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香话在古代诗问文中的含义 求详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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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作欣赏》2002年第1期刊发了蓝棣之先生的《谈戴望舒的成名作〈雨巷〉》。蓝先生的文章的核心是提出“这里的核心意象丁香、春雨是在暗示吗？那么是在暗示什么呢？”这么两个问题。通过与《荒原》的比较解读，蓝先生得出答案“戴望舒《雨巷》的核心意象丁香（长在荒原上的）和春雨（不是无声滋润丁香的）都在这里找到了出处”，并进一步说道“‘残忍’一词，艾略特直接说出来了，但《荒原》全诗的题旨迄今未被透彻阐述。这个‘残忍’也就是《雨巷》所要暗示的，所不可以明说的题旨。”在后面的文字里，尽管蓝先生也提到“丁香”意象在中国古诗里的渊源如杜甫的“丁香体柔弱，乱结枝犹垫”和李商隐的“芭蕉不展丁香结，同向春风各自愁”，但认为它们“都只是个‘愁品’而已”，而非“本质上却是现代的”《雨巷》所依。
在蓝先生新论出来以前对《雨巷》的评论提到“丁香”意象的出处一般都本自卞之琳先生在《戴望舒诗集·序》（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1981）里说的“《雨巷》读起来好像就是名句‘丁香空结雨中愁’的现代白话版的扩充或者‘稀释’”。如毛翰先生《20世纪中国新诗分类鉴赏大系·感遇试卷》（广东教育出版社出版，1998，270页），朱寿桐先生《中国现代主义文学史》（江苏教育出版社出版，1998，505页）均持此论。但卞先生认为“《雨巷》……用惯了的意象和用滥了的词藻，却更使这首诗的成功显得浅易、浮泛”，则鲜为后学者认同。与之相反，朱寿桐先生认为“戴望舒是借用了这些意象和境界，又超越了它们的原有的内涵……把东方的传统意象与西方的现代派诗绪两者艺术相融合，从而绝妙地表达出现代知识分子灵魂深处所潜藏着的那份理想的追求和幻灭的痛苦。”
由上可知，“丁香”的出处是蓝先生的立论和以往评论歧义的源头。以往的评论认为《雨巷》“丁香”意象出自李璟《浣溪沙》“青鸟不传云外信，丁香空结雨中愁”，因而更多地读出了《雨巷》所传达的“愁怨”和“惆怅”，而蓝先生认为《雨巷》中的“丁香”本自《荒原》，因而认为它暗示了“残忍”的题旨。
我认为这两种论述都有点道理，但也都有偏颇的地方。因为它们都是“诗外看（证）诗”，而不是从文本本身引出的逻辑结论。从创作背景、意象渊源出发所作的猜想，可以成为解读文本的佐证，但不能取代对文本的细致解读。《雨巷》自面世以来，对它的解读众说纷纭。抛开对《雨巷》的简单化政治批判不说，它的题材归属便一直争讼未决：王干大先生将其收入他主编的《中国现代名家诗歌分类品汇》中的“情爱卷”，而毛翰先生则在《20世纪中国新诗分类鉴赏大系》中将它收入“感遇诗卷”。但我们并不能简单地臧此否彼，只要不脱离文本，言之成理，都是我们可以接受的。但完全脱离文本，放任自己的想象得出的结论，却不能看作是”象外之象”，而只是”象”外之”象”而已。也就是说后面的“象”固然有它存在的价值，但已不是前面的“象”所生发出来的，因而将它解读为 “题中之义”是不妥当的。
因此我认为，过于强调并拘执于“丁香”和“雨”的出处是不利于我们对于《雨巷》的读解的。诗人也许读过《浣溪沙》和《荒原》其中之一，也许两者都读过，但我认为这其实并不重要。“丁香”这个意象在中外文学史上经过数千年的积淀，其含义不断变迁和丰富。后起义与原初义有一定的联系，但越往后发展，这种联系会越显得疏淡，甚至难以辨认。不但李商隐的“芭蕉不展丁香结，同向春风各自愁” 和李璟“青鸟不传云外信，丁香空结雨中愁”的“丁香”有别，而且艾略特“四月是最残忍的月份，哺育着丁香，在死去的土地里，混合着记忆和欲望，拨动着沉闷的根芽，在一阵阵春雨里。”中的“丁香”意象更是迥异于中国古典诗歌中的“丁香”意象。因为中国古典诗歌中的“丁香”意象尽管有变化，但基本上仍指“丁香花”，亦即“丁香结”。而外国诗中的“丁香（lilac）”却既可能指“丁香树”，也可能指“丁香花”，而且外国诗歌中“丁香”少有中国诗歌中“愁怨”意思的表达。作为一个有创造力的诗人，戴望舒是不大可能去作李璟《浣溪沙》或艾略特《荒原》的简单的“现代白话版的扩充或者‘稀释’”的。对这一点，孙玉石先生也表达了相似的意见，他在《〈雨巷〉浅谈》（《名作欣赏》1982年第一期）一文中说“能不能说《雨巷》的意境和形象就是名句‘丁香空结雨中愁’的现代白话版的扩充和‘稀释’呢？我以为不能这么看。在构成《雨巷》的意境和形象时，诗人既吸吮了前人的果汁，又有了自己的创造。”孙先生的持论还是比较公正的。
