略互惠关系，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双方还发表了《中日两国政府关于加强交流与合作的联合新闻公报》，涵盖了两国70项具体合作项目。
现在的中日关系已进入了重新调整、重新定位的新阶段。中日关系如何发展也将取决于日本对中国政治、经济上的态度。 21世纪初，中日关系正处在共同构建“友好合作伙伴关系”的转折期。未来10～20年期间，是影响中日关系的一些最重要因素的变化方向进一步明朗化的关键时期。“中日伙伴关系”的目标能否得以实现？从目前看，其前景既有光明，也有阴影。就我国的对日政策而言，应在中日关系中力求因势利导，趋利避害，尽量争取实现有利于我国的周边稳定和经济发展的最佳前景。 因为日本政府在侵华战争问题上的态度，和劳工赔偿、慰安妇问题、钓鱼岛、东海油气田等等问题，我国国民对日本本能的抱有一种政治上的反对和感情上的拒绝----即使是对中国的经济发展有着促进作用的经济往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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