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霍妮被称为“新弗洛伊德主义”的代表人物之一，但她的观点与弗洛伊德有着显著的不同。
霍妮反对“幼年经验决定一生”的理念，对于当代精神分析中过度强调早年经历的做法持批判态度。她认为，经历本身固然重要，但精神分析更应立足个体当前的精神状况，重视当前问题的解决。
霍妮的观点与社会心理学一致。她同意弗洛伊德关于无意识冲动决定人的行为的论点，但坚决反对弗洛伊德把无意识的冲动理解成是性本能的冲动、用原始性欲发展阶段的进展来解释人格的形成的观念。她认为，人类的精神冲突与社会环境的联系密切，从根本上来源于与基本焦虑相关的心理冲突，而与性有关的异常心理只是其表现之一，并非所有的心理问题都与性有关。
当霍妮还是柏林精神分析研究所一名讲授正统理论的教师时，她开始反驳弗洛伊德关于阴茎羡妒、女性受虐狂和女性发展的学说，并试图用站在女性立场的观点去取代当时流行的以男性为中心的女性心理学观。虽然起初她尝试从内部去修正精神分析学说，最终她还是向这一学说的许多前提条件提出挑战，继而发展了她自己的理论。
霍妮有关女性心理学的论文彻底脱离了弗洛伊德“解剖构造即命运”的信条，强调文化因素是女性问题及其性别定位的重要诱因。霍妮认为女性的精神障碍是基于对男性阴茎的妒忌，但并非阴茎本身而是男性特权。霍妮采取阿尔弗雷德·阿德勒的观点，指出女性希望成为男性是因为希望拥有那些被我们的文化认为属于男性的特质或特权，比如力量、勇气、独立、成功、性自由及选择伴侣的权利，这些都是文化因素而非生物因素决定的。霍妮亦指出当男性发现自己没有怀孕生育的本能时，他们反而会产生妒忌及自卑，所以男性表现出的进取心，争取成功是对这种自卑感的补偿。尽管霍妮将她职业生涯的大部分时间投入了女性心理学的写作，她仍于 1935 年放弃该选题。因为她感到，文化在女性心理形成中的角色令她无法确认哪些心理为女性特有，哪些不是。
她指出：由于社会环境的复杂，当前不可能真正地区分女性和男性心理上的不同；心理学家的首要任务不应是探讨“女性本质”，而应推动整个人类人格的完善。从此之后，霍妮开始发展她认为中性、对两性同样适用的理论。
