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9世纪中期到19世纪末,学习西 方的思想主张之间的联系与区别

如题所述

19世纪中叶前后开始,西方人再度开始进入中国,并以各种媒介带来西方的新知识。

鸦片战争后,他们的基本思想就是了解夷情,“师夷长技以制夷”。这些卓识远见表明近代向西方学习的思潮的始初就和爱国精神交融在一起。

包括林则徐组织人力翻译慕瑞的《地理大全》部分章节而编成的《四洲志》、林则徐将资料交付魏源编成的五十卷巨著《海国图志》,以及徐继舍的《该环志略》、江文泰的《红毛英吉利考略》、杨炳的《海录》(1842年)、肖会裕的《英吉利记》(1842年)、梁廷扔的《合众国说》(1844年)等。

从1840年到1861年,中国的文人学者写出了至少二十二部介绍夷情的著作。

甲午战争以后,由于中国当时面临着国破家亡的命运,许多有识之士开始更积极全面地向西方学习,出现了梁启超、康有为、谭嗣同等一批思想家。他们向西方学习大量的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知识,政治上也要求改革。这一时期大量的西方知识传入中国,影响非常广泛。

许多人以转译日本人所著的西学书籍来接受西学。进入民国时期,由于对政治的不满又进一步导致知识分子们提出全盘西化的主张,在五四时期这种思想造成了很大的影响。这一波的西学东渐,一直持续到当代而未止。

尽管如此,纵观中国近代西学东渐的历史,它的成就是巨大的。虽然经历了由表及里、由浅入深的艰难探索和吸收过程,但毕竟使中国的近代化历程大大加速,客观上加快了清王朝灭亡的脚步,为中国早日推翻一个旧世界,建立一个新世界奠定了基础。

但墨守成规、亦步亦趋的学习心理使中国的每一步学习都事倍功半,成效大打折扣.学习中的'一边倒'现象和盲目照搬现象使中国的西学东渐走了许多弯路,学习中的'急功近利'思想也是造成西学东渐成效甚微的重要原因。

扩展资料:

论述晚清西学东渐可以分为四个历史阶段。

第一阶段,1811—1842年。1807年,伦敦会传教士马礼逊奉派东来,成为第一个基督教新教来华传教士。1811年,马礼逊在广州出版第一本中文西书,揭开晚清西学东渐的序幕。

以后,传教士们在马六甲、新加坡、巴达维亚等地,开学校,办印刷所,出版书籍报刊,在当地华侨中传播西学,为日后到中国大陆活动打下基础。

这一阶段,马礼逊等传教士共出版中文书籍和刊物147种,属于介绍世界历史、地理、政治、经济等方面知识的,有34种,比较重要的有《美理哥合省国志略》、《贸易通志》、《察世俗每月统记传》、《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等。

这些书刊,成为日后林则徐、魏源、梁廷枏、徐继畲了解世界情况的重要资料。英华书院、马礼逊学堂等学校创办,开始了传教士在华人中进行教育活动的历史,也培养了袁德辉等近代中国最早的译才。

马礼逊等所出版的西书、报刊,所办的新式学校,无论从数量上还是规模上,都不能与日后傅兰雅、林乐知等人相比,但这是一段历史的开端。近代西学东渐史上的许多第一,都是从这里产生的。

诸如第一个中文印刷所,第一所对华人开放的教会学校,第一家中文杂志,第一部英汉字典,等等。

这一阶段,传教士的活动,一方面因为没有受到不平等条约的保护,影响很难达于中国内地;

另一方面,正因为没有不平等条约的保护,其活动通常不会被视为西方国家政府的活动,传播者没有盛气凌人的气势,受传对象也没有被压挨欺的心理,传、受双方处于相对平等的地位,文化交流在相对正常的状态下进行。

第二阶段,1843—1860年。

在1840年至1842年的中英鸦片战争中,清朝政府战败,被迫与英、美、法等国签订不平等的《南京条约》、《望厦条约》和《黄埔条约》,被迫割让香港给英国,开放广州、福州、厦门、宁波、上海作为通商口岸,允许外国人在这些口岸传播宗教、开设学堂、开办医院。