而更应引起我们注意的是孙玉石先生在《〈雨巷〉浅谈》一文中指出古典诗歌中的“丁香”意象在《雨巷》中已被创造性转化为“如丁香一般结着愁怨的姑娘”，这自然是对蓝棣之先生新见的有力质疑。其实，我倒觉得《雨巷》中这位“姑娘”有点类似于《诗经·蒹葭》中的“伊人”。《雨巷》中的“姑娘”和《蒹葭》中的“伊人”一样“可遇不可求”。中国古诗中表现这种心境的诗篇很多，如《诗·河广》即云：“汉有游女，不可求思。汉之广矣，不可泳思。江之永矣，不可方思。”三叹“不可”，亦示“可望而不可求”之意 。另如《古诗十九首》中的《迢迢牵牛星》：“……河汉清且浅，相去复几许，盈盈一水间，脉脉不得语。”更将那种“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可望难即，欲求不遂”的心境表现得淋漓尽致。戴望舒在表达这种“距离怅惘”（钱钟书先生语）时略似前贤，但由于时代风云的笼罩和独特个性的凸现，《雨巷》和上述诸诗又显得“和而不同”。由于戴望舒在《雨巷》中仅只想“逢（遇）”着那位“姑娘”，而不同于《蒹葭》中那位抒情主人公对“伊人”“溯洄从之”、“溯游从之”。因而《雨巷》更多一份“哀怨又旁彷”的诗绪，而少一份坚定不移的追求。
至于诗中的“雨”，我认为主要为营造那种朦胧的意境所设，可能是春雨，也可能是“愁煞人”的秋雨。蓝先生指认为“春雨”，是因为他先在的认定《雨巷》一定本自《荒原》，因而以《荒原》中的“春雨”来论证《雨巷》中的“雨”为“春雨”，这是未免有点倒果为因的。“雨”既非定指，“雨巷”亦非定指。我们只知道它是引发和寄托诗人愁思的所在，何以知道又何必知道它位于江南抑或江北？而且我想这里能给予我们更重要的启示并不仅于此。我们在读解诗歌是既要从意象出发，同时又不要拘执于某个具体的意象，更不要简单地加以比附，才能避免以先入为主的印象损害诗歌的原意。
戴望舒在《论诗零札》中说“不必一定拿新的事物作题材（我不反对拿新的事物作题材）；旧的事物中也能找到新的诗情。”同时他又说“旧的古典的应用是无可反对的，在它给予我们一个新情绪的时候。”我认为《雨巷》中的“丁香”意象当然不是全无依傍，但我更愿意相信它是通过戴望舒长久的对古今中外大量文学作品的阅读而潜化于他心中的一个虚泛的意象。它身上或许有《浣溪沙》或《荒原》的印痕，但已经成为戴望舒自己的“独特的这一个”。在某一刻一种激动他心灵的诗情来袭，与“丁香”这个意象猝然遇合，并进一步勾连出一个“姑娘”的意象，它是有着“丁香一样的”“颜色”、“芬芳”和“忧愁”，充分表达了诗人充满希冀和失望，但又“无地徘徊”的心境。通过“那种像梦一般的凄婉迷茫”的意境在那回荡的旋律和流畅的节奏中飘然呈现后，诗人的这种心境或许有些许缓和？因为诗人在诗的结尾处仍未放弃他的希望，虽然这希望仍充满着“哀怨和惆怅”。
蓝棣之先生反叛他先前所认同的“社会理想象征”说，而翻新出“残忍暗示”说，表面上迥然相异，实际上则具有一致性：都是对《雨巷》作出一种比附性诠释。而这却有悖于蓝先生所认定的西方象征主义诗派对于戴望舒的影响。因为西方象征主义诗派的特点是“反对肤浅的抒情和直露的说教，主张情与理的统一，通过象征暗示、意象隐喻、自由联想和语言的音乐性去表现理念世界的美和无限性，曲折地表达作者的思想和复杂微妙的情绪、感受”（《外国文学史》，朱维之、赵澧主编，南开大学出版社出版，1994，553页）。从《雨巷》的文本来看，它的表现手法有借鉴象征主义诗派的地方，但它表现的诗情却更具有古典的味道，它是“古典与现代交媾”的产物。它“可意味而不可言传”，更不可确指。蓝先生实犯了自己的大忌，因而得出了并不能完全令人信服的结论。我们可以说戴望舒接受了西方象征派的影响，但我认为似乎更应该把这种影响理解为象征派注重音乐性和暗示等诗艺给他提供了一个和中国传统诗艺比较接受的参照系，而不应简单地理解为他对西方象征派诗歌的意象移植。更何况他对象征派和传统诗艺都进行了扬弃，如他在《论诗零札》中说“诗不能借重音乐，它应该去了音乐的成分”，又说“诗的韵律不在字的抑扬顿挫上，而在诗的情绪的抑扬顿挫上，即在诗情的程度上。”《雨巷》可谓这种理论的完美表现，它既以往返回复的旋律取胜，但又成功地实现了对外在的音乐性的超越，以一种“与生命同构”（苏珊·朗格语）的形式，长久地拨动着更多人的灵魂。
我认为只有超越把目光锁定在“丁香”上的视点，从整体诗情出发对《雨巷》进行观照，才可以试图领悟它的意蕴，而避免对它作狭义和牵强的理解。而且我们也无需深究它到底是一首爱情诗还是一首感遇诗，《雨巷》仅只是“渡河之筏”，不同的读者凭依它驶向不同的彼岸。我相信更多的读者是在“替新诗的音节开了一个新纪元”（叶圣陶先生语）的音乐旋律中悟到了诗人的诗情，而不是知道了更多的什么。不知我这种说法是否确当，特见教于蓝先生和各位读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