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银法案的对中国经济造成的危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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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9-1933年世界范围的大萧条是一个全球性事件，它使世界经济和社会经历了一次凤凰涅槃。大萧条对中国具有重大的影响，大萧条是随后中国农村崩溃、工业萧条、地产暴跌，金融恐慌的重要因素。
在1935年之前，中国一直是银本位国家。
从19世纪中叶开始，世界主要国家逐渐采用金本位导致白银供应持续增加，白银价格呈现螺旋式下跌，白银贬值（本币贬值，相当于现在人民币贬值）所导致的低汇率在大萧条之前长期促进了银本位中国的出口和长江三角洲地区的工业化发展。
但是，到1931年，世界各国因大萧条的冲击而相继放弃了金本位。
1931年英国率先放弃金本位，此时世界主要资本主义国家都前后开始放弃金本位，1934年美国实施《白银收购法案》更造成白银价格的大幅上涨。
一方面：白银价格上涨（本币升值，相当于现在的人民币升值）导致中国商品出口竞争力全无，小农经济濒临破产，城市出口工业萧条。白银大量外流，逐渐形成贸易逆差。
另一方面：大量的资金从实业经济中退出涌进银行和上海楼市，造成房产和金融业表面的繁荣，随着资产价格大跌，表面繁荣支撑起的银行信贷陷入资产泡沫的黑洞，上海房地产的崩盘急剧震荡了脆弱的金融市场。
上世纪二三十年代，金贵银贱的趋势日益明显，中国当时实行银本位制（中国虽然实行银本位制，但在1933年4月6日废两改元之前，银元和银两并用，各地各银行也自行铸造发行银币，成色不一，这些银两之间也还存在比率，例如天津两的一百等于上海两的一百零六（见《中华民国货币史资料》第二辑第99页），总之，当时国内的币制是比较混乱的。），国内流通和积淀的白银数量很大。例如，1931年中华民国流通的银币总额估计有17.07亿元之巨，其中外国所铸银币约为8000万元（上海《银行周报》第16卷第2号，见《中国民国货币史资料》第二辑第101页。），1933年上海宝银登记汇总的当时各银行所储备的白银为1.46亿两，其中以英资汇丰银行的白银储备最多，约有3600万两，而当时国内最大的中国银行的白银储备还不到2000万两（《中华民国财政部档》，见《中华民国货币史资料》第二辑第103页。）。对此金贵银贱现象，当时国内也颇多议论，其中不乏担忧财富缩水以及外债负担加重之虞，例如工商部工商访问局曾指出“中国为今日世界唯一用银国家，银价之跌落，其关系广及整个的国民经济”、“中国又为债务国家，银价跌落对于国家财政上影响尤大”、“因银价跌落而致中国国富无形损失巨万，亦为理论上必然之归宿”（工商部工商访问局：《关于银价波动的报告》，1930年，见《中华民国货币史资料》第二辑第106页。）。
但由于白银对于当时之中国，绝非普通商品，同时也为货币本位，白银价格的涨跌不能以普通商品而论，还必须从币值的角度来看银价涨跌。在大萧条年代的头几年，银本位实在是中国的福分，因为，当时与中国进行贸易的国家基本上实行金本位制，这些国家的价格水平包括白银的价格在1929年的大萧条后急剧下降（例如从 1926年到1931年，纽约和伦敦的银价分别下降了58.8%和49.7%（汪熙，1992）。），这相当于中国货币的贬值，中国实行了一种类似于浮动汇率的外汇体制。例如在1929年时，中国的一元银币在外汇市场上相当于36美分，此后两年内，按黄金价值计算的国际上的银价下降了40%，中国的一元银币只有21美分，而同期美国的批发价格指数只下降了26%，因此，中国的出口货物按照中国国内货币（也就是银币）计算的价格并不会下降，反倒有可能上升（注意如果按照黄金计算的价格则要下降），进口货物的价格则会上升，其结果是当时中国的出口虽然也下降了，但下降的幅度小于进口下降的幅度，也小于世界总出口下降的幅度（见Friedman（1992）。）。因此，在1930年和1931年中国出现了国际收支盈余，1931年中国进口白银4545万两（据中国海关：《中外贸易统计年鉴》，见《中华民国货币史资料》第二辑第155页。），在世界其它国家正在经受严重的通货紧缩的时候，中国国内呈现温和的通货膨胀。
1931年英国、日本和印度等国家相继放弃金本位，中国的货币尽管相对于美元仍然在贬值，但相对于英镑、日元和卢比却升值，世界经济的衰退开始影响中国经济，中国的国际收支急剧恶化，1932年被迫净出口白银735万两以弥补贸易赤字，国内的物价指数也开始下降，要不是当时国际上白银价格继续下跌以及中国经济的货币化程度比较低等原因，中国经济受到的冲击将会更大。当美国于1933年放弃金本位时，中国的货币对美元也开始上升，从 1932年的19美分上升到33美分，中国的对外贸易进一步恶化，1933年的出口仅及1930年的58%，贸易赤字继续靠金银等贵重金属的净出口来弥补，在世界经济和贸易开始复苏的时候，中国的经济却迈入衰退，1934年美国通过《白银收购法案》，白银价格迅速上升，中国的经济和贸易雪上加霜，不堪重负。