于是,传教士便将活动基地从南洋迁到中国东南沿海,开始了晚清西学传播史上的新阶段。这六个城市,在西学传播方面,可以分为三种类型。

一是香港、广州,在割让或开埠以前,早有西人居住,西学传播已有一定基础,开埠以后,西人来此,又有新的发展。

二是福州、厦门,鸦片战争以前,传教士已通过在南洋闽籍华侨中的活动,学会方言,这两个城市开埠以后,传教士来此,没有语言障碍,西学传播活动比较容易进行。

三是宁波、上海。这两个城市靠地处富庶的江浙地区、离中国中心地带比较近的地理优势,在西学传播方面,很快超过上述四城。在咸丰年间,中国西学传播中心是上海、香港与宁波,出版西书机构主要是墨海书馆和华花圣经书房。

从1843年至1860年,这6个城市共出版各种西书434种,其中纯属宗教宣传品的有329种,占75.8%;属于天文、地理、数学、医学、历史、经济等方面的有105种,占24.2%。这一阶段,西学东渐有几个特点:

1、通商口岸成为传播基地。

2、出版了数量可观的科学著作。

3、中国知识分子中出现主动了解、吸收西学的趋向。

4、中国知识分子开始参加译书工作。

第三阶段,1860—1900年。1856年至1860年,英国、法国在美国、俄国等支持下,发动了侵略中国的第二次鸦片战争。中国再次惨败。侵略者逼迫清朝政府先后签订了《天津条约》(1858)、《北京条约》(1860)等一系列不平等条约。

通过这些条约,外国侵略者从中国勒索了大笔的战争赔款,取得了一系列侵略特权。其中,与西学传播密切相关的有:

一、增开11个通商口岸,即天津、牛庄、登州、台南、潮州、琼州、镇江、南京、九江、汉口、淡水。后来实际开埠时,牛庄改为营口,登州改为烟台,潮州改为汕头。条约规定,外国人可以在这些通商口岸居住、赁房、买屋、租地起造礼拜堂、医院、坟茔等。

二、传教自由。《中英天津条约》第八款规定:“耶稣圣教暨天主教原系为善之道,待人如己。自后凡有传授习学者,一体保护,其安分无过,中国官毫不得刻待禁阻。”

三、外国人可到中国内地各处游历、通商,中国政府应提供方便。

四、开放长江。这样,加上先前割让的香港、开放的五口,中国被迫对外开放的城市达17个。外国人可以在南起广州、厦门,中经上海、烟台,北至天津、营口,东起上海、南京,沿江西上,直到中国内地,这样广阔的范围里自由活动。

其结果,加强了西方列强对中国的政治侵略、经济掠夺,也便利了他们对中国的文化渗透。在清朝政府方面,以咸丰皇帝去世、祺祥政变发生、慈禧太后掌权为转折点,中国对外对内政策有了重大调整。

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的设立,京师同文馆的创办,以学习西方坚船利炮、声光化电为重要内容的洋务运动的开展,都对西学传播产生了重要影响。因此,第二次鸦片战争的结束,《北京条约》的签订,成为晚清西学东渐史上的重要转折点。

这一阶段的西学传播,有以下几个特点:

1、传播机构多种多样。有遍布各地、程度不同的新式学校,包括教会学校和中国自己开办的新式学校;有形形色色的报纸、杂志;有传播西医知识的教会医院;当然,最主要的是各种西书翻译、出版机构。

2、政府创办译书机构。从19世纪60年代开始,清朝政府先设京师同文馆,再设江南制造局翻译馆,这是中国政府在被动开放的形势下作出的顺乎时代潮流的反应,是中国政府主动吸收西学的标志。

19世纪后期的几十年中,江南制造局翻译馆所译西书数量,在各种译书机构中,名列榜首,影响也最大,说明了官办译书机构在晚清西学东渐中的主导作用。

3、翻译西书量多面广。四十年中,共出各种西书555种,总量是此前半个世纪所出科学书籍的5倍多。

4、上海成为译书中心。1860年以后,随着上海在中国地位的上升,上海逐渐成为西学在中国传播的最大中心。

5、西学影响逐渐扩大到社会基层。通过遍布各地的新式学校,形形色色的报纸杂志,品种繁多的西书,通过传教士深入内地的各种西学演示、讲解,西学的影响逐渐从知识分子精英阶层扩大到社会基层。

第四阶段,1900—1911年。1898年的戊戌政变,1900年的八国联军之役,使清朝政府的威信跌到最低点,爱国人士、知识分子失望到极点,革命风潮因之而生,留日热潮骤然而起,西学传播的内容、方式亦因之一变。这一阶段西学传播特点主要有五:

1、转口输入。此前,中国介绍、吸收西学,主要是从英文、法文、德文等西书翻译而来,1900年以后,从日本转口输入的西学数量急剧增长,成为输入西学的主要部分。

2、数量空前。从1900到1911年,中国通过日文、英文、法文共译各种西书至少有1 599种,占晚清100年译书总数的69.8%,超过此前90年中国译书总数的两倍。

