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硕新传论文一定要用到的20个传播学经典理论，万能套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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贝特森是一位在多个领域都有杰出成就的知识游牧者，因此他能将传播视为理解人类行为和社会构成的重要关节点，也是他提出了“元传播”概念的主要原因。

贝特森认为，人的内在精神过程与外部世界中的事件是两种明显差异的事物。编码的功能正是用来处理这种差异。个体通过传播的编码，将外在世界转变为内在讯息并通过讯息与他人互动，以建立起与自己、与他人、与世界的关系；相互关联的人们通过编码和传播处理人际间关系、形成群体和社会。正是在这样的“哲学思考”中，元传播才成为一个重要的解释性概念。

人是拥有自我的社会存在，人在在外界事物和他人作为认识对象的同时，也把自己作为认识对象。在这个过程中，人能够认识自己，拥有自己的观念，与自己进行沟通或传播，并能够对自己采取行动，即“自我互动”。

人的自我是在作为意愿和行为的主体的“主我”和作为他人的社会评价和社会期待的“客我”的互动中形成的。

媒介本身（互联网、智能手机）才是更重要的“讯息”，它们对人的影响要远远超越其所承载的信息。

新闻是所有大众传播信息中公共性和公益性最强的一种信息，只有符合群体规范或“把关人”价值标准的信息内容才能进入传播的渠道。理论最早是由库尔特·卢因提出的，二战期间美国为了节约开支，开展了号召人民食用牛下水的大规模宣传活动，卢因发现除非家庭主妇们接受了宣传，把牛下水买回了家，否则她们的丈夫和孩子是没有机会接触这种食物的。家庭主妇们实际上起着“把关人”的作用。

更加注重受众自主性的理论，认为受众在大众媒介面前不仅不是毫无抵抗力的，而且受众接触媒介的动机就是要满足自己的需求。

受众受到所在群体的影响，对大众传播的信息采取选择性接触、理解和记忆。

大众传播的信息首先到达意见领袖，之后流向大众。意见领袖对传播效果有至关重要的作用。意见领袖通常与被影响者处于平等关系；并不集中于特定的群体或阶层，而是均匀地分布于社会上任何群体和阶层中；意见领袖社交范围广，拥有较多的信息渠道，对大众媒介的接触频道高、接触量大。

大众传媒对人们态度和行为的改变影响微乎其微。

媒介对人的刺激就像魔弹打入大脑，可以毫无阻拦地传递观念、情感、知识和欲望。

大多数个人为了避免由于单独持有某些态度和信念而产生的孤立，从而不把自己的观点说出来，意见一方的沉默造成另一方意见的增势，形成一方声音越来越强大，另一方越来越沉默的螺旋发展过程。

网络言论匿名性使受众自由表达的程度越来越高，“少数派”观点可能被更多人认同并接受，甚至超越“多数派”意见，使“沉默的螺旋”发生逆转，形成“反沉默螺旋”模式。

集合行为通常是大量人群聚集在狭小的无力空间内，人们保持着高密度的接触，参加者通常处于极度亢奋、激动的精神状态。这样的环境很容易使人们丧失理智的分析判断能力，而表现为一味的盲从、盲信、群体模仿。

1940年美国大选年，传播学者拉扎斯菲尔德在俄亥俄州的伊里县进行了为其半年的对选民的调查，提出了“政治既有倾向”假说：在人们做出选举或其他政治决定时，并不取决于一时的政治宣传和大众传播，而是基本上取决于他们迄今所持的政治倾向，而这与他们归属的社会群体和社会背景是分不开的。

即知识鸿沟，由于社会经济地位高者通常能比社会经济地位低者更快地获得信息，因此，大众媒介传送的信息越多，这两者之间的知识鸿沟也就越有扩大的趋势。

在现代社会，大众传媒提示的“象征性现实”（或者说拟态环境）对人们认识和理解现实世界发挥着巨大影响，由于大众传媒的倾向性，人们在心目中描绘的“主观现实”与“客观现实”之间存在着很大的偏离。这种影响是长期的、潜移默化的、“培养”的过程，所以称为“培养分析”。

这是一个非常有意思和天才的理论，提出人是哥伦比亚大学的W.P.戴维森。他认为，人们在判断大众传媒的影响力之际，存在着一种感知定势：即倾向于认为大众传媒的信息（尤其是负面信息），对“你”或“我”未必有多大影响，但会对“他”人产生不可估量的影响。现实中有许多这样的例子，“互联网不良信息的管制”、“同性恋婚姻合法化”，这些都很容易出现“第三人效果”，即认为这些东西可能对你我不会产生什么影响，但对他人会产生很重大的影响，所以不能……

实证研究证明，信源的可信度越高名，其说服效果越大。但随着时间的推移，高可信度的说服效果会出现衰减，而低可信度信源的说服效果则有上升的趋势。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是：对于高可信度信源发出的信息，由于人们的信任，它最初的说服效果会大于信息内容本身的说服力，低可信度信源发出的信息相反。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会信源的记忆会减淡，这时信息内容本身的说服力才比较完整地发挥出来。

这是关于传播技巧与传播效果关系的理论，“一面提示”指的是仅向说服对象提供自己一方的观点或对自己有力的材料，“两面提示”则相反。一面提示和两面提示都能引起受众态度和行为的转变，单纯比较两者并无优劣强弱之分。

戈夫曼在1974年出版的《框架分析》一书。在这部著作中，戈夫曼明确为框架做出了这样一个定义：“框架指的是人们用来认识和阐释外在客观世界的认知结构，人们对于现实生活经验的归纳、结构与阐释都依赖一定的框架，框架使得人们能够定位、感知、理解、归纳众多具体信息。

20世纪80年代开始，框架理论开始引进到新闻与传播研究领域，并由此诞生了“媒介框架”（media frame）和“新闻框架”（news frame）两个学术概念。媒介框架即媒介机构信息化处理的组织框架，它适用于多种类型的媒介信息生产和传播过程的研究。这个概念应用于新闻的选择、加工、新闻文本和意义的建构过程的研究，则称为新闻框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