由于中国在1935年11月进行货币改革之前，还一直是银本位国家，美国的购银行动导致白银价格上升，立即对中国产生了以下三个方面的严重后果： 一方面不断上涨的货币价值严重侵蚀了中国出口产品的竞争力，另一方面国内的通货紧缩和生产下降严重削弱了国内的购买力和消费水平，中国的进口额也同时迅速下降，因此，中国总的对外贸易额在白银价格上升之后，出现了下降。例如1934年中国的主要出口商品-生丝的出口量只有1930年的21.8%，出口产品的价格下降，以1926年为基数，上海的出口产品物价指数跌到72%，对外贸易额以1933年为基数（约12560万海关两），1934年下降为80%，1935年下降为76%，其中，进口下降得更快，分别下降到 77%和68%（引自汪熙（1992）。）。与此同时，中国国内的经济和生产也受到了严重的影响，大量的工商企业倒闭，例如在1935年，上海就倒闭了 1065家工商企业，全国银行倒闭或者停业20家，当时中国最大的产业纺纱业，开工量减少60%，由于工业对农业原材料需求的减少，加上当年发生了灾荒， 1934年的农业产出只有131亿元，比1931年下降了46%（这个数据是根据刘大中：《中国的国民收入，1931-1936》，转引自汪熙（1992）。Brandt和Sargent（1989）引用了Rawski等人估计的另外一组数据，1933年的中国农业产出为166亿元，仅比 1931年少15亿元，但是这组数据受到了包括弗里德曼在内的一些学者的怀疑。）。这一破产倒闭之风甚至连部分在华经营的美国企业也不能幸免。美国的白银政策并没有像白银集团所宣称的那样，既提高中国的购买力，又增加美国的对华贸易，相反，这个政策却把中国仅有的一点东西也拿走了，连当时美国国务院远东司的司长也都承认“我们收购白银快要把中国人的血抽干了”。
最后，美国的白银政策对中国产生了一个在美国人看来，没有预见到也无法预见到的是，中国在白银价格不断上涨，国内白银大量外流、通货紧缩加剧和生产下降等诸多因素挤压之下，选择了放弃银本位，实行法币，彻底改革了中国的货币制度。虽然在当时以及现在很多人看来，这一币值的改革是中国货币现代化的发端，但是却使中国日后踏上了恶性通货膨胀的不归路（米尔顿·弗里德曼的表述为：“如果不是美国抬高银价，中国将可能在晚些时候放弃银本位，比实际发生的情况晚上好几年，等到政治和经济状况都比较好的时候再进行货币改革。中国未来的进程就会有所改变，也许发生在中国的恶性通货膨胀最终并不能避免，但是，至少会推迟发生，这样国民政府就可以赢得更多的时间来恢复其因战争而受到的创伤。”）。
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国际上白银价格剧烈波动，对中国经济和政治影响甚大，当时的国民政府已经充分认识到白银价格波动的危害，迫切希望能够稳定银价，然而美国国会仍然通过了《白银收购法案》，致使中国经济处于崩溃之边缘。联想到当时中日之间处于全面战争前夜的形势，美国的《白银收购法案》大大削弱了中国抗日的经济基础，显然是帮了日本人的忙，不啻助纣为虐，连担任美国财政部长的摩根索最后也承认美国的白银政策正符合日本人的意图。当时，日本一方面大量走私白银，在中国银价每盎司40.5美分与世界银价65美分之间投机牟利，利用走私白银所积累的巨额资金来建造兵舰和稳定日本的币值，同时，将中国的白银滞留北方并最终劫掠之（典型者如日本劫掠中国政府在华北金融财产的“平津白银事件”。），并针对中国外汇存底有限的情况，日本正金银行在1934年11月和 12月间多次向中国银行突击购买外汇，使中国外汇储备量遽然下降（只剩下3500-4000万外汇与黄金储备），对中国“无限制”买卖外汇施加压力，迫使其无法维持汇价。
美国当初收购白银主要是为了补贴美国国内白银生产者，顺便提高中国的购买力也是白银参议员们的一个理由，但他们怎么也没有想到这个真正的赢家却是日本人。认为美国人有意帮助日本人是不公平的，实际上当时美国很担忧日本在远东的军事势力以及日本海军对太平洋地区的控制能力，期望能够给予中国某种程度的帮助以牵制日本，但美国人也想不到日本通过走私和劫掠中国的白银并在伦敦等地出售而增强了国力，因此摩根韬哀叹道“假使我是被日本花钱收买的，那么我一直在挣着我的工钱。”可以想见这个后果也是美国人始料所不及的。现在国际间的经济和金融联系更加紧密，两个国家间针锋相对的政策博弈，其结果也恐难为人所料，“鹬蚌相争，渔翁得利”之事未必不会重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