3、社会科学比重加大。以1902年到1904年为例,3年共译文学、历史、哲学、经济、法学等社会科学书籍327种,占总数61%。

同期翻译自然科学112种,应用科学56种,分别占总数21%、11%。译书从多到少的顺序为社会科学—自然科学—应用科学,与此前几十年的译书顺序正好相反。这表明中国输入西学,已从以器物、技艺等物质文化为主转为以思想、学术等精神文化为主。

4、影响深入。大批西学的涌入,特别是各种不同层次的新式教科书,遍布城市乡村,走进千家万户,使西学影响空前深入。令人眼花缭乱的新学科,目不暇接的新名词,令学术界、出版界面目一新。

今人习用的许多名词、术语,都是那时确立的。这为五四时期的白话文运动打下了基础。没有清末西学的大批涌入,没有那一时期的新名词大爆炸,日后的新文化运动是很难想象的。

5、中国第一代译才登台。此前译书,通常模式是西译中述,李善兰、徐寿、华蘅芳等虽然参加了翻译西书的具体工作,但他们不懂外文,不能独立译书。从严复、马君武开始,近代中国才有了自己的第一代翻译人才,才宣告西译中述这一西学传播史上过渡形式的结束。

前三个阶段,年均译书种数成几何级数增长,第四阶段,年均译书数量猛增为第三阶段的10倍以上。由此可见,晚清中国输入西学,随着时间的推移,呈急速增长趋势,20世纪初达于极盛。以传播西学主体而言,第一阶段,基本上是西来传教士的事;

第二阶段,西人为主,少量中国知识分子参与其事;第三阶段,西译中述,中西传播机构共存并进;第四阶段,中国知识分子成为主体。这说明,中国知识分子在西学传播过程中,逐渐由被动变为主动,由附从地位升为主导地位。

参考资料:百度百科-师夷长技以制夷

参考资料:百度百科-西学东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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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个回答  推荐于2016-05-14
19世纪中期,出现“师夷长技以制 夷”的思想,19世纪60年代以后,它 被洋务派付诸实践,提出“中学为 体,西学为用”、“师夷长技以自强”的 思想,它与魏源的“师夷长技以制 夷”的思想在维护清朝统治和学习西 方技艺上是一致的。伴随洋务运动的 开展及其“自强”的无果而终,维新派 提出了实行君主立宪和提倡新学的变 法思想,虽然在学习西方上是一致 的,但是本质上却有巨大差异。 “中体西用”向西方学习主要局限于船 坚炮利、科学技术,基本上没有触及 封建制度,甚至是去维护旧的、传统 的封建专制制度;而维新变法思想的 理论基础是西方资产阶级的进化论、 天赋人权说和主权在民说,他们在理 论上和实践上的核心都是以资本主义 来代替封建主义。 当然,“中体西用”的思想毕竟在统治 者层面上开始了向西方学习的进程, 冲破了传统“华夷之辨”的保守观点, 迈出了中国近代化历程的第一步,客 观上也促进了西学在中国的传播和维 新变法思想的产生。本回答被提问者采纳
第2个回答  2014-10-20

 

追答

 

第3个回答  2019-05-18

联系:19世纪中期出现的思想都是

1、以封建体制为基础,不改动本质,只改动形式。

2、目的一致。吸取西方文化来补给中国封建统治的陋习。

3、向西方强国学习形式。

这是19世纪中期出现的思想:

1、中国出现“师夷长技以制 夷”的思想。

2、提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

3、提出“师夷长技以自强”等思想。

4、魏源的“师夷长技以制 夷”的思想,在维护清朝统治和学习西 方技艺上是一致的。

区别:
1、“中体西用”主要是向欧洲学习,主要是学习科技技术,例如船 、坚炮利、科学技术,在本质上没有触及封建制度,没有改变封建社会的本质,甚至是去维护旧的、传统的封建专制制度。

2、维新变法思想的理论基础是西方资产阶级的进化论、 天赋人权说和主权在民说,他们在理论上和本质上的核心都是以资本主义来代替封建主义。

3、“中体西用”的思想,属于统治阶级阶段的学习结果,在本质上是冲破了传统“华夷之辨”的保守观点,是当今时代迈出了中国近代化历程的第一步,在客观上也促进了西学在中国的传播和维 新变法思想的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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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个回答  2014-1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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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9世纪中期到19世纪末,学习西 方的思想主张之间的联系与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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