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伯莱民族没有留下如古希腊那样宝贵的哲学遗产，也没有几位如同中国先秦诸子那样至今仍为人们念念不忘的大思想家。但是，他们留下了一部全世界都为之感慨不已的伟大著作——《旧约》。尽管它不是哲学著作，但其中却渗透着伟大的希伯莱哲学思想。《旧约》中提出的一些命题，具有哲学的涵义，甚至可以说是用宗教语言提出哲学命题。《旧约》的开篇就与其他民族的诸神传说不同，那些与日月年的规律变化和周而复始的自然循环相联系的诸神故事均无痕迹可寻，只有一个至高无上的神，一个在精神上把握世界的神，一个与人类精神道德、世俗生活、历史进程密切相关的神。虽然耶和华具有至高无上的控制自然的力量，但由于是为导引希伯莱人去执行他的意志，所以不以崇拜隐藏于自然界背后的神秘力量为目的，而是通过自然界来认识神意。《摩西五经》是《旧约》的思想基础，而贯穿其中的就是一神教的世界观。由此引出了神的意旨与人的自由、上帝的律法与人的欲念、人的罪孽与救赎等一系列哲学问题。
希腊化时期，希伯莱人接触到了希腊哲学，希伯莱学者开始关心希腊的智慧、理性、逻辑，他们试图运用希腊哲学来为犹太教的教义辩护。智慧是希腊哲学的主要论题。希伯莱学者对智慧神圣表现出极大的热情。在《所罗门的智训》中，赞扬智慧是“关于自然力的真知”，并能使人认识“尚未认识的事物”，表达“塑造一切存在物的智慧是我的老师”的心悦诚服之情。希伯莱哲学家斐洛将上帝智慧化，将上帝说成是至尊、至全、至善、至知的创世主，具有公正、仁慈、善良、智慧的品格。
中世纪的希伯莱哲学深受亚里士多德哲学的影响。亚里士多德哲学对于基督教、伊斯兰教和犹太教都举足轻重。其原因有二：一是亚氏哲学能为中世纪的自然科学提供哲学基础。以最抽象的形式解释自然界的各种规律的科学研究得益于亚里士多德哲学的思维方式。不仅如此，各种自然科学的探讨最后都导向世界的最本质的存在，这只有靠哲学才能得以解释；二是亚氏哲学认为事物从潜在状态进入实在化都需要外部的推动力或者称为“原始推动者”。这种观点对一神教崇拜帮助极大，上帝就是世界存在与活动的至高无上的原始推动者。
如果说希腊化时期希伯莱学者是初次接触希腊哲学，没能真正领会其精髓，那么经过近千年的学习、琢磨、阐释，希伯莱哲学家对希腊哲学尤其是亚里士多德哲学的领会已进入了一个全新时期。迈蒙尼德对犹太哲学前辈并不亦步亦趋，而是从亚里士多德哲学中汲取养料，使犹太哲学自成体系。他认为不能修正犹太宗教来迁就亚氏哲学，相反，该修正的应是亚氏哲学。那就是亚氏哲学应该考虑以前不曾考虑的道德一神教提出的有关终极的实在和人类行为的一些观念。
“创造”是宗教哲学中的基石之一。上帝能从无中创造出有来，这当然不符合亚氏哲学所强调的自然法则。迈蒙尼德强调：通过逻辑推理有助于认识自然秩序，但用来认识作为一个互相联系整体的世界是不够的，人们无法否认宇宙的永恒，上帝创造世界同样也是无法否认的。
希伯莱人的认识是不断发展的，尤其是近代犹太启蒙改革运动兴起之后，希伯莱哲学更是取得了长足的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